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民英

郭民英自幼喜好文藝，對於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學的是小提琴專業。但他未能順利畢業，這在某種意義上説，是生不逢時。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看來極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將家中的一架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們一起欣賞古典音樂。這本是一樁有助於增進學業的好事，結果卻犯了忌諱：一是有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揚所謂“洋名古”，與黨的文藝方針和教育方針有悖。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因素，一位知情的學生於這年9月1日上書毛澤東，以時興的階級鬥爭觀點反映中央音樂學院存在的“嚴重問題”。

關於此信的內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編輯者在該書第11冊中的《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語》一文的註釋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説，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思想給了該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有些人不願意為工農演出，認為他們聽不懂音樂，演出是浪費時間。有些人迷戀西洋音樂，輕視民族音樂，對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羣眾化有牴觸情緒。……學校説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借鑑西洋工具和技術，為社會主義和工農兵服務，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來信最後説，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要培養什麼人？教學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這些，我們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確的指示。”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9月16日編印的《羣眾反映》上讀到此信的摘要之後，於9月27日給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個批示：“此件請一閲，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但應採取徵求羣眾意見的方法，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毛澤東在署名之後又加寫兩行文字：一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見，可能有許多人不贊成”。學生的信顯然不是可以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8個字來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許多人不贊成”的估計倒是反映了毛澤東對文藝界和教育界現狀的判斷。

尚難斷言這個學生在信中是否直接點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鋒芒所向，郭民英還是無可避易了。毛澤東確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變一個人的極其真誠的藝術情趣，並非易事。面對“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非難，面對熱衷“封資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責，其內心感受極為苦痛，竟逐漸成為一種類似憂鬱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間，郭民英竟無意繼續學業，終於黯然傷神地離開中央音樂學院。7月2日，正與夫人於立羣作“井岡山巡禮”的郭沫若給秘書王戎笙寫信，其中主要是談愛子轉學的事：

關於民英的學校，我們打算讓他轉學人大。這對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給民英，如他願意，請您費心為他辦一辦轉學的事。拜託拜託。如不能轉相當年級，我們的意思，即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以入何係為宜，請為考慮。

無奈郭民英經此打擊，已是心灰意懶，不願從頭開始學他並不感興趣的專業。考慮再三，還是入伍吧！

郭民英入伍之後一度對海洋生活感覺新鮮，又以擅長音樂，成為當時很緊缺而實用的文藝宣傳人才。他在解放軍這座大熔爐裏鍛鍊得日益堅強，成為了中共預備黨員。

“文革”開始之後，部隊並不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因而相對穩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況像郭民英這樣的名門之後，不能不關注時局。

到了1967年早春，時局愈益動盪。整個春季，郭沫若僅在3月下旬有過一次出席某友好國家的國慶招待會的外事活動。也正是在這個暮雲沉沉、愁城四望的時節，4月12日，郭民英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

一説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説在棄世前一天還照常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

郭民英之死確實是一個難解之謎。在那樣一個年頭，自殺不唯難以得到人們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視為“反動”之舉，因而也多半要招來惡名聲。他的家人從未透露過事件的真相(或許原本就無從瞭解真相)，他在去世之前似乎也沒有留下任何相關文字。

據奉周恩來之命處理此事的當時海軍幹事徐平 ^[1]  回憶，郭沫若和於立羣為妥善處理此事，專門為徐寫了一幅字，後海軍方面得出的結論是郭民英患有慢性精神病。因此，郭沫若在這次事件中得以過關——郭民英有精神病從而排除自殺的“反革命”罪。（見徐平《軍旅拾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