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覺慧逃出家庭後獲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劇還在一幕幕上演。覺新兄弟的繼母周氏的孃家人來到成都，要為覺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聰明美麗的女孩，卻被頑固的父親許給品行惡劣的鄭某， ^[8]  大家都替她惋惜，覺新在她身上看到梅與珏的影子，卻無力幫助。這時，覺新的愛子海兒不幸病死，他對生活更加沒有了信心。覺民與琴則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並鼓勵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三房的淑英被父親許給馮家，她極力想掙脱不幸的命運，甚至想過效仿鳴鳳去死，覺民與琴決心幫助她脱離家庭，去上海找覺慧。蕙完婚後過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為婆家不肯請西醫耽誤了醫治，默默地死去。蕙的死再次刺激了覺新，也使他開始支持覺民等人的計劃。最終，淑英在覺民等的幫助下，被護送到了上海。在《春》的結尾，覺新等人收到她從上海的來信，信中傾吐了她獲得自由後的幸福。 ^[3] 

該作品是《家》的續篇，以20世紀20年代初四川成都為背景。 ^[4]  《激流三部曲》的創作過程長達十年，第一部《家》寫於1931年。第二部《春》的寫作從1936年開始，在《文季月刊》上連載了十章，後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寫完。 ^[5] 

高家二小姐，三房的女兒。原本是一個跟淑華一樣心直口快，愛説愛笑的女孩兒，因為嫂嫂瑞珏的死、爺爺的死等一系列事情，尤其是要嫁給陳克家的二兒子陳文治的事情，使她變得多愁善感、慢條斯理。對於要嫁給陳文治的事情，她雖然不滿卻也無可奈何。她剛開始很消極，覺得只能認命。但是在表姐琴，堂哥哥覺民覺慧的鼓舞以及新雜誌的薰陶下，尤其是表姐蕙的慘死終於有了逃出家庭的決心。最後在劍雲、琴、覺民、覺慧、覺新的幫助下逃到了上海，得到了覺慧很好的照顧，逃離了悲慘的命運。

高家的長房子孫，在《家》一書中寫到他死了妻子。他是高家上上下下的希望，但是“雙重”性格使他既在幻想改變摧殘人生的舊勢力，又在舊禮教面前唯唯諾諾，對立的矛盾讓他生活得苦不堪言。他很需要別人的同情，但是相反更多的是嘲笑、指責，正因為他的懦弱，他沒有勇氣説點正義的話。覺新一直説是別人不瞭解自己，但是不是沒人不理解他，而是他根本不敢面對現實。他喜歡上了表妹蕙，卻無法把她從悲慘的命運中救出，為此他痛苦不已，蕙的死成為了覺新無法抹去的傷痛之一。

覺新的二弟，成了家庭的第二個過激派，參加了“利羣週報社”的活動，完全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覺新、覺民的三弟，雖然在《春》中沒有對他正面描寫，但從覺新、覺民、琴的口中瞭解到他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讓覺民重新樹立了信心，更是當時許多新青年學習的榜樣。他是高家三兄弟中最早掌握自己命運的人，他實現了在當時社會很難實現的願望，是巴金先生筆下的英雄，更是新思想的捍衞者。

這個一直跟着覺民他們喚覺新“大哥”的總是一副病態的青年，他跟覺新從一定程度上來説有一些相像之處。《春》中他鐘情於淑英，他迫切地想為淑英做些什麼，於是在淑英逃婚的事情上，他十分堅決地對淑英説道：“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幫忙，有一個人願意為你的緣故犧牲一切。”最後他果真做到了，他主動提出護送淑英到上海，便一路照顧淑英，直到他在上海去世。在淑英給琴的信中，淑英道出了劍雲對琴的心意。

大名是張藴華。是高家兄弟姐妹的表姐妹，一個新女子。自幼喪父，母親順着她的想法把她送進了學堂。性格成熟穩重、活潑、勇敢正義，但也有女性懦弱的一面。在高家姐妹中頗有影響力，鼓動淑英為自己的命運抗爭。與表哥覺民相愛。

覺新覺民繼母的哥哥的女兒，按照輩分是覺新等人的表姐妹。一個端莊穩重、小心謹慎、多愁善感的女子。父親周伯濤為了面子硬要把她嫁給鄭家孫少爺鄭國光。鄭國光的人品不好，長相也不好，這些事她的父母都知道，可是周伯濤硬要把她嫁過去。她在鄭家成天受氣，終日在悲傷中度過。淑英等人雖然為她不平，卻無可奈何。他愛上了表哥覺新，覺新也喜歡上了她，卻沒法救他。在悲傷中，她病死在了醫院，她的死成為覺新的傷痛。

高家三小姐，長房的女兒。心直口快、愛説愛笑，有着強烈的反抗意識，也有天真的一面。不過總是無意間説出傷人的話。喜歡拿覺民與琴打趣。同時也經常和親哥哥覺民、堂弟弟覺英拌嘴皮子。同時她也有做姐姐的責任感，對覺英頑劣的性子很不滿，時常斥責他。

《春》以淑英的成長和出走為主線，寫了新一代的不斷成長，通過對淑英和蕙這二個婦女形象的刻畫，揭示了只有敢於反抗封建勢力，追求自由，積極向上，青年人才能找到自己的新生。《春》主要展現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罪惡、迂腐、醜陋和對青少年的迫害，從內部對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寫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撕開了封建家族制度虛偽的面紗，顯露它吃人的本質，並明確揭示它“木葉黃落”的窮途末路。老太爺死後，克安、克定的胡作非為更加肆無忌憚，陳姨太、四太太王氏、五太太沈氏等地主女眷們，為了爭奪錢財也在勾心鬥角，爾質我詐。第三代的覺羣，覺世，在他們的放縱和影響下，惡劣的品質也逐漸成型。長字輩的墮落，小字輩的亦步亦趨，説明封建大家庭內部已經潰爛得無法挽救了，然而他們還在繼續作惡。

封建制度和家庭在潰敗前夕，但還在摧殘青年一代，蕙的死進一步控訴了封建禮教的罪惡。覺慧是在這個舊家庭中點燃叛逆之火的火花。他的出走更激發了年青人的心。《春》不僅展現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罪惡和腐配、傾軋和迫害，還着力表現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覺醒和對封建勢力的不妥協鬥爭，滿懷激情地歌頌了他們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並號召青少年能勇敢走出封建制度的囚籠，大膽追求民主與自由。巴金對受封建勢力摧殘的青年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希望，《春》從另一側面反映封建社會的黑暗，控訴封建家庭的專制，暴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全書充滿激動人心的感情力量，不息地衝擊着黑暗、野蠻的封建社會。

覺民成了家庭的第二個過激派，參加了“利羣週報社”的活動，完全走上了叛逆的道路。琴的性格也有了新的發展，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成了高家少女知心的朋友和帶頭人。三房的淑英，從覺慧的出走，引起了心靈的波動，從蕙的遭遇又看到了自己的前景，於是走上覺醒的道路。在覺民和琴等的鼓舞下，堅強起來，理解了“春天是我們的”的意義，終於抗婚出走，踏上了覺慧的道路。《春》重筆描寫了在長輩們的虛偽與墮落的襯托下，一些心地純潔的少年男女們的活動，寫了一代新人的加速成長，預示了已經來臨的民主革命的“激流”。 ^{[4]  [6]} 

《春》寫作風格文字簡約，飽含豐富的人文主義色彩，從中可以清晰地體察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赫爾岑的影響，這與巴金當年從翻譯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開始走上文學之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巴金用平易、平白的文字，卻使作品洋溢着濃郁的情感，充滿濃郁的抒情色彩，寫出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多層次性。 ^[2]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術委員李存光：《春》是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社會變動的一份珍貴的藝術記錄。作為向封建勢力討還血債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運的號角，它對於20世紀30、40年代許多知識青年衝出舊家庭的藩籬，走向革命，起到啓蒙的作用，激動着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青年的心。 ^[2] 

巴金（1904年—2005年），現代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間，他接觸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説《滅亡》。1928年底他回國，從事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抗戰前的作品主要有《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家》以及短篇小説集《復仇》《光明》等。抗日戰爭期間，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火》《憩園》《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後，巴金歷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職。新時期出版的《隨想錄》《探索與回憶》等，具有極高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收穫之一。巴金於1982年獲意大利但丁文學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