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清末時期，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步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的巨大變革，無疑對孫中山革命及民主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孫中山看到積貧積弱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強面前任人宰割，人民生靈塗炭、哀鴻遍野，才激發了其救人民於水火、攬大廈於將傾的歷史使命感，開始了其挽救中華民族的思考與探索。這正如孫中山曾説過的：“今舉我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而為俎上之肉，餓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蠻力，雄視世界……餘短才淺智，不足以擔任大事；而當此千鈞一髮之秋，不得不自進為革命之先驅，而以應勢之要求。”並聲明，中國之革命是“為支那蒼生，為亞洲黃種，為世界人道”。 ^[4] 

清政府各種救國方案先後失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進一步傳播，他們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説作為思想武器，以美國、法國的民主思想作為政治思想，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並用以指導了辛亥革命的實踐，還與孫中山的思想轉變有關。 ^[5] 

因此，19世紀末清政府所面臨的一系列內憂外患的社會矛盾，就成了孫中山民主思想啓蒙及倡導“三民主義”的原動力。

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與孫中山本人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孫中山因革命需要，先後有30餘年在海外度過。因此，孫中山的民主思想也不可避免的與中國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並深深根植於兩者之中。正如有的學者所説：“孫氏學説是有目的的對儒教文化、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西方民主這三個傳統的結合。孫氏相信一個獨特和自豪的中國，只要以儒教文明為基礎，就會在文化上覆興。” ^[6] 

同盟會成立之前的三民主義還處於雛形階段。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萌芽階段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1883年7月孫中山自檀香山啓程歸國，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後，孫中山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1886年春夏間，孫中山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華南醫學堂讀書後，便經常發表愛國言論，並以“中國現狀之危，我人當起而自救”等作為宣傳口號。1890年1月，孫中山進入香港西醫書院讀書後，經常利用課餘時間遊走於香港、澳門、香山等地之間，發表不滿清政府的政治言論，並經常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三人聚會，互抒救國抱負流露了對清政府尤其是洋務派在對外反侵略鬥爭中的軟弱無能表現了強烈不滿。 ^[7] 

三民主義真正初具雛形，並正式以革命綱領的形式提出則是在興中會創立之時。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興中會。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組織的入會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誓詞同《興中會章程》中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內容，成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簡要表述。興中會的綱領中第一次劃時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要求。

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起義流產而逃亡國外期間，認真研讀了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説，實地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餘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8]  正是由於在此過程中經過孫中山的革命實踐和理論學習，三民主義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因此在後來的同盟會政綱中，三民主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其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被視為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屬民權主義內容；“平均地權”則被認為是民生主義的實現方式。 ^[1] 

1905年春，孫中山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瞭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孫中山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1905年10月20日，孫中山親自撰寫了《民報發刊辭》。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義）這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綱，同時闡述了自己的輿論觀和革命報刊應具備的職能。 ^[28] 

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主張。 ^[9]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説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從同盟會成立至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三民主義得到了不斷完善，逐步成熟起來。在此期間，中國的革命形式如火如荼、蓬勃發展，孫中山先後參與並領導了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年6月）、欽廉防城起義（1907年9月）、廣西鎮南關起義（1907年12月）、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3月）和雲南河口起義（1908年4月）等數十次反帝反封的武裝起義，並最終迎來了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的總爆發，一舉推翻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創立了中華民國並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至此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基本實現，孫中山本人也轉向了實業救國的道路，積極主張修鐵路、興水利等實現民生主義的工作，並最早提出了關於三峽工程的設想，但隨後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中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孫中山又被迫開展討袁護國運動。在這個階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單純“理論”的探索上了，更多的則是付諸於實踐，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也在實踐中不斷修正並日趨成熟完善。 ^[1] 

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不斷完善主要表現為依據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在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方面均提出了系統、具體的理論體系和實施方針。

國民黨一大之後至國民政府遷台，是三民主義的發展和真正貫徹實施時期。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屢屢受挫，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並在國民黨一大中正式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6月）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遺失，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1]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孫中山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這標誌着孫中山思想的轉變，賦予了“三民主義”以新的含義。通過聯合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工人、農民階級和社會主義俄國，為“三民主義”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新的生命力，並最終成為國民黨新的政治綱領。 ^[1]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4年，孫中山生前對其“三民主義”思想作出的最後修正，演變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晚年聯俄聯共、扶助和依靠農工的思想體現。但由於其中涉及中國國民黨聯合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加之孫先生逝世後兩黨交惡，所以兩黨對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説法，並且爭議保持至今。 ^[2]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峯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着“民族”、“民權”、“民生”。

抗戰爆發後，三青團在學生中得到發展，到了193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昌成立。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三青團團長。 ^[13]  創立時規定年滿18歲至38歲的男女青年均可入團。後因黨團爭奪青年，改為16歲至25歲的青年學生，其他職業團體及青年軍官均可集體入團。初創時期有團員1034人。到1947年黨團合併時，發展到130萬。三青團的基本任務是：擴大團的組織，組訓骨幹、黨化教育、發動青年從軍。 ^[14]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明確提出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概念及構想。這一新的提法是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產物。 ^[15] 

掌權之後的蔣介石獨攬三民主義的解釋權，獲得了統攝全黨思想的合法性。蔣介石對三民主義解釋的實質，是儒化三民主義。他將孫中山描述為中國儒家倫理道德的集大成者，將儒家倫理道德與三民主義融為一體，使之成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精髓”，進而在全國範圍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復古。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還充分利用了戴季陶主義。隨着三民主義被儒化，其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與現代化之精神也逐漸消解與湮沒。 ^[16] 

1946年，三民主義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規範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

1949年，三民主義成為蔣介石威權體制下的所謂“黨國意識型態”，國民黨一直視三民主義和孫中山的民主思想為凝聚島內各階層共識的思想武器，而積極在島內宣傳並推行之。 ^[17] 

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台灣當局考試的必考科目。在台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18] 

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憲法課程，台灣當局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 ^[19] 

民族主義是孫中山首先揭櫫的戰鬥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集團正日益勾結起來。

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滿”。“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戰鬥口號。這不僅由於清王朝是一個由滿族貴族“宰制於上”的封建專制政權，還因為它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反滿”口號所以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原因就在於此。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須“先倒滿洲政府”，民族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意義藴涵於此。

民族主義所要求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實是傳統漢族正統思想的另一種表述方式。例如，孫中山曾説過：

他又説：

顯然，“民族主義”中的“恢復中華”是指恢復漢族人統治的中國。雖然後來孫中山對“民族主義”進行了修正，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但仍然帶有明顯的狹隘性。也正是為此，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才飽受反對者的詬病。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他標示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

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宋教仁鼓勵四川保路民眾：“不復規規於爭路，由消極而進於積極，為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為期”。他強調的是包括滿人在內的“五族共和”。 ^[21] 

清帝退位詔書明確提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清帝退位後授權袁世凱組織共和政府，以“禪讓”方式實現了“主權轉移”，民國主權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實現；由於清帝擁有“天下共主”地位，詔書的頒佈使中華帝國得以避免同期奧匈帝國似的分裂命運，促成了“五族共和”。 ^[22] 

五色旗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北洋政府的國旗，旗面為按順序是紅、黃、藍、白、黑五色橫長方條，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 ^[23]  的嚴重狀態。與這種“國體”的“變革”相適應，關於政體的擘劃也構成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

民權主義是儒家“仁”的思想和西方民主法治思想的統一。“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基本含義是要求統治者在不動搖其統治基礎的前提下，儘量施行“仁政”，給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福利，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才能達到長治久安，進而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孫中山綜合運用儒家“仁”的思想與西方民主法治思想，制定“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等文獻，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一次重大的重構，使中國與世界的發展結合起來，這不僅在思想上是巨大的進步，在實踐上也具有創新意義。 ^[24] 

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解決的課題是中國的近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着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

民生主義所追求的大同社會是儒家文化與社會主義學説的結合體。孫中山所倡導的天下為公的和諧大同社會，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這與馬克思提出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要求基本一致，同時，孫中山本人也曾多次公開表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由此，可見“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經典儒家化的產物。 ^[1] 

孫中山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歸結為土地與資本兩大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是孫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內容為“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孫中山認為這一方案的實施可以防止壟斷，也能使“公家愈富”，從而促進“社會發達”。在有關資本的課題上，孫中山確認“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須”。他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實業計劃》一書就是發展社會經濟的宏偉藍圖。他把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歸結為“節制資本”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即將“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佔性質”的“大實業”（如鐵路、電氣和水利等）“皆歸國有”，因為這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國之資力”。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雖然它塗上了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

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於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於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

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義反映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觀歷史進程提出的三大斗爭任務。

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先行者，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三民主義”思想不僅是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而且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三民主義從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對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理論進行了高度概括，其含義宏遠、思想深邃，直到當下仍然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發揮着十分重要的意義。三民主義思想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 

三民主義指導同盟會和國民黨先後推翻了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政府，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影響。三民主義的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民族獨立、民主權利和發展經濟的共同願望，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孫中山還以舊三民主義思想為指導，制定頒發了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僅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來源，並且還因為它在中國傳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連接作用，它與馬克思主義在實踐和理論上的互動以及孫中山所主張的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初步的開拓性嘗試，使這一理論本身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發生了直接影響。在不同的歷 史時期圍繞着不同的中國重大問題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點的歷史考問，構成了解讀兩者關係的關鍵一環。 ^[25] 

三民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中國實施民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和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發展的經濟制度，並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三民主義指出，真正的“民主”和“民治”，是真正“共有” 和“共享”國有公有經濟利益的前提；兩者結合起來，國家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繁榮富強，人民才有可能享受真正的幸福。三民主義在當時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反映了中國人民力求使中國由貧弱變為富強的強烈願望，反映了中國人民力圖使中國快速近代化、快速匯入人類世界主流文明的迫切要求。 ^[26] 

三民主義還是一種建設近代國家和近代社會的理論。就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看，民生主義的目標和民權主義的政府建構，是自相矛盾的兩極。民生主義本質上是一個 以培育中產階級為目標的社會改造方案；民權主義設計的卻是個"大政府小社會"模式。由於理念上的矛盾和缺乏付之實施的條件，社會改造無法實現，而"大政府小社會"模式，則為國家權力擠壓社會自治空間留下隱患。它在爾後實踐中產生的弊端，值得後人思考和總結。 ^[27] 

三民主義它還批判地承襲了農民戰爭和維新運動的積極內容，從西方借取了民主主義思想素材，成為中國近代社會中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表達了人民羣眾爭取獨立、民主和富強的願望，標誌着舊民主主義革命在更完整意義上的開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過重大的積極作用。

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稱道了“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的蘇維埃國家“人民獨裁政體”，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闡發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歷史特點，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併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

但是三民主義也存在着歷史的侷限，主要表現為缺乏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內容。不支持三民主義者的，他們認為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着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範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説，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丁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