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運動

1911年6月1日，為了償還在上海橡膠股票風暴中向列強的借款，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大臣端方聯名向川督王人文發出“歌電”，告以度支部決定的川漢鐵路股款處理辦法：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髮給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則必借洋債，並將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此電明示，不許川省股東保本退款，而只允換髮鐵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奪款。鄧孝可原認為“政府接收路，並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電後，知此電一宣，全省必大亂，於是竟壓下不宣。盛宣懷、端方又徑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勳，詢問是否見到“歌電”，李即致電成都總公司索閲，總公司轉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電文公開，全省輿論大譁。同時，端方、盛宣懷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員清查鐵路公司各地帳目，以便接收，查帳員遭拒。

1911年8月5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後，原先的“文明爭路”逐漸轉向激烈抗爭，出現了羣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後，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 ^[5]  1911年5月，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榮縣人民積極響應。8月4日，四川同盟會領導人龍鳴劍及哥老會首領秦載賡將四川各地哥老會首領召集在資中羅泉鎮召開會議，決定把保路同志會改為保路同志軍，準備武裝起義。 ^[6] 

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在清廷的壓力下，於9月7日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領導人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羣眾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下令開槍鎮壓，死難三十餘人，形勢一發不可收拾。 ^[5] 

“成都血案”後，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組成同志軍，圍攻省城。各州縣同志軍紛紛起兵，彝、藏、羌等少數民族也聚眾起義。1911年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在四川省榮縣宣佈獨立。 ^[5] 

全川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於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此後短短一個多月，全國有14個省先後宣告“光復”和獨立，革命風暴席捲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轟然倒塌。這一年是農曆辛亥年，故稱“辛亥革命”。 ^[5] 

13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羅綸起草文章，逐條批駁，並聯合2400餘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鄧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賣國郵傳部! 賣國奴盛宣懷》為題著文，痛罵“盛大臣賣國奴”。

鐵路公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馬上組織保路同志會，不能等待特別股東會，連夜即發通知，翌日即宣佈成立。

成都嶽府街上水泄不通。大會開始後，羅綸、鄧孝可、劉聲元等相繼演説，聲淚俱下。羅綸登壇，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説：“川漢鐵路完了! 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頓時滿場號啕，連在場的警察也在哭。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鐘。隨後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致反抗，反抗到底! 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税!”台下同呼“贊成!”保路同志會就此成立，會長舉蒲殿俊，副會長舉羅綸。下分四股辦事，為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遊説股。

大會臨時動議，與會人員全體到總督衙門向王人文請願，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見羣眾表示同情，説只要於國計民生有關休慼的事，他無論怎樣也應當據理力爭。17日，王人文致電內閣：“本日未前，各團體集公司開會，到者約二千餘人，演説合同與國家存亡之關係，哭聲動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狀，實異尋常”。19日，王人文再奏説：“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一千餘人，討論合同及於國家鐵路存亡之關係，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説紛紛四出，禁不勝禁，防不勝防。”同時上疏嚴參盛宣懷喪路權、國權，要求治以欺君誤國之罪，並請將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謝盛宣懷”。27日，他又把羅綸等2400餘人簽註批駁川漢、粵漢鐵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體姓名上奏，並附片自請處分。清廷申諭嚴飭，並將王人文革職。

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運動也稱作“鐵路風潮”，是四川、廣東、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對清政府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出賣給帝國主義的羣眾運動。

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奴役中國人民和掠奪中國財富，從19世紀末以來，開始對中國進行鐵路投資，爭奪鐵路的修築權。粵漢、川漢鐵路是溝通南北和深入內地的兩條重要幹線，因而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

為了奪回這兩條鐵路的自辦權，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採用徵集“民股”的辦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項下附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來籌集築路的資金。經過幾年的籌集，不僅四省的紳商、地主成了股東，連一些農民也握有股票。粵漢鐵路已開始修築，川漢鐵路從宜昌到萬縣的一段也已動工，從當時情況看，這兩條鐵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國主義不肯讓中國自己修成鐵路，就利用清政府財政困難進行要挾，迫使清政府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宣佈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根據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國主義不但掌握了鐵路權，而且還要以湖南、湖北兩省的鹽税厘金作為抵押，所以，所謂鐵路“國有”，不但剝奪了中國人自辦鐵路的主權，而且實際上是把川漢、粵漢鐵路完全拍賣給帝國主義了。廣大人民在兩路籌辦時期內，吃盡了苦頭，當他們看到清政府公然出賣路權，更加憤恨，許多紳商也因鐵路國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非常不滿。於是，一個具有廣泛羣眾基礎的、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爆發了。

首先起來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長沙舉行了萬人羣眾集會。接着又舉行了長沙至株洲的萬餘鐵路工人的示威，並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税以示抗議。在湖南人民的帶動下，湖北、廣東、四川的人民也都積極行動起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為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 其中，同盟會會員龍鳴劍等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了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為首的榮縣軍政府。這是在武昌起義之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地方革命政權。這次保路運動，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統治，而且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創造了條件，為當時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

20世紀初，隨着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鐵路主權的呼聲日益高漲。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允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項公司。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1903年，新任四川總督錫良，在四川人民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請自辦川漢鐵路，並於次年成立了“川漢鐵路公司”。隨着各省鐵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權的鬥爭也開展起來了。湖南、湖北、廣東3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鬥爭，是全國收回路權鬥爭的發端。粵漢鐵路收回以後，又展開了一場保路運動。

保路運動是由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路權和清政府賣國求榮而引起的。帝國主義為了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十分注意奪取鐵路修築權。因為一旦竊取了鐵路，不僅可以利用它調運軍隊，鎮壓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鐵路沿線的城鎮鄉村和礦產資源。清政府本來就是靠帝國主義的刺刀來維持的反動政權，當然不敢得罪帝國主義。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憲騙局，成立所謂“責任內閣”。這個皇族內閣一出場，就在5月9日頒發“上諭”，實行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宣佈各省原已準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準備以“國有”為名，出賣全國鐵路主權。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滿族貴族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要他去強行接收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的商辦鐵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內閣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同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簽訂600萬英鎊的《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廣東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權運動中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贖回的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的修築權，又重新出賣給帝國主義。它不僅侵害了廣大人民、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威脅着中華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這種賣國政策，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憤慨。與粵漢、川漢兩幹線相關的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大舉展開了保路鬥爭。

湖南的保路運動發起早、行動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熱潮。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公佈後，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號，抗議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1911年5月13日，湖南紳、商、學界各團體發出傳單，抨擊清政府的賣國行徑。14日，長沙舉行了各階層人士參加的萬人大會，決議拒外債、保路權。16日，長沙、株洲1萬多鐵路工人遊行示威，倡議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撫衙門前，抗議賣國的“鐵路國有”政策。在湖北，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後，各界人士奮起爭路。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築，清政府迫令停工，築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來與之抗爭。清政府調兵前來鎮壓，數千築路工人掄起鐵錘，揮動棍棒，同前來鎮壓的清軍展開激烈搏鬥，當場打死清軍20多人。

在廣東，廣東粵漢鐵路股東召開萬人大會，一致抗議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提出“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並致電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謂“鐵路國有，失信天下。粵路於十日議決，一致反對”。

在很短的時間內，湖南、湖北、廣東的保路風潮連成一片，聲勢浩大。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僑胞、留學生，也紛紛集會，並通電、寫信予以聲援。

在兩湖和廣東的保路鬥爭迅速發展時，四川的保路鬥爭也在廣泛持久深入的進行。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鐵路股東代表大會，會場羣情激昂，大罵盛宣懷賣路賣國，決心為爭迴路權奮鬥到底。會上宣佈成立“保路同志會”，推舉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大會還發表宣言，確定了“破約保路”宗旨，並通電全國，痛斥清政府的賣國政策。會後還派人到全省各地進行廣泛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四川省人民對“鐵路國有”的賣路賣國的實質是很清楚而深惡痛絕的。所以，當時全川142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紛紛投身於保路運動之中，保路同志會的會員不到10天就發展到10萬人。

反動媚外的清政府對保路運動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責令各省官吏對參加保路運動的人“嚴行懲辦”；各省派到北京請願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壓政策，加劇了人民對它的仇恨，而且從和平保路轉向了武裝鬥爭。這時，四川同盟會會員龍鳴劍與王天傑等認為革命時機已到。他們邀請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梓舟、胡重義、孫澤沛和張達三等在資州（今資中）羅泉井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武裝起義。他們把“保路同志會”改稱為“保路同志軍”，在新津和華陽設立總部，並推定秦載賡和張達三分別負責川東南與川西北的起義工作。

這樣，四川的保路運動比之兩湖和廣東更為激烈，羣眾基礎更為廣泛。在四川的農民羣眾中，哥老會有相當大的勢力。在同盟會會員的宣傳、組織下，使這場保路運動轉向反清的武裝鬥爭，而且形勢鋭不可擋。

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以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的負責人。消息傳開，數萬羣眾前來請願，要求放人。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羣眾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當晚，曹篤和朱國琛等人裁截木板數百塊，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樣，然後將木板塗上桐油，投入江中，順流而下，這些被人稱為“水電報”的木板把消息傳遍川南、川東各地，更進一步掀起了各地羣眾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勢。

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附近州縣羣起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同志軍，數日之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人，形成了羣眾大起義的局面。同志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又不足，沒能攻下成都，他們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羣眾基礎較好，同盟會會員王天傑就在這裏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並組織民團1000餘人。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宣佈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東南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繼川西的同志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羣眾也紛起響應，佔領城口縣城以及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羣眾，也都加入同志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到10月上旬，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志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新軍斬首），並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還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軍被調入川，卻造成了武昌空虛，給武昌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4] 

1911年7月17日《申報》10版題名為《四川人之爭路熱》：四川保路同志會開會於成都鐵路董事局，到者二千餘人，首由諮議局員程伯□君演説，因借債而路亡，因路亡而國亡……演説力駁路歸國有與借款合同之損失。

1911年9月28日《申報》4版題名為《川路滴滴血（八）》：“今政府未與協議，一旦收歸國有，富者無端失此大利，心已不甘，路股七百餘萬金，政府又鑲為己有，貧民減衣縮食之所積遂歸烏有之鄉，痛在切膚，情何能忍，於是倡議爭路。而官吏阻之，遂不得已罷市罷課……。” ^[1] 

《申報》關於此次事件報道多達數百篇。 ^[1] 

鐵道收歸國有之不易1911.06.06申報6版 ^[1] 

城內1911.06.22申報19版 ^[1] 

四川人之爭路熱1911.09.23申報3版 ^[1] 

川督張皇入告之眞相1911.09.25申報10版 ^[1] 

川路滴滴血（八）1911.09.28申報4版 ^[1] 

川路滴滴血（八）1911.09.28申報5版 ^[1] 

川路滴滴血（八）1911.09.28申報6版 ^[1] 

粵省官廳防範路潮之復活1911.10.01申報11版 ^[1] 

川路滴滴血（十）（二）1911.10.02申報4版 ^[1] 

川路滴滴血（十）（二）1911.10.02申報5版 ^[1] 

給事中陳田等聯名揭參川督摺1911.10.08申報26版 ^[1] 

浙江1911.10.16申報12版 ^[1] 

專電1911.10.17申報2版 ^[1] 

專電1911.10.17申報3版 ^[1] 

專電1911.10.17申報4版 ^[1] 

湘撫鎮懾路事之嚴厲1911.10.20申報11版 ^[1] 

鐵道收歸國有之不易1911.06.06申報5版 ^[1] 

保路運動從最初的爭取路權發展成為反對帝制反抗清王朝的革命運動，一舉點燃了全四川武裝鬥爭的燎原之火。 孫中山曾對四川保路運動的重要性給予高度評價——“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推遲一年半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