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

咸豐五年九月十三日（1855年10月20日） ^[13]  ，徐世昌生於河南衞輝府，祖籍浙江省寧波府鄞縣，天津圖書館館藏檔案記其籍貫為“浙江鄞縣”。其祖輩明季北遷燕京，清軍入關時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為天津壽豈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為官，故出生於河南省衞輝府府治汲縣（今衞輝市）城內曹營街。日後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世昌善於拉關係、交朋友，於此可見一斑。

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説：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其母寧可將食物扔掉，也不讓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長大一些，每交一個朋友，他的母親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賢才，則以美食款待；否則立即訓斥並令其不再來往。當時的世人看到他們母子非常清苦，就勸他們去依靠縣令親戚，徐母説：“託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同治十年（1871年），徐世昌十六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十七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任縣衙文案；十八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二十四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徐袁二人一見傾心。袁世凱見徐世昌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讚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徐世光兄弟無錢赴應天府應鄉試，袁世凱即贈銀百兩以為川資，使徐氏昆仲得以成行，並同時中舉。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中進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年）授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知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人物的優勢。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九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於大學士李鴻藻，李鴻藻認為徐世昌“虛矯過人”，因而不得寵難以發達。但徐世昌向李鴻藻介紹袁世凱，通過李鴻藻，袁世凱為李鴻章所賞識，向朝廷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世凱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於有了轉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凱向清廷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於秘書長兼參謀長），徐世昌欣然就任。雖然編制、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並參與機密，袁世凱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成為袁世凱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世昌與陳奎龍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於是為袁世凱説情，袁世凱得以逃過一劫，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於無形，袁世凱自是對徐世昌感恩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便受到袁世凱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説》十三冊，以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夙志。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凱、徐世昌皆功不可沒。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戰術原則。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1] 

徐世昌與袁世凱一樣，即有政治野心、也有愛國熱情，徐世昌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時值戊戌變法，徐世昌、袁世凱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維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託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世凱卻聽信了“軍師”徐世昌之言：“帝雖一國之主，然當政日淺，勢力薄弱；後（西太后）則兩朝總持魁柄，廷臣疆帥，均其心腹，成敗之數，可以預卜。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後而取功名。”袁世凱深以為然，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世昌、袁世凱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後黨恩寵，平步青雲。誠然，即使當時徐贊成支持新黨，亦是以卵擊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歷史上又有幾人？不過袁世凱之惡在於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十分險惡卑劣，故當時有民謠罵袁世凱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國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袁世凱因難逃其責，幕後高參徐世昌亦難辭其咎。 ^[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光緒三十年（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會試之閲卷大臣，也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來主考之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徐世昌奉旨入值軍機處，同年年底即授軍機大臣，署理兵部尚書。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歲。徐世昌獲此殊榮，尚未停止升遷的腳步。51歲時朝廷又任徐世昌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系從一品級，各省督撫聯名奏事，以徐領銜，排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前。據查核，清末升遷較快的漢大臣林則徐、曾國藩、袁世凱從入仕到任總督各為20、21、21年，徐世昌雖然也是21年，但東北總督之位高權重，則為以上三人所不及。

而在同一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皆喪失了具有實權的總督大臣之位，入京擔任了奉旨辦事的軍機大臣。隨着光緒帝與西太后的一同辭世，袁世凱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緒帝恨袁告密出賣之事；三歲溥儀即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緒報仇，欲除掉袁，已擬好將袁革職法辦的上諭，因奕劻（軍機處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賄買通）及張之洞極力反對，乃修改諭旨，以袁患足疾為名將袁“開缺回籍養痾。徐世昌時在東北，唇亡未免齒寒，不得不主動奏請開缺，清廷豈敢趕盡殺絕？只將其調任郵傳部尚書，雖位列中樞，但其降用，也很明顯。而徐世昌在東北三年之作為，卻值得大書一筆。

東北三省為清朝之發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時，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國、日本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為謀挽救，光緒三十而二（1906年） ^[17]  ，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為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局折》，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世昌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集羣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設行省公署，所屬各司與督撫一起共同辦公，“事則公商，移則會畫”，簡化辦事手續，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建立起高效率決策機構和運行機制，同時也適應了推行清末新政的要求。他強調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時，非改革無以圖存。為懲治腐敗，更新吏治，徐世昌還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招賢，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歸國人才，並向全國招攬第一流的時務人才，使東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濟濟”；對貪官污吏則嚴厲打擊，殺一儆百。上任數月，即查清並處理案犯數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見一斑。 ^[1] 

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滿洲面貌煥然一新，清廷親貴載濤“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瀋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為此而自豪。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世昌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的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衞主權為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為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後人不欺。”在衞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90餘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為日侵佔）徐世昌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並記上華名裏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與日交涉“着為功勞”的吳祿貞為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洲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餘憾，為之欣慰”的結果。徐世昌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3]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政任協辦大學士，補授軍機大臣；一月後又授體仁閣大學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榮典，也是漢人樞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徐世昌還在東北時，就已考慮到清廷失勢，便未雨綢繆，預謀轉中退路。他為人處事十分謹慎，絕不驕矜，以黨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辦新政；亦不疏遠舊派、權要，可謂兼收幷蓄，廣結廣交，左右逢源，上下暢通，從而為今日重掌樞要鋪平道路，徐世昌因此而贏得“水晶狐狸”的雅號。

徐世昌重掌中樞，欲行新政，卻孤掌難鳴，於是他極力大造輿論，“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凱，並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因為北洋六鎮，從將到兵，一直聽命於袁世凱；即使袁世凱回河南閒居，仍在暗中聯絡，遙控指揮。滿人陸軍大臣廕昌指揮不靈，清廷親貴慌了手腳，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項“出山”條件，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各路軍以皆歸其節制，南下鎮壓革命。徐世昌終於完成了一項歷史性任務。徐、袁重新聯手，袁開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聯璧合，天衣無縫。袁世凱以總理大臣的名義直接下令要載濤率兵上前線便嚇得打了退休報告。清廷此時認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隨即加封徐太傅太保，無非要鞠躬盡瘁，效忠清廷。這時的徐世昌，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其指導思想與袁世凱一樣，逐漸由君主專政轉向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對革命黨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撫，由撫而和。他們不願與革命黨對陣，主張採用和平方式，趕清帝下台，這就避免了一場大內戰，最終達到了推翻帝制、創建中華民國的目的，這個決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為何逼清帝退位，歸政於民國？據説還是世昌的妙計——讓段祺瑞領銜，以北洋將領64人聯名、發電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以兵隨之”。電發次日，徐世昌為避嫌懇請辭職。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由張謇主稿的清廷詔書稿：“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因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思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值此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這一詔書標誌着清朝壽終正寢，但行文卻十分得體，給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據説最後一句是徐世昌塞進去的“私貨”，幾乎肯定了清廷亡後便是袁世凱的天下。徐世昌手法之高，謀略之遠，令人咋舌。袁世凱出山、逼宮、掌權三部曲，導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凱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議和之舉，且挾北洋雄師之勢——南方只有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拱手相讓了。即便孫文不是謙謙君子，袁世凱的總統寶座也是坐定了。更何況，眾多革命黨人也都認為：“收拾大局，建設中國，非袁莫屬！”孫中山是明讓暗鬥，向袁世凱提出“約法三章”企圖對袁世凱加以約束。徐世昌把袁世凱捧上總統寶座，功莫大焉，當時一般看法，國務總理一職非徐世昌莫屬。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時卻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獨到的思維邏輯。他受清廷厚恩，而實則一力助袁，因而進退兩難，只能託言因“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離京閒居，暫避“一時之謗”。如果馬上棄清報袁，於情於理，都不好説。方顯明迎新辭舊，不露痕跡。而閒居不仕，還可算作不負皇恩的前清遺臣。再則當前局勢仍動盪不安，袁世凱的寶座還不平穩，不如作個“局外人”以靜觀變化。

徐世昌隱居於青島，行前與袁世凱長談，袁世凱許以二年為期，但忍不住又於民國元年（1912年）、二年（1913年）兩年內兩次敦請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為所動。但以他與袁世凱的親密關係、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績、“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羣出眾，愈是不出，呼聲就越高。後來發生了刺宋案，國務總理趙秉鈞不安於位，而徐世昌並不以袁世凱所請，仍退居幕後；直到民國三年（1914年）袁世凱取得鎮壓“二次革命”勝利，剪除了政敵，便再次請徐世昌出山，任國務卿之職。徐世昌開始動心。徐世昌遂於民國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國務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國”。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野心急劇膨脹，蓄謀恢復帝制，使袁氏子孫代代為帝。徐世昌卻認為帝制實不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凱的勁頭，只得緘口不言，作壁上觀；併為辭國務卿，以便將來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殘局，留下轉圜的餘地。

此前，徐世昌曾極力反對袁世凱與日本帝國簽訂賣國之《二十一條》，並“罷工”十餘日。徐、袁裂痕從此產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後自號水竹村人。

袁世凱稱帝后，封徐世昌、張謇等四人為“嵩山四友”，仿漢高祖時“商山四皓”，但徐世昌並不買賬，因“商山四皓”均為隱居不仕之賢者，此封有永不敍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記中大發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鄉者多，則國弱；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這就標誌着徐、袁攜手時代的結束。徐世昌此時一定異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凱馬首是瞻，為之出謀畫策，肝腦塗地；竭力輔佐的結果，實非始料所及。此時再不分道揚鑣，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載罵名。徐世昌在袁世凱稱帝前即已恢復帝制必定失敗，抽身先退，無疑是明智之舉。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一死，徐世昌見國事難為，便又隱居水竹村。此後曾應黎元洪、段祺瑞之請，調解過“府院之爭”。民國六年（1917年）6月，張勳復辟時，保皇派康有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動心，因他對北洋紛爭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復辟後掌握實權，幹一番事業。後獲知日本並不支持，乃知難而退，力勸張勳解除武裝，恢復共和，並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他還竭力為溥儀卸罪，繼續保全清室，或許為了還掉“人情債”吧，但卻受到時人譴責。

民國七年（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世昌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准”。徐世昌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數，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民國十一年（1922年）終於爆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並不感謝徐世昌“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捨地離開總統府，遷居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40餘年的歷程。 ^[4] 

徐世昌到天津過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皆精，傳統文化造諧很深。退隱後，在北京班大人衚衕設立“徐東海編書處”，歷時年，編《清儒學案》208卷，並創作詩詞5000餘首，楹聯一萬餘對，多為質量上乘之作。如不從政，成為國學大師，或書畫名家，當無問題。

自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徐世昌開始關心政治，靜觀時局的發展。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過80歲大壽。早在1930年，他就親筆寫了幾百幅對聯，準備屆時贈送來賓。壽辰前幾日，徐家就高搭綵棚，大張筵席。當日，從早到晚，賀賓盈門，絡繹不絕，大多為北洋軍閥及舊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還有清朝遺老、貴胄以及以“中國通”而聞名的美國人福開森等數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不請自到的南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華北黨務的方覺慧了，他的到來讓徐世昌格外緊張和警覺。席間，徐家人特為方覺慧敬酒，並送他對聯、條幅等，以表謝意。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徐世昌非常關注，為及時瞭解事件的發展，每天都讓侄女給他讀報，並對外聲明瞭自己立場：“中國只有團結抗戰，才能救亡。”當聽説蔣介石已接受了張學良的八項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後，徐世昌不無憂慮地説：“縱然有些諾言，也許是權宜之計，過後未必就能算數。”蔣介石後來的所作所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對日寇一貫深惡痛絕，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對東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擔任東三省總督時就已領悟很深，為此他曾進行全力抵制和反對，收回了部分主權。而今日寇又捲土重來，吞併東三省之後，成立偽滿洲國，進而發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於日寇之手。作為政治家，徐世昌雖然寓居津門，但對亡國滅種的局面也是憂心忡忡。他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説：“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仍遭到拒絕。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門生，任職於偽滿洲國，他們秉承溥儀意旨規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這是為了老師的晚節。”徐世昌聞言憤然大罵，然後推辭。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趨嚴重，當時曾從北京協和醫院請來泌尿科專家謝元甫來津診治。謝元甫檢查後説，必須做手術，並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療，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沒有答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歲的徐世昌病逝於天津，歸葬輝縣，未修墓，僅豎一塊“水竹邨人之墓”碑。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東北改設行省，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其時東北處於日俄戰爭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蠶食。徐世昌去東北任職之初，東北三省財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興辦實業為中心，與列強進行商戰，富省、強兵、禦侮的思路，政弦更張，推行新財政政策，概括為：設立銀行，多開商埠，聘用洋員，引進外資，但不設租界，確保主權。在農業方面，鼓勵利用“地勢廣衍、土脈膏腴、雨量充足”之優越自然條件，發展糧食畜牧業。徐氏赴東北之前，當地因氣候偏寒，農民尚不知種植小麥。經過考察，徐世昌積極倡導種麥，並向種植者提供國內及日、美良種，復“首弛糧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後，東北遍地皆麥，自給而外，兼資運營。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為麥之先農”。他還從澳洲引進良種羊和拖拉機，對促進東北農牧業近代化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還積極發展工商業，重視科、教。為改造滿洲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專門設廠辦校以“化其氣質”，使“八旗人才不可勝用且不必再為籌出路也”。

徐世昌還與袁世凱共同推出了中國最早的巡警制度，對鞏固國本、防止外患、民安其業所起的積極作用，亦應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郵傳部尚書時，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為中國鐵路、電力、郵政、航運等事業的發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個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召開所謂“和平會議”，儘管中方代表顧維鈞等據理力爭，中國的訴求仍被列強置之不理。外交受挫，引發了國內的五四運動。徐世昌政府一度對學生運動進行鎮壓，但最終還是決定採取柔化態度。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1919年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同年6月13日，徐世昌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7月18日頒佈西北籌邊使官制，同時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6月底以後，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最終迫使外蒙古於年末申請撤銷自治。11月22日，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1920年，北洋內直奉矛盾陡然升級，徐樹錚於6月被段祺瑞召回。接着，徐世昌於1920年7月4日免去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徐樹錚對外蒙的經營也就戛然而止。一年後，外蒙古在蘇俄的支持下獨立建國。

徐世昌有“總統詩人”之美稱，終身作詩不綴，民國七年（1918年）輯印《水竹村人詩集》12卷，民國十三年（1924年）刊行《歸雲樓題畫詩》6卷，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刊行《揀珠錄》，共刊行8集76卷，洋洋大觀。徐詩“優浙而閒適，簡潔而清遠，抒寫性情，曠然無身世之累”，時間跨度大，內容宏闊。

徐世昌長於史學，民國三年（1914年）擔任清史館總纂，編纂《清儒學案》。此書前有徐世昌序，謂“吾國三百年來，名儒輩出，元紹宋明，上述諸家，班班可考。竊不自揆，謹撮舉其言行著作，鈎玄提要，匯為一編，以繼黎洲二書之後，願與當世學人共相參考”。仿《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體例，纂輯成書。列正案一百七十二個，計一百九十四卷，收一百七十九人。以每人之字為學案名，前冠以姓名。

徐世昌崇信道家，尤其強調道家的現實教化功用，修習仁德。並信服道家哲理，對於鬼怪荒誕之術卻不以為然。“餘惟道家者流，本於黃老，守中歸根，以遊於物之初，抱神處和，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以其長生久視之道也。其後乃有興雲啓霧，召致鬼神，幻化之事，吸新吐故，煮丹飲符，其異於古亦遠矣。” ^[5] 

道書經籍繁多，汗牛充棟，徐世昌主張“抉擇求其精”，研讀道書，也是為了學習心齋坐忘等道家哲學思想與養生之術，“息慮坐空堂，除垢學養生”。踐行道教清心寡慾的修行方法，“獨坐息塵想，齋心靜不移。夜生初定後，天氣已涼時。大壑雲成海，中天月滿墀。好將清靜理，説與眾生知。”即道教所提倡的清靜修行。道教認為“道”的存在形式是清靜的自然狀態，《老子想爾注》論道“道常無慾，樂清靜，故令天地常正”，不起貪慾，清靜無為。通過靜坐，息慮止念，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絕對統一。

徐世昌受道家本體論思想的影響，信守“道”是天地萬物的本原，衍生萬物。“斡運陰陽有至道，造化於此功無窮。”君子憂道不憂貧，兀兀窮年以終老。”道生萬物，自行自運，不為外力所控制。“造化藴陰陽，宇宙抑何廣。沈思而獨運，萬里斂於掌。慧照遍九垓，一息自存養。大道生天地，獨來與獨往。”由於深受道家哲學的影響，徐世昌嚮往與道家諸子交遊。“欲訪沖虛子，泠然正御風。 ^[5] 

他嗜古好文，被人稱之為“文治”總統。嗜好收藏古籍，家藏書達8萬卷，其中宋元珍本極多，有藏書樓“晚晴簃”、“書髓樓”等，意即古籍中的精品之書。藏書印有“弢齋藏書印”、“書髓樓藏品”等。亦喜收藏書畫，名畫和書法作品滿屋。編纂《書髓樓藏書目》8卷附1卷，是家藏古籍普通書目，1935年用古宋字排印，著錄圖書7000餘種。輯《晚晴簃所藏清人別集目錄》4冊，抄本，錄清人別集圖書2700餘種，《晚晴簃已選詩集目錄》等。喜刻書，設有“徐東海編書處”，刊刻的主要有柯劭忞主編《新元史》257卷和著述數十種。所刻之書質量和書品為上乘，扉頁多印有“天津徐氏”、“進修堂開雕”、“靜遠堂”、“退耕堂”等。 ^[6] 

綜觀徐世昌一生，他當然不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良精神風貌，學識廣博，推行新政，熱愛國家，堅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無聊政客可經，更非那些擁兵自重利慾薰心、禍國殃民的舊軍閥可比。

徐世昌雖“圓滑機變，過於長樂老”，但在清帝退位、袁世凱稱帝上思路還是清晰而進步的，所以此人不倒有其必然性。更令今人值得琢磨的是，卜五年近40歲時，仍舊是個庶吉士，不為翰林院所認同，認為難堪重任。但此時徐世昌已然到了人生的谷底，如今是否極泰來了，原先結交的同鄉袁世凱賞識人才，邀其襄助小站練兵，自此騰達，由七品直至一品大員，平步登雲。關鍵因素是卓越的人際交往能力。比如説結交香帥張之洞、陝西巡撫鹿傳霖（清末清官之一）、商部尚書載振、康、梁等等諸名士，朝中人緣甚好，慈禧甚至對榮祿説‘徐世昌或足繼李鴻章後乎？。而據説清帝退位詔書中的推薦袁世凱和末尾“予與皇帝得以遠處寬閒，悠遊歲月，常受過面之遊禮，親見至治之告成，豈不懿歟！”實為水竹村人之代筆。所以老徐是新舊通吃，才能有其後的總統之遇，這機遇與其自身的素質都少不了的。 ^[7] 

他的書法多為行、草體，名重一時，在津門各殿堂裏多有其墨跡。如天津老字號“正興德茶莊”、“成興茶莊”、“直隸書局”等匾額均出自他的手筆。1919至1926年，徐世昌將其書法作品彙集成《水竹邨人臨帖》3冊、《石門山臨圖帖》1冊，刊印發行。他的書法大宗為對聯，其餘為條幅、冊頁之類。

徐世昌六歲開始學畫，善畫山水、松竹，尤其喜歡繪製扇面，造詣甚高，而且是每畫必詩，一般不輕易送人，故他的繪畫真跡少於書法遺蹟。他的代表作《晴風露月四竹圖》極為出名，人稱：“畫中晴竹，振雨露聲；風竹搖曳飄灑，露竹沐甘浸潤；月竹清漪宜人，為竹作中之精品。”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蘭、竹、菊四君子畫，品位高雅，神韻仙體，在民國畫壇聲譽頗高。 ^[4] 

2023年5月，《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發佈，徐世昌（菊人）為代表作不準出境者。 ^[15] 

民國四年（1915年）在啓程赴京時，其弟徐世光向他遞經陳辭：大哥，你意忘了清室於你可謂皇恩浩蕩？前年你還親口説過“不忘清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議和之際，你曲從袁謀，已為人所議；今再為袁效力，將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義正而辭嚴，大哥無言以對。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遺留的寂寞，不願就此沉淪，終老林下；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務卿之顯赫，其誘惑力可謂大矣。何況自謂一旦任職，“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為國謀利，博取賢名，不也抵得過“不忠”之謗？

袁世凱意欲稱帝，身為老大哥還得去給兄弟皇上下跪，別提有多彆扭和難受。後人曾提出疑問：以徐世昌之才幹與聲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統兵與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過信袁世凱），絕對會讓徐總統北方兵馬；其二，徐世昌在北洋諸將中亦有威望，袁世凱不得出，必唯徐馬首是瞻；其三，不難與南方組成聯合政府。如此，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則非徐世昌莫屬，以後也不會出現南北紛爭、復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畢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願將千載良機拱手讓人，甘為人後，一定也經過深思熟慮。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如出此舉，由自己逼退清帝，是為不忠；撇開老袁，是為不義；知而為之，是為不智。再則徐生性穩重，當條件基本具備時，方能放手一博，為在東三省時；風險太大之高則寧可觀望，他絕不是那種“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之人；他的人生信條恰恰於袁相反。故而政見一致時，能剛柔相濟，優勢之補，相得蓋彰，而一旦政見相左，又不能撕破臉皮，便只能自謀後路，明哲保身了。

1937年冬的一天，一個漢奸突然造訪徐宅，聲稱：“總統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漢奸的賣國動機，以年老婉辭。日寇仍不甘心，計劃從徐世昌的親人——胞侄徐一達身上打開突破口。徐一達就職於北京，日本特務妄想通過他請徐世昌出山，擔任華北的領袖。並表明“如成交，將北京市長一職贈給一達君”。得知事情經過後，徐世昌遂令徐一達赴上海“避難”。

徐世昌在《韜養齋日記》中有一名言：世界上有三種有志之人：一為有志仙佛之人，一為有志聖賢之人，一為有志帝王之人，求為仙佛之人則國弱，求為聖賢之人則國治，求為帝王之人則國亂，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權者闔審諸！即使為老袁之輩的警悟，也是其最終的人生近代化的最好體現。 ^[4] 

徐世昌家祠位於河南省衞輝市貢院街內，是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民國十年第五任大總統徐世昌所建。總面積5200平方米，其建築分為四進院落。

主要建築有照壁、山門、石坊、二門、東西廂房、過廳、東西配殿、拜殿、大殿等。位於最前面高大的照壁，仿木結構磚雕額坊，影壁正中內外各鑲着五顆穀穗組成的"嘉禾"圖案的青石浮雕。影壁兩側為東西華門，兩門對稱。第二進院落，中軸線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額坊皆為嘉禾圖案浮雕，額坊"東海世家"，兩邊柱上刻徐世昌親筆書寫的楷書聯："亭育託燕畿佳氣常浮白雲觀，宗枝分衞水清波遠溯繞湖橋"。石坊東面原豎有一高大旗杆，西面建有木結構四方攢尖頂碑亭一座，立《創建汲縣徐氏家祠記》碑，為徐世昌書丹。第三進院，東西廂房面闊三間，進深兩間。第四進院落，拜殿面闊三間，進深兩間，捲棚灰瓦頂與正殿連為一體，大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前砌月台，周圍有青石雕刻欄杆。

徐世昌故居(6張)

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和平區新華南路255號。徐氏在津置有多處房產，其中在英租界牛津道（今和平區新華南路與睦南道、馬場道交口），購得空地一塊15.3市畝，修建了九所樓房共計181間，建築面積4347平方米。徐氏自住的是一個獨立大院，佔地6.35市畝，共有樓房26間，平房4間，建築面積1085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層樓。

此外，徐世昌還有一所住宅，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今和平區泰安道），是他在1927年化名徐弢喬購買漢森洋行宅地9市畝，修建成西式磚瓦三層樓房一座，計27間，平房17間。這所建築是花園住宅，造型美觀，庭院內有假山、亭子、魚池、花窖等。

《燕都叢考》載：“前總統徐東海公宅在五條衚衕。”又載：“又北曰騎河樓，張遠伯總長志譚故居在是，今為清華同學會。又北有小衚衕，宣統間徐東海總統曾居之。”此宅坐南朝北，金柱大門帶雀替，顯得十分高大。全院均為筒瓦過壟脊硬山房。此宅約為民國初年建築。現為某單位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