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趙秉鈞

鎖定
趙秉鈞(1859年2月3日—1914年2月27日),字智庵,河南省汝州市臨汝鎮人,出身卑微,以佐雜先後被李鴻章、袁世凱所器重,由警政起家,職位漸升。清政府先後授其巡警部侍郎、民政部大臣,民國後陸續擔任內務總長、國務總理等職。 [2] 
中文名
趙秉鈞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859年2月3日
逝世日期
1914年2月27日
出生地
河南汝州

趙秉鈞人物生平

趙秉鈞,出生於1859年2月3日,自幼家境貧寒,父母早亡。曾在官宦人家做書童,受僱主恩惠,得學習機會。
1878年考秀才未中,入左宗棠所部楚軍,進駐新疆。1883年,在伊梨任勘劃中俄邊界辦事員,因工作優異,晉升為巡檢。1889年改捐典史,分發直隸省。1892年補新樂縣典史。1895年署理東明縣典史。其間,適袁世凱在小站練兵,趙秉鈞隨習軍政,專攻偵探、警察兩門,此為與袁世凱相交之始。1897年署理東明縣中汛管河巡檢,兼署理開州下汛中判。1899年調署天津北倉大使,題補獻縣管河主薄,不久捐升知縣,充直隸保甲局總辦,兼統率巡防營。李鴻章最後一任督直時,委派趙秉鈞為淮軍前敵營務處兼統帶巡捕三營,並奏保他以直隸州知州仍留直隸補用。
1901年11月,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保定,認為趙秉鈞“智勇兼優,長於繩捕”,遂委其創辦巡警的重任,併為其奏保知府加鹽運使銜。趙秉鈞與袁世凱的日本顧問三浦善傳一起,參照日本及歐美成法,擬定警務章程,創辦保定警務學堂,選募培訓巡警,建立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隊伍,並設立巡警局,維護保定社會秩序。此為中國警察制度之肇始。
庚子事變後,京津被八國聯軍佔領。《辛丑條約》簽訂後,袁世凱與八國聯軍談判交還天津,有20華里以內以及天津縣等地不得清政府駐軍條款。遵照袁世凱的命令,趙秉鈞在小站新軍中挑選1500名即將退伍的老兵培訓成為警察,以備接管天津之用。1902年8月15日,袁世凱接管天津。趙秉鈞於1903年3月調任天津南段巡警局總辦,聘請日本警官伊藤次郎為幫辦,原田俊三為顧問,創辦天津偵探隊(後改名探訪局),開辦天津警務學堂,聘請外國教習,編譯外國有關警察的書籍,訂立課程,培訓警察,並傷令各巡警局官兵,分班進修培訓。趙秉鈞將津保兩處警務學堂合併,在天津成立北洋巡警學堂。此後又在各州縣設立巡警傳習所、巡警局,建立全省巡警網。經袁世凱奏準,趙秉鈞免補知府,以道員留原省補用。在此期間,鐵路巡警總局在北京火車站建立,共有2000餘人,負責京山鐵路的警務工作,受天津南段巡警總局的領導。
1905年,趙秉鈞為巡警局擬定章程十二條,建立健全警察組織制度。是年9月,他帶領天津偵探隊隊長楊以德及200名警察趕往北京,偵破五大臣出國考察爆炸案。袁世凱藉機上奏清廷成立巡警部,任命徐世昌為尚書,趙秉為右侍郎。1906年1月,趙秉鈞抽調天津、保定巡警官兵1000餘人進京,改組北京工巡局為內外城巡警廳,使北京的警察制度得到實質性改善和確立。
1909年1月,袁世凱被罷官回籍,趙秉鈞也被解職,閒居天津。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袁世凱東山再起。11月,袁世凱任內閣總理大臣,趙秉鈞成為內閣民政大臣總攬警務。其上任時,北京城謠傳八旗士兵要殺盡漢人,一時間人心惶惶。趙秉鈞果斷採取措施,將八旗兵調到城外,撤出旗籍巡警,以減免捐税等辦法確保商店營業、戲院開演,迅速恢復了北京的社會秩序。
袁世凱與武昌革命黨人達成停戰協議後便回到北京,一邊組閣一邊逼清帝退位,這其中趙秉鈞起到重要作用。1912年1月,袁世凱遭炸彈襲擊,即藉故不復入朝,內閣奏摺及請旨等工作均交由趙秉鈞及梁士詒胡惟德辦理。1月19日,趙秉鈞代表袁世凱參加御前會議時説:“革命黨勢力甚強,各省響應,北方軍不足詩。袁總理欲設臨時政府於天津,與彼開議,或和或戰,再定辦法。”他的主張遭到王公大臣強烈反對。趙秉鈞以“如不採取此法,袁內閣將全體辭職”相威脅,排袖而去。後奉袁世凱命與胡惟德、譚學衡來到恭親王溥偉家遊説,未果。趙秉鈞等密請袁世凱將諸皇族盡驅入宮,以兵守禁城,派兵護衞各府,監督出入。趙秉鈞説:“醇王廟儒,固不足慮。恭王顏有才氣,請先除之。”消息傳出,溥偉即離京避禍。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統被迫退位。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為第一屆內閣總理,趙秉鈞為內務總長。6月,唐紹儀辭職,陸徵祥組閣。8月,陸徵祥遭國會彈勃,稱病請假,趙秉鈞代理內閣總理,9月正式任職內閣總理。
1913年初,國會選舉揭曉,國民黨獲勝,袁世凱致電宋教仁,邀其北上北京共商國是。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兩天後不治而死。3月23日,即有人向租界巡捕房報告區犯行跡,巡捕隨即在舉報人及國民黨要人的指引下,將指使殺人的幫會頭子應桂馨(又名應蔓丞)和殺人兇犯武士英輯拿歸案,並在應桂馨家中搜出其與政府內務秘書洪述祖、總理趙秉鈞的往來電報原件及底稿多件,其中有1月14日趙秉鈞致應桂馨電:“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有1月26日應桂馨致電趙秉鈞:“國會盲爭,真相已得,洪回面祥。”國民黨將證據公諸於眾,並認定系趙秉鈞背後指使。洪述祖逃往青島租界避難,武士英於4月20日暴斃於看押場所。5月1日,法庭向總理趙秉鈞發出傳票,趙秉鈞稱病辭職,回津賦閒。7月16日,其辭職被批准,第二天即被任命為步兵統領兼管京師巡警事務,旋兼北京警備司令。
此時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發動“二次革命”,起兵討伐袁世凱,但很快失敗。1913年12月16日,趙秉鈞被任命為直隸都督,翌年2月兼任直隸民政長。1914年2月27日,趙秉鈞病逝,終年55歲。 [1] 

趙秉鈞人物活動

趙秉鈞與清末警察制度的早期現代化
巡警部創立,尚書徐世昌主持部務,徐世昌與趙秉鈞都屬於袁世凱為首北洋集團,所以部內所有機要事件徐世昌都交予趙秉鈞處理,“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對他(趙秉鈞)極為信任,該部的機要大權均掌握在他手中” 。趙秉鈞在巡警部存在的一年裏,對巡警部警務積極奔走,出力最多。巡警部初創,各個方面都是從頭開始,趙秉鈞憑藉着自己在直隸地區所辦巡警的經驗,逐步完善着京師的巡警建設。庚子之亂後,清政府設立內外城工巡總局,主掌京師警政事務。巡警部成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完成對內外城工巡總局的接收和改組。京師乃國家中心,為全國榜樣作用,京師巡警辦理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全國巡警的辦理。所以巡警部很快就完成了對內外城工巡總局的接收和改組。內外城工巡總局改為內外城巡警總廳,統領內外城所有巡警事務。
據《大公報》記載,趙秉鈞在巡警部雖官居右侍郎,但依舊“事皆親躬經理,時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 。趙秉鈞憑藉着自己的十幾年的巡捕經驗和西方巡警制度,努力經營着京師的巡警事務。自趙秉鈞辦理京師巡警事務,京師“劫持日少,綹竊日稀。”不僅京師的盜劫減少,社會秩序改善,而且京師巡警制度亦取得了一定成果,《大公報》就有報道當時 “首都的警政大有改進” 。巡警部在其存在的一年的時間裏,成績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丙午官制改革,清廷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民政部的設立是在原巡警部的基礎上擴建而成,民政部的人員還是巡警部原班人馬,巡警部尚書徐世昌繼任民政部尚書,巡警部左侍郎毓郎繼任民政部左侍郎,巡警部右侍郎趙秉鈞繼任民政部右侍郎。趙秉鈞在巡警部改編民政部過程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強和擴大。
趙秉鈞在民政部的任上,繼續加強對北京的控制,“奏請以天津和保定抽調巡警官兵千餘人進京,將北京城區劃為數十個小區,遍設機構,分級管理”。在加強對北京的控制的同時,其觸角開始延伸到地方層面。清末新政及預備立憲,都以釐定官制為先,1904年,於中央設立巡警部,中央巡警部的設立,也就呼籲着地方巡警官制的改革。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左侍郎毓郎、右侍郎趙秉鈞“擬請旨將分巡道改為巡警道缺,以專責成”,但是巡警部於各省設立專司的建議,清廷以各省巡警事務尚參差不齊,同時又缺乏堪任警司的新式人才,並未採納。清廷依舊將各省巡警權歸於臬司。然而臬司兼辦巡警事務,巡警與司法統於一人,弊端很大。
巡警部改編為民政部,民政部兼承原巡警部的主張,依舊認為臬司主掌司法,勢難兼顧巡警事務,於是建議於各省設立巡警專司以專掌警察事務,“各省仍應簡派專員專辦警務” 。在趙秉鈞等人的不斷堅持下,各省設立警務專司的呼聲越來越大,漸成大勢所趨。1906年,清廷同意設立專司以掌警務,於每省省會設巡警道一人,專掌警務。經過三年的曲曲折折,巡警道才最終得以設立。
1907年,徐世昌由民政部尚書改任東三省總督,在徐世昌出任總督任前,慈禧召見徐世昌問以民政部事宜,慈禧“問趙某人才如何”,徐世昌奏“趙秉鈞精明幹練,在天津創辦警察為直省冠,此次蒙恩特簡,尚能竭誠盡瘁,以圖報稱”,慈禧聽了徐世昌的奏報認為“如此便好”,後來知道了這件事的朝臣“莫不為趙侍郎賀”,所以即使徐世昌調任,趙秉鈞依舊能在民政部內保持着相當的地位。“光緒三十三年徐世昌改東三省總督,肅親王善耆授民政部尚書”,後來趙秉鈞“與尚書善耆不相能”,因趙秉鈞多年在巡警部民政部積累的權威,使得肅親王善耆的尚書地位有時頗感自危,由此可見趙秉鈞在巡警、民政部內的地位。 [7] 
配合和支持袁世凱南北和談政策
清末以來, 趙秉鈞與袁世凱的關係不斷升温。趙以警察天才深得袁世凱的賞識, 在直隸創辦巡警, 成績卓著, 成為袁氏之股肱;儘管袁氏被黜之後, 善耆奪取北京警政, 趙秉鈞被撤職閒居天津, 但時常與袁世凱來往。辛亥革命爆發之時, 趙秉鈞正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為袁世凱祝壽, 亦參與了密謀袁世凱再起。袁世凱再起之後, 為了保證京師安全, 遂命趙先入北京, 利用其在巡警界的潛勢力, 佈置一切。
起初, 趙秉鈞並不贊成和談, 他看到袁世凱應詔即起之時, 信誓旦旦:“制勝不敢詡操勝券, 但有報國一日, 斷不至有北犯之慮。惟祝京師鎮靜, 根本穩固, 無論外省如何變亂, 均尚可圖也。”所以, 起初趙秉鈞在京的一切活動, 完全是在配合袁世凱鎮壓革命黨的政策。他的這種思想意圖曾經在與日本人特派書記官談話時有過流露:“與武昌革命軍謀求妥協, 確屬十分困難。與其最後不能達成協議, 不如儘早給予沉重打擊, 使其徹底潰敗;否則將導致各地暴動蜂起, 勢將一發不可收拾。”但是, 隨着局勢的發展, 袁世凱認識到徒恃兵刀, 亦非良策, 特別是其到北京之後, 面對諸親貴的監視和猜忌, 袁世凱不得不下決心改變剿殺的策略, 對革命黨由剿改撫, 並向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明確表示, 願煩英公使從中調停。趙秉鈞對袁世凱的政策調整, 心領神會, 由支持鎮壓革命黨, 轉而贊助在袁世凱左右, 支持與配合南北和談。
1. 監視皇族親貴的行蹤
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內閣總理大臣之後, 趙秉鈞入閣成為民政長, 這就更加方便了二人之間的往來。袁世凱由對其遙控指揮轉而直接授意, 趙氏自然俯首聽命。由於袁世凱完全沒有按照某些皇族親貴設計的路線對革命黨進行嚴厲鎮壓, 而是轉而採取與南方革命勢力議和的策略, 這立即招致激進皇族親貴們的不滿, 並開始懷疑袁世凱包藏禍心, 置大清朝於不顧, 説袁世凱是曹操、王莽一類的人物, 且經常做出魯莽的舉動, 攪亂袁世凱的既定部署。在南北議和正式開始之初, 由於議和是在不公開的狀態下進行的, 議和代表唐紹儀先向袁世凱報告, 然後袁世凱再向清廷奏報, 所以載灃、載濤等對不能及時瞭解掌握議和信息十分不滿, 多次聚集袁宅,要求公開議和往來電報, 袁不允, 幾起衝突。可隨着南北議和的深入, 民主共和被提上日程, 這更使皇室和年輕諸親貴難以容忍。於是宗社黨出現了, 並秘密號召和組織滿族激進人士, 向袁世凱施壓甚至提出暗殺, 這使袁世凱十分狼狽, 左右為難。其在接見外國駐華公使時, 多次流露過其處境的艱難。為了保證袁世凱的安全, 也出於策應袁氏謀略, 趙秉鈞轉而嚴密監視皇族親貴的一舉一動, 並每日報告於袁世凱, 使之及時瞭解他們的舉動, 為袁氏化解了諸多危機。
2. 拉攏革命黨, 釋放政治犯, 配合袁世凱南北和談政策
為了暗中配合南北和談, 趙秉鈞還主動聯絡、遊説同盟會。為了確保袁世凱順利做上臨時大總統, 趙秉鈞就秘密聯繫剛剛釋放不久的政治犯汪精衞, 在袁世凱的授意下, 對其極度籠絡。汪精衞是同盟會中重要的人物, 當時他在革命陣營中很有威信, 更因其刺殺攝政王載灃, 名聲大噪, 所以其對當時南北政局的影響不可忽視。後來, 在趙秉鈞等北洋集團要人的籠絡下, 汪不僅致函京師內城警廳章宗祥等, 謝不殺之恩, 並與袁氏之子袁克定結為異姓兄弟, 而且還與袁世凱心腹幕僚楊度在天津成立國事共濟會, 共同發表宣言, 力主南北和談。為袁世凱統一南北, 順利當選民國臨時大總統出力不少。胡漢民回憶這一段歷史時曾説:“精衞極意斡旋於伍廷芳、唐紹儀之間, 而餘則力挽先生之意於內。餘與精衞二人, 可雲功之首, 而又罪之魁!”總之, 趙秉鈞利用其在京師的特殊身份和權力, 通過釋放政治犯, 獲得不少革命人士的同情, 然後又通過收買籠絡等手段, 迷惑了一些未知事實真相的革命黨中下層人物, 使他們聽命和服務於南北議和的大局。正是因為革命黨內部主張與袁世凱和談的聲勢很大, 孫中山歸國後, 也奈何不了局面, 不得不對袁世凱提出, “暫時承乏, 虛位以待。”此外, 趙秉鈞還與其他北洋要人經常匯聚北京錫拉衚衕袁宅, 秘密籌劃各種應對時局之策, 並通過自己的努力, 向皇族親貴進行勸導, 使之接受和談的事實, 並挫敗諸親貴反對和談之行動, 有力地配合與支持了袁世凱的謀略。趙秉鈞不僅推動了南北和局的發展, 而且在迫使清帝接受讓位事實上亦做出了重大努力。 [3] 
捲入刺宋謎案
1913年年初,宋教仁從老家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當時,國民黨在選戰中接連獲勝,凱歌頻傳。宋教仁在各地演講中批評時局,抨擊袁世凱和趙秉鈞“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説出“我們再起來革命”的話。在南京的演講言辭更加激烈,把袁説得一無是處。
當時有人提醒宋教仁,再這樣公開抨擊下去,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但宋教仁若無其事地笑笑:“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他一直沉浸在民國帶來的虛幻共和民主氛圍中,甚至還吟詩“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對未來組閣充滿希望。國民黨贏得國會多數席位後,袁世凱立刻電邀宋教仁進京共商國是。
3月20日,宋教仁從上海車站出發,欲北上進京。當晚10時許,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人到月台為宋教仁送行。當宋教仁一隻腳跨進車門時,突然一名穿黑呢絨軍衣的男子拔出手槍。據現場目擊者回憶,“突於宋君背後閃出一人,出手槍連發三出。第一齣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齣向黃克強身邊掠過;第三齣從吳君頌華胯下而過,幸未傷人”。兇手趁亂逃走。黃、於等人七手八腳將宋教仁送到附近醫院。因傷勢嚴重,流血過多,23日凌晨,搶救無效,“國民黨教父”宋教仁與世長辭。 [4] 
在所有宋案證據當中,直接出自趙秉鈞之手而將其牽連進案情之中的,只有其致洪述祖信件兩紙、致應夔丞短函一封,以及其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一冊。國民黨人和當時眾多輿論,就是根據這些“證據”,以及對其所謂欲“長保”權位的動機分析,加上洪述祖是其秘書,斷定趙秉鈞是殺宋幕後主使。然而,事實卻是,趙與洪的關係並不融洽; 趙致洪函完全與對付國民黨無關; 趙函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也不過是其作為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的尋常公事行為,並無對付國民黨之目的。雖然他後來捲入了由洪、應策劃、袁世凱主使的構陷“孫黃宋”陰謀當中,但他很快又退出,並將手中“應密”電本交給了洪。洪、應在構陷陰謀未果後,又利用“應密”策劃殺宋之事,與趙並無關係。至於説趙“恐權位之不能長保”而主使殺宋,不過是脱離當時政情的臆測,是個偽命題,一則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主張對趙秉鈞而言是機會而非威脅,並無證據證明趙秉鈞反對政黨內閣; 再則宋被刺前,趙因臨時政府將屆期限,本來就將卸任國務總理; 三則在即將建立的正式政府當中,趙秉鈞並非袁世凱中意的總理人選,總理一職由何人擔任,也非趙個人可以決定。既然如此,趙秉鈞如何可能為了一個無望獲得的權位而去謀害與自己相交甚契且並未確定將要組閣的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後,趙秉鈞一方面屢次提出辭職,力圖自證清白,並在宋案證據公佈後發表“勘電”,極力為自己和政府辯護; 另一方面又屢屢批駁司法機關票傳,拒不出庭接受質訊。這種矛盾表現難免讓國民黨人和許多輿論將其視為刺宋幕後主使。而事實則是,趙秉鈞這一系列所為的背後,都是袁世凱在起作用。他的確想以辭職自證清白,但因受到袁世凱及總統府人員、部分國務員,以及一些輿論反對而未果; 他發出的“勘電”實際上出自總統府秘書之手,並沒有完全反映他的真實意思,反而遭到輿論攻擊; 他拒絕出庭,背後也是因為袁世凱和總統府人員在起作用,袁世凱甚至親筆改定了他拒絕出庭的通電,一方面避免自己受到牽連,另一方面將黃興牽入案中。但宋案複雜之處就在於,袁世凱這一系列所為,也並非因為他是殺宋幕後主使,而是因為宋教仁被刺對他競選正式大總統帶來了極大衝擊,倘其主使構陷“孫黃宋”等宋案其他情節再曝光於法庭,對其將更加不利,因此不論趙秉鈞還是洪述祖,他都不會允許其出現在法庭之上。換言之,刺宋案中的趙秉鈞,實際上充當了袁世凱的“擋箭牌”、“防火牆”,他以犧牲個人聲譽為代價,維護了袁世凱的利益。故無論從哪個角度講,袁世凱都不可能、也無必要將趙毒殺,醫學檢驗報告也證明趙系因病而死。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百餘年來外界所看到的宋案中之趙秉鈞,其實是一個被袁世凱、國民黨人、當時輿論以及後來研究者等幾方面反覆扭曲、誤解了的趙秉鈞,與趙秉鈞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宋案謎團百餘年來不能解開,其中一個關鍵就在於趙秉鈞被扭曲的本來面目一直未能得到還原。一言以蔽之: 趙秉鈞是被當時及後來人“誤”為宋案主謀,而非事實上之宋案主謀。 [5] 
死因之謎:並非是袁世凱所害,而是死於中風
對於趙秉鈞的死因,坊間有多個版本,但都認為是袁世凱所為,其買通趙秉鈞的廚人在飯中下了劇毒,以殺死宋案人證。
上海《申報》當時曾報道:“總統府得電,都督趙秉鈞今早八時痰厥,十二時死。據今日路透社電,謂趙秉鈞於昨夜患病,今午去世……趙秉鈞固於中國政局有能員之稱者也。當去年初任總理之時,頗能內外因應。及至宋案發生,而所謂能員者,竟一時窘於其能員而為人所窘……廣州治盜極嚴之李世桂及張家寶(譯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無色無味,於二十四小時內發作,故信趙亦死於此毒雲。”
趙純佑在1998年5月1日寫給趙耀民的信中曾談及此事:“至於死因更是眾説紛紜。有説中毒的,有説廚人置毒的,有説派醫投毒的,有説役者投毒的,有説在葡萄中進毒的,有説吃蛤士蟆的原故,有説是吃羚羊角的原故,有的説摔倒牀前口吐白沫,有的説倒在廁中,有的説死在督署(趙秉鈞死前在天津任直隸都督兼民政長),其實是死在家中牀頭內側。”
“先祖卒於1914年2月27日,實為2月26日亥(時)末子(時)初,應為陰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書長於27日始電報袁總統,原電謹稱‘腹瀉頭暈,厥逆撲地’,並無七孔流血而死。後人作傳,妄加枝葉,引人猜疑袁(世凱)因涉有加害之嫌,指為北洋集團離心之始。其實他是死於中風,即今所謂腦溢血,倒卧於內寢室牀頭側旁,這是當時家屬親見,並無吐血情形。”趙純佑在1998年5月20日給汝州族人的回信中説。 [6] 

趙秉鈞相關研究

尚小明.疑心生暗鬼——趙秉鈞如何被“誤”為宋案主謀[J].近代史研究,2016,(第2期).
丁健.辛壬之際的趙秉鈞考論[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第4期).

趙秉鈞故宅遺蹟

趙秉鈞故宅
在河南省汝州市的臨汝鎮,至今還遺存有民國初年國務總理趙秉鈞的舊屋數間。
趙秉鈞的舊宅在臨汝鎮臨西村小寨南坡下。據當地趙秉鈞家族後人趙濟民介紹,現存房屋大約修建於清末與民國前這段時期。原來此處附近有房屋70多間,佔地約4畝左右。現只遺一處院落,房屋六間,門樓一座。因歷經百餘年風雨的侵蝕,現已破敗不堪,無人居住。
現遺屋房造型為清代單檐硬山式,房基採碎石、青磚築就,中間牆體為土坯砌成,外粉白灰土泥,上覆青瓦、脊獸,豫西風格濃厚。其進院處矗立着一座門樓,高近八米,雖已殘破,但氣勢依然。門洞上方一石匾鐫刻有“保安樓”正楷粗體字樣,樓體上方四周設有瞭望孔。據趙濟民介紹,“保安樓”大約修建於民國初期,作為看家護院之用。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