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桂戰爭

1918年5月，廣州護法軍政府從大元帥制改為政務總裁制後，在七位政務總裁中，孫中山和唐紹儀居留上海，唐繼堯在昆明，留在廣州的四總裁，伍廷芳和林葆懌較少參與政務，所謂政務會議實際難以舉行，軍政府的日常事務由主席總裁岑春煊打理，桂系首領陸榮廷則處在幕後，成為軍政府實際的太上皇。參加軍政府的各派各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張，只是因為聯合應對北洋系的需要，才維持着形式的統一。 ^[2] 

桂系以客卿身份得“護法”之便而在袁世凱敗亡後佔據着廣東。廣西貧瘠，廣東富庶，桂系在廣東享受了種種好處，樂不思歸，且態度居高臨下，不知持重，提出“以粵養桂”，以征服者自居，各級官僚多用桂人，為政苛刻，濫徵税收，重重盤剝，與民爭利，“雖前清豁免之糧，亦勒令繳納”；騷擾地方，軍紀廢弛，倡賭倡煙，流毒甚烈，“鴉片煙勒種遍地，鄉人求免，反遭其禍” ^[3]  ，從而激起廣東紳商和民眾的強烈不滿，桂系因而與廣東地方勢力積累下重重矛盾，也在廣東民間引發了“仇桂”心理。驅逐桂系、“粵人治粵”的呼聲漸起，給其時蟄居上海的孫中山創造了重返廣東另開新篇的可能。 ^[2] 

孫中山對於被迫離開廣東，而由桂系把持軍政府，他自然不甘聽任。在雙方表面維持、相安無事之餘，孫中山實際正在考慮下一步的行動方向，並決意與桂系決裂，再開新局。1919年8月7日，孫中山致電護法國會，認為不法武人“借國會所授之權，以行國民所深惡之政治，移對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殘虐盡力救國護法之人，毒害地方，結連叛逆，欺騙國會，蔑視人權”；聲明“決不忍以之共飾護法之名，同屍誤國之罪。茲特辭去軍政府總裁一職，以後關於軍政府之行動概不負責”。雖然軍政府政務會議立即致電挽留，但孫表示“文志已決，義不再留”。29日，孫中山又致函護法國會兩院議長林森和吳景濂，表示“鑑於兩年來經過之事實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陰謀之真相，覺護法之希望，根本已絕，萬無再與周旋之餘地”，希望“先將軍政府取消，使不致為羣盜所居奇”。 ^[4]  留在廣州的護法國會議員多為國民黨出身，他們雖然派系林立，與孫中山的關係有親有疏，但在反對桂系控制軍政府、為國民黨謀取發展地盤方面則是基本一致的。在孫中山的號令下，國民黨議員在護法國會提出對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於10月27日提出辭職。此舉最後雖未成事實，但國民黨議員主導的護法國會實際已與軍政府處在對立狀態，從而動搖了軍政府繼續維持的基礎。 ^[2] 

繼護法國會向軍政府發難，桂、滇兩系又因駐粵滇軍統率權問題而生齟齬。駐粵滇軍有二個師，其統領李根源因為與政學系的關係較為密切而親近軍政府（政學系是軍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者），豈料桂系仍不放心，還想進一步掌控滇軍。1920年2月，廣東督軍莫榮新委任與唐繼堯無甚關係的楊晉出任滇軍師長，使唐頗為惱怒。軍隊本是軍閥的命根子，桂系此舉觸動唐繼堯的敏感神經，使他對桂系生髮惡感，立即改令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李烈鈞統領駐粵滇軍，確保其控制權，並對軍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使軍政府權威大受影響。國民黨方面隨之藉機與唐繼堯商議將護法國會和軍政府從桂系控制的廣東遷至昆明另起爐灶的可能性，桂系此舉實在是表現輕率而得不償失。 ^[2] 

1920年3月29日，軍政府政務總裁兼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不辭而別，離穗去港轉滬，還隨身帶走了數額不菲的關餘款項。伍廷芳此舉不僅影響到軍政府的聲望，更使軍政府因缺錢而難以運轉。4月11日，軍政府政務總裁林葆懌辭職。4月25日，唐繼堯、唐紹儀、伍廷芳正式宣佈脱離軍政府，軍政府總裁去其大半，已不足決策的法定人數。與此同時，國民黨組織護法國會議員離粵赴港轉滬，眾議院正、副議長林森和褚輔成、參議院議長吳景濂與三百多國會議員先後離去（他們之中的大半都到了上海，並在5月間決議護法國會遷往昆明），護法國會議員亦去其大半，“護法”的法理依據成了問題。伍廷芳、唐繼堯、林森、吳景濂相繼發表通電，以軍政府政務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否認其法定效力，提出其“所有一切政治行動，當然無效”。 ^[5]  為了應付此等不利局勢，軍政府匆匆召集留粵議員集議，推舉孫光廷為參院主席，陳鴻鈞為眾院主席，補選熊克武、温宗堯、劉顯世為軍政府政務總裁，以使軍政府的運作在名義上具有法理有效性。但參加選舉的國會議員人數本就不足法定，而被推舉的熊克武、温宗堯、劉顯世實際又未就職，廣州軍政府還是處在十分尷尬的地位。 ^[2] 

隨着形勢的發展對桂系漸趨不利，居留上海的孫中山頻頻動作，一方面在政治上否認廣東軍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佈置軍事討桂行動，企望由政治和軍事兩方面打擊桂系，為回粵再度開府創造條件。6月2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及唐繼堯的代表李烈鈞在滬會議。次日發表宣言，責廣州“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論戰則惟知擁兵通敵，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擅逞其欲，遂有所謂五條辦法者。護法宗旨，久已為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宣示“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聲明軍政府移昆明辦公，廣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之事，並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餘及關餘各款，均應交於本軍政府。在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以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 ^[6]  7月24日，孫、唐、伍、李在上海再次會議，並在28日發表宣言，表示“倘有違背護法救國主張，復假借名義，以謀個人權利者，不問南北，不問派別，當與國民共討之”。 ^[7]  隨後，部分到昆明的護法國會議員在8月7日集會，罷免了岑春煊的職務。護法陣營內部已然決裂，但昆明的對外交通不便，唐繼堯實際上也不願軍政府和國會遷到昆明，在自己的地盤上養着太上皇，致其統治礙手礙腳（因為唐繼堯對護法國會遷滇不積極，護法國會一度又決定遷往重慶，但因四川內戰重起，計劃告吹。不久，討桂戰爭勝利，護法國會遂重回廣州），孫中山繼續革命的立足點仍然只能放在廣東，而要重回廣東，就要解決桂系的問題，為此，孫中山着手發動武力討桂的行動。 ^[2] 

孫中山作為“討桂”主力運用的軍事力量，是其時駐紮在閩南漳州、龍巖一帶的粵軍陳炯明部。陳部原為廣東省長朱慶瀾的警衞軍，約有二萬餘人，1918年春以援閩粵軍的名義進駐閩南，其後陳駐節漳州，經過兩年多的整訓發展，具備了一定實力，也是當時孫中山和國民黨可以依靠的惟一嫡系武裝力量。為此，孫中山將鄧鏗、許崇智等派到這支部隊任職，並多方為其籌餉籌械，力圖直接掌握這支部隊並寄予厚望。但因陳炯明為駐閩粵軍的直接領導人，部隊各級軍官多為其指派，故陳炯明對部隊的影響力超過孫中山，部隊實權基本控制在陳炯明手中，因此，與其説駐閩粵軍是國民黨的部隊，不如説是陳炯明的部隊。對於這支部隊的使用，陳炯明和孫中山的想法實際是不同的，孫中山希望陳回師廣東，驅逐桂系，重新建立國民黨的根據地，但陳炯明卻不願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貿然行動，以免有損自己的實力，妨礙自身今後的地位和發展。所以在直皖戰前，當孫中山認為“討桂”時機已經成熟，數次動員陳炯明率部回粵“討桂”時，陳炯明的態度並不十分明朗，一再推脱，遲遲其行。 ^[2] 

直皖戰爭的爆發為陳炯明部回粵“討桂”創造了時機。直皖戰前，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雖分處“正統”和“護法”的不同陣營，但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直、桂雙方實際達成了默契，彼此暗中互相支持。桂系知其在粵不得人心，為維持其在粵統治，有意尋求與直系合作，共同對付國民黨。桂系首領陸榮廷認為：“直系如得勝利，時局庶有轉機，我輩夙主聯直，尤應乘時利用，援應直系，自屬應有之義。” ^[8]  北方的直皖戰爭打響後，桂系大將、粵督莫榮新隨即部署在廣東的桂軍移師潮汕，出兵閩南，名為“討伐”屬於皖系的閩督李厚基，實則意在消滅對桂系控制廣東構成威脅的陳炯明部。1920年8月，在桂系的督促下，岑春煊代表軍政府下令分路攻閩，以桂軍沈鴻英為總司令，靖國軍方聲濤為左路司令，桂軍劉志陸為中路司令，浙軍呂公望為右路司令，林葆懌率海軍配合作戰，力圖一舉蕩平閩南。與此同時，在上海的孫中山認為機不可失，遂派朱執信、廖仲愷等到漳州，向陳炯明反覆説明形勢，陳明利害，並聯合閩督李厚基（孫此時已有建立粵皖奉三角反直同盟的考慮），由其向陳部撥發相當數量的軍費和軍械，促其回師廣東。而陳炯明此時亦感覺其部長期駐在閩南，四面被圍，發展空間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為李厚基所疑，亦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廣東，另謀發展，故同意孫中山的回師計劃。他派葉舉、鄧鏗、許崇智分任中、左、右路總指揮，自閩南發兵回師廣東。8月12日，陳炯明發出粵軍誓師回粵通電稱：“全軍同仁，忍無可忍，乃不得已全體宣誓，冒死殺敵，救我粵人，粉身碎骨，實有榮光。” ^[3] 

因為桂系在廣東數年的統治不得人心，陳炯明部回粵得到廣東各地民軍的呼應和支持，且陳炯明以“粵人治粵”收攬人心，進展比較順利。8月中旬粵軍回師，18日佔潮安，20日佔汕頭，粵軍在潮汕地區立下了穩定的根基。9月初，唐繼堯和譚延闓分別派出滇軍和湘軍自西、北方向增援粵軍，與東面的粵軍共同構成了對廣州的三面包圍態勢。唐繼堯且致電陸榮廷，態度強硬地令其速撤駐粵桂軍，“還政粵人”。 ^[2] 

9月上旬，粵桂兩軍先是在河源激戰，隨後在惠州形成膠着。此時各路民軍紛起，形勢對桂系不利。9月16日，虎門要塞司令邱渭南在朱執信的策動下宣佈獨立。18日，陳炯明對莫榮新發出最後通牒，令桂軍在兩個月內退出粵境，桂系軍政官員一律免職，並限岑春煊在雙十節前離開廣州。 ^[9]  民軍首領李福林與廣東地方實力派首領、廣東警察廳長兼江防司令魏邦平合作，在廣州河南宣佈獨立，廣州桂軍已處在四面楚歌之境。在粵軍的軍事壓力下，陸榮廷先還企圖“棄惠州各縣，麇集省城，稍養鋭氣，分守兵工廠，俟我桂軍到齊肇慶，以全力分路進攻”。 ^[10]  但形勢的發展已不容陸榮廷的拖延之策，9月28日，陸榮廷被迫致電廣東方面，表示“為保全地方計，即請粵省諸公公同籌議，妥速選舉賢能，繼任督軍，以維治安，而息紛擾。除陳炯明倡亂逞私，不能交付，此外無論何人出擔粵事，桂軍在粵一日，無不盡力維持。……一俟粵局底定，桂軍即當全數調回，以符不爭利權之初心，而顧全唇齒之本旨”。 ^[11] 

為了避免粵、桂兩軍交戰殃及廣州市面安定，廣東地方士紳出面調停。9月29日，廣東省議會議長林正煊面見莫榮新，討論善後辦法。莫雖然知曉桂系已難在廣州立足，但仍反對陳炯明接任粵督。林正煊遂與李福林、魏邦平等推舉海軍次長、廣東人湯廷光接任粵督。但莫榮新又節外生枝，索要200萬元的鉅額開拔費，表示非如此桂軍不能撤離。10月初，廣東各界維持和平會決定籌款50萬元付與桂軍，俾其早日撤離。此時粵桂兩軍在東江前線對峙，莫榮新認為戰局有望維持，故又出爾反爾，不願交權，聲明“凡駐粵各軍安頓結束事宜，一日未能妥洽，本督軍照常維持，斷不敢稍棄權責”。 ^[12]  又提出以沈鴻英督粵，桂軍留兩師長期駐粵，陳炯明部退回閩南，廣東承認陸榮廷為兩廣巡閲使的方案。桂系此舉無異於繼續維持其對廣東的控制，引來粵軍上下的一致反對及同仇敵愾，雙方戰火重開，21日粵軍攻佔惠州，兵臨廣州城下，桂系方覺大勢已去，不能不準備退出。24日，陸榮廷、岑春煊、林葆懌、温宗堯等以護法軍政府總裁名義聯名發表通電稱：“即日自決辭去總裁，解除軍府職務，以期回覆國家原狀，而減愆由於萬一。自今以後，當局應從全國軍民願望，依法召集國會，遵循法軌，與民更始。西南諸省亦應顧念全局，迅速促成統一，妥籌善後，蘇息民生。” ^[13]  莫榮新則於26日“率同將士宣佈取消自主，粵事應聽中央政府主持。……一面派出代表切實磋商，一面迭電前方各軍相機撤回，趕辦收束。茲為保全粵民，減免戰禍起見，於中央政府未任專員以前，先率將士讓出廣州市區，所有維持地方治安事宜，應由粵民所舉之新督軍負此責任”。 ^[14]  隨後，莫榮新入廣州沙面英國領事館暫避，馬濟、林虎收容桂軍殘部撤離廣東。 ^[2] 

10月28日，粵軍進駐廣州，結束了桂系對廣東四年多的統治，但陳炯明並不承認先前廣東各界推出的湯廷光為督軍，孫中山為得到陳炯明對其回粵開府的支持，於11月1日通過廣州軍政府駐滬辦事處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主持廣東軍政事務，陳炯明從此成為廣東的實際統治者。 ^[2] 

桂系軍閥兵敗退出廣東回到廣西后，並不甘於就此蟄伏廣西，對他們而言，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如何供養自己屬下的部隊。與富庶的廣東相比，廣西是貧瘠之地，每年的歲入不過二百餘萬元，軍費支出卻佔到收入的近半，這還不包括在廣東的部隊。當廣東的桂軍退回廣西后，軍費開支遠遠超過廣西每年的歲入總額，向外擴張實為桂系軍閥不得不為之舉。何況當經歷了廣東相對富裕的生活之後，桂軍上下對被迫退回廣西亦多抱怨連連。所以，桂系在退回廣西后無日不在謀劃重回廣東，併為此而力圖得到北洋系的支持。 ^[2] 

對於南方陣營內部的分化以及桂系的動向，北洋系自然是樂觀其成。從大總統徐世昌到國務總理靳雲鵬再到他們背後的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等，都對孫中山在廣東重組政府與北方抗衡非常不滿，力圖打消，而桂係為自身利益而通款北方，當然為他們所喜，正可藉此支持桂系反攻廣東，推倒孫中山政府，實現南北“統一”。1920年10月30日，北京政府致電曹錕、張作霖及各省督軍，表示“西林（岑春煊）引退，軍府收束，並經分電西南各省取消自主，由中央分別接管，是軍府已將西南統治之權歸還中央，統一時機完全成熟，亟應及時妥籌辦理，以資收束”。 ^[15]  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陸榮廷為粵桂邊防督辦，1921年1月9日任命譚浩明為廣西督軍，5月任命陳炳焜為梧州護軍使，擺出了支持桂系與孫中山對抗的姿態。此後，桂系與北洋系信使往還，聯絡密切，北洋系允諾給桂系以實際的財政和軍械支持，從而也對剛剛在廣東重新開府的孫中山構成了現實的威脅，促使孫中山下決心對廣西採取軍事行動。 ^[2] 

1921年5月11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先討桂而後北伐，掌握對北洋系鬥爭的主動權。北京政府則企圖利用粵桂矛盾，挑動桂系攻粵，坐收“統一”之利。桂系在敗退廣西后頗思回粵，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對攻粵頗為積極。6月13日，陸榮廷下達攻粵令，以林虎、沈鴻英、馬濟、陳炳焜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司令，由廣西出動，分路進攻廣東南路、北江、欽廉、肇慶，總兵力有六七萬之眾。面對桂系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西南陣營各省為自身利益計，對討桂態度趨向一致，孫中山得以大總統名義號令各軍，展開討桂戰爭。他以陳炯明為討桂軍總司令，率許崇智第一路、魏邦平第二路、葉舉第三路會攻梧州；翁式亮第四路、黃志恆第五路、何國亮第六路出擊欽廉；李烈鈞率滇、贛軍自湖南攻桂林，谷正倫率黔軍自貴州攻柳州，形成合擊桂軍的態勢。 ^[16]  與孫中山有隙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對此次出師亦態度積極，發表通電稱：“桂賊無狀，先開兵釁”，“炯明將率三軍，保障鄉土。……殲除桂賊，以拯救粵人。” ^[17] 

6月20日，粵桂兩軍在桂東南的粵桂門户——梧州一線展開戰鬥，粵軍士氣高漲，連獲勝利，對梧州形成包圍之勢，除了海軍之外，粵軍還出動了當時少見的空軍助戰。梧州防衞司令卓偉民、桂軍遊擊司令劉震寰戰前即與廣東方面有所接洽，此時決定倒戈。25日，陳炳焜見事無可為，放棄梧州，次日粵軍進佔梧州，打開了入桂的東南大門。與此同時，李烈鈞指揮滇軍與贛軍自湖南出兵桂北，於7月13日佔領桂林，打開了入桂的東北大門。駐賀縣的桂軍沈鴻英亦發表通電稱：“自治為近日潮流所趨，聯省即將來統一之計”，“鴻英勉循軍民之請，即於7月10日就救桂軍總司令之職，脱離陸氏命令，與粵軍一致行動，並從省議會諸君之後，厲行自治，而與西南各省聯合一氣，共奠國基。”孫中山認為沈鴻英是勢蹙歸降，惟其人“反覆無常”“萬難深信”，指示李烈鈞控制桂林，對沈保持壓力。而沈鴻英此舉確非真心投附粵方，實為在粵方大軍壓境時的緩兵之計，他既未與陸榮廷真正脱離關係，而且還在9月間派代表赴嶽州謁見吳佩孚，表示輸誠投效。 ^[2] 

桂系自廣東退回廣西后，陸榮廷的威望受到嚴重影響，首領地位已經動搖，上下失和，將相猜疑，內部矛盾漸起，影響到桂系內部的軍心和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陸榮廷不僅不能有效地整合內部關係，反而輕率決定發動對粵戰爭，而實際上桂軍的作戰意願並不強，統兵將領為保存實力亦不願力戰，當戰事初步失利後，桂軍不能堅持，顯出分崩離析之勢，粵軍則乘勝而擊，擴大戰果，各地民軍紛起響應，使戰爭很快呈現出一邊倒的勢頭。桂軍先後失守梧州、桂林後，各部紛紛自謀出路，脱離桂系，粵軍兵鋒直指南寧。陸榮廷於無可奈何之下，7月22日與譚浩明發表通電，稱“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傾接總司令沈鴻英等通電，主張自治，榮廷夙持愛民主義，樂於贊同，當即電飭該總司令等維持本省治安，勉負完全責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軍民各政，概不與聞”。此後，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等及追隨他們的桂軍殘部退居桂南龍州。23日，粵軍不戰而入南寧。9月下旬，粵軍各部進逼龍州，桂軍無力抵抗，30日粵軍克龍州，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等逃往越南。 ^[2] 

在粵桂戰爭中，雖然粵軍兵力並不較桂係為優，但卻進展順利，平定了廣西，實現了兩廣統一，擴大了廣州政府的勢力範圍與影響力，並使孫中山得以集中力量籌劃北伐統一事業，但討桂戰爭也使陳炯明的實力大為增長，對孫中山的離心傾向日漸發展。8月8日，陳炯明進入南寧後，即利用他“全權辦理桂省軍事善後事宜”的有利地位，成立廣西全省善後督辦處，除了在廣西的粵、滇、黔、贛諸軍均歸陳節制外，他還收容散落桂軍，擴大自身實力，軍事力量漸趨其頂峯時期。陳炯明還在南寧召集廣西省議會和各縣代表會議，討論“廣西和平秩序及改造方法”，並在8月18日致電浙江督軍盧永祥，支持他“先定省憲，以樹民治之期，進制國憲，以圖統一之效”；“擬請各省區代表集滬開議，協立大法，付諸國民公意”的主張，請盧“領銜通電全國，定期在滬開會。屆期當派代表出席，敬隨諸公之後”。陳炯明的如此主張與孫中山企望通過北伐實現統一全國的宏圖顯有距離，孫中山仍然面臨着整合己方陣營內部關係的艱鉅任務。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