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

郭世英的中學時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幹部子弟學校北京一零一中學度過的。在中學裏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學生，模範共青團員，還被譽為高幹子女的表率。那時，郭世英不僅成績優秀，還是一個體育愛好者，是學校足球隊的名將。

郭世英在101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外交學院，因為種種原因他沒有在這所政治性很強的學校裏讀下去，而於1962年轉入北京大學攻讀哲學。

郭世英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聰明過人，又具有強烈的求知慾，那厚厚的一本《古文觀止》，他只要默默地讀上幾遍，就能將全書的古文背誦下來。1962年，郭世英剛入北大哲學系，他的父親郭沫若正應國家青年藝術劇院之約趕寫劇本《鄭成功》，這時郭世英常在一旁翻閲父親所用書籍和有關資料，還自己動手也寫一本《鄭成功》的劇本，並且在父親之前脱稿。當青年藝術劇院派人來郭老家催稿時，郭沫若先生還未完稿，於是郭沫若就對來人説：“我的劇本還未脱稿，那麼你們就先把我兒子世英寫的《鄭成功》的劇本拿去看看。”在哲學系學習期間，郭世英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就把黑格爾的經典著作通讀了一遍，然後，告訴他的同伴們説，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爾哲學體系。有一次他還約上幾個同學到北大著名學者朱光潛先生的府上討教，朱光潛先生聽了他提出的許多哲學上的問題及其見解之後，還真以為他研究了三年時間的黑格爾著作。

在郭世英進入北大不久，舉國上下掀起了一個學哲學的熱潮，還號召全國人民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分析解決從政治軍事到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問題。在這一熱潮的推動下，作為哲學系學生的郭世英自然想到要主動投入到這一熱潮中去，他便組織了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哲學研究小組。郭世英對小組的同學説：“工、農、商、學、兵各階層都在學哲學，用哲學，對此咱們哲學系的學生不能置之度外，應該打前鋒，向哲學的一切禁區進軍。”於是，既天真又認真的他主動提出了一些十分現實又敏感的研究問題，如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有沒有頂峯？什麼是權威以及對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等一系列十分敏感的問題。

由於他們的小組探知的許多都是哲學上的未知問題，他乾脆將自己的學哲學小組命名為：“小組”。他們小組的成員還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如星期天、寒暑假的時間在一起探討這些未知問題。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羣所生的第二個兒子。所能見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陳明遠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們兩人拿給我看了。近年以來，你們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學問，探討文藝與哲理的問題，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們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葉集》送去公開出版，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當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於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着極大的嚮往。不到20歲的他，也想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複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

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後，對父親後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據一位當年深受郭世英影響的中學生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親的背影對這位中學生説：“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作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學領域的建樹和對兩個兒子的潛移默化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同班同學周國平後來也回憶説：“我是從他那裏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薩特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説明，這些如今十分時髦的名字，當年即使在哲學系學生裏也是鮮為人知的”。博聞強記的天賦，好學深思的習性，使郭世英在同齡人裏顯得異乎尋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名傳京都的101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但這位深受俄羅斯文學薰陶又不乏民粹主義影響的學子就讀未滿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由須從“X詩社”説起。1962年歲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與101中學的同學，後考入北京師範學院的張鶴慈，以及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結成詩社。另有一位101中學初三的學生牟敦白，此前與郭世英結識，參加過一次詩社的聚會，又因與郭世英多次通信，案發後亦遭到牽連。據周國平回憶，與郭世英結社的並非同班同學，而是同校的年齡相仿的幾個年輕人。牟敦白回憶惟一的一次參與詩社的聚會，記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紹：“你看，這就是我們，X詩社的成員們。”張鶴慈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這與一些文章中解釋X為“探索哲學領域中諸多難題”不盡相同。周國平曾看到過這個詩社成員的手稿，他回憶：“那是一些與流行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很先鋒地試驗着意識流、象徵主義之類的手法。”

牟敦白的雙親是在1957年遭到厄運的，他對錦衣玉食的郭世英頗覺不解，詢問他“為什麼要自尋煩惱？”郭世英的回答是：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是貴族，他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為了什麼？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麼？牟敦白對郭世英追求的“個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説前後不下數十次提及。於立羣也以為郭世英這種理想追求是自尋煩惱。他對母親的訴説是：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麼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也不可能發表。

1968年4月22日上午，在徵得軍代表的同意後，郭沫若讓秘書和世英的妹妹去農大瞭解關押他的情況。然而，就在他們趕到學校的三小時前，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裏破窗而出，落地時雙手被反捆着，全身被打得遍體鱗傷。他死時，年僅26歲。

這次打擊，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殤，對郭沫若來説更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從外表看畢竟還不是外力的直接擊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則是對連續數日的刑訊逼供的抗爭。因為有着前科，還要被扣上畏罪自殺的惡名。悲憤難忍的於立羣當即病倒。她責備郭沫若何以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這位與周恩來有着幾十年戰友情誼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呵。這表明，郭沫若對周恩來的處境甚為清楚，對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關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預料的是：愛子竟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默默地伏在碩大的辦公桌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託自己的哀思。筆者看到過曾經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書影印件，筆跡剛勁，一絲不苟。1964年5月11日：但是會上的一些人，從我的缺點出發，認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流着淚對老屈説：相信我吧，我的心裏只有一句話——堅決跟着黨！哪怕把我打死，決不動搖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對我抱有希望，他又對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顯得有些蒼老的面孔，心裏難受。經受了多少風霜，鬥爭，鬥爭，而我——當吸血蟲——簡直不敢想象投入戰鬥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透過這些墨跡，我們不難體味郭沫若抄寫這些日記時的心情。（馮錫剛：《郭沫若的晚年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

所能見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陳明遠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們兩人拿給我看了。近年以來，你們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學問，探討文藝與哲理的問題，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們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葉集》送去公開出版，我覺得沒有必要。”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當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於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着極大的嚮往。不到20歲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複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現在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

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後，對父親後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據一位當年深受郭世英影響的中學生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親的背影對這位中學生説：“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作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學領域的建樹和對兩個兒子的潛移默化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同班同學周國平後來也回憶説：“我是從他那裏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薩特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説明，這些如今十分時髦的名字，當年即使在哲學系學生裏也是鮮為人知的”。博聞強記的天賦，好學深思的習性，使郭世英在同齡人裏顯得異乎尋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名傳京都的101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但這位深受俄羅斯文學薰陶又不乏民粹主義影響的學子就讀未滿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由須從“X詩社”説起。1962年歲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與101中學的同學，後考入北京師範學院的張鶴慈，以及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結成詩社。另有一位101中學初三的學生牟敦白，此前與郭世英結識，參加過一次讀詩社的聚會，又因與郭世英多次通信，案發後亦遭到牽連。據周國平回憶，與郭世英結社的並非同班同學，而是同校的年齡相仿的幾個年輕人。牟敦白回憶惟一的一次參與詩社的聚會，記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紹：“你看，這就是我們，X詩社的成員們。”張鶴慈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這與一些文章中解釋X為“探索哲學領域中諸多難題”不盡相同。周國平曾看到過這個詩社成員的手稿，他回憶：“那是一些與流行文學完全不同的東西，很先鋒地試驗着意識流、象徵主義之類的手法。” 牟敦白的雙親是在1957年遭到厄運的，他對錦衣玉食的郭世英頗覺不解，詢問他“為什麼要自尋煩惱”。郭世英的回答是：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是貴族，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為了什麼？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麼？牟敦白對郭世英追求的“個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説前後不下數十次提及。於立羣也以為世英這種理想追求是自尋煩惱。他對母親的訴説是：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麼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也不可能發表。 這羣對現實氛圍深感窒息的文學青年，在文學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對現實政治的指點激揚。還是周國平的回憶更確切些：“他極其真誠，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發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裏，在宿舍熄燈之後，我常常在盥洗室裏聽他用低沉的嗓音傾吐他的苦悶。現行政治，現行教育的種種弊端，修正主義是否全無真理，共產主義是否烏托邦，凡此種種問題都彷彿對他性命攸關，令他寢食不安。”X詩社的這些涉世極淺而又真誠任性的青年學子，他們不加掩飾的言談舉止，在當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情勢下，無疑成為“階級敵人爭奪青年一代”的絕好例證。還在X詩社事發之前，張鶴慈因其“意識形態問題”被北京師範學院勒令退學，金蝶則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關部門檢舉告發了X詩社的離經叛道。公安人員很快對此案進行了處理。X詩社成員無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

1963年六七月間，大學一年級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這是一種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才從輕發落。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三人則以“反動學生”定罪判刑。這個案子驚動了中央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幹部。X詩社成員中的張鶴慈是北大教授張宗炳的兒子，而張宗炳則是著名學者張東蓀的長子。毛澤東在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提及張東蓀，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對於郭沫若來説，自己的兒子與張東蓀的孫子搞到一起並且是這樣一個結局，使他平添了一分憂讒畏譏的鬱悒。郭沫若還在登上文壇之初的1920年9月，就與時任《時事新報》主筆的張東蓀有過通信關係。郭沫若後來翻譯歌德的《浮士德》，也端賴張東蓀的促成。雖然為郭沫若《女神》時期的火山噴發提供陣地的是宗白華，但因着《學燈》畢竟是《時事新報》的文藝副刊，郭沫若除了與《學燈》主筆宗白華結為藝術知交，對張東蓀也不會不心存感激。抗戰勝利後，郭沫若與民盟的重要人物黃炎培、沈鈞儒、羅隆基等交往甚多，對張東蓀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義”卻不相投機了。開國以後，張東蓀很快倒了黴；郭沫若則一直活躍於政壇。

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意趣確乎大變，對於原先鍾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1965年秋，在自己並不願意的情況下，經不住雙親的勸説，他終於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學方面經過深造之後，重新返回農場。殊不料不到一個學年（正與當年就讀北大哲學系一樣），“文革”開場。郭沫若後來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學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説：“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1968年3月，隨着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夥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這夥人要他招供1963年前的舊案——X詩社事件。他們要追究的是————“誰包庇了反動學生郭世英？”誰都知道，郭沫若當時雖為副委員長，卻無以決定此案的審理判決。看來他們是想揪背後更重要的人。 因為有可能涉及周恩來，郭沫若未聽從於立羣迅即以愛子遭綁架一事徑直向周恩來反映的建議。4月22日上午，在徵得軍代表的同意後，郭沫若讓秘書和世英的妹妹去農大瞭解關押他的情況。然而，就在他們趕到學校的三小時前，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裏破窗而出，以死抗爭。他死時，年僅26歲。

這次打擊，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殤，對郭沫若來説更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從外表看畢竟還不是外力的直接擊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則是對連續數日的刑訊逼供的抗爭。因為有着“前科”，還要被扣上“畏罪自殺”的惡名。悲憤難忍的於立羣當即病倒。她責備郭沫若何以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這位與周恩來有着幾十年戰友情誼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呵。這表明，郭沫若對周恩來的處境甚為清楚，對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關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預料的是：愛子竟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默默地伏在碩大的辦公桌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託自己的哀思。筆者看到過曾經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書影印件，筆跡剛勁，一絲不苟—— 1964年5月11日：但是會上的一些人，從我的缺點出發，認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流着淚對老屈説：相信我吧，我的心裏只有一句話——堅決跟着黨！哪怕把我打死，決不動搖！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對我抱有希望，他又對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顯得有些蒼老的面孔，心裏難受。經受了多少風霜，鬥爭，鬥爭，而我——當吸血蟲——簡直不敢想象！……投入戰鬥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透過這些日記，我們不難體味郭沫若抄寫這些日記時的心情。

●1962年9月，郭世英、周國平、曹天予進入北大哲學系就讀，相繼成為朋友。

●1962年10月下旬，於立羣接到北大黨委反映，説郭世英和反革命分子曹天予來往密切，限制其交往。曹天予在郭世英要求下，給郭沫若寫了一封長信，商榷史學問題。郭沫若回信。

●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張鶴慈、孫經武等人結成X小組，周國平、曹天予沒有參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會議，提出不成立有形組織、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綱領、訂立保密規則等建議，均被採納。

●1963年5月上旬，X小組事發，5月7日，曹天予去了郭沫若家，5月8日接受北大黨委調查。

●1963年6月，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此事，周國平接受海淀區公安局調查，如實交代了他所知道的x的情況。最後的判決是，張鶴慈、孫經武各勞動教養二年，郭世英受到寬大，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自願的名義到河南一家農場勞動一年。期滿後，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長了一年。

●1964年，北大批判“反動學生”曹天予，周國平在大會上發言。曹天予被定性為X小組幕後黑手，離開學校被勞教。

●1965年，郭世英兩年勞動期滿歸來，自願將學籍從北大轉到農大。

●1967年8月，勞動教養中的曹天予保外就醫。因不服判決，偷偷來到北京，與郭世英來往密切，郭世英曾陪同他到公安部要求平反。

●1968年4月，郭世英被農大造反派扣押，幾天後從作為牢房的學生宿舍四樓房間的窗口墜落，落地時雙臂仍被反捆，自殺或他殺成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