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一個地主兼營商業的家庭。

1897年，在家塾“綏山山館”讀書，師從沈煥章，習讀《詩經》《唐詩三百首》等傳統經典的同時，接觸了一些新學知識，這對他的藝術觀的形成、詩歌創作，文化理念的形成都產生了影響 ^[2-3]  。

1901年，家塾採用上海編印的新式教科書授課。 ^[2] 

1906年春，入樂山縣高等小學學習，第一學期成績名列第一，開始接受民主思想。

1907年春，因反對教師專制，被學校開除，經斡旋返校；夏，升入樂山縣中學堂，大量閲讀林琴南的譯述小説。 ^{[2]  [4]} 

1909年秋，因參加罷課，請求校方與當地政府交出懲辦打傷同學的肇事者，被學校開除。

1910年春，進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設中學堂；冬，參加成都學界要求早開國會的罷課風潮，任班級代表，但受到處分。 ^[2] 

1911年清帝退位後，回鄉組織民團響應辛亥革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學堂理科，但並未就學；夏，被天津軍醫學校錄取，未就學；年底，決定東渡日本留學。 ^[2] 

1914年1月，在大哥郭開文的資助下赴日本留學；秋，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

1915年秋，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

1918年，參加留日學生罷課，抵制簽訂“二十一條”；夏，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留學期間，開始接觸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 ^{[2]  [4]}  。

1919年夏，與留日同學響應五四運動，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並創作小説《牧羊哀話》；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引起中國詩壇關注 ^[2]  。

1920年，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輯《三葉集》出版；同年，完成譯作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譯稿被老鼠咬毀未能出版。

1921年6月，與成仿吾、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學學社“創造社”；8月，第一本新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該作品洋溢着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 ^[2-4]  。

1922年3月15日，主持創辦的《創造季刊》問世；同年，譯著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完成。1923年春，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同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與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 ^{[2]  [5]}  。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岡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屠格涅夫長篇小説《新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系統瞭解，從此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冬，歸國調查江蘇、浙江軍閥戰禍；同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 ^[2]  。

1925年，歷史劇《聶嫈》、論著《文學論集》、組詩《瓶》發表 ^{[2]  [6]}  。

1926年—1927年，任國立第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 ^[7]  。

1926年3月，赴廣州應邀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7月，隨國民革命軍北伐，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 ^[2]  。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撰寫散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了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民眾，背叛革命”的行徑，在人民羣眾中產生影響，但因此受到通緝；8月1日，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 ^{[5]  [8]}  。

1928年2月，為躲避國民黨政府緝捕，得內山完造幫助離開上海，化名旅日，定居千葉縣市川市，行動受警方監視；同年，譯美國作家辛克萊長篇小説《石炭王》 ^[2]  。

1929年，創作自傳《我的幼年》《反正前後》、論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作者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確認殷代是氏族社會的末梢，西周是發展到奴隸制度的社會；同年，翻譯辛克萊長篇小説《屠場》、德國米海里斯《美術考古發現史》 ^{[2]  [9]}  。

1930年，發表論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同年，譯辛克萊長篇小説《煤油》 ^{[2]  [5]}  。

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週金文辭大系》，其中，《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包含了關於韻讀、詮解字詞、行款及釋讀方面的研究；同年，翻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俄國托爾斯泰長篇小説《戰爭與和平》、英國威爾士《生命之科學》 ^{[10]  [2]}  。

1932年，完成論著《金文叢考》《創造十年》。

1933年，完成論著《卜辭通纂》《金文餘釋之餘》《古代銘刻匯考》，其中，《卜辭通纂》是綜合性的關於甲骨文字的作品 ^{[10]  [2]  [40]}  。

1934年，完成論著《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先秦天道觀之演進》《屈原研究》，其中，《兩週金文辭大系考釋》按西周分代、東周分域的方式收錄了三百多篇銘辭拓片和摹片，這是標準的史料整理和著錄；同年，翻譯《生命之科學》《日本短篇小説集》 ^[2]  。

1936年，完成歷史小品集《豕碲》，譯日本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德國席勒《華倫斯太》。

1937年，完成論著《殷契粹編》《創造十年續編》；7月，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組織文化宣傳隊、戰地服務團赴前線勞軍；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離開上海，到香港、廣州活動 ^{[2]  [11]}  。

1938年4月，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同年，當選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

1939年，論著《石鼓文研究》出版，該作品蒐集《石鼓文》拓本復原和考釋《石鼓文》的十首四言詩，考證出《石鼓文》的產生時間是秦襄公八年 ^{[2]  [5]  [10]}  。

1940年4月，在重慶嘉陵江北岸發掘延光四年漢墓；9月，辭去三廳廳長職務，抗議國民黨政府強行改組政治部；11月，任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組成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2]  。

1941年，完成論著《五十年簡譜》；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該劇突出了反對暴政，團結禦侮的主題，鞭撻了秦韓狼狽勾結，歌頌了除暴犧牲的愛國志士的英雄形象 ^{[2]  [11]}  。

1942年1月，完成歷史劇《屈原》；2月，完成五幕歷史劇《虎符》，該作品借“竊符救趙”的歷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維護正義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同年，完成歷史劇《高漸離》《孔雀膽》與譯著歌德《赫曼與竇綠苔》；同年，創辦羣益出版社並主編學術刊物《中原》 ^{[2]  [6]  [12-13]}  。

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該作品講述明末夏完淳抗清事蹟。

1944年春，完成論著《甲申三百年祭》，作品被中共中央定為整風學習文件 ^{[2]  [14]}  。

1945年，草擬《文化界時局進言》，呼籲民主政治；同年，論著《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出版；夏，離重慶抵上海，赴南京參加國共和談；同年，論著《歷史人物》出版 ^[2]  。

中年郭沫若(5張)

1947年，完成論著《少年時代》、自傳《革命春秋》《天地玄黃》。

1948年，完成長篇自傳體散文《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該作品講述作者武漢會戰時期的經歷；年末，赴東北解放區出席新政協會議。

1948年，因考古學領域的成就，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2]  [15-16]}  。

1949年3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布拉格會議；建國前夕，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2]  [15]  [17]}  。

1950年3月，當選中國民間文藝究研會理事長；5月，任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8月，率中國代表團訪問朝鮮；11月，出席在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衞和平大會 ^[2]  。

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11月，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12月，獲前蘇聯“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 ^[2]  。

1952年2月，論著《奴隸制時代》出版，該作品確定奴隸制社會下限在春秋、戰國之交；同月，任中央考古訓練班主任、匈牙利科學院院士、保加利亞科學院名譽院士；3月，出席在奧斯陸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會議；7月，出席在柏林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10月，參加與宋慶齡、彭真等發起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1月，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2]  。

1953年，完成論著《屈原賦今譯》；5月，出席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會；6月，出席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同月，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波蘭科學院院士、保加利亞名譽院士 ^[2]  。

1954年，完成論著《管子集校》；5月，出席在柏林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6月，出席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緩和國際局勢會議；同月，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2]  。

1955年1月，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爭取世界和平的國際會議；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爭取世界和平的國際會議；6月，出席在赫爾辛基召開的爭取世界和平的國際會議；冬，率中國科學代表團訪問日本，完成詩集《訪日雜詠》 ^[2]  。

1956年，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推廣普通話委員會副主任、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主任。

1957年，17卷本文集《沫若文集》開始出版；6月，出席在科倫坡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11月，參加毛澤東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慶祝典禮；同月，獲蘇聯科學院院士稱號 ^[2]  。

1958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1959年2月，完成歷史劇《蔡文姬》，該作品一反歷來把曹操固定成為白臉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寫出了他重才舉賢、治國韜略，對民族的歷史發展的貢獻 ^{[2]  [11]}  。

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月，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獲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外國院士稱號。

1961年1月，率中國代表團訪問古巴；8月，訪問印度尼西亞、緬甸；同月，論著《文史論集》出版。

1962年，作論著《讀〈隨園詩話〉札記》、電影文學劇本《鄭成功》 ^[2]  。

1963年，詩集《東風集》《蜀道奇》出版。1964年7月，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越南；同月，任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同年，論著《日本的漢字改革和文字機械化》出版 ^[2]  。

1966年6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

1968年，組織中國科學院考古工作者發掘河北滿城漢墓。

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同年，當選第九屆中共中央委員 ^[2]  。

1970年2月，以中國特使身份赴尼泊爾；9月，以中國特使身份赴開羅參加納塞爾葬禮。

1971年，恢復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學報》《文物》《考古》3種學術刊物。

1972年，《甲骨文合集》恢復編輯工作，任主編；同年，當選第十屆中共中央委員 ^[2]  。

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

1977年，詩集《沫若詩詞選》出版。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同年，文集《沫若劇作選》出版；6月12日，因患大葉性肺炎長期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遵照生前意願，遺體供醫學解剖後火化，骨灰作為肥料撒在大寨肥田 ^{[2]  [18]}  。

郭沫若家事(3張)

郭沫若的父親為郭朝沛，母親杜遨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節，郭沫若奉父母之命，與一個沒有讀過書的舊式女子張瓊華（1890—1980）草草完婚，由於郭沫若對封建婚姻制度不滿，婚後第五天便離家出走，赴成都讀書，但兩人沒有離異。直到1939年，郭沫若還鄉，向張瓊華鞠躬表示道歉。張瓊華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無子女 ^{[2]  [19-20]}  。

1916年8月，與東京聖路迦醫院護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並相愛，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年底，赴東京接安娜到岡山同居。1916—1937年，與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過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難時期。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告別了安娜。1937—1949年，安娜一個人在日本頂着政治和生活的雙重壓力撫養孩子。1938年1月，他與《救亡日報》社成員於立羣結婚 ^{[19]  [21]}  。

長子郭和夫，1918年出生，中國有機化學家、石油化學家，1994年9月13日，在因公赴外地科研考察途中突發腦出血逝世；次子郭博，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及上海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三子郭復生，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程師；四子郭志鴻，1932年出生，當代鋼琴音樂家；長女是郭淑瑀。

長子郭漢英，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於2010年6月5日5時在北京逝世；次子郭世英，曾入讀北大哲學系，在西華勞動時期去世，年僅26歲；長女郭庶英，曾任北京市經濟技術發展中心總經理，曾出版《我的父親郭沫若》一書；次女郭平英，1946年8月生，四川樂山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兼郭沫若紀念館館長；三子郭民英，1943年11月出生於重慶，自幼喜好文藝，後考入中央音樂學院，1967年無預兆而自殺；四子郭建英，畢業於清華大學，指揮、音樂翻譯評論和音樂活動家。

郭培謙是郭沫若的侄子。1962~1963年，時任樂山縣副縣長郭培謙作為主管負責了新中國成立後對樂山大佛的首次修繕。 ^[35] 

（參考資料： ^{[2]  [22]}  ）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義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紛繁的現代生命哲學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騰不息的生命流動的進取之道，從涵養一個圓滿的自我人格開始，熱切地呼喚着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秩序的到來。從《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體會到一種奔騰不息的力量，無論是噴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陽、如烈火一樣燃燒的天狗、涅槃的鳳凰，還是大都會的脈搏、無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調等等，無不洋溢着強有力的生命衝動，燃燒着生命之火。可以説郭沫若的創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衝動向外擴張以喚醒宇宙萬物生之律動靈之共鳴的生命交響曲。主體精神的無限擴張，使自我超越於自然之上，成為無限的存在，宇宙不朽，人的主體精神在向宇宙的無限伸展中必然導致人的不朽，他的作品洋溢着的對力、生命力、創造力的崇拜和讚美，向讀者展示了郭沫若對人生對社會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他用生命現象所顯示的生命衝動和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來否定現存的不合理秩序和制度，用對完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來表達對生命發展進化的追求 ^[23]  。

郭沫若對人和自然永恆關係的探索與構想，對錶現自我的審美方式的選擇，吸收、融合了泛神論思想的某些觀念似乎已成定論。而“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的命題的生髮，更是他泛神論思想的宣言。他以斯賓諾莎為代表的泛神論從肯定神出發，最後歸結為對神的否定，認為神即自然，無所謂超自然的創造一切的擬人化的神或權威存在。郭沫若宣稱“泛神便是無神”“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作為神之表象的“自我”與自然萬物一樣有生有死，人只有到了“無我”，即去掉一切“私慾”之後，才能與創生萬匯的本源天、地以及周圍存在着的“生動着的力”即宇宙本體相暝合，才能達到“永恆”。郭沫若認為人要超越自我，將自我的生命、精神、人格、情感具象化到每一件事物和整個宇宙，把宇宙的本質看作是自我的本質。在這宇宙與人的同一中，感性的個體，有限的自我從而獲得時間的永恆與空間的無限，這樣生命哲學與泛神論兩種學説在郭沫若這裏得到天衣無縫的糅合，生命哲學所竭力張揚的生命力“生動着的力”，便是泛神論創生萬匯的“實體”“神”，強烈的生命意識促成了他“我即是神”以及“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等命題的生髮 ^[23]  。

郭沫若張揚個性的浪漫主義激情一開始也就同民族生存的焦慮糾結在一起。但他這種明顯帶有個性主義色彩的熱烈追求，不可避免地要導引到一種悲劇情境中去，也可看出以個性解放為主體的個性主義哲學思潮的侷限性。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南冠草》等作品，是在“重新認識與研究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文化思潮裏應運而生。他抱着強烈的現實功利目的所謂“先欲制今而後借鑑於古”，宣揚一個真正的“人”在戰亂的年代裏的追求與生命價值觀，即當體現歷史必然要求的社會理想與這個要求不可能實現的現實黑暗勢力發生衝突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樣個體的肉體生命雖然消失，但他們“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大丈夫氣概與崇高的人格卻可以與天地並存。這正是郭沫若筆下英雄性格的特質，也是他的作品中悲劇主人公理想的生命歸宿和自我道德的最高實現。郭沫若的作品在對現實的抨擊中表現出現實主義精神，貫穿着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歷史的深沉思考，融入了冷靜成熟的睿智和對歷史反思的沉藴 ^[23]  。

郭沫若在戲劇創作中用心別緻，一開始就已牽動觀劇人的眼、耳、心。戲劇結構通常有多種組織安排方式：或用開放式、線條式，或用閉鎖式、團塊式，或順序、或倒敍，或插敍，或追敍，或明寫，或暗寫，或詳寫，或略寫。同時，郭沫若對中國傳統戲劇結構和西方戲劇結構進行創造性的繼承外，力求劇作在形式上打破常規，具有突出的藝術性。他充分吸收詩歌的抒情性，但不忘敍事性詩歌同樣可以呈現事情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巧妙地將抒情詩作為聯結戲劇情節的顯性線索。例如，《棠棣之花》劇中的詩歌所構築的詩情結構龐而粗，郭沫若將藝術心力更多的投注在戲劇情節的鋪排，逐漸細而密而新；《高漸離》頗費籌謀地使情節複雜化，為充分營造劇目節日歌舞氣氛，巧妙地把《廣寒宮》中《張果老歌》和《牛郎織女歌》插入，先樂後哀，結構安排出其不意；《虎符》中，郭沫若表達了颯爽倜儻的人文情懷，劇本情節結構也不再單一，顯示出強烈的主觀特色，暗含一條創作者的情感線索 ^[24]  。

郭沫若的戲劇與詩歌自由無拘，從未照搬他人的觀點枷鎖強行注入自己的詩歌創作，強調只有在形式方面主張“絕端自由，絕端自主”創作主體才能真正抵達自主。這種自由靈活的觀念與史劇的情味抒發緊密連結在一起。郭沫若的歷史劇中的抒情詩特色不僅是指其中的短歌或者是小詩，而且還指其中散文的詩或是詩的獨白。散文詩在內容和形式上與史劇產生有機化合。郭沫若盡最大可能將古代精神翻譯移置到現代，再解讀再解釋。所以他在史劇結構和語言形式上得以發揮更多的自由和創造性，隨意緒的流動對歷史精神進行新的解釋，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他採取隨意的語言來吐露發自靈魂深處的情感，這是抒情詩和敍事詩所不能傳達的內發情味。郭沫若的創作中，現實與宇宙、個體與集體、波瀾與烈火、柔軟和堅硬以自然滲透的方式沉澱於郭沫若史劇自由體例詩歌內部，使得這些自由意義上的詩歌在審美追求方面遠遠超過想象力匱乏的平庸之作。沒有預先設定的句式與格律，一任心跡的流淌，加之自主精神的閃光和打破傳統言説方式的自由表達，多種不確定因素導致史劇中的自由體散文詩加速了劇作者淨化式情感的疏放，實現了內在主體精神與外在自由形式的合併 ^[24]  。

郭沫若的獨白藝術有火山式的熱烈獨白與冷峻雷電式獨白。火山式的熱烈獨白往往是在自然情境下生命能量的表現，因此也就成為最真實的語言。沒有現實條件的束縛，沒有政治任務的羈絆，只有無限制的精神自由。獨白的產生有賴於作家完全耿直淡白的心境，破除一切的虛偽、顧忌、希圖”，抹去一切虛飾與雕琢，還原生命最本真的狀態。以火山為意象的獨白，語言翻湧奔騰，似人體血液似火山熔漿滾燙熱烈。火山式獨白可以説是郭沫若“生命寫作”“詩學觀語言層面的直觀寫照。而冷峻雷電式獨白強調與雷電同化，雷電的犀利力量由內而外生髮出來，郭沫若筆下的雷電獨白給予語言積極向上的動感，以求全劇氣氛統一生髮對怪力亂神的泄憤，以及對自然和神靈的叩問 ^[24]  。

郭沫若是善於寓詩情於史筆的詩人，他中國傳統詩歌在語式上，採用簡短的對仗式詩句反覆，以此達到抒情效用。郭沫若早期的劇作詩歌創作，將詩歌精神的外在表現形式轉化為內部結構的一部分。他不吝惜筆墨似的將成段成段對仗反覆的短句引用入作品，或者説是郭沫若為了故事題材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素材的多樣性、故事內涵的多重性，別出心裁地用詩歌來反映投射。因此，郭沫若的作品有迴環復沓、對仗整齊、內容直白、情感熱烈的藝術效果，噴湧着驚心動魄的情感力量 ^[24]  。

郭沫若在浪漫主義歷史詩學觀的指導下對他筆下的歷史人物進行“合理性的虛構”。不過郭沫若首先選擇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詩人作為主人公，比如屈原、夏完淳。屈原模式是郭沫若歷史劇文化尋根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理想文化選擇。郭沫若史劇，似乎每個人物都飽含詩情，一下子就能噴薄出自然的詩作，一般讀者大多會認為這是詩人完全不顧及角色和人物自身性格，不過這可能只是因為郭沫若將浪漫派對純潔人格的想象和烏托邦理想融到一起，而且值得留意的是，他將詩、史、詩人三者等同了起來。屈原模式下的史劇人物就是對純潔人格的嚮往和追求，除了天才詩人夏完淳，信陵君、段功都是屈原模式的體現者 ^[24]  。

郭沫若不但在描寫幾個主要人物的性格時運用了許多韻文和散文式詩歌，而且刻畫次要人物時也帶有一些詩意。郭沫若是個精神上的理想主義者，史劇中人物形象往往毫無瑕疵缺陷，是烏托邦想象中理想人性和品格的映現，尤其是劇中的女性人物，她們無懼死亡，面對邪惡力量“從獻身中得到永生”，彰顯着郭沫若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憧憬和期盼”。女性配角的主動獻祭與主人公的不幸罹難構成相反的戲劇張力。相比郭沫若刻畫的男性主人公，虛構出的一系列次要女性人物似乎更具古典氣質和現代意藴，在性格特點上更加豐滿真實。嬋娟的存在於郭沫若看來是道義美的形象化，是屈原辭賦的具象化，是與惡勢力抗爭後逼至絕路的美德化身 ^[24]  。

郭沫若史劇中的俠文化內涵徹底摒棄擺脱了傳統俠的“義利觀”，只有尚武有力、富有正義感、毫無自私自利心的俠客才能稱得上真正的遊俠。郭沫若將審美視野置換到傳統社會中一些為國為民的奮勇遊俠身上。他們藐視權威，反抗束縛，任氣尚勇，彰顯一派俠者風範，大是大非面前試圖以一己之身力挽狂瀾。雖不成功，這一行為意識超出傳統俠觀念的狹窄性侷限，突破了歷史上只為知己而死的簡單化俠客思維。濃厚的詩味將儒家“仁道”精神融注到俠文化領域，這就使得郭沫若筆下的遊俠實行的是一種捨己為人的利他行為，不再只是一己鬥狠，爭強好勝的草莽匹夫 ^[24]  。

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鄧小平：他（郭沫若）就以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創作，歌頌人民革命，歌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開一代詩風，成為我國新詩歌運動的奠基者。他創作的歷史劇，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8]  。

中國當代作家巴金：他（郭沫若）非常真誠，他談話、寫文章，沒有半點虛假 ^[25]  。

中國現代作家聞一多：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 ^[36-37] 

中國現代作家馬識途：郭沫若是當之無愧的當代中國的文化巨人，聞名海內外，受到廣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來，在和一些作家和學者談到郭沫若時，似乎總感到，有些人説到郭沫若，表示一種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氣，甚至帶着幾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傳來某些學者類似的聲音，甚至頗有點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認識郭沫若的問題。一個偉大人物，總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時，做非常之事，因此總是有譽有毀。世上沒有什麼完人，偉大的人物更無例處。 ^[39]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瞿林東：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 ^[26]  。

歷史學家余英時：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氣橫溢，國學基礎也相當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確有原創性的貢獻。不過從現代學術的規範來説，他逞才使氣有餘，而史學的紀律則遠為不足。這主要是因為他和二陳（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學術，而別有懷抱 ^[27]  。

1980年2月25日，國務院正式批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設立以郭沫若名字命名的“郭沫若獎學金”，該獎學金為新中國第一個獎學金。“郭沫若獎學金”是中國科學院利用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的郭沫若生前交給院黨組的15萬元稿費設立的專項獎學金，用以激勵學子努力在科技領域有所成就 ^[28]  。

1982年11月16日，《J87 郭沫若同志誕辰九十週年》發行，以紀念郭沫若90年誕辰 ^[29]  。

1987年，為紀念郭沫若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貢獻，經中國文聯批准，設立“郭沫若文藝獎”獎項，特別獎勵在中國文藝界做出傑出貢獻的藝術家。該獎項下設文學獎、書法獎、美術獎、攝影獎、舞蹈獎、音樂獎、民間文藝和戲劇八個類別，每五年評選一次。評選範圍為全國及海外華人藝術界，以中青年藝術家為主要對象，該獎與山花獎、駿馬獎並稱中國三大專業領略藝術獎 ^[30]  。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根據其遺囑，郭沫若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大寨專門為他建了紀念碑 ^[32]  。

重慶郭沫若舊居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舊址，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西永鎮香蕉園村（全家院子）。舊居佔地面積10190平方米，建築面積1566平方米，建築風格為清晚期四合院，穿鬥結構，小青瓦屋面，斜山式屋頂。2005年3月，舊居修復工程正式啓動，6月30日舊居主體工程竣工，並於9月7日正式對外陳列開放 ^[33-34]  。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郭沫若被國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後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作品一律不準出境。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