東漢

劉秀是漢室後裔，延續“漢”的國號，建都洛陽， ^[2]  由於都城洛陽在西漢都城長安之東，故稱東漢。又西漢在前東漢在後，又稱後漢。 ^[1]  因皇帝姓劉，又有劉氏王朝之稱。 ^[190]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漢建新朝之後，先後頒佈“王田令”“私屬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圖緩解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觸動了大豪強與許多上層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對與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與盲目崇古。終適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災害不斷，終於在新莽天鳳年間爆發了綠林、赤眉起義。一時間，四方響應，天下大亂。終於使這場由封建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敗告終。

劉秀是漢高祖劉邦九世孫，父親劉欽曾任濟陽縣（今河南蘭考）、南頓縣縣令。 ^[18]  赤眉、綠林起義爆發後，新朝地皇三年（22年），劉秀與長兄劉縯為恢復劉姓統治，起事於舂陵，組成“舂陵軍”。 ^[19]  王莽地皇四年（23年），劉秀在昆陽之戰中一舉摧垮新莽大軍，標誌着新莽賴以維持統治的軍事力量消耗殆盡。同年綠林軍攻破許昌，王莽死於義軍之手，新覆滅。更始帝劉玄北都洛陽後，劉秀被派往河北地區鎮撫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強地主率宗族、賓客、子弟先後歸附，使他在河北站穩了腳。 ^[20-21]  此後，劉秀拒聽更始政權的號令。 ^[22]  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編了銅馬等部農民起義軍逐漸自立。不久，與更始政權徹底決裂。 ^[23]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軍擁立漢朝後裔劉盆子為帝，史稱建世帝。 ^[24]  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劉秀在鄗（今河北柏鄉縣）南千秋亭五成陌（今河北十五里鋪）即位稱帝，國號仍為“漢”，史稱漢世祖光武帝，改元建武。時關西號為銅馬帝。 ^[25] 

劉秀定都洛陽後，把南陽設為陪都，並開始東漢統一戰爭，先後消滅了盤踞關中、號稱百萬的赤眉軍，割據隴右稱王的隗囂與盤據西蜀的公孫述等大小數十個割據勢力。 ^[26-28]  經過十一年的東征西討，劉秀終於在36年掃滅了最後一個割據勢力成家帝公孫述。 ^[29]  自此，歷經新莽末年長達近十九年的紛爭混戰，中國再次歸於一統。 ^[190] 

劉秀鑑於西漢末期權臣干政、外戚篡國以及地方權重等歷史教訓，提高中央權威。首先致力於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防範功臣、宗室諸王及外戚專權。

劉秀以“柔道治國”為主理念，退功臣、進文吏，使得大多數開國將帥皆以列侯歸鄉享受優厚待遇，而不參與政治。當時功臣能夠參議大政的僅鄧禹、李通、賈復三人。這幾個人亦深知劉秀心跡，“並剽（消除）甲兵，敦儒學”，以避猜忌。 ^[30]  功臣勳貴雖封為侯，賜予優厚的爵祿，但劉秀禁止他們干預政事。劉秀對其他大臣更為警惕，時任大司徒者多遭打擊，如伏湛因事罷官，韓歆因剛直去位，又被逼自殺，歐陽歙、戴涉皆因罪下獄而死，史稱“自是大臣難居相任”。 ^[31-32]  劉秀對宗室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嚴。建武二十四年（48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 ^[33]  漢明帝即位後，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建武二年（26年），劉秀下令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劉秀一方面進一步抑奪三公職權，使全國政務都經尚書枱，最後總攬於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強監察制度，提高刺舉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部刺史的權限和地位。又令全國共並省400多個縣，吏職減省至十分之一。

劉秀還重視生產與人民生活的恢復與發展，開始着力發展生產、提高民生、恢復國力，劉秀還採取了不少措施來安定民生，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建武六年下詔恢復三十税一的舊制。東漢初年的封建租賦徭役負擔，比起西漢後期和戰爭期間有所減輕。他前後九次下詔釋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為庶人，使流民返回農村，促進生產。同時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興農業，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他統治的時期，遭戰亂破壞的生產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復，人口與墾田數目大大增加，史稱“光武中興”。 ^[34-35] 

東漢經“光武中興”，社會的經濟有了一定的恢復，文化進一步發展，太學林立，學術氣氛濃厚。東漢時期，各地豪強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農民，建立大型田莊，發展自給自足的田莊經濟，甚至擁有私人武裝力量，這一切都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光武帝死後，漢明帝即位。命竇固、耿秉征伐北匈奴。 ^[36]  漢軍進抵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佔據伊吾。 ^[37]  因此西域各國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復置西域都護府，遂“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 ^[38]  然而不久焉耆、龜茲復叛攻陷西域都護府，漢章帝即位後，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國而罷遣都護。 ^[39] 

永平十二年（69年），位於今雲南、緬甸北部一帶的哀牢國，舉國內附東漢，漢明帝以其地設永昌郡。 ^[40-42]  哀牢之地，東起哀牢山，西至緬北敏金山，南達今西雙版納南境，北抵喜馬拉雅山南麓，哀牢內附初步奠定了中國對雲南地區的統治範圍。

此外，隨着對外交往的正常發展，佛教已在西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明帝聽説西域有神，其名曰佛，於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書及沙門，並於洛陽建立中國第一座佛教廟宇白馬寺。 ^[43]  明帝之世，吏治比較清明，境內安定。加以多次下詔招撫流民，以郡國公田賜貧人、貸種食，並興修水利。史書記載當時民安其業，户口滋殖。 ^[44]  光武帝末年，全國在籍人口為2100多萬，至漢章帝末年人口已達4300多萬。 ^[45] 

明章二帝在位時期，秉承劉秀遺規，對外戚勳臣嚴加防範；屢下詔招撫流民，賑濟鰥寡孤獨和貧民前後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漢平帝以來河汴決壞；經營西域，再斷匈奴右臂，復置西域都護府和戊己校尉。 ^[46-49]  史載“天下安平，百姓殷富”，號稱“明章之治”。 ^[50-51]  漢章帝時期開任用外戚之先河。 ^[52] 

漢章帝死後，漢和帝劉肇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 ^[53]  竇太后倚仗親族，竇氏戚族開始專權。 ^[54]  永元四年，漢和帝聯合宦官掃滅竇氏戚族，親政後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曾多次下詔賑濟災民、減免賦税、安置流民、勿違農時、招納賢士，在法制上也主張寬刑，軍事外交上降服匈奴，並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諸國，致使東漢國力達到極盛，時人稱之為“永元之隆”。 ^{[55-64]  [6-7]}  元興元年（105年）的墾田數字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5325萬人。 ^[45] 

漢和帝去世後，和熹皇后鄧綏迎立漢殤帝即位，被尊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65]  延平元年（106年）八月，漢殤帝去世。 ^[66]  鄧太后定策迎立漢安帝，仍臨朝執政。 ^[67]  鄧太后以女君身份親政， ^[217]  “稱制終身，號令自出；焦心恤患，自強者唯國”。 ^[218]  當時天災嚴重，四夷外侵，盜賊內起。鄧太后每聞人飢，就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對外則重新徵服烏桓、鮮卑、南匈奴， ^[220]  剿滅海盜， ^[221]  最終使得天下復平，豐年如故，時人頌曰“興滅國，繼絕世”， ^[219]  蘇轍稱之為“和熹盛東漢”。 ^[222] 

建光元年（121年）鄧太后去世，漢安帝開始親政，便戮辱賢臣，使奸佞亂黨登上政治舞台，導致東漢呈現衰敗徵兆。 ^[218] 

漢安帝死後，劉懿為閻氏戚族擁立，即位二百餘日後就因病去世。 ^[68-69]  不久之後閻氏戚族就被宦官消滅。宦官擁立漢順帝，漢順帝對外戚繼續放任自流，結果導致梁氏戚族長達20多年的專權。梁冀更是達到了外戚權力的巔峯，漢衝帝、漢質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漢質帝因童言無忌而被毒殺，之後漢桓帝即位。 ^[70-71] 

159年，漢桓帝聯合宦官一起誅滅了梁氏。 ^[72]  漢桓帝將與他同謀的十三個宦官封侯，自是宦黨干政。宦官的腐敗比外戚更甚，導致士大夫不滿，士大夫與外戚聯合一同對抗宦官。 ^[73-75]  雙方鬥爭激烈，最終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東漢王朝自此江河日下，瀕於滅亡。漢靈帝繼位後比漢桓帝更信任宦官。 ^[76]  漢靈帝將朝政委任於宦官，使政局更為惡化。 ^[77]  黃巾起義爆發後，黨錮才被解除。 ^[78] 

184年，黃巾起義爆發，腐朽的朝廷根本無力平叛，在黃巾軍衝擊下，岌岌可危的東漢王朝決定飲鴆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備，雖成功鎮壓了黃巾起義，但卻使地方州郡長官擁兵自重。188年，劉焉謂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權輕，遂改部分刺史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軍政的長吏、太守的上級，州郡縣三級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設立和州刺史權力的提升，埋下了東漢末期軍閥割據的禍根。

189年，漢靈帝去世，漢少帝劉辯即位。 ^[79]  外戚何進官拜大將軍，掌控朝廷，志於剷除宦官勢力，但何太后反對，士大夫領袖袁紹提出建議，讓西北軍董卓進京，逼迫何太后答應。 ^[80-83]  何進同意了袁紹的建議。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為強，殺死何進。 ^[84]  當時在西園軍的袁紹聞訊，立即率軍攻入皇宮，對宦官進行屠殺。 ^[85]  宦官張讓挾持漢少帝逃走，追兵到，張讓自殺身亡。董卓率軍抵達洛陽，外戚和宦官的勢力同歸於盡，導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86] 

董卓為了樹立威望，廢掉了漢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為皇帝，即漢獻帝。 ^[87]  190年漢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殺害。董卓挾獻帝遷都長安， ^[88-89]  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諸侯勢力的不滿，紛紛以討董為名起兵並推舉袁紹為盟主，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 ^[90]  但關東軍內訌、盟軍決裂導致失敗告終。初平元年（190年）又起董卓之亂，自此朝廷大權旁落，揭開了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序幕。 ^{[91]  [91-92]  [93]}  與此同時，各地的地方軍閥紛紛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實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蕩然無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將呂布，合作謀殺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亂結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將李傕、郭汜捲土重來，王允被殺，東漢朝廷再度失控。195年，李傕、郭汜發生內鬥，漢獻帝劉協和羣臣逃到洛陽，但漢獻帝陷入窘迫的處境。 ^[94-96]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則挾持漢獻帝遷都許昌，之後曹操逐漸掌握朝廷權力。 ^[97]  220年，曹丕篡漢，定都洛陽，改國號為“魏”，史稱“曹魏”，東漢滅亡，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三國時期。 ^[98] 

東漢行政區劃詳圖(14張)

西漢漢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將真番郡、臨屯郡併入樂浪郡、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棄嶺東地。 ^[99-100]  因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放棄珠崖郡、儋耳郡而失去對海南的統治。 ^[101]  交州的日南郡象林縣於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據獨立。 ^[102-103]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內附並被安置於河套，又於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匈奴中郎將監護南匈奴降部。 ^[104-105]  建武二十五年（49年）烏桓率眾內屬，內遷於北部諸郡之北，又置烏桓校尉監護烏桓併兼領鮮卑。 ^[106-107]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西南得以擴充至大盈江一帶。至漢和帝永元六年（94年）徹底平定西域，西境抵海濱。 ^{[64]  [109]  [108]  [110]} 

東漢的地方官制與西漢相比較，在郡、縣兩級是基本相同的，不過郡的重要性和權力較西漢下降很多。在州一級，則有根本性的差異，東漢的州已經演變成為一級地方，凌駕於郡之上。至此，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區劃由郡縣制轉變為州、郡、縣三級制，一直延續到隋朝“廢郡”為止。 ^[111] 

東漢將京師洛陽之外的地區劃分為十二個州，各遣刺史一人為長官。另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七郡為司隸校尉轄區，稱司隸部。司隸校尉是京官，本職為監察在京百官諸不法事。東漢時，每每退罷三公均由司隸校尉糾劾所致，所以司隸校尉號為“雄職”。皇帝召集朝會的時候，司隸校尉與御史中丞、尚書令三人有單獨的席位，稱“三獨坐”。司隸校尉秩比二千石，屬官有從事、假佐等，另統領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隸組成的武裝警察部隊，司隸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111] 

諸州沿西漢漢成帝制度，設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東漢刺史有固定的駐地和官署，糾劾所部太守縣令不必如西漢制度上三公按驗，可以直接罷免之。改州牧後，兼領軍政，位高權重，有點類似於唐朝的節度使，而管轄地域的廣闊，又不是節度使所可以相比的。與西漢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國，刺探政情，年終回京復奏。不過東漢的刺史不必親自回京，而是派遣屬吏向司徒府報送文書而已。 ^[111] 

東漢共設郡國一百零五：王國二十七，司隸部屬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隸部所轄七郡外，王國與列郡均分隸諸州，其中豫州領郡國六，冀州領九，兗州領八，徐州領五，幷州領九，幽州領十一，青州領六，荊州領七，揚州領六，益州、涼州各領十二，交趾領九郡。 ^[111] 

東漢制度，皇子封王，以郡為國。每國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職如漢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務；相有長史一人，職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職如郡都尉，是主管軍政、緝捕盜賊的軍官。 ^[111]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職務和漢朝的郎中令相類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僕一人，秩千石，負責王府的車馬訓練與駕馭；治書數人，秩六百石，職如尚書；謁者數人，秩四百石，職務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禮樂長、衞士長、醫工長、永蒼長、祠祀長等，秩皆比四百石。 ^[111]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師所在，長官稱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負責民政事務；邊郡另置長史一人，秩六百石，負責軍政事務。長史之下有司馬一人，負責具體軍事指揮。東漢內地不設郡都尉，以太守領兵。邊郡置都尉或屬國都尉領軍並轄縣，地位略與內地較小的郡相仿。如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屬國都尉、上郡屬國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遼東西部都尉；漢安帝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111] 

東漢的縣級地方建制與西漢相同。列侯以縣為封地則稱侯國，侯國置相一人，相當於縣令或縣長（以侯國大小為異），相不隸屬於列侯，但負責為列侯徵收租税。封國户數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滿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東漢的侯另有鄉侯、亭侯，所封之地各為一鄉、一亭，這樣的封地轄於所在縣，與鄉、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稱邑，置令、長，邑的體制與侯國相當。少數民族聚居地設道，隸屬於郡，多設於巴、蜀等西南地區，以少數民族部落首領為道的長官。萬户以上的縣置縣令一人，秩千石；縣丞一人，掌民政、文書、倉庫；縣尉二人，掌治安。萬户以下的縣置縣長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縣丞、縣尉各一人。東漢諸縣出產鹽的，置鹽官，負責管理鹽場、鹽礦，徵收鹽税。出產鐵的縣置鐵官，負責冶煉、鑄造。在手工業發達的縣置工官，負責管理工匠、徵收工商税賦。在水產發達的縣置水官，負責管理漁場、徵收税賦。以上這些官吏不隸屬於郡縣，均隸屬於少府，屬於派出機關。東漢在縣以下的官制與西漢無異，具體可以參見西漢官制。 ^[111] 

東漢的中央政府組成沿用西漢官制，以三公九卿為基本架構。但是實際政治權力已經完全轉移到尚書枱。東漢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錄尚書事，總領政務。東漢不設丞相（東漢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為一級地方長官，地方軍隊的職權也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御史台體制貶損，成為少府屬官。侍中從西漢的加官轉為正式職務，設侍中寺作為侍中的正式官署，隸屬少府。 ^[111] 

與西漢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上公不同，東漢唯以太傅為上公，無太師、太保。漢獻帝末期，曹操遷都許昌，自任太師，位在太傅上。這是權臣擅權所為，死後即廢。據《漢官》記載，太傅所屬官吏有：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各二十二人。長史為太傅府羣吏之長，掌章奏、顧問。掾屬是比較高級的屬吏，分曹辦事。令史、御屬是比較低級的吏員，辦理文書、車馬等瑣事。 ^[112] 

東漢在遵循西漢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更加適合於自身的政治制度。與西漢相比，東漢官制的最大特點就是：“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權利的削弱，代之而來的是“尚書枱”和六曹機構權利的大大加強，這就是後來“三省六部制”的雛形。 ^[113] 

在加強封建中央集權方面，劉秀進行了一系列措施。東漢中央政府的官員分省官、宮官、外官三大系統。內官、外朝的區分古已有之，而在宮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區域稱省中（亦稱“禁中”），因此內宮官員中又有宮官與省官的區分。在皇帝身邊執役、照顧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隸屬黃門令管轄。省內的禁衞工作亦由宦官但任。 ^[114] 

劉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

大司徒，負責人民教化，掌禮儀諸事，與太尉、司空共同討論皇帝交議的國政，定議後會銜上奏。

大司空，負責水利工程、城防建築、宮室營建等事務，與太尉、司徒共同討論皇帝交議的國政，定議後會銜上奏。 ^[115] 

大司馬，負責全國軍官的考核，每歲末，評定等次，上奏皇帝，作為軍官升遷、降調的依據。 ^{[111]  [116]  [117]} 

東漢一朝，由於講求經術，太子宮臣中以太傅為首。太傅藉此向太子灌輸自己的政治理念。 ^[118]  太子即位後，往往以太傅錄尚書事，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歷史上，趙熹、鄧彪、張禹、馮石、馮魴、桓焉、趙浚均以太傅錄尚書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 ^[118]  漢靈帝時，以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後來陳蕃被處死，以胡廣繼任，這是唯一的例外。 ^[114]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品級最高，名義上的職責是輔導皇帝主持國家政務；三公之上還有太傅，其職責輔導皇帝，但不常設。東漢的實際政務都同屬尚書枱，因此，三公、太傅如沒有“錄尚書事”的頭銜，就是沒有實權的虛職。三公的屬官有長史一名，掾屬、令史、御屬各二、三十名。其中，長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屬是分管具體事務的部門負責人（掾是正職，屬是副職），除長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屬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東漢以三公領九卿的制度，太尉領太常、衞尉、光祿勳三卿。太尉府屬吏有：長史一人，秩千石，總管各曹事務。各曹掾、史、屬共二十四人。在諸曹中，西曹負責太尉府官吏的任免；東曹負責二千石的遷調；户曹負責户籍、祭祀、農桑；奏曹負責奏議；辭曹負責審理案件，接受上訴；法曹負責驛站事務；尉曹負責士卒和囚犯的徵調、運輸事務；賊曹負責緝拿盜賊；決曹負責裁決刑法；兵曹負責軍事事務；金曹負責貨幣與鹽鐵事務；倉曹負責國家倉庫事務。此外，還有黃閣，主簿，是閣下諸吏的長官。另有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閣下令史負責太尉的儀仗執事；記室令史負責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種文書的管理；門令史負責太尉府門衞。其他令史分隸諸曹，辦理文書事務。從東漢太尉府諸曹的設置以及職掌來看，太尉的管轄範圍似乎非常廣，但那都是名義上的東西，太尉諸曹所領事務，或受制於尚書枱，或僅僅為文牘往來，本身並沒有可否之權，而且太尉對本府諸曹事務並沒有實際節制的權力。 ^[119] 

九卿是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他們各自分管的政務是：太常掌典禮，光祿勳、衞尉掌宮省禁衞，太僕掌皇帝車馬，廷尉掌司法，大鴻臚掌接待諸侯與少數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務，大司農掌國家財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飾。九卿各官的長官是卿，副職為丞；其下分設各官管理具體事務，大體以令為正職，丞為副職。

與西漢不同的是，東漢九卿分隸屬三公。太常、光祿勳、衞尉三卿屬太尉；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屬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屬司空。東漢九卿均於官稱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除此之外，東漢九卿與西漢不同者還有：一、光祿勳除西漢的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之外，增置東中郎將、北中郎將、西中郎將、南中郎將。二、少府尚書改稱尚書枱，由西漢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為六曹：改常侍曹為吏曹，增三公曹，將主客曹分為南主客曹與北主客曹。尚書枱增設左右丞二人，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諸曹各三人，事務繁劇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書枱組織較西漢尚書要重要、龐大的多。 ^[119] 

與九卿級別相當的外官（亦稱“列卿”）還有執金吾、將作大匠、大長秋等。其中，執金吾負責宮廷之外、都城之內的治安，都城門另有城門校尉負責守衞；將作大匠負責宗廟殿堂、宮室陵園等土木工程，其副手為丞，下屬的部門負責亦以令為正職，丞為副職；大長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質與就卿中的少府類似，由宦者擔當。

皇位繼承人太子正式確立之後，有專門隸屬太子的東管宮。其設官大體與政府類似，但分級沒有後者細密，東宮官職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111] 

尚書枱是皇帝的秘書機關，其官署設在宮廷之內、禁省之外。主要執掌是管理章奏文書、起草詔令，但實際上政務都由尚書枱代表君主執掌，權力極大。尚書枱設長官（令）一人、副長官（僕射）一人，下設尚書六人分十八人。溝通尚書枱與皇帝聯繫的官員有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黃門侍郎則由宦者承擔。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黃門侍郎則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雖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級別最高、中常侍次之，但與君主的親密程度，則以中常侍為最。宮內省外的禁衞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祿勳與衞尉負責，光祿勳偏於內，衞尉偏於外。光祿勳下屬五官、左、右、虎賁、羽林等五名郎將，中郎將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祿勳的禁衞力量是郎官，衞尉的禁衞力量是武裝衞士，所以，衞尉在宮衞事務中的地位相當重要。

加強監察制度 在中央置兩套監察機構：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隸校尉。御史台，西漢時是御史大夫下屬部門，東漢初改為主管監察的機構。以御史中丞為長。下有治書侍御史2人，掌解釋法律條文；侍御史15人，掌察舉官吏違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見皇帝或國家舉行祭天、祀廟和其他大慶大典時，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監察威儀。御史中丞的權力僅次於尚書令，司隸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設從事史12人，管察舉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轄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弘農七郡事務。司隸校尉權力很大，“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朝會時，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設專席入座，號曰“三獨坐”。 ^[191] 

東漢在地方上設12州部（除司隸校尉轄區外），每州設刺史1人，從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屬郡縣，考察地方官政績，檢視刑獄情況，年終奏於皇帝。刺史處理地方政務，不通過三公，可直接上報皇帝，使地方郡縣直接處在皇場的監控之下。 ^[190] 

參見：察舉、徵辟

察舉和徵辟是東漢選拔官吏的制度。所謂察舉，是地方州郡以“賢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薦上去，經過考核，任以官職。所謂徵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徵召某人當官。

在名義上，被察舉和徵辟的人，必須有“高才重名”，為鄉黨輿論所推崇。因之，為了爭取被察舉和徵辟，當時的士大夫頗注意修飾自己的品行，以激揚聲名，抬高身價。有的人更是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以便博取高官厚祿。在察舉和徵辟時，賄賂請託，特權橫行，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選舉乖實”的狀況，甚至連最高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漢明帝剛即位就説：“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就是在這種腐朽的選舉制度下，豪強地主盤根錯節地控制着各級政權部門，封建的等級關係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為官”的豪門閥閲、“儒學世家”開始形成。 ^[121]  如鄧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將軍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長官48人，其餘官職不可勝數。弘農楊氏、汝南袁氏併為四世三公之名門。這些世家大族，以後就發展成為門閥士族。

劉秀稱帝后，對軍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改本的發眼點，在於集軍權於中央。建武六年（30年），劉秀下詔銷國都期的建制，其兵權歸由郡國守，相激便，第二年，又取消了各郡國的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四種常備軍，從此、地方軍隊大大被少，維護地方治安，失去了作戰能力。 ^[190] 

在軍事方面，相當三公的中央高級官員有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衞將軍，相當九卿的有前、後、左、右將軍，均不常設。以上將軍均開府，府屬有長史、司馬各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御屬三十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職掌參謀，均由朝廷任命。將軍直接領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別設校尉、司馬、軍侯、屯長等統兵官。

東漢中期以後，太后臨朝稱制，外戚以大將軍執政，與太傅三公合稱為五府。另有所謂雜號將軍，臨事設置，事畢即撤。唯度遼將軍因南匈奴所部時有內亂，自永平八年（65年）後常設。漢靈帝設西園八校尉，統率首都洛陽駐防軍隊，以宦官主之，這是後世宦官領兵的開端。

東漢常備軍由中央與地方軍（郡國兵）組成，劉秀還大力加強中央的軍隊。中央軍中，京師衞戍部隊由城門校尉統領，野戰部隊（北軍）由北軍中侯統領。中央的軍隊主有四支，兩支在首都，為南軍和北軍，分別負責保衞皇帝和警衞京師。另外兩支駐守地方：黎陽營和雍營。黎陽營合龠、具、並三州房騎而成，駐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守衞黃河以北，為首都洛陽北面的屏障。雍營駐雍（今陝西鳳翔南），守衞三輔（左馮館、右扶風、京兆尹，為西漢皇陵所在地），亦為洛陽西面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沿邊地區有邊防軍，也是中央軍隊的一部分。 ^[190] 

北軍下轄五個兵種的部，番號分別為屯騎（騎兵）、越騎（特種兵）、步兵、長水（水軍）、射聲（弓箭）。長官為校尉，副職司馬。全軍總數約五千人不到。北軍平時駐屯在京城掌管君主宿衞、助理首都治安，發生戰事就成為組建出徵部隊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國兵經東漢初期多次裁撤、削減，只剩下邊郡與內地關隘的少數駐軍。遇有戰亂，都是臨時募兵或抽調京師北軍出戰。

東漢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操作靈活，便於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挽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製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製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曲柄鋤，是便於剷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製鈎鐮，全長35釐米，是專用於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194]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採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説明農產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東漢杜詩水排(5張)

在各地發現的東漢墓葬裏，經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組合的模型，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還在出口處安置閘門。漢靈帝時，宦官畢嵐總結勞動人民的實踐經驗，創作翻車和渴烏，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122] 

東漢時期，不僅修復和擴建了許多已堙廢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西漢時堙廢。東漢初，鄧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復，可以灌溉幾千頃良田。後來又不斷加以擴建。漢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那裏修治渠道，開墾良田三萬多頃。又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會稽的鏡湖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灌溉工程。 ^[123] 

東漢前期，各地還開鑿了許多灌溉渠道，三輔、河內、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區還開闢了很多稻田。黃河的治理，更是當時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紀初，黃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區決堤，河道南移，改從千乘（山東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氾濫成災，淹沒了幾十個縣。漢明帝時，在著名水利專家王景、王吳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儀渠，並從滎陽（今河南鄭州滎陽市）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間修渠築堤，從而使河、汴分流。黃河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沖刷沙土，通流入海。經過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終於戰勝了黃河水患。此後八百年間，黃河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194] 

東漢時牛耕技術受到了普遍的重視，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內蒙古和林格爾新店子鄉東漢墓中的農牧壁畫。陝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內蒙古、陝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麼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闢。在西漢後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174] 

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都佔有大量土地，通常又採取田莊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田莊中，有農、林、牧、漁各業，還從事某些手工業的生產或進行一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具有極強的自給自足性質。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營的田莊，其中有數里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餘頃。在這個田莊中，廬舍樓閣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可見其規模很大，具有多種經營的特點。 ^[126]  另外，樊宏還“好貨殖”，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在四川發現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莊的同樣情景。 ^[127] 

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對地主田莊的經營情況記載道：田莊裏種植着小麥、大麥、春麥、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糧食作物，胡麻、牡麻、藍靛等經濟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製作各種醬、酒、醋及飴糖等食物；又種植藥用植物，以配藥品。在這種大田莊裏，還種植各種林木以及果樹，飼養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產方面，自己養蠶，紡織各種麻布和絲織物，製作衣、鞋，製造農具和兵器等。此外，田莊中也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買賣。可見，在地主田莊裏，各類生活資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 ^{[123]  [128]} 

《四民月令》中還記述了地主田莊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莊的農業經營，十分注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採用不同的種植密度。並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東漢時期墾田數增加到 7320170餘頃，幾乎趕上了西漢極盛時的數字。如果加上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和依附農民，東漢的人口和墾田數會更多。這反映了東漢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 ^[193] 

東漢環首刀(6張)

由於東漢鐵製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時期的陪都南陽為全國最大的冶鐵中心，其中南陽官員、發明家杜詩發明了水排（鼓風爐），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排的極大提高了冶鐵質量和效率，是東漢冶鐵技術的重大創新，也是世界冶鐵史和機械史上的偉大發明，約早於歐洲一千多年。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疊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温縣發現的一座烘範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疊鑄泥範。把若干個泥範疊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疊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疊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製用具已普遍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

鐵製兵器開始逐步取代青銅兵器是在西漢中期以後，當時出現了一種新的冶煉鋼鐵技術——“百鍊鋼”。 ^[124]  所謂“百鍊鋼”，就是將塊鍊鐵反覆加熱摺疊鍛打，使鋼的組織緻密、成份均勻，雜質減少，從而提高鋼的質量。用這種技術製造的刀劍——“環首刀”，刀柄端帶有金屬圓環以利操控，刃直刀長，剛硬鋒利，質量上完全無可挑剔，輕易的壓倒了青銅劍，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殺傷力最強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非凡意義的一種兵器。 ^[125] 

西漢孕育的環首刀和百鍊鋼技術在東漢時期得到成熟和普及，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東漢時期由於冶鐵技術和效率的進步，對鋼刀的煉製鍛打次數已可有西漢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東臨沂蒼山地區出土一把東漢的環首刀，刀身上還刻有隸書銘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孫”。“卅湅”就是三十煉，也就是這把刀曾經使用“百鍊鋼”技術將鋼材折迭鍛打達三十次之多，而在這把刀的刃部還發現有經過“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這種先進武器和漢帝國強大國力的支持下，東漢軍隊徹底消滅北匈奴，南匈奴內附被完全漢化。最終這部分西遷的北匈奴後裔輾轉來到歐洲，被稱作匈人，將暮年的西羅馬帝國攪得天翻地覆。

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鄭州鞏義市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製成的煤餅，説明煤已被用來鍊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鹽。 ^[193] 

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製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脱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有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137] 

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複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平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顏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193] 

漆器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產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 ^[193] 

瓷器燒製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青瓷。 ^[193] 

鐵工具的普遍推廣和牛耕技術的提高，增強了人們向自然界鬥爭的能力，特別是它使江南河網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加上當時各種社會原因，東漢時期的經濟區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東漢以前，中國經濟的先進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別是包括關中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當時的人口分佈，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到了東漢後期，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地區人口減少，出現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人口在急劇上升。

隨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區的開發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統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髮展，成為新的經濟發達區域。不過，東漢時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因之，黃河流域仍是當時的經濟、政治中心。

由於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如西漢時，都城附近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一帶，地處關中地區，人口特別稠密，共有240多萬。到東漢時，關中戰亂頻仍，殘破不堪，人口鋭減至50餘萬。兗州也由780多萬減至400萬左右。相反，南方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揚州人口從320多萬增到430多萬；荊州人口從350多萬增到620多萬；益州人口也從470多萬增到720多萬。 ^[123] 

東漢初，全國在籍人口有2100餘萬，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萬，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萬，和帝末年（105年）達到5300多萬。 ^[193]  東漢官方户口統計的峯值在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 ^[129]  ，現代學者考慮到當時被豪強地主霸佔或蔭庇的大批徒附、宗族、賓客、部曲、奴僕等人羣以及遷居漢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納入户口統計 ^[130]  ，故認為東漢人口峯值達6500萬 ^{[17]  [131]}  。

為了培養精通儒術的統治人才，光武帝開國之始就重視教育事業。建武五年（29年），在洛陽建立太學。光武帝親到學支持鼓勵，人太學者甚多，一時形成“諸生橫巷”的盛況。明帝時，又擴充太學，太學生達3萬多人。另外，各郡國也都興辦學校。一些大儒也收徒授業，學生成千上百。東漢教育的發達班固贊為：“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培養了大批封建鐵治人才，擴大了官僚隊伍的基礎。 ^[192] 

在發展東漢的教育方面，鄧綏、梁妠兩位太后做了大量工作，鄧綏讓近臣、宮女、貴族子弟都受教育，這種無論男女、富貧、貴賤，都令之受教育的思想可以稱得上開明、先進了。梁妠厚禮聘請著名的儒者出山到太學授業，她們利用各種渠道來發展東漢的教育事業，這一貢獻確實是卓著的。 ^[204] 

鄧太后還創辦了男女同校學堂。元初六年（119年），她徵召五歲以上的親王和鄧氏的男、女共七十多人，到專門開設的學館中學習經書。 ^[205]  鄧太后為皇室和鄧氏近親的子女開辦的學堂，可以説是把女子家庭教育上升為學堂教育。這樣開拓性的教育理念，在當時可稱得上一大創舉。 ^[206] 

西漢末年，從董仲舒開始的神學化的儒學思想繼續發展，讖緯迷信開始廣泛流傳劉秀當初為了稱帝，就用符瑞圖讖來證明他當皇帝是“天命”所歸，是神的意志。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後，對讖緯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讖緯作根據；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也以讖緯來“決定嫌疑”；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都以讖緯為指歸。

直到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著成《論衡》一書， ^[202]  提出無神論，構建了相對系統的無神論思想體系，試圖喚醒當時的百姓，打破人們對讖緯神學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導人們迴歸現實，以促進社會生活的正常化。 ^[203] 

和熹鄧皇后更是反對巫蠱迷信，一臨朝即詔今罷除一切濫設的祠堂，指出“鬼神難徵，淫祀無福”，身體有恙也不求鬼神，“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太后聞之即譴怒”。國家有難，也振災自救，不求鬼神：“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辰子之半”。這些破除迷信的舉動對當時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04] 

東漢大興儒學，太學林立，學術氣氛濃厚，故而東漢在中國歷史上的科技和文化發展中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此外，被稱為文宗字祖的許慎所著的《説文解字》成為了漢字學的開山鼻祖，故後人研究漢字必先讀《説文解字》。 ^[144] 

《古詩十九首》是一組東漢晚期五言古詩的統稱，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撰《文選》時，把這些詩選在一起，題為《古詩十九首》。每首詩都是以詩的首句為題目。詩的內容分為兩類，一類是抒發失意憂傷的苦悶，一類是抒發久別親人的憂思。《古詩十九首》都是五言抒情詩，在藝術上有樂府民歌樸素自然的優點，表現手法細膩，語言精煉，結構嚴謹，標誌着中國文人五言詩的成熟。 ^[200] 

《説文解字》於永元十二年（100年）許慎撰，上説先秦之文，下解秦漢之字。全書14篇，分540部，收錄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説133441字。這是中國第一部字典，首創部首之例，將9000多字分別統攝於540部，第一次對中國文字進行大分類。以“六書”作為整理文字的條例，對每個字的形、聲、義加以説明，在中國文字學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研究先秦兩漢的語言文字、音韻訓詁、文物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200] 

東漢時期最重要的歷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漢書》。《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於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 ^[144] 

《東觀漢記》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的紀傳體本朝更書，參加撰述的史家可考者近20人，歷時一百多年，因最後的編撰者蔡邕被王允殺害，而沒有最後完書。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共有143卷，記事起於光武帝劉秀，迄靈帝劉宏。該書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很流行，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因承朝廷授意，書中充滿對皇帝的溢美之辭和大量的祥瑞、災異、圖讖的記載。 ^[200]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迄今尚不明確，但至遲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已成公論。 ^[185]  根據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因明帝劉莊夜夢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愔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馬馱回了許多佛像和佛經，並帶回了兩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攝摩騰，竺法蘭。 ^[43]  漢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樣修建寺院供兩位高僧居住，並將寺院取名為“白馬寺”，以銘記白馬馱經之功。後來兩位高僧將《四十二章》經譯成中文。佛教自傳入始，就得到了最高統治階層的青睞，從楚王劉英、漢明帝到桓帝，都是好佛者。這對於擴大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必然會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186]  桓帝之後，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 ^[187] 

安世高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靈帝建寧四年（171年）的二十餘年間，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百六十品經》等。所譯經典以關於禪法的典籍為主，間及阿毗曇學。支讖於桓帝末年來到洛陽，在靈帝時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等。和安世高、支讖兩大譯師同時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詳等人，也都各有傳譯。除西域譯人之外，漢土沙門嚴佛調也是傑出的參與譯事的人。

在佛教的影響下，方士把陰陽五行、服食煉養、導引行氣、辟穀延年、神仙長生、鬼神祭祀、圖讖符籙、巫術迷信等互相雜糅，並同《老子》牽合，構成原始道教。 ^[181]  《太平經》是道教的第一部經典，出現於漢順帝時。 ^[180]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創立太平道，以跪拜首過、符水治病作為傳教手段。聲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發動黃巾起義。 ^[183] 

五斗米道的教義與太平道相似，創始人是沛人張陵。順帝時張陵作道書。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稱五斗米道，時人稱為米賊。 ^[179]  東漢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動，根據地在漢中。張陵死後，其子張衡傳其道，張衡死，其子張魯又繼之。張魯以《老子》為五斗米道主要經典，併為之作注，名曰《老子想爾注》。 ^[182]  漢文化中的道家學説、陰陽五行、神仙方術，與西南少數民族信仰有機融合，形成了中國本土宗教道教。 ^[175]  在漢晉的歷史文獻中，多稱張陵之道教為“鬼道”，稱其道徒名為“鬼卒”。 ^[176]  張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淵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 ^[177]  一説五斗米道真正創始人是張修，張魯殺張修奪取教權後託名張陵創教。 ^[184] 

道教受到傳入中國的佛教的影響。因此他們也懺悔罪惡，勸人行善，或者舉辦公益事業——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捨（dāna）的行為。另外一些項目則有戒除飲酒，或者只飲適度的酒。關於老子“變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化身”（nirmāna-kāya）啓發而來。 ^[178]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張衡不僅對天文學作出了重要的建樹，而且富有文學才能，亦是東漢著名的畫家之一。 ^[195] 

在漢代，皇帝的宮殿、貴族的邸第、官僚的府舍和地主的住宅，多用壁畫裝飾。東漢一代特別重視禮儀教化，曾於宮室中畫大量古代聖帶賢后的圖像。水平中，在南宮雲台畫鄧禹等二十八功臣像；桓帝立老子廟於青縣，畫孔子像於壁。靈帝光和元年（178年），置鴻都門學，其中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地方郡守郡尉府舍中和陵墓中都繪有壁畫。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陵墓繪畫，如畫家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像居主位，皆為讚頌。鄉廟也繪壁畫，如延篤於元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繪畫的發展，湧現了張衡、蔡邕、劉旦、楊魯、趙岐、劉褒等有名的畫家。張衡圖駭神，蔡邕圖烈女，劉旦、楊魯圖聖賢，趙岐畫墓闕，皆傳神人妙。劉褒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冷，可見繪畫技巧之絕。 ^[200] 

隨着繪畫的發展，東漢的石刻也繁盛一時，著名的有山東嘉祥縣的武梁祠石刻、肥城縣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縣的東漢墓石刻等。內容有攻伐、出遊、狩獵、樂舞、宴會、庖廚、神怪等，十分豐富。東漢的石刻，線條流暢，刀法嫺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200] 

東漢造紙業取得了極大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後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改進，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於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 ^[135]  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後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中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脱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 ^[136] 

東漢時期，是中國傳統醫學創立的重要時期。南陽人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中醫史上的不朽之著 ^[141]  ，成為中醫學的主要奠基人。被稱為“醫方之祖”。 ^[142-143]  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在醫學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創造的“五禽戲”是中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 ^[139-140] 

自然科學方面，以南陽“科聖”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仍被廣泛使用。 ^[138]  尤其是地動儀，直到一千七百多年之後，歐洲才發明了類似的儀器。他在天文學鉅著《靈憲》中對月食成因的解釋，使他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科學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 ^[138]  。

《九章算術》此書約成於東漢初年，是中國算經十書中最重要的著作。全書分為九章：方田（分數四則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積法）；粟米（糧食交易的計算方法）；衰（cul）分（比例的算法）；少廣（開平方和開立方法）；商功（立體形求體積方法）；均衡（管理糧食運輸均勻負擔的計算法）；盈不足（盈虧類算術的解法）；方程（一次方程的解法和正負術），勾股（勾股定理的應用和簡單的測量解法）。其中負數、分數計算和聯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創造性的成就。該書現已被譯成多種文字。 ^[195] 

《四民月令》該書仿《禮記·月令》體例，逐月記述士農工商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禾、麥、黍、麻、豆的種植；蠶桑、蔬果、樹木的經營；家畜飼養以及祭祀、社交、教育、貿易、飲食、醫藥等方面化生活狀況。各種器物的製作和保管，反映了東漢時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狀況。 ^[196] 

東漢時期對外交流頻繁，著名者有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長駐了三十多年，先後擊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諸國，不但令西域諸國一一歸順漢朝，並開拓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期間他還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國，雖未有成功，但足跡已達波斯灣諸國。另外，東漢在91年滅北匈奴。南匈奴內附漢朝。216年，南匈奴最後一個呼廚泉單于去鄴城拜見曹操，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匈奴汗國不復存在，困擾漢朝數百年的北方外患終告一段落。 ^{[144]  [145]} 

東漢滅北匈奴之戰與北匈奴西遷圖(3張)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貴族之間爆發了爭立單于的鬥爭，互相猜忌，出現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連年旱蝗，“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為南北兩部。 ^[146]  劉秀接受了南匈奴的歸附，令其入居雲中，東漢政府每年供給南匈奴一定數量的糧食、牛馬及絲帛等物資。南單于則遣侍子入朝，分置諸部於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西河等緣邊八郡，協助東漢防禦北匈奴的侵擾。

南匈奴歸附東漢王朝後，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勢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戰中，數次被南匈奴擊敗。永平十六年（73年），東漢王朝大舉反擊，竇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軍事勝利，往北追至蒲類海（新疆巴里坤湖），並留屯於伊吾盧城（新疆哈密）。 ^[148-149] 

到漢章帝時，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後有數十萬口入塞投降。永元元年（89年），竇憲、耿秉等率領漢軍會合南匈奴大舉北進，與北單于交戰，連戰皆捷，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 ^{[147]  [150]}  在以後的二年內，北匈奴不斷失敗，向西遷移，之後北匈奴的一部分越過中亞、西亞遷往歐洲。 ^[151] 

新莽時，匈奴控制了西域。建武五年（29年），竇融承製立康為西域大都尉，統屬西域55國。以後，莎車、鄯善、車師、焉耆等國先後遣使朝貢，請中央在西域設置都護。但劉秀因中原初定，無力經營西域，遂送還侍子。此後，西域呈現混亂狀態，大部分政權皆役屬於匈奴。

73年，班超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率領部下襲殺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為之震服。以後，他又使于闐歸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廢掉北匈奴所立的龜茲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願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經過班超的堅決鬥爭，北匈奴的勢力在南道逐一被肅清，使南道諸國擺脱了北匈奴的統治。

班超在西域的活動，為增進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誼，加強中原與西域地區政治、經濟的聯繫，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立下了歷史功勳。班超出使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它符合漢族人民要求恢復與西域的關係的願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擺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強與漢族人民的歷史聯繫的意願。

46年，匈奴內部發生分裂，烏桓各部乘機擺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歸附東漢後，烏桓也向東漢政府表示臣服。 ^[152]  劉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長八十餘人為侯王君長，使其居住於幽、並二州緣邊十郡境內，招募烏桓族人內附，在上谷郡寧縣（河北宣化縣西北）設護烏桓校尉，監領烏桓各部。 ^[107]  東漢王朝歲給烏桓人衣食，利用他們善於騎射的特點，讓他們助守邊防。烏桓各部世代為東漢守邊，實際上成了一支世襲的僱傭軍隊，直到魏晉時期，烏桓鐵騎仍名聞天下。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鮮卑侵犯邊境，東漢大破之，鮮卑震怖。49年東漢以偏何為鮮卑大都護，使鮮卑連年出擊北匈奴， ^[214]  建武三十年（54年），鮮卑諸部接受了東漢中央的封號，也受護烏桓校尉監護。永平元年鮮卑各個部落大人皆來歸附東漢，明章二帝時期一直為東漢保衞邊塞。 ^[153]  91年北匈奴被迫西遷，鮮卑佔據匈奴故地， ^[154]  95年漢和帝冊立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為率眾王， ^[215]  同時設丞輔佐，視作漢之郡縣。 ^[216] 

然而鮮卑與散居在原地的十餘萬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勢力逐漸強盛起來， ^[154]  後來鮮卑族擺脱了對東漢王朝的依附，併成為東漢中後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脅力量。

東漢初，劉秀在削平隴西割據勢力後，復置護羌校尉，管理羌族諸部落，並陸續遷羌族於隴西、天水、扶風諸郡（甘肅東部、陝西西部一帶）。 ^[155]  58年，竇固等攻破青海境內未臣服的燒當諸部後，又把他們遷徙至關中一帶。 ^[156]  為了隔斷徙居內地的羌族諸部與青海境內未臣服羌族的聯繫，防止他們聯合反抗，東漢政府在今青海西寧、樂都一帶建立屯田區，長期駐軍屯墾。從漢安帝時起，羌族人民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起義，前後延續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鬥爭和各地的農民起義相呼應，給予東漢王朝以致命的打擊。由於長期的殘酷戰爭，使整個西北地區殘破不堪，社會生產遭到巨大的破壞。 ^[157] 

在西漢和新莽末年的社會大動盪中，大量漢人為躲避戰亂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區，與當地人民錯居雜處。 ^[158]  東漢建立後，當地郡縣為了重新控制這些流亡人口，也與當地人民發生了衝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當地人叛亂，攻擊當地郡縣，光武帝派劉尚率萬餘軍隊前往平叛，結果全軍覆沒。 ^[159]  第二年，李嵩、馬成督軍進剿，仍然不能獲勝。 ^[160]  第三年，伏波將軍馬援主動請纓，帶領四萬多人前去攻打。 ^[161]  由於北方將士水土不服、不習地形等，漢軍死傷大半，馬援也因疫疾陣亡。 ^[162]  最後，歷時三年的武陵當地人叛亂才被平定下來。 ^[163] 

東漢中葉後，由於加重了對蠻族的控制和搜刮，結果引起了各地蠻族大起義。 ^[164]  蠻族人民連綿不斷的反抗鬥爭，一直延續到東漢王朝覆滅為止。

“西南夷”地區的經濟文化有很大發展，物產十分富饒。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眾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55萬餘人歸附東漢王朝，漢明帝在其地設置哀牢、博南二縣，與益州西部都尉所屬六縣合建為永昌郡，自此將整個雲貴地區納入版圖。東漢時期，四川、雲南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諸部，都相繼歸附東漢，漢文化傳入當地後，改變了當地風俗，提高了當地的經濟文化水平。 ^[109] 

在東漢末年，朝鮮半島北部先後興起高句麗、百濟兩個國家，兩國的發展水平雖略有不同，但都處在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階段。 ^[165]  他們在東漢的強烈影響下，並沒有向奴隸社會發展，而是模仿漢朝的剝削方式和政治制度，從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列島上居住着大和民族的先祖，東漢時有一百多個小國。 ^[166]  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國王遣使入都城洛陽進貢，願為漢臣藩，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光武帝又賜其為“倭奴王”，並賜封“漢委奴國王金印”金印。 ^[167]  這顆金印已於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賀島出土，成了日本國寶，並作為中日兩國最早友好交往的證明，今收藏於福岡市博物館。 ^[168] 

東漢時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來訪，雙方互贈禮物。 ^[169] 

97年，緬甸北部的撣國王雍由調派遣使者向漢王朝贈送珍寶。東漢政府則以金印回贈。 ^[170]  永寧元年（120年），雍由調再次遣使來漢，並“獻樂及幻人”，緬甸的音樂和雜技，在當時深受歡迎。 ^[171]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漢與印度的聯繫就日趨密切。特別是漢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經以後，印度的僧侶大量來到中國，譯佛經，傳佛學，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43] 

東漢時，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初，錫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種技術，設立學校，傳播先進文化，對改變當地落後狀態起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後來蘇充任交趾太守，對越人加重剝削，引起越人的強烈不滿。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徵側、徵貳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響應，很快攻佔六十多座城池。徵側、徵貳自立為王，這就是越南歷史上著名的二徵王。二徵王不久就被伏波將軍馬援鎮壓。東漢在鎮壓二徵之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發展農業生產，廢除殘暴的“越律”十餘條等。東漢先進的經濟文化給越南以深刻的影響。

永初元年（107年）五月，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蠻夷舉土內屬，東漢因此開拓疆域1840裏。 ^[208]  此處的夜郎蠻夷位於東南亞老撾、柬埔寨一帶。漢成帝時，夜郎王興被殺，夜郎族羣便從中國西南的牂牁郡遷徙至東南亞，成為後漢書所提到的“夜郎蠻夷”。 ^[209]  2008-2009年，在柬埔寨東南部發掘的波赫墓地，其中有套頭葬、覆面葬現象，墓葬年代在東漢時期， ^[207]  屬於夜郎典型的可樂文化葬俗，説明夜郎可樂文化人羣當時曾遷徙至中南半島的南部。 ^[210] 

自張騫出使西域之後，通過絲綢之路，漢朝與中亞、西亞建立了經常的貿易關係。西漢末年，絲綢之路荒廢，到東漢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西海 ^[213]  （一説地中海，一説波斯灣） ^[212]  。絲綢之路首次延伸到了歐洲羅馬帝國， ^[189]  這也是完整的絲綢之路路線，西端從歐洲，東端到東漢京師洛陽。

永元十二年（100年）冬，蒙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漢和帝賜其國王金印紫綬。經考證，蒙奇、兜勒分別是羅馬帝國的馬其頓行省和東方省推羅城，這是大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第一次直接接觸。 ^[188] 

永寧元年（120年），西南夷撣國王雍由調遣使至東漢都城洛陽，獻上來自海西國的“幻人”魔術師。學界更多傾向於認為，海西就是大秦，也就是羅馬帝國。大秦幻人，就是來自羅馬帝國的魔術師。“撣國西南通大秦”，顯示這些大秦魔術師是沿海上絲綢之路經撣國來華的。 ^[211]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由海路來到東漢京師洛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覲見漢桓帝並贈送漢桓帝一些禮物。 ^[172]  此後漢與羅馬的貿易關係更為頻繁。 ^[173] 

兩漢延續400年左右，是漢族的社會習俗逐漸形成的重要時期。

漢代冠有多種。一般文官戴“進賢冠”，冠的前部高聳，後部傾斜，冠前有“梁”，以梁的多少表示身份高低。武官戴“惠文冠”，惠原是一條麻布巾，後改為漆紗製作。“卑賤執事”只能戴幘，不可戴冠。幘像一頂便帽。庶人的幘是黑色或青色的。王莽因為頭禿，故而先戴幘再加冠。後來文武官員也都戴幘配冠。兩漢服飾是春秋時期服飾的延續，較多的是一種上下相連的“深衣”，把下襟纏在身上。到東漢時出現了一種直裙的“檐褕（chānyú）”，後發展為交領袍。婦女普遍愛穿裙子，裙子的式樣較多。據傳，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一次身着雲英紫裙遊太液池，一陣大風吹來，侍女急忙拽其裙，裙被弄皺了。結果發現，有皺的裙子更好看。於是，宮女競相效尤，稱為“留仙裙”。 ^[197] 

漢代逐漸改變了先秦時期一日兩餐的習慣，而為一日三餐。富貴人家頓食設宴，揮霍無度。窮苦農民三餐不飽，糠菜相拌。兩漢時的食品種類已逐步增多。淮南王劉安，為求長生不老，讓人以黃豆研漿與鹽滷同煉“仙丹”。結果煉出了鮮嫩可口的豆腐，成為宮廷和民間喜愛的一種食品。 ^[197] 

漢代的婚姻比較自由，有時不忌行輩，年輕的寡婦可以改嫁。貴族和官僚世家納妾之風盛行，納妾多至數百人。如中山靖王劉勝，妻妾數百，有子120名。到東漢時，雖然對官宦納妾的數目加以限制，但仍規定諸侯王可以納妾40人。其實，權貴和豪強之家根本不受其限制，畜僮妾歌伎數百上千者甚多。般地主也往往有妻妾多人。平民之女為逃脱被納妾的命運，紛紛早嫁，一時又形成了早婚的風氣。宣帝時王吉上書説：“世俗嫁嬰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夭”。 ^[198] 

從豪門到百姓之家，婚嫁要行“六禮”，即：（一）納彩，男方送禮品到女家，女方如不同意，拒收禮物；（二）問名，男方修書給女家，詢問女方生辰八字；（三）納言，男方將男女的生辰八字問卜於“祖先神靈”；（四）納徵，如卜筮得吉兆，男方便送彩禮到女家訂婚約；（五）請期，男方確定婚期後，通知女家：（六）親迎，結婚之日，新郎親到女家迎親。婚嫁吉期，一般選擇農曆二月，是時陽氣上升，萬物生長，以象徵家丁興旺之意。權貴豪門納妾，一般不行“六禮”。 ^[198] 

漢代的葬俗繁瑣而嚴密。長輩去世，其子女和親屬要穿喪服。按親疏關係，喪服分五等，稱“五服”，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和緦麻。斬衰最重，是用刀把生麻布剁斬成不縫邊（衰）的喪服。取其緊急、盡孝之意。一般子女穿，服期三年。齊衰，是用熟麻布製作的，並縫邊，故稱“齊”。齊衰期有三月、一年和三年之分。其他三種喪服是用較細的熟麻製成，服期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一般有錢勢之家，父母死後，兒子廬墓守孝三年。 ^[198] 

漢族多用土葬。帝王安葬要依山為陵，工程浩大。世家大族的墓葬建築也都豪華奢侈，往往堆土成山，植樹成林。平民百姓的墓葬比較簡單，一般僅起土立墳。 ^[198] 

兩漢時期普遍講求孝道，為子盡孝、“親親為大”蔚成風氣。漢文帝宣稱：“以孝治天下”，把“孝”推為神聖的道德規範。後來，《孝經》被列為太學生的必讀課，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是“舉孝廉”。東漢時規定，士兵也要讀《孝經》，各級官史要“以孝治民”。兩漢朝廷都大力宣揚獎勵“大孝”的典型。如和帝時，董仲舒的六世孫董黯，父親早喪，家境貧寒，與老母相依為命。後來母患重病，想喝離家較遠的溪水。於是董就在溪邊搭頂草棚，日夜守候在老母身旁，直至母病痊癒方歸。又如東漢趙諮，夜遇強盜行劫。他開門迎盜，並設宴招待，請求為病中的80歲老母留下一點衣食，其餘財物皆可取走。結果強盜羣起而去。董黯“溪邊結廬”、趙諮“開門揖盜”，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渲染，並被載入典籍。 ^[199] 

孝道養成了尊老敬長的民風，是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的組成部分。 ^[199]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