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繼1901年元旦孫中山向東京學界及國際社會宣佈“中華民國”為革命成功之後的國號後，1906年同盟會開會追認，獲一致通過。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佈成立“中華民國”。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宣佈使用“中華民國”之國號。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創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明確表示：

表明中華民國政府之設立，完全是為了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管理國家，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

孫中山在1916年作過全面闡述：

“民國”與“共和國”的本質是一致的。孫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國與歐美並不完全相同，他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學習西方，要避免歐美諸國的弊端，而在國號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權，比“共和”之意義更為積極和鮮明。 ^[2] 

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同於此前中國的君主王朝，它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家。

19世紀末年，由於清朝腐敗不堪和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求救亡圖存的辦法。

隨着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説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

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但孫中山的創舉當時還不能為廣大羣眾所理解，追隨他的志士，只有百餘人。

1898年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推翻清政府。於是，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迅速地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

20世紀初年，一批公開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團體在國內出現。湖南有黃興組織的華興會，江浙地區有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四川有公強會，安徽有嶽王會，廣東有羣智社等。包括興中會在內的這些小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大都受傳統秘密結社的影響，彼此缺少聯繫。它們發動的反清起義或鬥爭相繼失敗，其領導人紛紛逃往國外。

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領導人沮喪，相反卻給了他們反思、改組和大聯合的機會。

由於孫中山和黃興的聯合倡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了同盟會。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孫中山當選為總理，黃興負責執行部。仿照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起來的同盟會，以激進的民主主義綱領把小團體參差不齊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由此進一步闡發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民主義。

同盟會還宣佈在未來的民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共和國的藍圖，對長期受封建君主專制壓迫的中國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等多種書刊報紙，揭露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宣揚的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經過與康、梁論戰，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南方一些省區不斷組織會黨和新軍起義。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是同盟會推進革命運動的基本戰略。

從1906年萍瀏醴起義至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共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給清王朝一次次打擊，顯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由於起義有脱離廣大羣眾的單純軍事冒險傾向，沒能從根本上威脅清政府的統治。而起義的連續失敗，卻使一些革命黨人產生消極情緒，成為此後同盟會上層渙散的重要原因。

20世紀最初的十年，中國社會正處在劇烈動盪之中，城鄉羣眾自發的反抗鬥爭如波濤相逐，一浪高過一浪。北方各省民變迭起。長江中下游各省連年發生災荒，饑民成羣流入城市，搶米騷動時有發生。

為了抵制革命、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清政府舉辦多種新政：練新軍、興學堂、成立各省諮議局、實行預備立憲，等等。

1908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後，三歲的溥儀繼位，其父載灃監國。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內部傾軋日益激烈。載灃放逐北洋新軍首領袁世凱，組織皇族內閣，企圖把軍政大權收攬到滿族親貴集團手中，從而引起立憲派士紳官吏和北洋軍將領的普遍不滿。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實行“鐵路國有”。所謂國有，就是奪取民辦鐵路權力，轉賣給列強，而拒不歸還商民已集的股金。這一掠奪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憤。在與鐵路權益有密切關係的立憲派士紳和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很快形成全國性的保路風潮，以川漢鐵路經過的四川最為激烈（見四川保路運動）。

當清政府由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壓民眾時，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於1911年10月10日起義，一舉攻佔總督衙門，並迅速光復漢口和漢陽。

新軍協統黎元洪和立憲派首領湯化龍等都歸附革命。

黎元洪被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

軍政府宣佈中國為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號召各省響應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義震動全國。各省革命黨人紛紛發動新軍、會黨或商會起義。本來反對革命的各地立憲派紳商多順風駛舵，轉向共和，把他們控制的省諮議局變為鼓動獨立的機關。

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棄職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擁護獨立。

武昌起義後一個多月，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 上海、 江蘇、 貴州、 安徽、 浙江、 廣西、廣東、福建、四川等省區先後宣佈獨立，清王朝的統治呈現土崩瓦解之勢。

12月2日革命軍攻佔南京，長江上下游革命勢力聯為一氣，南方各省均告光復。湖北和上海軍政府都倡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

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決定在臨時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並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代表會議還決定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在南京召開大總統選舉會。經過反覆協商，革命黨領導人多主張推舉剛剛從海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每省一票，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仍留在武昌。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發動成功武昌起義，並在隨後的兩個多月帶動中國各地的革命響應。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個行省中業已獨立的17個省，派出代表，推選剛剛返國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臨時憲法，南京為臨時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説下，宣統帝溥儀的兼祧母后（即溥儀的伯母） ^[20]  隆裕太后發佈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為一大中華民國”；

至此，中華民國正式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被迫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 ^[18]  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首都遷至北京；

此後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代表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巴黎和會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旗為紅黃藍白黑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國歌為取自尚書大傳虞舜篇的《卿雲歌》，其中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臨時政府正式遷京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起來。袁世凱對內鎮壓國民黨，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孫中山號召武力討袁，“二次革命”發生了。由於國民黨力量渙散，北洋軍力量強大，“二次革命”很快失敗。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開始了復辟帝制的活動。孫中山再次組織武力討袁，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在絕望中死去。 ^[3] 

袁世凱死後，中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徐州軍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復辟，史稱"張勳復辟"。但復辟醜劇只持續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執政後，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為維護共和制度，孫中山倡導了護法運動，但不久也失敗了。 ^[3] 

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軍閥的統治，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了。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李大釗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第一次舉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發展。 ^[12]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成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進分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初步結合起來。1920年，共產主義小組在各地相繼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瞭方向。 ^[12] 

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為此，中國共產黨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着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黃埔建立了陸軍軍官學校，為建立國民革命軍奠定了基礎。 ^[12] 

國民黨一大後，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廣東革命政府還創辦了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講習所；兩次東征陳炯明後，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第一次東征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並將所屬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 ^[12] 

為了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國民政府於1926開始了北伐。北伐軍勝利進軍，不到半年打到長江流域。北伐戰爭得到了工農運動的大力支援；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間，上海工人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12]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加緊爭奪革命領導權。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衞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這期間，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 ^[12]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 ^[12]  1927年4月18日，定南京為首都。 ^[13]  1928年，國民政府舉行“北伐”，佔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年底，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 ^[12]  國民政府佔領北京後，將北京改為北平，置北平特別市。國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國旗（其後東北易幟），並訂於國府的《訓政時期約法》中。“約法”相當於憲法。卿雲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訓典禮所撰訓辭“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諮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為國歌。

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時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由於國共內戰繼續，以及日本侵華，直到1946年方訂定中華民國憲法並於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始告結束。1936年5月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後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當時國民政府主席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長為汪精衞（1932年－1935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1932年－1946年） ^[4]  。汪精衞因屢遭國民黨內壓力，後出亡河內，與日本接觸，應允反共，停止抗日，於1940年在南京另組一個汪偽國民政府。該政府僅獲教廷、意大利、納粹德國、偽滿洲國的承認。汪精衞於1944年病死東京。

1937年7月7日，日軍中國駐屯軍一部製造“盧溝橋事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8月13日，日軍在上海製造“虹橋機場事變”，蓄意擴大侵華戰爭規模，國民政府被迫對日作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全民族的抗戰開始。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組織多次大規模戰役，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實行的是一條片面抗戰的路線，喪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面抗戰的路線，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與正面戰場互相配合，抗擊日軍侵略，為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2]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對日德意宣戰，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1941年12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徵得英、荷政府同意後，向蔣介石正式提議建立中國戰區，設立統帥部，以便統一指揮中國戰區的中國、泰國、越南、緬甸境內作戰的聯合國軍隊，協調中國戰區司令、印度軍司令、南太平洋戰區司令三總部之內的聯繫。1942年1月4日，聯合國正式推舉蔣介石為中國戰區統帥。1942年1月5日，蔣介石在重慶宣佈就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國戰區由此正式建立。 ^[14]  美國史迪威將軍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15]  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1942年春和1943年，中國派出最精鋭的部隊組成遠征軍，兩度入緬作為主力在英美盟軍配合下作戰。 ^[16]  中國軍隊在援緬作戰中，先後投入30餘萬兵力，在歷時3年多的時間裏，共殲滅日軍6萬餘人，為東南亞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挽救了盟軍在東南亞戰場的危局。中國軍隊成了亞太地區盟軍的重要戰略支柱。 ^[17] 

1944年，解放區軍民開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大召開。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毛澤東發出“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號召，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 ^[12] 

1945年8月初，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先後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於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帝國於9月2日向盟國簽訂投降書，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規定、歸還佔領之外國領土。遂即“偽滿洲國”瓦解，汪精衞政府覆亡，台澎諸島後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佈批准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着，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製造了“較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藉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

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令。 百萬雄師強渡長江， 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防線，於23日解放南京。 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台，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接着，解放軍攻佔上海、 杭州、 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了渡江戰役的勝利。殘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台灣等地。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了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捲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餘部逃往台灣島。根據《關於正確使用涉台宣傳用語的意見》對1949年10月1日之後的台灣地區政權，應稱之為“台灣當局”或“台灣有關方面”、“台灣方面”，不使用“中華民國”，也一律不使用“中華民國”紀年。 ^[5] 

中國位於亞洲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其版圖在前清康、雍、乾時期大體奠定，但經過晚清以後東西方列強的鯨吞蠶食之後，大片國土淪喪，金甌不全。進入民國之後，中國的領土只剩下1116.65萬平方公里。其疆域東到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流處，西到帕米爾高原，南起南沙羣島的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龍江江心。東鄰朝鮮，南接越南、老撾、緬甸，西和南部與印度、不丹、錫金、尼泊爾、阿富汗接壤，北部與俄國接界。形狀略呈秋海棠葉子狀。隔海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文萊等國家和地區相望。

中國西部多山地，且呈網格狀，東部多為平原丘陵地帶。由西向東延伸的山脈有阿爾泰山、天山、崑崙山、祁連山、喀喇崑崙山、岡底斯山、喜馬拉雅山、陰山、秦嶺、南嶺;由北向南伸張的有橫斷山；在同境東部，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脈有大興安嶺、太行山等。東部平原主要有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

全國地形略呈三級階梯狀，最西部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為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高原，山嶺間鑲嵌着巨大的高原和盆地。是為第一級階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東面，為海拔1000—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包括雲貴高原、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準噶爾盆地。是為第二級階梯。大興安嶺一雪峯山一線以東，為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至200米以下的平原。是為第三級階梯。

由於地形西高東低，全國的河流也多由西向東，最後注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有遼河、海河、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向南流的有雅魯藏布江，經印度、孟加拉、緬甸入印度洋；向北流的有額爾齊斯河，流入北冰洋。還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內陸河，最大的是塔里木河。長江最長，達6300公里，流域面積180萬平方公里。其次為黃河，長5464公里，流域面積75萬多平方公里。

全國各地，分佈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長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佈最密。較大的有江西的鄱陽湖，面積3976平方公里；湖南的洞庭湖，3915平方公里;江蘇的洪澤湖，3780平方公里；太湖，2200多平方公里。除上述淡水湖外，還有鹹水湖，最大的青海湖，面積4400多平方公里，新疆的羅布泊，2500多平方公里。

除天然河流湖泊外，還有人工開鑿的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達杭州，長1782公里，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5個水系。

中國大陸東面、南面都是大海，由北向南依次為渤海、黃海，長江口以南為東海，台灣海峽以南為南海。渤海為內海，其他均為太平洋的邊緣海。大海中羅列着5000多個島嶼，總面積約8萬平方公里，最大的是台灣島，35700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島，34000平方公里。

由於海洋和大陸之間熱力上的差異，而造成顯著的季風氣候，加之土地遼闊，地形複雜，中國各地氣温和雨量相差很大，氣候類型多種多樣。夏季全國普遍高温，冬季北方乾冷，南方暖濕。

土地的遼闊、地形的複雜、氣候的差異，以及有關的地區各種不同的自然特點，使中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在平原地區，盛產小麥、水稻、玉米、大豆等農作物和油、麻、糖等經濟作物；在山區生產茶葉、桐油、蠶絲、藥材等。草原放養牛羊馬駝，森林主要集中在東北、西南以及福建、台灣等地。煤、石油、鐵遍及全國。其他礦產也異常豐富。

區劃沿革

第一次為民國初年。民國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區劃設置仍沿清季之制，全國設23省，省下實行省、府（州）、縣（州、廳）三級管理體制。1913年1月，袁世凱政府頒佈《劃一現行地方各級行政官廳組織令》，廢除舊有地方制度，改設省、道、縣三級管理體制。全國共分22個省。各省之外。另設5個特別行政區，除在京城設京兆特別行政區外，以山西省長城以北原來歸化等12直隸廳舊地，以及內蒙古河套內外的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諸』生旗牧地設立綏遠特別行政區；以直隸的原承德、朝陽二府和赤峯直隸州舊地，以及內蒙古昭烏達、卓索圖二盟牧地設熱河特別行政區；以川邊、滇邊毗鄰西藏等處劃為川邊特別行政區；以直隸口北道的獨石、張北、多倫諸地和綏遠的豐鎮、興和、涼城、陶林4縣，以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察哈爾八旗牧地設察哈爾特別行政區。另有外蒙古、西藏兩個地方及寧夏、青海兩個地區，共32個一級行政區劃。省和特別行政區下設道，道下設縣。對蒙古和西藏地方基本沿用清代舊制。蒙古地區漠南採用盟、旗制，漠北採用部(盟)、旗制，西藏採用宗、豁制。1914年全國計有道92個，1920年增至96個。1914年全國有1740縣，加上旗等縣級機構209個，計1949個三級行政區，到1920年，全國共有縣1885個，另有設治局、旗223個，計2108個三級行政區。

第二次為北伐戰爭勝利後。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在全國廢除道級區劃，實行省、縣二級管理體制。1928年6月21日，改直隸省為河北省，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將京兆原屬20縣併入河北省，將口北道劃入察哈爾。1928年9月5日將熱河、察哈爾、川邊4個特別行政區、寧夏護軍使及寧夏道所轄區域分別改設為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西康5省。同年10月將青海地方和甘肅省西寧道所轄區域改設青海省。1929年1月30日將奉天省改為遼寧省。全國省級機構達到28個，另有外蒙古、西藏兩個地方。1932年國民政府實行首縣制，作為地區召集單位。同年10月普遍創設行政督察區，又稱專區，專區不屬行政區劃，而是省的派出機構。1938年在國統區15個省內設有142個專區，到1947年達到209個。

第三次為抗日戰爭勝利後。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將東三省改為遼寧、遼北、安東、吉林、合江、松江、黑龍江、嫩江、興安9省，同時台灣省迴歸祖國，全國省級單位增至35個，另有外蒙古、西藏兩個地方。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1947年6月5日，國民政府公佈了12個與省平級的院轄市，全國一級行政區劃達到48個。縣級區劃，截止到1947年6月5日，國民政府公佈除西藏地方外，全國共有2016個縣，57個普通市，40個設治局，1個管理局，132個旗盟，共計2246個縣級區劃。

1940年前，國民政府將縣分為3等，1940年後則將縣分為6等。

參見：中華民國憲法

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1月1日由中國南京國民政府頒佈，計14章175 條。《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特點是自由平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

參見：中華民國大總統

參見：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是中華民國的治權機構，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1911年肇建於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後歷經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等多次政權替換。

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為中華民國司法院。

中華民國曆任總統（含臨時大總統、大總統、代理總統）（1912年至1949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總統法律上取消職權。 ^[7] 

民國初期採用鐵血十八星旗，五色旗，後在全國推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國徽有兩款，北洋政府的十二章國徽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國徽。國歌一般指的是北伐成功後的《三民主義歌》。但在升國旗的時候使用《中華民國國旗歌》。

中華民國國防力量依《中華民國憲法》第36條的規定，中華民國總統統率陸海空三軍，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與周邊國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自清代與蘇俄於新疆、蒙古、東北、與英國於西藏就不斷有邊境衝突發生。

中華民國於北洋政府時期曾派遣少量軍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西部邊界與蘇聯、英國等一直存有歧見與衝突，部分問題甚至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還以武力方式解決。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全國共有92個城市對外開放，鐵路和汽輪將這些城市與外界聯接。新的職業和中外企業在這些城市發展起來，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高達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 1923－1936年，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長率為8.4%，整個1912－1949年，平均增長率為5.6%。而在二戰前民國時期，儘管連綿戰爭，工業增長率仍高達8－9%。傳統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了外國產品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壓力，因而使中國民族工業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有機會發展的看法是武斷而沒有根據的，實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下降，使很多工業項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設備不得不延緩。外國投資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之命題並沒有實證資料支持，中國人所有的現代工業在總現代工業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戰前一直沒有下降，而中國人均外國投資在1914年是3.75美元， 1936年是6.97美元，比印度和拉丁美洲低得多。1930年代外國投資只佔國民生產淨值的1%。

民國時代的土地制度由於1930年土地法的頒佈而較清末更為成熟。但由於缺乏長子繼承權，戰亂連綿，制度化的土地市場仍不發達，所以每户土地分割為很小的數塊。1910年户均土地為2.62公頃，1933年為2.27公頃。民國時土地所有權分佈雖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後國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擁有15畝地，他們的土地佔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擁有50畝以上的耕地，佔總耕地的34%。民國時期資本主義式的僱工租地大規模商業化農業經營並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農業人口與租佃制有關，30%的佃農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農耕種自己的土地同時租佃部分耕地。

長江流域細密的水路運輸網被用來形成區域性糧食市場，因此此區域的分工專業化、城市化、原始資本主義自宋朝以來都是中國最發達的區域。這裏專業性的租佃經紀人出現了。佃農並不一定非常貧窮，有的佃農大户反而比小自耕農富有，他們已形成資本主義式租佃，僱工商業化農業經營的萌芽。

中華民國內政部1932年對849縣的調查記載了租佃契約的多樣化， 220縣租地壓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採取現金、實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種形式。國民政府1934年的調查報告説50.7%的佃農以實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現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調查顯示這三組數字分別為 60%、15%和24.62%，而勞務租佔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種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於固定實物地租12.9%，其又高於固定現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種籽、工具、耕畜的情況下，平均地租約為43.3%。固定實物地租在佃農比例高、產量高的產區較為普遍。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條款給予佃農無限期續約權，除非他主動收回土地自耕。這種條款並不利於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雖然這一條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國民黨治理區域並未嚴格執行，它卻為後來的土改開了侵犯財產權的先例，因而對經濟發展有長期負面影響。國民政府在30年代還制定了將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這一政策只是少數省區於1949年實行。國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戰爭時的八路軍控制地區也普遍實行。

這些政策也因破壞人們對自由契約制度的信心，而對經濟發展有長遠負面影響。3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力以水稻畝產量而言，稍高於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麥單產相當於當時的美國，但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1/14。這都説明當時的中國農業雖沒現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後。

民國時期的農村，雖然基本是自給自足的，但專業商人在商業發達的城市和沿海地區比一般落後國家要發達，這被稱為商業資本主義或原始資本主義。上海、寧波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其它地區的國內貿易和主要在最終消費品生產中的分工是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這種商業資本主義不但導致商業分工的加深，不同的專業商人處理貿易的不同環節，專業貨棧的出現，專門協調，規定商業活動的行會和商會的出現，而且產生了相當發達的中國自己的金融網。山西票號就是這樣一個適應商業發達後所需金融服務的網絡，它發行發揮貨幣功能的票據及信貸。各種錢莊和當鋪也在沿海和發達地區形成網絡。各種習慣法和私法也發達起來，以調節發達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中分工和相關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長江流域的絲織業中已有相當發達的商人與手工業者之間的計件外包制。與清末不同的是，現代金融和貿易制度在民國時代發展起來。政府於1929－1930年擺脱了固定的關税額必須償付戰爭賠款的束縛，完全獲得關税自主權，增加了關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經濟效果是負面的。1930年進口税從銀本位改為金本位，1928年鹽税統一於全國財政系統，各種苛捐雜税統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統一貨幣，幾乎停止使用銀兩，1935年政府用外匯儲備為支持建立起現代化紙幣制度，銀兩完全被禁止用作貨幣。官方的中國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正式發行了紙幣，政府開始試行年度預算，税收和財政報告制度都大大改進。現代政府債券制度也於1931－1932年發展起來。債券主要由國家政府銀行及上海私人銀行購買。

國家政府銀行同時發揮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貪污和國家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化。大私人銀行通過與四大官方銀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結等壞資本主義的特色出現。但是與1949年以後的制度相比，私人銀行業在民國時期相當自由和發達， 1928－1937年間，共有160傢俬人現代銀行建立，它們擁有1,597個分支機構。現代銀行資本從1928年的1.86億元增至1935年的4.47億元 ， 存款從11.2億增至37.8億元。但由於四個官方銀行的壟斷地位，相當大的金融資源主要用來為政府提供統一戰爭的軍費，用於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設施建設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銀行由於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場競爭的規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圖的經濟發展。

現代金融和紙幣制度的發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進分工的演進，提高全社會的生產力。但是由於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財政收入70%用於統一戰爭，而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達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於1931－1936年間只佔國民收入的3.2－6%，大大低於美國政府1929年的8.2%。

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政府將大量日本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使官辦企業對重工業的壟斷大大加強，為日後中國工業國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業的制度發展創造了經濟結構上的條件。

民國後期由於國民政府在戰爭中失利，金融財政體系崩潰，通貨膨脹率高達200%。因此紙幣成為政府搶劫人民財產的工具，人民紛紛棄紙幣不用而回到商品貨幣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紙幣改進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發揮，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產力崩潰。

民國時代交通條件也表現了二元經濟的特徵。大部分貨物仍是由落後的傳統運輸方式運輸，1933年傳統手工、木船、獸力運輸方式對國民收入的貢獻是現代運輸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東北生產的焦煤5.74元一噸，運到漢陽是24.54元一噸，交易費用是生產成本的3.27倍。這主要是因為政治不安定，鐵路建設遲緩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鐵路9618公里，民國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東北建設。清朝基本沒有公路建設，國民政府部分由於統一戰爭的需要，進行了大規模公路建設，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後國民黨政府所建。從海關記錄，非機動運輸的貨物於1920年代開始下降 。

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為主管中華民國外交及有關涉外事務之最高機構。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將清朝外務部改組為外交部，理藩部因各族平等而裁撤。

中華民國外交部最高領導職務，北洋政府時期稱“中華民國外交部總長”，國民政府時期稱“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中華民國外交部舊址位於江蘇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2號，現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等單位所在地。

中華民國時期，人們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從來不曾停歇，以此為宗旨的思潮和運動接連不斷。率先舉起這兩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以後，追求科學、民主的思潮和運動繼續得到發展。科學方面，影響較大的有科學派、唯物史觀派反擊玄學派的“科玄論戰”；30年代初至抗戰以前“科學救國論”指導下的“科學化運動”；同時期左翼人士從事的“新社會科學”運動。民主方面，有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運動；胡適、羅隆基發動的資產階級“人權運動”；抗戰後期全國範圍內掀起的民主建國運動等等。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左翼文化人還曾發起一場新啓蒙運動，以繼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將民主與科學作為啓蒙的目標，顯示出文化思想運動發展的螺旋式上升。

不僅抗戰時期，甚至抗戰以後，都仍然能夠看到此一運動的餘波。對民主與科學的崇尚，成為民國文化的時代之魂。這一時期，文化各個領域的發展中，都無不滲透着民主化與科學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權威性的指導原則，就是杜威所宣傳的平民主義（或稱民主主義）教育。它強調接受教育權的平等，注意培養人的個性和獨立人格，重視實驗精神，對推進中國現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偉。

文學藝術方面，也始終貫穿着對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熾熱追求。從五四時期起，白話文開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撻封建矇昧主義成為中國文藝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魯迅的《吶喊》、《阿Q正傳》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將此一主題與白話文的形式完美結合的經典之作。此類作品，文學史界名之曰“啓蒙主題文學”。另外，30年代興起的大眾語運動，延安時期崛起的“工農兵文藝”，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產物。新聞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追求同樣強烈而執着。

民國年間人口約4億，以漢族人口居多，佔90%以上，其他少數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總數的10%。

民國時期的38年，只是歷史上短暫的一瞬，這是一個在政治上極不穩定的過渡時期。在人口發展史上，它同樣也只是一個動盪的過渡階段，人口數據不完整也不準確。經過多種數據的綜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數為41964萬，1949年為54167萬人，基本上處於緩慢增長狀態。民國的人口有幾個特點：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當時全國的死亡率為2.76%，華南地區為3.04%，四川為4%，而嬰兒的死亡率則更高，達到15.6%，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即使城市也不過是40歲。性別比例失調，男多女少，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當時男：女是110：100。人口密度不平衡。東南沿海地區人口密度大，江蘇增加到379人/平方公里，而西北則荒無人煙，新疆地區為2.38人/平方公里。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其中包括漢族和50多個少數民族。民國年間人口約4億，以漢族人口居多，佔90%以上，其他少數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總數的10%。

中華民國堅持平等和自由“五族共和”。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是中國從近代以來建構“民族—國家”的內在需要，民族分類與識別工作本身就是為維護國家統一、邊疆穩定提供學術支持；同時民國時期的學者們借鑑西方民族學知識建構起來的民族分類標準也為新中國民族識別工作提供了科學標準。新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承續了民國時期的民族分類研究。 ^[8] 

中國少數民族現代教育的發端是民國時期的貢獻；制定今後民族教育的政策也是吸取民國時期在民族教育政策上的深刻教訓。 ^[9] 

代表資產階級的民國政府為了自身統治的需要，趨向以法律治理民族，制定了以民族平等、自治、 實業等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政策，客觀上説具有整體系統性、時代發展性和歷史進步性等特點；但其階級本質又決定着其民族政策帶有極大的欺騙性、虛偽性和空想性。從根本上講，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真正解決當時中國的民族問題，最終連同民國政府一起走向失敗。 ^[10] 

主詞條：祖先崇拜、三教

中國是個多宗教的國家。中國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國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表達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宗教發展較蓬勃的國家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基督教新教和道教在中國的信徒數量最為龐大。中國的宗教文化，有“儒道釋”三教之説；一般的中國人，在祖先崇拜的基礎上，都受到儒、道、釋三教思想的影響，稱之為中國民間信仰。現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辛亥以後，大批留學生陸續回國，其中大多數人朝氣蓬勃，年青有為，熱心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他們大力宣傳科學的偉大力量，傳播當時西方最新的科學知識。面對當時混亂的政治局面，他們喊出"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口號，並且身體力行，在民國初年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形成一股新的思潮。

1912年，地質學家章鴻釗首先呼籲成立地質調查所；同年高魯着手籌辦中央觀象台；1928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隨後北平研究院及各研究所也相繼成立，此外還有幾所民辦研究機構也相繼成立。研究院所的成立是中國科技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表明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支專業科技隊伍，他們是建立和發展中國近代科技事業的中堅，是復興中國科技的保障。

自1912年至1937年間，不過25年的時間，各種學會組織達到110多個（不包括醫學部分），涉及到近代科學技術的廣大領域。某些學科如地質學、氣象學、物理學等在個別領域中曾取得了一批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成果。在工程技術方面，可以仿造萬噸級輪船、較先進的飛機、汽車、各種機牀。中國的工程師們已經掌握了運用鋼筋混凝土建築高層建築的技術，建成了具有國際水平的錢塘江大橋。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在這一時期得到建立與發展，並大大縮短了科技落後西方的差距。這一時期無疑在中國科技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20世紀20年代，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此後的20多年裏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1928年至1929年，歷史語言所在安陽小屯村發掘殷墟，發現了大量殷代青銅器和甲骨卜辭，使中國古代信史向上推移千百年，成為中國和世界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着中國近代考古學科學的成熟。

地質所在30年代初期曾在廬山等地找到中國第四紀冰川遺蹟。物理所進行了電學、磁學、光學的研究，後來還開創了核物理、金屬學、結晶學以及短波的研究。

化學所着重於分子光譜、性激素、中藥成份的化學分析，化學玻璃的性質及平陽礬礦的利用等研究。

數學所的研究主要在近代數學理論方面，開展了數論、代數、微分幾何、拓撲學、級數論、數理統計六個部分的研究。

天文研究所籌建了紫金山天文台，編制了國民歷及南京授時的發佈，着重開展了天體方位和形態的觀測，如變星、彗星、黑子及日食的觀測等。

氣象研究所觀測並研究了中國氣候的變化規律，竺可楨關於中國雨量和颱風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國際氣象學界的重視。

動物所作了動物分類學研究，後來着重於魚類生物學、昆蟲學、寄生蟲學、原生動物學和實驗動物學的研究，對山東海洋的物理及化學性質和浮游生物也作了調查研究。

植物所開展了植物分類學、藻類學、真菌學、森林學、植物生理學、植物形態學、植物病理學及細胞遺傳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