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1941年端午節，舉行了第一屆詩人節的慶祝活動。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説：“抗戰以來，由於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 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五幕歷史劇《屈原》，自元月二十四日起在《中央日報》連載十五天，四月二日起公演，引起巨大轟動，與之寂寥恰成鮮明對比。 ^[1] 

在這個熱鬧的時代，讓我們重讀《屈原》，回望詩人的命運。

上個世紀初話劇出現於中國，帶着新鮮的趣味和蓬勃的生機，以及明顯稚嫩的特徵，中國人並沒有完全瞭解話劇的構造和編織的規律，就已經開始把它當做傳遞思想和情感的有力武器了。郭沫若1942年1月寫的話劇《屈原》便是這樣的作品，它不成熟卻切中時代的要害，那些看來十分明顯的文學缺陷，都被鮮明的主題和昂揚的激情所掩蓋，成為呼喚愛國主義、抵抗日本侵略的風雲之作。 ^[1] 

劇本《屈原》中的故事極其簡單：第一幕，屈原教育學生宋玉，要像橘樹一樣“獨立不倚”，在大波大瀾的時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並且通過侍女嬋娟的口頭交代，秦國使者張儀遊説楚王，詭稱秦以商於六百里之地予楚，條件是楚齊絕交。屈原則主張“聯齊抗秦”，目標是成就統一大業。第二幕，南後在楚宮內廷設計陷害屈原，假裝暈倒在屈原懷裏造成調戲自己的假象。楚王罷了屈原的官並且改變主張，宣佈和齊國絕交同秦國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憤怒被大家認為是瘋了，於是鄉鄰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眾人，痛罵張儀怒責南後，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關進東皇太一廟。第五幕，嬋娟找到屈原，誤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漢北。

《屈原》最重要的戲劇性事件在第二幕，南後假裝暈倒以陷害屈原，以達到“短期間內打破國王對於屈原的信用”的目的。此事件是全劇的樞紐，也是邏輯中心，其他場次都是此事件的鋪排和延展。

但是，劇本里沒有一句話直接説明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只是説張儀要選個美人進獻給楚懷王，上官大夫靳尚還提到南後陷害魏美人奪寵，劇本似乎是暗示南後害怕張儀獻美人會奪了她的寵愛，所以要陷害屈原。然而陷害屈原與南後專寵，與楚懷王改聯齊為聯秦的主張，實在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劇本的結尾，屈原又對太卜説，“請你相信我，我只恨張儀……是那張儀在作怪啦。”這意思是説張儀通過南後陷害屈原，從而達到楚懷王改變主張的目的。但是南後和張儀在陷害屈原之前從未見過面，劇中也沒有張儀收買南後的描寫，反而是南後派靳尚給張儀“送了一千五百個大錢”。

由此看來，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不足，而且是混亂的，對於劇作來講這是核心性的硬傷。退一步講，假設南後陷害屈原的動機成立，楚懷王看到屈原懷抱南後，便立即決心“一定要和齊國絕交，要同秦國聯合起來，接受秦國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認為屈原道德敗壞便不假思索地迅速改變了國策，邏輯上也實在有些牽強。你也可以説這正是楚懷王昏庸的表現，但是這樣的塑造實在是過於粗糙、簡單和幼稚了。

被楚懷王稱為“楚國的大事大計、法令規章，都出於你一人之手”的屈原，被南後陷害了，並不急着辯解被誣的真相，而是反覆説“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意思是説，屈原憤怒得“發瘋”，是因為國家被出賣。然而他很快被挾持下場，沒有機會聽到楚懷王“絕齊聯秦”的決定。也就是説，從屈原被罷官到他回家，再到他出走這段時間，其實屈原一直不知道“國家被出賣了”，直到第四幕釣者告訴屈原，楚懷王“決定和秦國要好”。所以這之前屈原的憤怒就顯得莫名其妙。

但是屈原必須憤怒，而且必須憤怒得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瘋得鄉鄰都“務必要替他招招魂啦”。這是張儀、南後們想要看到的結果，這樣人們就不會再相信屈原了。屈原被陷害後的瘋態描寫還可以解釋為憤怒，但是第四幕屈原披頭散髮手持寶劍頸戴花環的描寫，給人感覺屈原的精神真的不怎麼正常了。

憤怒實在是這個戲要傳達的主旨，屈原的重頭戲是被囚之後在神殿上激情飽滿的《雷電頌》，以表達屈原的憤怒並且實現劇作者對現實社會憤怒的吶喊，是最被人推崇的著名獨白。如此重要的一段戲，之前沒有任何情緒和事件的鋪墊先暫且不説，獨白之後屈原的一段話，更令人匪夷所思。在一番吶喊之後他卻表示“對於南後倒並不怨恨”，並且出人意料地進行了自我反省：“我的性情太激烈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偏，要想矯正卻不能夠。你（鄭詹尹）看我怎樣的好呢？我去學農夫吧？我又拿不來鋤頭。我跑到外國去吧？我又捨不得丟掉楚國。我去向南後求情，請她容恕我吧？她能夠和張儀合作，我卻萬萬不能夠和張儀合作。你看我怎樣辦的好呢？”這段話不僅是自我反省，甚至想要向南後求情，而原因僅僅是不能和張儀合作。更令人不解的是，胸懷國家社稷的屈原居然向太卜鄭詹尹詢問起自己未來的出路來了，而此人正是南後派來給他下毒的，是南後的父親。 ^[1] 

縱觀全劇，屈原從來沒有主動做過什麼事，除了罵張儀、罵南後，屈原始終是被動的，被陷害、被招魂、被囚禁、被解救……就連屈原最後出逃的方向都是衞士甲指引的。屈原在最後説：“好的，我遵從你（衞士甲）的意思。我決心去和漢北人民一道，就做一個耕田種地的農夫吧。”計謀比不過南後，城府比不過張儀，決斷比不過楚懷王，情操比不上嬋娟……一個遇到突發事故便異常憤怒，憤怒到發了瘋，甚至茫然無所適從的人，實在不像是一個地位顯赫的政治家，無意中流露出的懦弱和無所適從更與偉大的愛國詩人形象相去甚遠。

歷史的面目

《屈原》在文學上的稚嫩似乎並不影響此劇上演造成的轟動，想當初中華劇藝社公演《屈原》的場場滿座，金山、張瑞芳、白楊、顧而已等大牌在重慶國泰大劇院舞台上的熠熠星光，以及左右翼文化陣營的唇槍舌劍，國共間宣傳陣地的明爭暗鬥……實在是熱鬧非凡。《屈原》作為激發愛國熱情的藝術作品，時值抗戰相持之時，人民的憤懣之情更容易通過話劇的形式抒發出來，屈原在《雷電頌》中發出的“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聲，一度響徹重慶的上空。後來的很多話劇都可以證明，切中時代的脈搏發出真誠的吶喊，哪怕是稚嫩的作品，仍然能夠得到熱情的呼應。

由於此戲的上演恰值皖南事變的第二年，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很快就被國民黨認為是對政府的隱秘攻擊。根據當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郭沫若的自述，以及當時左翼文化人士關於此劇大量唱和的詩詞來看，這個戲的演出也是共產黨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周恩來甚至認為“《屈原》演出的成敗關係到重慶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衰成敗”。此劇由於從一開始便涉入政治過深，當時的褒貶也都是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出發評論的，甚少從純粹的文學角度和戲劇角度來看待此劇，甚至在人物該不該遵從歷史真實的地方糾纏了很久。解放後郭沫若的文學地位僅次於魯迅，與老舍、曹禺並稱為“郭老曹”三大家，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文學基石。話劇《屈原》也被認定為“散發着愛國主義豪情”的歷史劇而奉為經典，更鮮有批評之聲。

歲月遠去，距離讓我們逐漸看清一部劇作的真實眉目，使我們認識並分清一部戲的歷史作用和藝術價值成為可能。一部劇作到底有多大藝術分量，它為什麼在當時引起轟動而後又少人提及，都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作者自己可以不知道，當時的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後人不能不知道。 ^[1]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