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商代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凶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已知，殷商時期，國王在處理大小事務之前，都要用甲骨進行占卜，祈問鬼神，事後將所問之事契刻於甲骨上。商亡之後，占卜在周代逐漸絕跡，其文字也逐漸不為人知。 ^[3] 

商代統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內會不會有災禍，天會不會下雨，農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勝利，應該對哪些鬼神進行哪些祭祀，以至於生育、疾病、做夢等等事情都要進行占卜，以瞭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烏龜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準備用來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鑽出一些小坑，這種小坑甲骨學家稱之為“鑽鑿”。占卜的時候就在這些小坑上加熱使甲骨表面產生裂痕。這種裂痕叫做“兆”。甲骨文裏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樣子。從事占卜的人就根據卜兆的各種形狀來判斷吉凶。

甲骨文(12張)

甲骨文因鐫刻、書寫於龜甲與獸骨上而得名，為殷商流傳之書跡； ^[1]  內容為記載盤庚遷殷至紂王間二百七十年之卜辭，為最早之書跡。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飲酒及敬鬼神；也因為如此，這些決定漁撈、征伐、農業諸多事情的龜甲，才能在後世重見天日，成為研究中國文字重要的資料。商代已有精良筆墨，書體因經契刻，風格瘦勁鋒利，具有刀鋒的趣味。受到文風盛衰之影響，其大致可分為五期，底下分別介紹。商代晚期自盤庚遷殷至商紂王共約273年，經歷8世12王，這一時期的甲骨文也應有早晚先後之分。對商代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多種説法，如今主要採用的是董作賓依據世系、稱謂、貞人等十項標準劃分的五期説，即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主要有四項：

(一) 經過加工和刮磨的龜甲和獸骨，由專門負責的卜官保管。卜官在它們的邊緣部位刻寫上記述這些甲骨的來源和保管情況的記事文字，稱"記事刻辭"；

(二) 卜官在占卜時，用燃着的紫荊木柱燒灼鑽鑿巢槽，使骨質的正面裂出"卜"形狀的裂紋，這種裂紋叫作"卜兆"，是據以推斷卜問事情吉凶的依據。在時代較早的甲骨卜兆下面，刻寫出占卜進行順序的數字，這種數字也叫"兆序"；

(三) 甲骨文的主體部分是卜辭，即占卜活動結束後記錄占卜活動進行情況與結果的刻辭。 大多刻寫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寫在反面的；

(四) 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組成的六十個干支名稱的干支表，可説是中國最早的日曆。

另外，甲骨文中還有一些當時學習刻寫卜辭的人練習刻寫的作品，稱為"習刻"或"習契"。

甲骨文的內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記錄。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問，有些占卜的內容關於天氣，有些是農作收成，也有問病痛、早生貴子的，而打獵、作戰、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問了。所以甲骨文的內容可以隱略瞭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歷史發展的狀況。

同時，甲骨文與古老建築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説建築記載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從甲骨文中許多有關建築的字形上，可以瞭解中國遠古時代建築的結構形式及其發展脈絡。

甲骨文“高”字。從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斷在商代已有了一種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築了。其下部應該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這是私有制抬頭和家庭出現後的一種建築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棟既有屋頂又有牆身的建築。牆的出現，在中國遠古時代是個了不起的創造。用牆圍合而得到的室內空間，比只用屋頂的要高大得多，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義。

甲骨文“宮”字。它可以看成在一個大屋頂下罩着兩個(或兩個以上)室內空間的房子。這是一種專供統治階級使用的十分講究的高大建築物。

甲骨文是鐫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因為這裏曾是商代後期商王盤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稱為“殷”。商滅國，遂成為了廢墟，後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稱“殷墟文字”。其內容絕大多數是王室占卜之辭，故又稱“卜辭”，或“貞卜文字”。這種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稱“契文”、或“殷契”等。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餘年，它不僅是研究中國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統的資料，同時也是研究甲骨文書法重要的財富。從書法的角度審視，甲骨文已具備了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一共三個基本要素。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構字體上看，文字不僅有變化，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衡對稱，還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因此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甲骨書法”現今已在一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

從用筆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堅硬的龜甲或獸骨上，所以，刻時多用直線，曲線也是由短的直線接刻而成。其筆畫粗細也多是均勻；由於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數線條呈現出中間稍粗兩端略細的特徵，顯得瘦勁堅實，挺拔爽利，並且富有立體感。

就結字而言，甲骨文外形並且多以長方形為主間或少數方形，具備了對稱美或者一字多形的變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結字上還具有了方圓結合，開合輯讓的結構形式，有的字還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圖畫的痕跡，具有文字最初發展階段的稚拙和生動。

從章法上看，卜辭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錯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雖有疏密變化，但全篇能行氣貫串、大小相依、左右相應、前後呼應的活潑局面。並且，字數多者，全篇安排緊湊，給人以茂密之感，字數少者又顯得疏朗空靈，總之，都呈現出古樸而又爛漫的情趣。

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據學者胡厚宣統計，共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台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中國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 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甲骨文發現後，金石學家、古董商人、外國人開始大量蒐購。這些非科學的發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況，使所出甲骨的價值大失。據統計，從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達十萬片以上。

從1928年秋到1937年夏，由於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點，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先後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帶進行了長達10年的15次考古發掘，不僅先後發現了總計24900多片甲骨，而且發現了商代後期的宮殿、宗廟遺址和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銅器、玉器、陶器，從物質文化上提供了殷墟為商代王都的證據。殷墟成為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又一次震動了中外學術界。第四次發掘工作地點在小屯村北，時間自1931年3月21日至5月12日，發掘仍由李濟主持。這一次發掘由於梁思永的參加而改進了田野發掘技術，開始真正將地層學理論運用於田野考古，這一次發掘中出土有字的甲骨782片，同時還發現一個有刻辭鹿頭骨。

甲骨文的發現引發了當地民間對甲骨的私掘熱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學者紛至沓來，大量收買。據統計，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已有數萬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發掘計劃。8月，在考古學家董作賓領導之下，第一次對殷墟進行了科學發掘，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前後共進行十五次發掘，獲得有字甲骨24918片。日軍佔領安陽期間，日本方面曾組織日本學者在當地發掘甲骨及其他文物，並將所得運往日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等部門繼續開展甲骨發掘工作，共獲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輝縣、偃師、洛陽、鄭州二里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遺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還發現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漢字的鼻祖——甲骨文(40張)

截至2012年，發現有大約15萬片甲骨，4500多個單字。這些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商代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習俗等內容，而且涉及天文、曆法、醫藥等科學技術。從甲骨文已識別的約2500個單字來看，它已具備了“象形、會意、形聲、指事、轉註、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現了中國文字的獨特魅力。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約公元前16～前10世紀）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文獻。是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稱為契文、 甲骨刻辭、卜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通稱甲骨文。

2014年10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甲骨學及先秦史研究宋鎮豪16日在《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機構的專家從旅順博物館館藏1800多片從未公佈過的罕見甲骨中，發現了34個新字和新字形。專家認為，這一成果是自中國甲骨文發現110多年來的一次重大突破，不僅為中國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對甲骨文和甲骨學發展將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經過3年多的仔細考證、評核、彙總，發現的新字和新字形由兩年前發現的6個增加到34個，涉及祭祀、方國的名字、地名、人名以及語氣助詞等。同時，還發現並證實了殷商時期就有割鼻子、割耳朵等刑罰。此次發現34個新字和新字形，對於甲骨文研究將起到深遠影響和重大推動作用，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截至2022年11月，中國甲骨文發現總計約十五萬片，經科學考古發掘的有三萬五千餘片，單字數量已逾四千字，甲骨文資料整理、分期斷代、文字考釋、商史研究、工具書編纂出版、人才培養等方面成果豐碩。 ^[4] 

商代前期的甲骨文遺存主要發現於鄭州商城。1953年4月，鄭州二里崗遺址出土1段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貞：從受……七月又モ土羊”，也有人釋為“又土羊乙貞從受十月”。這段文字在功能上與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相同。甲骨出土區絕無殷代晚期遺存，應屬早商二里崗期。近半個世紀以來鄭州商城的考古發掘亦顯示這一區域並未發現商代晚期遺存。1954年9月，二里崗遺址CIT30探溝內又出土1件殘骨器，上刻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間有一個“ㄓ”字。甲骨文在鄭州二里崗遺址的多次發現，展示出該地區在商人的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鄭州二里崗遺址處在商王的藉田範圍之內，出土卜骨的場所應為商代早期王社遺蹟。 ^[6] 

二里崗之外，鄭州商城的其他區域也偶有甲骨的發現。1989年秋，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項目工地二里崗上層的灰坑內發現1件用動物肢骨加工的骨料，正面有2個刻劃文字，或釋為“厄弜”。1990年夏，考古人員在清理鄭州電力學校二里崗上層夯土坑H10時，在填土中發現1件殘骨片，骨料正面偏上部中間有2個刻畫文字，釋為“弜厄”。 ^[6] 

這些商代早期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刻骨卜辭，是我國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甲骨卜辭，也為商後期甲骨文字找到了源流。 ^[6] 

絕大部分甲骨文發現於中國河南省安陽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時代遺址，範圍包括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花園莊、侯家莊等地。這裏曾經是殷商後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稱為殷墟。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統治者的占卜記錄。

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佈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檔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穫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

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

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説，婦好在征戰羌姬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保存着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着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卧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説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

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此之前的學者，只是在書齋中研究碑文和銅器銘文，從不去田野裏考察和發掘。中國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對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然後是 1927年開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的早期發掘。但當時對這兩處的發掘，不是由中國學術部門獨自承當的，而是由當時政府聘請外國學者主持，或由中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真正由中國學術機關獨立進行的田野考古，是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的首次發掘開始的。它對中國田野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絕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們培訓出來的。因此稱殷墟是中國田野考古學的誕生地，確屬當之無愧。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歷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曆法與周祭祀譜的鉅著。在本書第一卷中提出商人採用干支紀日，一直連續，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採用陰陽合曆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卜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醜之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進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説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一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並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曆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醜之説，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曆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紀日從殷代開始從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歷月首研究》一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通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

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開殷墟卜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餘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卜辭地理研究創立了一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卜辭為研究對象（此種卜辭多附記當日占卜地名，即田獵駐地），通過同版幾條卜辭干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而後又通過異版同名聯繫其他地名，從而結合文獻記載建立起地理區域構架。此後，雖有不少學者繼續開拓商代地理研究領域，但採用的方法皆本自於郭氏的干支系聯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績突出的有董作賓、陳夢家、李學勤、島邦男、松丸道雄與鍾柏生。董氏的成績在於將黃組卜辭的徵人方卜辭中經過地點系統地收集起來，按干支系聯，藉以考釋其地望，並繪出路線圖。陳氏則較全面地討論了商晚期諸種地理結構，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區與沁陽田獵區，勾畫了卜辭地名網，並在伐人方路線上修正了董氏之説。李氏的專著將沁陽田獵區作了更細緻的區域分劃，更正了郭沫若將“衣逐”之“衣”釋為地名的錯誤，指出“衣”當讀為“殷”，訓“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則從理論上討論了田獵地之間距離的推定方法，這是他超出其他諸家之處。鍾柏生的論文集將卜辭地名作了分類，分為田遊地理、農業地理、部族方國地理等。他詳細評析了以前諸家研究的成績與方法、觀點上存在的問題，在田獵地名研究上雖仍主要採用干支系聯法，但對辭例的條件作了較嚴格的規定。

有關殷墟卜辭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鄭傑祥的《商代地理概論》，其特點首先是對地名作詳細的文字考證，以求字識準確；其次是卜辭資料更為齊全，不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資料，是他書所未採用的；三是書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資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雖然有較多成果，但由於卜辭資料本身的限制，對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較大。其中最明顯的如商王田獵卜辭中所反映出來的主要田獵區究竟在哪裏，如今即有河南沁陽、山東泰山、河南濮陽（及新鄉以東、山東以西）三個地區三種看法。

甲骨文主要為占卜記事卜辭，完整的甲骨大小根據占卜主體的身份不同而異。王卜多屬各地進貢的大龜，一般貴族用王都附近產的尺寸較小的龜，龜的大小，乃是等級、權力、地位的一種標誌。最大的龜腹甲長44釐米、寬35釐米，背後有204個鑽鑿，現藏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屬武丁時。今見完整龜甲一片上字數最多者達404字，正反共刻71條卜辭，見《合集》974，現藏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屬第一期武丁時。牛肩胛卜骨也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一件現藏國家圖書館，為一牛右胛骨，通長43.5釐米、寬24釐米，正反面刻了35條卜辭和一條記事刻辭，共218字，屬第四期武乙時。此外，還有十分鮮見的象胛骨卜骨，另有一些與占卜不相干的記事刻辭，包括人頭骨刻辭、虎骨刻辭、兕骨刻辭、鹿頭骨刻辭、牛距骨刻辭，以及一些骨器上的記事刻辭等。甲骨文還有用軟筆朱書墨書的。考古發掘發現的甲骨文，有的整批出土於當時有意瘞埋的土坑中，瘞埋地點也有所不同，甲骨組類屬性也相應而異，可以據以整體斷代及識別是某某王卜辭或非王卜辭。 ^[2] 

甲骨文最早出土於何時，尚無定論。河南安陽殷墟一帶，自北宋以來就不斷髮現商代銅器，當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歷代學者都沒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在清朝光緒年間，古董商、金石學家王懿榮，是當時最高學府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校長）。有一次他看見一味中藥叫龍骨，看見上面刻着字，就覺得很奇怪，翻看藥渣，沒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種看似文字的圖案。於是他把所有的龍骨都買了下來，發現每片龍骨上都有相似的圖案。他把這些奇怪的圖案畫下來，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他確信這是一種文字，而且比較完善，應該是殷商時期的。後來，人們找到了龍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陽小屯村，那裏又出土了一大批龍骨。因為這些龍骨主要是龜類獸類的甲骨，是以人將它們命名為“甲骨文”，研究它的學科就叫做“甲骨學”。（此種説法如今存疑,詳見百度王襄詞條。）另當時藥店疏"龍骨"有規定，帶字的不要，所以不可能在藥中看到。範壽軒先將龍骨賣予王襄，王襄無力全部購買，餘下的範帶到北京賣與王懿榮。

由於藥鋪老闆拒收上面有刻畫痕跡的龍骨，小屯村的農民就用小刀將上面的痕跡刮掉，以6文錢一斤的價格，將挖出的龍骨賣給藥鋪。於是許許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當作藥吃進肚裏，這就是所謂的“人吞商史”。

學術界基本認同清末官員、金石學家王懿榮是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而關於具體發現過程則有兩説。

第一説源於劉鶚的記載。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安陽出土龜版之後，被山東濰縣古董商人範壽軒、範維卿等人收購，並運至北京售賣。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素來喜好收集古物，通曉金石文字，從古董商手中高價收購了這批甲骨。

另一説流傳甚廣，與中藥“龍骨”密不可分。龍骨一般是指遠古哺乳動物的骨骼化石，中醫認為其可以入藥，有治療咳逆、瀉痢、便血的作用。後來，甲骨代替龍骨，用於藥用，河南安陽一帶有人甚至世代以此為業。在這一過程中，甲骨文資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染疾服藥，偶然在中藥中的龍骨上發現了古文字。

王懿榮為清末翰林，進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學造詣。他在得到甲骨之後，即認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遺物，並開始重金收購有字甲骨，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榮尚未對這種文字進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自殺殉國。

王懿榮對甲骨的收購，逐漸引起學者重視，古董商人則故意隱瞞甲骨出土地，以壟斷貨源，從中漁利。王懿榮好友劉鶚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為甲骨來自河南湯陰。後來羅振玉經過多方查詢，終於確定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洹河之濱的小屯村，這裏與古文獻記載的商朝後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古代甲骨上的刻劃的符號被確認為的商代文字是中國考古的三大發現（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遺蹟）之一。可是它的發現過程，既十分偶然又極富戲劇色彩。

清光緒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中央教育機構的最高長官）的王懿榮（1845—1900）得了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達仁堂買了一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龍骨的中藥上面刻劃着一些符號。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幾十萬年前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非籀（大篆）非篆（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趕到達仁堂，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後來又通過古董商範維卿等人進行蒐購，累計共收集了1500多片。

首先對甲骨文作出確認的王懿榮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研究並著書立説，八國聯軍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

1900年7月，侵略軍兵臨城下，慈禧太后帶領皇室人員倉皇出逃，王懿榮徹底失望了。他對家人説：“吾義不可苟生! ”隨即寫了一首絕命詞毅然服毒墜井而死，年方56歲。

後來人們稱這位最先發現甲骨文的人王懿榮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發現90週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鄉山東煙台市福山區建成王懿榮紀念館，以紀念他的功績。

王懿榮殉難後，其子為還舊債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甲骨，於是在1902年大部分轉歸好友劉鶚（即《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另外，劉鶚還從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商那裏購得3000餘片甲骨，從友人方若那裏獲贈300餘片，又派兒子去河南購得1000餘片，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成為當時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好友羅振玉的建議和幫助下，劉鶚於1903年11月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將甲骨文資料第一次公開出版，此書從劉鶚所藏的甲骨中採用1058片，由羅振玉親自選拓，其中偽刻5片，自重3片，倒置12片，甲骨反面有字而未錄的有40片，骨臼有字而未錄的有4片，雖然如此，仍瑕不掩瑜。不久，學者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的資料，又寫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契文舉例》。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衞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1910年羅振玉釋讀出了10位殷王的名諡，證明這些有字甲骨確為殷王室之遺物，並進一步推斷安陽小屯村正是古文獻所載的殷墟遺址。先後共蒐集到近二萬片甲骨，於1913年精選出2000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隨後又編印了《殷墟書契菁華》（續編），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繼羅振玉之後，許多著名的學者，如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容庚、於省吾、胡厚宣等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號彥堂）、郭沫若（號鼎堂）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其中以羅振玉年齡最長，接觸甲骨文也最早，而位列“四堂”之首。

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甲骨文記錄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主要指中國商朝後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於占卜吉凶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內容一般是占卜所問之事或者是所得結果。殷商滅亡周朝興起之後，甲骨文還使用了一段時期，是研究商周時期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甲骨文其形體結構已有獨立體趨向合體，而且出現了大量的形聲字。它上承原始刻繪符號，下啓青銅銘文，是漢字發展的關鍵形態，被稱為“最早的漢字”。現代漢字即由甲骨文演變而來。在總共10餘萬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圖形，其中已經識別的約有2800多字。

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系統文字，也是比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點橫撇捺、疏密結構，確實初具用筆、結體、章法等書法要旨，孕育着書法藝術的美，很值得欣賞與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編》的序言中，就對其書法體現非常讚賞：“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渾，帝乙之世，文鹹秀麗。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迴環照應，井井有條……足知現存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

鐘王顏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書法家。殷代的“鐘王顏柳”們，就是那些書刻卜辭的史官卜人。正是他們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貴的上古書法作品。若就甲骨文書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會發現早期字體較大，像羅振玉編《殷虛書契菁華》所收錄的許多武丁時期的卜辭，非常大氣、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時代，字變得細小委瑣；至於西周甲骨文則更是細若粟發。

甲骨文風格類型：一是勁健雄渾型、二是秀麗輕巧型、三是工整規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豐腴古拙型。總之儘管甲骨文是契刻出來的文字，但筆意充盈，百體雜陳，或骨格開張，有放逸之趣；或細密絹秀，具簪花之格，字裏行間，多有書法之美。

所謂“甲骨文書法”，大抵有兩層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體結構、書法特徵為宗，加以工整地摹寫而成的書法作品。這類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組合為新句子。內容是新的，字卻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筆文字一般饒富雅趣。但是甲骨文總共才二千多字，其中還有不少尚未釋出的怪字（特別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場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沒有的字，而所書寫的對聯、題詞中又無法代替，就只好進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裏去討救兵。進行這項創作的首要人物是羅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餘，將甲骨文用毛筆書寫成楹聯，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繼之有章鈺、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創作。一些古文字學前輩如董作賓、商承祚、唐蘭、於省吾等也擅長甲骨文書法，這是本真意義上的甲骨文書法作品。

另一層意思是指借鑑甲骨文特徵加以自行創作的現代書法作品。他們將甲骨文視作一種靈感，僅僅是藝術創作中的一點啓示，而並不在於追求“形似”。因此，他們並不嚴格按甲骨文的書法特徵去寫，可能是綜合了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多種古文字的特點而創作。這樣的書法藝術與古文字學雖有關係，但不是亦步亦趨。

有的學者更認為，甲骨文的“書體”在甲骨斷代和碎片的綴合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①。書法形體取決於書寫人的技術與手法。它的流行受習慣的崇尚而具有時間性。用書體來測量某一時期文化和藝術的風尚，可以大體上窺見一斑。並指出：

武丁時期的書法，氣魄雄偉，峻敖瑰麗。即使中小字體也是工整秀麗，但無論大中小字體，無一處不表現出這一時期書法方面的熟練，深邃的造詣；祖庚祖甲時期，主要在嚴飭工整方面下工夫，與後世書家比擬，頗有歐陽率更的風趣；稟辛康丁時代，一部分沿襲了祖庚祖甲時工整的作風，但大多逐漸衰退，趨向潦草苟且；武乙時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勁削而帶有暴戾的氣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門，百體雜陳，在書法上頗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情景，有的骨骼開張，有放逸之趣，有的細小娟秀，有簪花之格。

可見，甲骨文的書法藝術是為學者們所公認的。

此外，甲骨文還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後還填以硃砂，也有個別不是刀刻而是用硃砂直接寫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體現了它的筆意。從刻劃的線條犀利蒼勁來看，刀法也很熟練。線條起止有度、轉折恰當，且有粗有細，有長有短，説明有用單刀，也有用雙刀的。字形結構一般呈瘦長形，有大小、長短、方圓之別；各種長短線條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種橫豎斜直線的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對稱的結構，又表現出豐富而有變化的筆意。同時，甲骨文還具備了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註、形聲“六書”的漢字構造法則，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書法藝術。

甲骨文有完整的內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敍辭（為貞卜日期和貞人名）、命辭（所問之事）、佔辭（為商王親自視兆佔問吉凶）、驗辭（刻記占卜結果）等項，故又稱甲骨文為卜辭。刻辭的排列也很有規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從右至左，或從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橫後豎。一片甲骨上少則數字，多則上百字。其章法佈置毫無做作氣，錯落自然，渾然一體，變化無窮，一片天機。無論從哪方面看，都體現了殷代貞人高度的藝術技巧和藝術匠心，不愧為中國最早的書法藝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伴隨着書法熱的興起，甲骨文書法得到了廣大書法家的重視。但由於甲骨文書法創作畢竟不過百年的歷史，還沒有十分成熟的臨習與創作方法可供借鑑。以怎樣的筆法去研習這一古老的書體，成為從事甲骨文書法創作者亟需解決的一道課題。沙曼翁先生認為：“寫甲骨把筆要輕，運筆要活，要學‘大米’的刷字。要中、側鋒互用，既要寫出毛筆的韻味，又要有刀的感覺。”是極為精闢的見解。儘管甲骨文是由鍥刻而成，但書寫的痕跡依然存在，因此，我們在臨習甲骨文時既要體現鍥刻的感覺，更要表現書寫的味道。起筆微逆入紙，提筆中鋒運行，駐筆平出空收。在行筆時切忌出現楷書的頓挫之法，筆致要簡率、質直和暢達。尤其是要做到搭筆即成的迅捷運筆方式，做到急緩適中。臨習甲骨文儘管以中鋒為主，但要間或輔之以側鋒，以增其韻。甲骨文的轉折，一般應斷而再起，且不可一筆帶過，形成圓轉之狀，而失去了甲骨文方整峻拔的特質。

最後，尚需指出，臨習甲骨文，除掌握上述筆法外，平時要多讀甲骨文拓片，品味其線條、結字以及高古的氣息。同時，堅持臨寫小篆和金文，多讀一些文字學著作，這對學習甲骨文很有幫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

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蒐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説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後，學者王國維對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於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一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

從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一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於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甲骨文圖片(3張)

甲骨文的文字學價值

甲骨文在漢字漫長的發展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作為現代漢字的鼻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漢字的萌芽，大約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劃符號。但這些刻劃文字雖已具備了文字的雛形，但都是一些簡單的符號和單字，無完整的體系和規律。真正具有一定的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的文字，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據研究，甲骨文中共有不重複的單字4500個左右，已識單字在1700個左右，而這些單字還不是當時使用的全部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寶貴資料。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中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甲骨文比《説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説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在甲骨文以前，從考古材料來看，中國境內已有很多尚未完全成熟的文字符號出現。從史書記載來看，《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世本》都記載有倉頡造字的傳説。許慎的《説文》序把《繫辭傳》的説法和倉頡的傳説結合起來，説：“及神家氏結繩 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航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刈，萬品以察。”黃帝的時代大約在公元前兩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過公元前1300年。

2017年12月26日，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發佈會在故宮博物院舉行。發佈會由教育部、國家語委、國家文物局、國家檔案局、故宮博物院、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委會共同主辦。出席會議人員主要來自主辦單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文博機構，以及有關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

甲骨文藏品的後人作偽並不高明，鑑定時須注意如下幾點：

第一，看卜骨之新舊。甲骨埋入地下三千餘年，被有的學者稱作“亞化石”，自然有一種古樸感。作偽者常用大版新鮮牛骨來刻字（因龜甲較難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辭須謹慎。如英國駐安陽長老會牧師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於1914年起開始蒐集甲骨文，結果初次所購之大骨版，全系新鮮牛骨仿製，收藏不久，即腐爛發臭。（有的假貨是在商朝出土的甲骨上，重新再刻字，比如原來一塊上，只有一個字，他再加刻上七八個，所以要注意真的甲骨不一定是甲骨文）

第二，若能目驗實物，可看切口之新舊。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偽者常用粘性泥土塗抹。將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瞭然。而真品則因土色深入刻痕內，一般是洗刷不掉的。（這種用水的做法會對文物有很大的傷害性，特別是那種保存不是很完好的甲骨文，和出土時已經有些腐朽的甲骨文。儘量請專家，如果不行，可以用放大鏡，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清晰看出差異。）

第三，看內容是否符合卜辭的文例文法。因作偽者並不懂甲骨文的內容，多數是胡亂抄襲真片上的文字，東拼西湊，甚至倒寫、刻錯亦渾然不覺。因此，在鑑別時要注意看刻辭是否連成文句。一條完整的卜辭，由前辭（又叫敍辭，寫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時又寫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問辭（又叫命辭，是要問的事）、佔辭（商王看了卜兆以後所下的是非結論）、驗辭（占卜後結果的應驗情況）這樣四部分組成，不過許多卜辭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幾部分。

第四，看刻辭格式。在龜甲上的刻辭，分兩種式樣：刻在左右邊緣部分的，由外向裏讀，確切地説，刻於左甲邊的文字，從左向右讀，刻於右甲邊的，則從右向左讀。另一種是龜腹甲的中縫兩邊文字，皆由裏向外刻，即在中縫左側的文字，由左向左讀，在右側的，由右向右讀。在牛骨上的刻辭，一般刻在骨的邊緣，是由外向裏讀。幾條卜辭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體。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盤庚到帝辛12位商王計270餘年，卜辭年代明確可以判斷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這段時期內，文字寫法有過變化。有學者根據這些變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將殷墟卜辭分為五期，第一期為武丁時期，字體相對大一些，第五期較小，有些在寫法筆劃上也有不同，可以從甲骨學工具書（如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查對。

第六，看貞人（卜人）名字。貞人即當時替商王占卜之人，為史官。貞人生活於一定的時期，貞人名是斷代的依據之一。早期與晚期的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應在同片甲骨上出現。不少專著對此有研究，且列表對照，一目瞭然（如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

總的説，甲骨文辨偽較其他文物的鑑定要簡單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無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偽參半須倍加小心。前人在這項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錄的甲骨書中偽刻較多，如《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等，引用時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貞旬無禍王佔曰吉”等 三條卜辭系真跡，而下半部字雖大而清晰，於文義卻不通，系偽刻。作偽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專幹偽刻卜辭勾當。如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中提到的藍寶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細程度幾可亂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則在甲骨上大肆“創作”，會給辨偽工作平添許多麻煩。

除商代卜辭外，1954年起又發現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時距殷墟卜辭的發現已半個世紀，作偽之風無存，當然也就談不上辨偽了。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單位，共藏有35651片。 ^[5]  多系名家捐贈和從私人、市肆收購而來。其中以劉體智先生的庋藏數量最多，裝在150個盒內，共28000餘片。國家圖書館所藏甲骨還曾著錄於羅振玉《殷墟書契》、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編》、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拓片也很豐富，除正在傳拓中的《館藏甲骨集拓》外，還有《善齋書契叢編甲骨拓本》十八冊四函，共28000餘張。在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中還收錄有該館所藏甲骨拓本十餘種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