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爆發絕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因為，在1913年，儘管已經建立了名義上的共和民國，然而引起辛亥革命爆發的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袁世凱政府依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工具，它的殘暴軍事專政，不能不繼續引起人民新的武裝反抗。 ^[2] 

在辛亥革命時期最為活躍的三種政治力量，仍然在“二次革命”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買辦性軍閥集團，雖然竊奪了中央的和許多省份的政權，可是他們還沒有能夠囊括整個中國，也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恢復被革命打亂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統治秩序。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儘管被迫讓出了中央政權，可是繼續保留着七八省地盤（雖然很不鞏固）和十幾萬軍隊（雖然不完全可靠），特別是在人民中間還具有較大的影響。以梁啓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由於投革命之機，也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着雲南、貴州兩省，以及當地的一部分軍隊。這三種政治力量在“二次革命”前夜的彼此紛爭，乍看起來，好像僅僅是國會議員席位之爭、總統制和責任內閣制之爭、中央集權制度和地方分權之爭、破壞約法和保護約法之爭等，然而究其實質，卻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鬥爭。 ^[2] 

從1912年到1913年上半年，中國政治局勢的特徵是：腐朽透頂的清王朝已經覆滅了，而代替它的北洋軍閥統治還沒有穩定地建立起來：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失敗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力量還沒有完全屈服。因此，各種政治力量都渴望利用或者改變這種不統一、不穩定的局面，力圖使政局按照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2] 

帝國主義（主要是英、美）是不滿意這個局面的。帝國主義暫時不承認民國政府，絕不是像他們自己所標榜的那樣，意味着“不干涉中國事務”，更不意味着他們放棄對於袁世凱的支持。恰好相反，他們正是用暫時不承認作為武器，一方面威逼南方革命力量最後全盤屈服，一方面催促袁世凱加緊實現“武力統一”。關於這一點，德國外交大臣雅哥在1913年4月説得非常露骨：“據我們的意見，總統選舉舉行後立刻承認不僅意味着袁世凱權力的實際增加，而將相當加強其反對中國南部分裂運動的地位。”同時，為了幫助袁世凱實現武力統一，他們源源不絕地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貸款。 ^[2] 

再從資產階級革命派這一方面來看，也必然會重新舉行武裝反抗。 ^[2] 

由於自身的軟弱和缺乏政治經驗，同盟會的很多領導人確曾一度對袁世凱抱有幻想，並且錯誤地把主要精力用於議會政治和興辦實業。但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買辦階級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他們和北洋軍閥之間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維護《臨時約法》，爭取國會多數，主張責任內閣，強調地方自治，都是他們抵制袁世凱反動獨裁野心的手段。自然，這些“武器”在帝國主義時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已經變得鏽爛不堪，根本無從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暴力統治。但是，作為真誠的愛國的民主革命家，面臨着袁世凱赤裸裸的血腥屠殺，他們之中必然會有一部分人首先覺悟過來，越過國會鬥爭的狹隘圈子，重新訴諸武裝反抗。同時，同盟會的下層黨員以及他們所聯繫的一部分革命羣眾，更是武裝反抗的積極支持者。他們的政治態度，也會對領導者的政策產生重大的影響。 ^[2] 

資產階級改良派已經進一步墮落了，他們中間很多人已經成為政客和新官僚，因此幻想通過依附袁世凱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把革命力量看成必須拔除的眼中釘。他們這種政治態度，只能促進袁世凱對南方革命力量的武裝進攻，而不能在南北之間起任何緩衝作用。 ^[2] 

由此可見，“二次革命”是各種政治力量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袁世凱急於完全實現竊國陰謀，革命黨人渴望重新奪回革命果實，老立憲派進行擁袁反孫的新投機，這就使得北洋軍隊和革命武裝之間必然要來全面較量一番，正好像是為辛亥革命補作“續篇”。 ^[2] 

1913年初，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正式國會選舉中贏得勝利，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準備組織內閣。袁世凱為阻止國民黨執政，不僅在報刊上惡意攻擊，而且以暗殺手段除掉政敵。1913年3月20日晚10時，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袁世凱所派刺客開槍射中，22日凌晨，宋在滬寧鐵路醫院去世，年僅31歲。革命黨人迅速協助租界當局捕獲兇手，但袁世凱為掩蓋罪行真相，還裝腔作勢，要嚴懲兇手。最後調查結果表明，幕後主使者是袁世凱，直接指揮者是國務院總理趙秉鈞，上下聯絡者是國務院秘書洪述祖，佈置行兇者是應夔丞，殺人兇犯是武士英，真相大白，全國輿論譁然。這時，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認識到“非去袁不可”，極力主張出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 ^[3] 

但是，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鈞等人支持孫中山外，黃興等多數國民黨領導人不同意發動革命反袁，主張用法律解決。孫中山和黃興的意見分歧導致“二次革命”遲遲不能發動。 ^[3] 

此時，袁世凱一方面阻撓宋案的司法審判，另一方面為了充實軍費，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達成了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有了帝國主義的支持，袁世凱發動了對南方革命黨人的進攻。 ^[3] 

6月袁世凱藉口李烈鈞等通電反對善後借款，不服從中央，破壞統相繼免去李烈鈞江西都督、胡漢民廣東都督和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職務。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人竟“遵令免官”。“江西則通電退兵。廣東則以文電自明無二意，宋案借款之爭，謂僅一種建言作用，並不敢出法律範圍”，“安徽之柏文蔚則情見勢絀，其辭職呈將不日到京”。孫中山派居正等人前往動員李烈鈞宣佈獨立，出兵討袁。李烈鈞卻説：“免職後起兵討袁，人將以為戀棧挾嫌，豈能言順”，頗為躊躇。柏文蔚索性跑回南京“閉門謝客，藉以休息”。孫中山見狀，“欲冒險一發，以求一死所”。黃興雖不再堅持法律倒袁，仍勸孫中山對武力討袁持“慎重”態度，“以避袁氏兇風”。 ^[4] 

7月初在確定武力討袁具體的作戰方案時，革命黨領導核心又發生嚴重分歧。孫中山命陳其美在上海首先發難，黃興以為“猶執卵擊石”，堅決反對；孫中山提議先策動海軍獨立，黃興等則主張海陸並舉；孫中山擬赴南京指揮作戰，黃興則以留其“任大事”，親以身代。當革命黨領導人爭議不決之際，袁世凱命令海軍中將鄭汝成率兵艦抵吳淞登陸，進駐江南製造局，控制上海局勢。同時派特工人員焚燬長沙軍械局，斷絕討袁軍奧援；並命令李純部開赴九江，兩路向贛軍林虎旅駐地逼近挑釁。7月12月林虎旅被迫自衞反擊，揭開了民國史上“討袁之役”的帷幕。 ^[4] 

同日，李烈鈞在廣大官兵強烈要求和堅決支持下，率部佔領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佈獨立。翌日李烈鈞被舉為江西討袁軍總司令，通電“誓誅民賊袁世凱”，“鞏固共和政體”。接着，江蘇、上海、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地革命黨人相繼宣佈獨立，成立討袁軍，通電聲討弁髦約法、蹂蹦國會、破壞民國、帝制自為的獨夫民賊袁世凱。 ^[4] 

討袁戰爭爆發，經章士釗穿針引線，孫、黃與封建官僚岑春煊結成討袁聯盟。7月22日在各省議會聯合會上，推舉岑春煊為討袁軍大元帥，規定獨立各省都督及討袁軍司令一律歸其節制，並授以“中華民國討袁軍大元帥”印，“即照臨時約法臨時總統職權行使”。據牽線人章士釗説：“西林(按：指岑春煊)勇鋭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説明孫、黃等人推舉岑春煊做討袁的盟主，一方面是利用岑、袁之間的矛盾，借重岑的社會聲望，以壯大討袁軍的聲威；另一方面，也頗有倒袁之後擁戴岑春煊繼任臨時總統，以平息袁世凱散佈的孫、黃爭總統不成而搗亂的謠逐。 ^[4] 

討袁戰爭爆發，孫中山在討袁宣言中即莊嚴聲明：自讓政權給袁世凱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為引避”，認為“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黃興於就江蘇討袁軍總司令的當日，即信誓旦旦地通電聲明：“興之本志，惟在倒袁。民賊一去，興即解甲歸農。因中改事，悉讓賢者。如存權利之想，神明殛之。”既然革命黨興師志在討袁一人，袁氏若去，革命黨領導人又無意掌權，那麼國中政事只能讓討袁盟主岑春煊之流的封建官僚出來執掌大權，政權仍然落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手中。只是討袁聯盟不久即因岑春煊前往動員龍濟光、陸榮廷討袁的計劃流產而解體。討袁戰爭失敗，岑春煊被袁世凱通緝，出走南洋，“賢者”出任大總統的夢想遂成泡影。 ^[4] 

從獨立各省宣佈討袁的時間順序來看，説明國民黨統轄的區域，號稱“聯軍十萬，擁地數省”，實則各都督皆擁兵自衞、各自為政。而且討袁軍各司令和將領之間，意志不一，普遍存在着怯戰情緒。江蘇討袁軍參謀主任許崇灝回憶説：“餘默察情勢，深知各司令及將領之意志不一，必難成事。”討袁戰爭爆發後，獨立幾省討袁軍各自為戰，既無堅強統一的指揮中樞，又缺乏明確的全面作戰方略，加上討袁軍一些軍官被袁世凱收買，相繼叛變，軍心渙散。在兵源不足、餉糈匱乏、外無援兵、內困孤閫的情勢下，討袁軍出戰不到半個月，各地相繼失利。7月26日黃興發表聲明：“我軍餉糈械彈均缺，或當不免一敗。”過了兩天，黃興見大勢已去，棄城出走。各地討袁軍聞風而潰。在三軍無主的情況下，駐守南京獅子山炮台的討袁軍，處於劣勢仍奮激抗擊袁世凱政府軍。天堡城五易其手，最後因後援斷絕，全體將士壯烈犧牲。9月1日張勳率部攻入南京城，討袁軍餘部巷戰數日，終以寡不敵眾，9月4日南京失守。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以“討袁”為中心的“二次革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4] 

7月28日，黃興看到大局無望，遂離寧出走，討袁軍全局動搖，各地相繼取消獨立。不久，南京第八師等部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起討袁的大旗，於8月11日宣佈恢復獨立，士兵們義憤填膺，與北洋軍展開了頑強的血戰。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敗。孫中山、黃興、李烈鈞等逃亡日本。因1913年是農曆癸丑年，故“二次革命”又稱“癸丑之役”。又因其主要戰場在江蘇和江西，也被人稱作“贛寧之役”。 ^[3] 

鎮壓“二次革命”後，袁世凱進一步破壞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取消國會和責任內閣，實行獨裁統治。 ^[3] 

“二次革命”是一場保衞辛亥革命成果的戰鬥，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繼承了武裝鬥爭的光榮傳統，不畏強權，英勇奮戰。它的失敗也充分暴露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