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祖籍浙江省嘉興市。 ^[35]  “五四”運動期間，開始大量閲讀《新青年》等書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等進步思想 ^[1]  。

1920年，進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廣泛接觸西方文學及社會科學著作，並參加了《半月》雜誌的工作和一些進步社會活動 ^[1]  。

不同時期的巴金(6張)

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發表在《半月》刊第17號刊載上 ^[2]  。

1922年2月，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詩歌《被虐（待）者底哭聲》12首，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

1922年冬，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預科和本科班（英文）肄業 ^[1]  。

1923年，到上海求學。

192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

1925年，高中畢業後在上海從事社會活動和編譯工作 ^[1]  。

1927年1月，赴法國留學，11月，出版譯著克魯泡特金的《麪包略取》 ^[3]  。

1928年2月，譯著《克魯泡特金學説概要》出版；3月，參與翻譯的《蘇俄革命慘史》出版；4月，參與翻譯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書店出版；9月，譯完克魯泡特金《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上冊，以《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為題出版；12月，從法國回到上海 ^{[1]  [3]}  。

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説月報》發表中篇小説《滅亡》 ^[33]  ，描寫革命黨人杜大心反抗軍閥的鬥爭及其命運，該作品引起文壇的關注；1月，譯著《斷頭台上》出版；5月，譯著《蒲魯東底人生哲學》出版；7月，譯作《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下篇）出版；8月，譯作《地底下的俄羅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 ^[3]  。

1930年，譯作《骷髏的跳舞》（秋田雨雀著）出版，4月，譯作《一個革命者的回憶》（即《克魯泡特金自傳》）出版，重譯本《前夜》（即《夜未央》）出版 ^[4]  。

1931年1月，中篇小説《死去的太陽》出版；4月18日，譯作《草原故事》出版；8月，第一短篇小説集《復仇》由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 ^[4]  。

1932年5月23日，第二個短篇小説集《光明》與長篇小説《霧》出版，其中，《霧》講述了留學歸來學子周如水的戀愛婚姻；10月，中篇小説《春天裏的秋天》和譯作《秋天裏的春天》出版；12月，出版散文集《海行》 ^[4]  。

1933年1月，小説《砂丁》《雨》出版，其中，《雨》通過描寫周如水的朋友吳仁民的經歷，展現了舊社會時期各種不同人的思想動態；2月，短篇小説集《電椅》出版；4月，短篇小説集《抹布》出版；5月，長篇小説《家》由開明書店出版，該作品描寫了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罪惡及腐朽 ^[4]  。

1934年—1935年，在日本學習日文 ^[1]  。

1934年8月，散文集《旅途隨筆》和短篇小説集《將軍》出版；10月，短篇小説集《沉默》出版；11月，《巴金自傳》由第一齣版社出版。

1935年，從日本回國後，在上海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 ^[1]  。

1935年—1950年，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總編輯 ^[10]  。

1935年3月，中篇小説《電》、散文集《點滴》出版，其中，《電》講述了一羣青年的革命經歷；11月，短篇小説集《神·鬼·人》出版 ^[4]  。

1936年2月，《巴金短篇小説集》（第一集）出版；3月，短篇小説集《沉落》、散文集《生之懺悔》出版；4月《巴金短篇小説集》（第二集）、《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出版；5月，譯作《門檻》（屠格涅夫等著）出版；8月，散文集《憶》、譯作《俄國虛無主義運動史話》（斯捷普尼雅克著，即為《地底下的俄羅斯》改版本）出版 ^[4]  。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擔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報》的編委，並和茅盾共同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雜誌 ^[1]  。

1937年1月，重新校改廖亢夫的《夜未央》，次月出版；3月，童話集《長生塔》出版；11月，雜文集《控訴》出版 ^[4]  。

1938年1月，譯作《告青年》出版；2月，譯作《叛逆者之歌》出版；3月，長篇小説《春》由開明書店出版，該作品描寫了兩個年輕女子蕙和淑英的命運。

1939年3月，散文集《旅途通訊》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0月，散文集《黑土》出版 ^[4]  。

1940年8月，譯作《一個家庭的戲劇》（赫爾岑著）、短篇小説集《利娜》出版。

1942年1月，散文集《龍·虎·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4月，短篇小説集《還魂草》出版；6月，散文集《廢園外》出版 ^[4]  。

1944年6月，譯作《處女地》（屠格涅夫著）出版。1945年，譯作《散文詩》（屠格涅夫著）出版。

1945年12月，短篇小説集《小人小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從事出版和翻譯工作 ^{[1]  [4]}  。

1946年1月20日，和茅盾等21人聯名發表“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委員書”，信中呼籲廢止文化政策，確立民主的文化建設政策，中篇小説《第四病室》由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出版；4月10日，散文集《旅途雜記》出版。

1947年3月，長篇小説《寒夜》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8月，散文集《懷念》出版。

1948年3月，譯作《快樂王子集》出版；6月譯作《笑》出版；9月，散文集《靜夜的悲劇》出版 ^[4]  。

1949年7月2日，參加在北平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7月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當選為該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前夕，作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  ；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12月，出版譯著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説《蒲寧與巴布林》 ^[4]  。

1950年，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4月，出版高爾基的《回憶托爾斯泰》；7月，出版高爾基的《回憶布羅克》；7月29日，當選為上海文聯副主席；8月，出版巴甫羅夫斯基的《回憶屠格涅夫》。11月，參加了華沙第二次世界保衞和平大會；12月24日，出席北京各界慶祝中朝人民抗美援朝勝利，歡迎和各大代表團返國大會 ^{[1]  [5]}  。

1951年3月，散文集《華沙城的節日棗波蘭雜記》出版。；3月，當選為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7月，散文集《慰問信及其他》出版 ^[5]  。

1952年2月，在北京籌備全國文聯組織的“朝鮮戰地訪問團”，任團長。

1953年2月，關於朝鮮的散文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出版；3月24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巴金等二十一人為全國文協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10月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同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作家協會，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副主席 ^[5]  。

1954年9月4日，當選為第一屆人大代表（四川代表），並出版散文集《保衞和平的人們》；9月15日—29日，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5]  。

1955年3月11日，在全國各人民團體負責人的聯席會議上被推選為出席亞洲作家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5月，隨筆集《談契訶夫》出版；5月25日，在北京參加中國文聯主席團、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6月—7月，在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8月1日，參加全國文聯、作協主席團舉行的聯席會議 ^[5]  。

1956年1月5日，與周立波從北京啓程前往柏林參加第四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家大會；2月7日—3月6日，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 ^[5]  。

1957年3月，散文集《大歡樂的日子》出版。

1958年2月1日，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4月，《巴金文集》第三卷出版；5月，《巴金文集》第四卷出版；8月，《巴金文集》第五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六卷出版 ^[5]  。

1959年9月，散文集《新聲集》《友誼集》出版；6月，《巴金文集》第七卷、八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十卷出版。

1960年4月，散文集《讚歌集》出版；7月，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 ^[5]  。

1961年4月，出席亞洲作家東京緊急會議，並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12月，短篇小説集《李大海》出版；10月，《巴金文集》第十、十一卷出版；11月，《巴金文集》第十二卷出版；12月，《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出版 ^{[1]  [6]}  。

1962年8月，《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出版。

1963年6月，散文集《傾吐不盡的感情》出版。

1964年9月，散文集《賢良橋畔》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但依然堅持寫作 ^[6]  。

不同時期的巴金(13張)

1977年5月18日，恢復了寫作的權利；5月23日，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12月25日—12月30日，參加上海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政協上海市第五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1977年至1983年，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1]  [7]}  。

1978年2月25日，在北京出席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5月27日，到北京參加中國文聯第三屆第三次（擴大）會議；8月，《巴金近作》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7]  。

1979年4月，率中國作家代表團首次訪問法國，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熱”，促進了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7月，反映抗美援朝鬥爭生活的小説散文集《英雄的故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譯作《往事與隨想》（赫爾岑著）第一冊出版；12月，散文集《爝火集》、雜文集《隨想錄》（第一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 ^{[1]  [7]}  。

1980年3月，《巴金選集》（上下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6月，《巴金中篇小説選》（上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巴金中篇小説選》（下卷）出版；12月，《巴金近作》（第二集）出版 ^[7]  。

1981年春，率代表團出席在瑞典召開的世界語代表大會。同年參加了國際筆會里昂—巴黎大會；4月20日，出席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當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 ^[32]  ；同月，《隨想錄》（第二集）與散文集《探索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9月，雜文集《創作回憶錄》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11月，參加上海市五屆政協第十一次常委會，擔任上海市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月，去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7]  ；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 ^[32]  。

1982年3月，隨筆集《序跋集》出版；4月，《巴金近作》第三集《探索與回憶》出版；10月，《隨想錄》第三集《真話集》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12月，出版散文集《懷念集》；7月，《巴金散文選》（上下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獲意大利國際但丁獎 ^[7-8]  。

1983年，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同年，獲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1984年5月，作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應邀參加了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 ^{[1]  [8-9]}  。

1985年，獲得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外國院士稱號。

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90年，獲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同年，還獲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 ^{[8]  [11]}  。

1993年3月，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4月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頒發的“資深作家敬慰獎”。

1994年，《巴金全集》26卷全部出版。

1996年12月，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委員會主席。

1998年3月，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8]  [11]}  。

2001年12月，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六屆委員會主席。

2003年3月，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34]  ，同年11月，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榮譽稱號。

2005年10月17日，因惡性間皮細胞瘤在上海逝世，享年100歲。 ^{[1]  [8]  [11-12]} 

1936年，巴金與上海愛國女學校學生陳藴珍（蕭珊）結識。1938年7月，蕭珊高中畢業後追隨巴金來到廣州。1944年，與巴金在花溪結婚。1945年，女兒李小林出生。1972年，蕭珊因患癌症去世 ^[13]  。

（參考資料： ^{[14]  [15]  [2-7]  [36]}  ）

（參考資料： ^{[14]  [15]  [2-7]}  ）

（參考資料： ^[2-7]  ）

（參考資料： ^[2-7]  ）

（參考資料： ^[2-7]  ）

（參考資料： ^{[14]  [15]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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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4]  [15]  [2-7]}  ）

（參考資料： ^{[14]  [15]  [2-7]}  ）

《巴金選集》(4張)

巴金文學思想的核心為：真與善。這兩點之間，“真”是巴金文學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學思想的基點，是價值。巴金文學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絕對自由追求的價值觀，這主要得益於他早期所接觸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係，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而巴金處女作的《滅亡》則把他反專制的憎和對人類的愛的這兩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後的《家》則更為直接的體現了他對限制個人自由的封建的主義的無情的控訴。後期，《火》《第四病室》《憩園》《寒夜》，都體現了對40年代中國社會黑暗的揭露與批判。《火》對抗戰的直接描寫，《第四病室》對社會底層黑暗的揭露，《憩園》對不平等社會的反思，《寒夜》對社會黑暗的控訴。到了晚期的巴金對於“善”的思考則更加帶有更明確的社會內涵，這個內涵，主要是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來體現，即反對文化專制、反對長官意志、反對粉飾現實、懺悔自己精神上的軟弱，認為整個民族都應該懺悔和反思。於是他也響亮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 ^{[15]  [16]}  。

巴金的封建批判思想主要體現在對封建家庭的批判。在《家》中，巴金把封建家庭看作是黑暗專制的王國，又把高老太爺一類的家長視為“封建統治的君主”，很顯然，他是明確地把“家”與“國”、“家長”和“國君”對應地聯繫在一起了，就是説，他己看清了中國封建社會里“國”與“家”的同質結構關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尊卑的等級關係，就是這一同質結構的最好説明。在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説國是擴大了的家，家是縮小了的國。不論在家還是在國，所實行的都是專制的家族統治，人處其中，受到同質結構關係的約制，使人性扭曲，個性不得張揚和發展。所以，巴金“禮教的監牢”和“狹的籠”這些家的喻象也是指向封建國家的，他所創作的家庭小説是對整個家族制度進行批判的 ^[17]  。

巴金小説的生命意識首先體現為對美好人生的愛與對自由生活的追求，巴金關於愛的思想首先體現為其善良意識。在巴金看來，善良意識是促使人向最完美的自我發展的內在動力，它是統攝人的情感和理智運動的心靈的力量。善良意識是構成巴金生命意識的重要因素，是巴金人格的顯著特徵。在巴金看來，善良是每個生命應有的本性，他用善良的眼光去打量每一個生命，在生命中發現善良的閃光 ^[18]  。

在巴金的小説中，死亡的哀愁常常揮之不去，甚至他的作品直接以死或亡為題，如《死去的太陽》《滅亡》等。作品中有許多死亡人物羣像，如有被封建制度迫害而死的，有為革命獻出生命的，有為愛情獻身的等，既有轟轟烈烈偉大的死，也有平凡的死。在巴金的小説裏表現了不同的死亡觀，有基督教影響下的死亡觀，有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影響下的死亡觀，有平民死亡觀，有民主革命死亡觀等，這些都體現了巴金的死亡意識 ^[19] 

巴金的小説往往是站在“現在”的時間場域裏，在對比中否定和訣別了過去而奔向充滿希望的未來。巴金小説的時間定位在“時間的當前化”，即以“現在”為統攝，並將時間序列中的“過去”和“未來”拉到“現在”予以對比觀照，在“過去”與“未來”的當前化中形成時間的漩禍，重點展示人物的即時性心理時間，而小説結尾又往往扯開一道口子衝向未來，體現出一種“向前看”的進化論的時間意識。這是一種全新的、疊加的現在，它使文本在藝術表現上不僅關注人物性格與心理，還關注着人物背後和周邊。另外，在小説文本中，作家對文本故事的敍事策略作為時間形式的一種特殊的修辭，體現着作家特定的心理結構，而文學意象作為時間的隱喻，也成為時間形式在文本中的重要呈現方式 ^[20]  。

巴金的小説通過打破時間限制，讓各種意象並置、疊加、重組，在意象空間中編織不同的情景生態，使之各自發出不同的話語聲音，形成了可供反覆參照小説空間形式，使意象與意象之間呈現一種共時性的狀態，並通過外在意象的塑造與並置，來營構內心的情意與神思，從而多側面、多角度的展示他們的內心世界。這種並置性的藝術選擇，一方面加強了作家對情感的這染，增加了作品的審美效果；另一方面由並置形成的對照，給讀者留下了闊大的想象空間 ^[20] 

從主題學看，巴金的小説藴涵着眾多的主題，命運、愛情、尋找、個人成長、革命政治、家族倫理、自我身份的確認、文化選擇等但從重複敍事角度來看，大致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的主題：一個是個人與家庭的關係問題，二個是革命與愛情的關係問題，這都涉及到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小説創作歷程中，巴金的代表性作品幾乎都是在反覆書寫着這兩大主題，每次主題的復現都在某種精神結構的共同性上有所延展或回，甚至由此可以構成作品系列。對於巴金而言，這些創作主題的復現包含着特定的心理文化內涵 ^[20]  。

巴金的語言風格特徵明顯，總體來説他的語言是熱烈、明快、樸素的，然而就情感對語言的影響，又可分為前後兩期來看待。前期以青春激情的抒情語言風格著稱，感染性極強，故而巴金前期以《家》為代表的小説受到青年人的熱烈追捧；而以小説《憩園》為節點的後期作品語言則開始由熱轉冷，筆調變得深沉、悲哀和憂鬱，到了《寒夜》則將這種悲劇式的語言藝術提煉到了巔峯狀態。巴金前期作品語言的氣勢和節奏激越奔肆，一瀉千里，無法以遷回婉轉，含蓄凝鍊對其加以規範；熱烈酣暢，平白真率才是其方圓。這種顯示着“語句和生命是進合為一的”語言，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它“象一團火似的燃燒着，也使別人燃燒”。然而巴金也絕非只是一味任情縱筆、狂放無羈以至流於粗糙簡濫。在具體駕馭這種平白率真、熱烈酣暢的文字時，巴金注重隨情緒的起伏變化和延伸發展來安排句法的構造、修辭方式的搭配和音節的長短相間，讓語言在熱烈明快中自然跌宕成抑揚頓挫的節奏和旋律，產生一種流暢迴環的音樂美感。如作品《春天裏的秋天》中：“我抬起發熱的臉，去看蔚藍的天，去迎自由的風。我的眼裏卻裝滿一對大眼睛和兩道長眉。那對大眼睛裏充滿着愛情，春天的愛情，南方的愛情。”這一句並沒有使用整齊的韻腳，也不講究聲調的平仄搭配，詠玩味間卻給人一種抑揚有致，明快優美的音樂享受。這種富於音樂美的語言，是巴金語言抒情風格的重要特徵。 ^{[15]  [21]} 

在巴金的小説裏，有一批叛逆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衝破家族的牢籠，找尋了一條充滿理想信仰的新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家》中的覺慧，覺慧勇敢、叛逆、天真，他典型的在封建大家庭中受五四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形象，在覺慧身上，讀者看到了巴金想要呈現的那類“幼稚而又大膽的叛徒”。在高家，覺慧對許多事情都感到不平和憤怒，反對一切舊的禮俗。封建禮教扼殺了太多年輕鮮活的生命，讓覺慧更加清晰的認識到了自己必須參與到革命浪潮中，做勇敢的抗爭 ^[22]  。

在《滅亡》《愛情三部曲》等作品中，巴金用他充滿激情熱烈的筆觸將內心的理想願望寄託在小説的革命者形象中，希望能讓這個社會變革，尋求新的未來。他曾多次表示他對革命青年的熱愛，巴金認為他們“有良心，有熱情，想做出一點有利於大家的事情，為了這他們犧牲了他們個人的一切”。也正因如此，這些革命者們也如巴金的內心一樣急切、強烈，甚至是有些魯莽的追求着革命。如在《滅亡》中，杜大心的滅亡，來源於他悲慘的命運，更來源於他對革命前途的困惑和迷茫。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受到了“五四”的洗禮，深深體會和關切着下層民眾的困苦，時時希望能將勞苦大眾解救出來，他需要革命，需要顛覆，他放棄了心愛的女人李靜淑，放棄了生命，選擇衝動的、以復仇的方式開了槍，即便這個他所復仇的對象並不是真正的壓迫者和統治者，但這對於他來説，已經算是一種反抗和對革命理想的堅持了 ^[22]  。

巴金還塑造了一類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具有無私奉獻精神的形象。這些形象不再是巴金對安那其主義信仰的強烈寄託，而是更多的體現着巴金對中國革命道路給予的希望，傳遞的是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精神品格。這些形象雖然從藝術上説顯得太單一，太理想化，然而他們所傳達出的精神主旨卻是前兩種革命者類型的進一步發展。比如《霧》中的陳真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具有忘我精神的人物形象。陳真沒有因為自己患病而停止工作，相反他更加積極勤快。他認為身體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社會，也正是因為活着的時間不久了，要更加努力的奉獻自己。他將自己全部的愛與恨放在了他的工作裏面、文章裏面，他堅信這些愛和恨會被傳承下去 ^[22]  。

巴金的多餘人形象主要表現在《激流三部曲》中。比如高覺新，他和覺慧、覺民一樣，受到了新思潮的影響，並被強烈的吸引；但是他又處於長房長孫的地位，有着整個封建大家族賦予他的期望和責任。在覺新的身上，有誠實、善良、求新的一面，也有屈從、懦弱、守舊的一面。他成為了一個因為種種原因而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多餘人”。在他無所適從的過程中，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幸福，成為了生活在巴金筆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悲劇典型 ^[22]  。

（參考資料： ^[1]  ）

新華社：巴金同志的一生，是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是對國家和人民忠心耿耿、為文學事業奮鬥不息的一生。他秉性耿直，識大體、顧大局。他生活樸素，平易近人。他把整個身心交給了人民，贏得了人民的愛戴和尊敬。巴金同志的愛國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為我國現當代文學事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 ^[1]  。

作家冰心：他（巴金）是一個愛人類，愛國家，愛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家 ^[23]  。

作家蕭乾：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 ^[23]  。

文學家魯迅：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24]  。

作家金庸：巴金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敢於用作品解剖自己的靈魂 ^[25]  。

作家賈平凹：巴金是我國當代文學巨匠，他的道德和文章，都是當代作家的一面旗幟 ^[26]  。

作家鐵凝：他（巴金）講真話的勇氣和正直的品格，讓我們這些文學後輩非常敬仰 ^[27]  。

作家陳忠實：巴金是中國文學巨人，是我們新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遠遠地超越了文學的欣賞意義，而形成一個時代的吶喊 ^[28]  。

作家鄧友梅：巴金能夠客觀冷靜的看待自己，對別人的優點和好處看得很清楚，對自己的缺點錯誤勇於揭露，他的一生是人格不斷上升的一生 ^[29]  。

作家陸天明：巴金是啓蒙的、人道主義思想的主要人物，他追求個性解放的追求，反對封建枷鎖，他是一面旗幟，一棵大樹 ^[30]  。

評論家傅光明：他（巴金）首先是一個作家，他用新文學的形式，通過描寫自己體驗的大家庭，以這樣的視角來很好地呈現了時代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