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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
鎖定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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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仲珊,晚年自號樂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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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直隸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塘沽)。中國近代軍事、政治人物,中華民國直係軍閥的首領,也是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因駐軍保定,又稱“保定王”。
曹錕自少以販布為生,光緒八年(1882年)投身淮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為毅軍哨官。後投靠袁世凱,曾任北洋軍第三師師長、直隸督軍兼省長等,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袁世凱死後,依違於段祺瑞、黎元洪及馮國璋之間。民國八年(1919年)被推為直系首領,組織八省反段聯盟,在直皖戰爭中擊敗皖系軍,迫使段祺瑞下野。民國十一年(1922年)通過第一次直奉戰爭擊敗了奉系的張作霖,以“法統重光”為旗幟迎回黎元洪為大總統,一時控制北方政局。次年逼黎元洪下台,並以重金收買議員、議長的方式被選舉為大總統。民國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被馮玉祥囚禁,獲釋後前往開封,又轉赴天津做寓公,經營實業與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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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拒絕日本出面組織新政府的要求。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曹錕病逝於天津,享年7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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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國民政府追贈他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曹錕人物生平
曹錕出身寒微
曹錕幼年上過四年私塾,粗通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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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稍長之後失學,推車販佈於津沽間。光緒八年(1882年),投淮軍當兵,繼而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成績優異。到光緒十六年(1890年)畢業時,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曾專折上奏朝廷,列舉該校十餘名“屢考優等生”及“學生之著者”,請予表彰,曹錕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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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往宋慶的毅軍當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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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投入北洋
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委任曹錕為直隸常備軍右翼步隊第十一營管帶。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京旗常備軍成立,後編為北洋陸軍第一鎮,曹錕任第一協統領。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彰德秋操時,他曾擔任北軍第一混成協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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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初,因新軍儘先補用副將,曹錕被擢升為新軍第三鎮統制。同年,經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調移駐長春,後升記名總兵。日俄戰爭後,東北三省人民時常發動抗爭,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的壓榨。在此期間,曹錕率軍鎮壓起義有功,屢獲清朝統治者的嘉獎。宣統三年(1911年)4月,他被授為副都統銜,7月補總兵後以提督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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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職的袁世凱。曹錕受袁世凱之命,率第三鎮全體官兵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一帶,鎮壓革命。次年(1912年)2月,在南北議和的默契條件下,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派專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當時曹錕駐京郊南苑附近,於同月29日在北京縱兵譁變,焚掠內外城,為袁世凱製造拒絕南下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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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改鎮為師,曹錕改任第三師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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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年(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發起護國運動,組織、領導護國軍討袁,袁世凱決心以武力鎮壓。民國五年(1916年)1月5日,曹錕與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等受命率軍入川,並被單獨任命為川、湘兩路徵滇軍的總司令,統一指揮川、滇前線對護國軍的戰爭。在此過程中,曹錕等部出現軍紀敗壞,燒殺擄掠的現象,尤以張敬堯部為最(曹錕部下吳佩孚旅則有軍紀嚴明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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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間,曹錕、張敬堯部在敍州、瀘州、綦江之間與護國軍進行激戰,張敬堯軍大敗,曹錕軍亦受創後退。不久,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北洋軍閥內部亦出現反對帝制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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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總統,曹錕遂率殘部東歸。此時,段祺瑞以國務院總理之職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表面上被列為八位“帝制禍首”之一,實際上段祺瑞政府對其採取“通而不緝”的狀態,並在頒佈通緝令前透露風聲,使曹錕順利逃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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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錕適時投靠段祺瑞,又成為段祺瑞實行獨裁所依靠的軍事力量之一。9月,曹錕擔任直隸督軍,駐於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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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漁翁得利
在黎元洪與段祺瑞發生的“府院之爭”中,曹錕的態度基本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願結怨於黎元洪。民國六年(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開的“督軍團”會議中,曹錕與其他各省督軍及代表均同意中國向德國宣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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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後,附段的各省督軍宣佈獨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錕迫於形勢,也於6月1日宣佈獨立,但仍與黎元洪保持一定關係。在此前後,徐州督軍張勳召開“督軍團”會議,策劃擁立遜帝溥儀復辟,曹錕派代表參加,對其計劃早有默契。待到張勳復辟不久後,曹錕轉投段祺瑞,參與其於7月3日進行的“馬廠誓師”,擔任西路討逆軍總司令,自保定北上,進駐涿州、良鄉,佔領盧溝橋一帶,以討伐張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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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這次政治投機,曹錕於事後仍擔任直隸督軍兼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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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勳復辟被平息後,黎元洪下野,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仍然攫取總理職位。段祺瑞採納梁啓超、湯化龍的策劃,拒不恢復被黎元洪解散的舊國會,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製非法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立法職權。在北洋軍閥隨聲附和中,曹錕也通電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領袖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進行護法戰爭。自此以後,中國國內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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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北洋政府中的馮國璋、段祺瑞之間新的“府院之爭”也發生了。馮國璋、段祺瑞分別親近英美和日本,成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軍閥的首領。此時,日本在遠東佔有優勢地位,段祺瑞想憑藉日本的金錢與軍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護法各省的反抗。馮國璋為了打擊段祺瑞,作出“和平統一”的姿態,暗中聯繫滇桂軍閥,壯大勢力。在馮、段二人的對峙中,曹錕採取了騎牆政策。段祺瑞以權利誘惑他,他便附段;馮國璋以直系結合為號召,抵制皖系勢力擴張,他又附馮。民國六年(1917年)11月18日,在馮國璋的授意下,曹錕和直系“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佔元聯銜通電,主張南北議和,聲稱願作“調人”。事後,曹錕又趕緊向段祺瑞加以否認,聲稱簽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樹錚的授意下,發表通電,主張以南軍退出長沙為和議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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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親日與武力統一的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並受到直系將領的牽制。在派往湖南作戰軍隊潰退之後,段祺瑞就以退為進,辭總理職,另派徐樹錚聯絡北洋派軍閥多人,於12月2日召開天津會議。因徐樹錚許以“副總統”之職,曹錕遂成為天津會議上主戰派“督軍團”的盟主。在皖系策動的“督軍團”要挾下,馮國璋只得任命曹錕和張懷芝為南征軍第一、第二路總司令,曹錕還兼任兩湖宣撫使(12月15日);同時又策動“長江三督”拒絕南征軍過境,並仍與滇桂軍閥密商和談。隨後,在皖系壓力下,馮國璋態度軟化,曹錕乃於民國七年(1918年)2月南下漢口,督師前進,命吳佩孚以代理第三師師長兼前敵總指揮。由於護法方面的湘桂軍內部分歧,自動撤防,吳佩孚所部於3月入嶽州,佔長沙,4月23日又進取衡陽。段祺瑞在這種“捷報”聲中,於3月23日再度組閣。二次組閣後,段祺瑞委任親信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剝奪了曹錕、吳佩孚搶到的地盤,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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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獨霸北方
段祺瑞為依靠外援,擴大實力,於民國七年(1918年)3月25日與日本秘密訂立《中日軍事協定》,還擬調徐樹錚代曹錕為直隸督軍,授曹錕為“兩湖巡閲使”,實際上是剝奪了直系對直隸重鎮的控制。曹錕獲悉,便稱病迴天津。此時,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發起“南北調和”的倡議,得到馮國璋的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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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也與張懷芝及“長江三督”聯合聲明,表示厭戰。6月,曹錕又一次參加了在天津召開的督軍會議,他本擬策動議和,但徐樹錚表示仍堅守“副總統”之約,於是曹錕又主戰。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想以此換取他重上前線,但他卻又提出各種藉口,留在天津不動。吳佩孚在衡陽前線和滇桂軍方信使往返,與對方暗訂協定,前方戰鬥遂告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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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英美列強重新參與對中國的爭奪。在這一國際背景下,吳佩孚接連通電攻擊段祺瑞,甚至與南方將領聯名,公開要求停戰議和。曹錕對吳佩孚的行動,佯作訓斥姿態,實則暗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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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聲名狼藉,直係軍閥乘機加緊策動反皖系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他利用皖、奉兩系間的矛盾,積極爭取奉系。民國九年(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會議,組成反段同盟,直、皖雙方遂接近正面交鋒。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調動兵力,作迎擊準備,雙方劍拔弩張。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總統徐世昌下令給曹錕、吳佩孚以處分,並自稱“定國軍總司令”,下令動員,直皖大戰遂於14日爆發。奉系從東戰場助直攻“定國軍”,不過四天,皖系軍隊潰敗,段祺瑞下野。從此直、奉兩系軍閥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9月,曹錕任直魯豫巡閲使,吳佩孚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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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戰敗後,奉、直兩係為爭奪中央與地方權力,不斷髮生爭吵。民國十年(1921年)12月,由於奉系首領張作霖的推薦,徐世昌任命舊交通系的梁士詒組閣。梁士詒傾向奉系,並以親日著名,他的組閣激化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中國的矛盾。梁士詒內閣於華盛頓會議期間舉措失當,引起全國聲討。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將領乘機電斥梁士詒媚日賣國,矛頭實際直指奉系。張作霖於是調大軍入關,向直系進逼。曹錕、張作霖本系姻親,因而曹錕最初主張對奉系讓步,但在奉軍咄咄進迫的形勢下,他終於同意了吳佩孚的應戰主張。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戰爭終於爆發。吳佩孚在馮玉祥的支援下打敗了張作霖,奉軍被迫退回關外,曹錕、吳佩孚一舉控制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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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達到頂峯,而曹錕、吳佩孚的實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線選擇,使不少人對其表示認同。如戰爭結束之初,熊希齡、梁啓超、蔡元培、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王寵惠、谷鍾秀、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眾多知識界與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錕、吳佩孚出來主持局面。一些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如丁文江、胡適也一度看好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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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賄選得位
主詞條:曹錕賄選
直系獨霸北方後,曹錕及其左右親信,原想驅逐皖系支持的大總統徐世昌,自己來當大總統,但吳佩孚卻主張召集民國六年(1917年)舊國會,恢復黎元洪大總統之位,以“法統重光”的辦法作為過渡,這樣既可為通過國會正式選曹錕為總統鋪平道路,又可用“法統”的名義抵制南方成立的護法政府。曹錕勉強同意了這個主張,於6月間擁黎元洪重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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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雖然復職,但軍政大權操於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急於爬上總統“寶座”,便唆使其弟曹鋭及親信高凌霨、吳毓麟、邊守靖等串通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作驅黎擁曹的準備。黎元洪為延長自己的任期,主張先制憲法後選總統,依附曹錕者則主張相反。同時,關於黎元洪的任期,黎、曹兩派各有自己的解釋,黎派認為任期應至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而曹派則揚言黎元洪到民國十一年(1922年)12月“任期已滿,應行另選”。此時,直系內部又分為保(曹錕駐河北保定,稱保派)、洛(吳佩孚駐洛陽,稱洛派)兩派,以曹鋭為首的津(曹鋭駐天津,故亦稱津派)、保兩派積極策劃倒黎,擁曹錕上台;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派則企圖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謂“利用法統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統一了”,然後通過制憲與選舉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錕對吳佩孚的這種態度及其活動,甚“不見諒”。在“羅文幹案”壓垮偏重吳佩孚的王寵惠“好人內閣”後,曹錕爭取了多數直系督軍的支持,並干預了隨後汪大燮、張紹曾內閣的組建,極力壓制黎元洪擴大權力的企圖。到民國十二年(1923年)春夏之間,保、洛兩派在“驅黎擁曹”的步驟上才趨一致。6月,在曹錕的示意下,直係軍閥、政客通過策動內閣辭職、軍警索餉請願、圍困黎元洪的住宅、斷水斷電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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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原擬於驅黎後立即進行大總統選舉,惟因國會議員紛紛離京,總統選舉會無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採納吳景濂等收買議員的辦法,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規定選舉時出席議員每人賄以5000元支票。這一辦法果然見效,南下議員中的一些人又由滬北返。10月5日,這批接受賄賂的議員選舉曹錕為第三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0日,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的曹錕由保定入京,開始大總統任期(關於曹錕賄選一事參見“人物爭議”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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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兵敗被囚
曹錕(2張)
曹錕寓居津沽
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不久後,馮玉祥、張作霖矛盾又激化起來。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10日,馮玉祥部國民軍將領鹿鍾麟不滿於段祺瑞、張作霖聯合,又想聯合吳佩孚共同對抗奉系,因而發動了驅段兵變,並釋放了曹錕。曹錕獲釋後去河南投靠吳佩孚,住在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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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六年(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迴到天津。曹錕迴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今河北路34中學),長期作寓公,也從事實業和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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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天津寓公中擁有當鋪數量最多的,先後有:永聚當、同聚當、中通當、公懋當、萬成當(後兩鋪均有總號及一、二分號)。曹錕不僅投資了北洋保商銀行,還同時是農商銀行董事長,邊業銀行、北洋保商銀行、通易銀行的董事。就地產來説,他僅在天津及近郊就佔地約二千頃,是天津靜海地區的最大地主,且不但佔有鉅額土地,還壟斷了當地的水利設施。據不完全統計,其擁有的財富達5000萬元。儘管如此,曹錕的個人生活是相對平民化的,時常寄情於書畫,自號樂壽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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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曹錕(2張)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強佔東北後,矛頭指向華北。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一天,幾個日本人身着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着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説:“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後,又派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説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衞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燮元沒有再去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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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全節而終
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弔喪,吳佩孚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偽北平政府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弔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卹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6月16日曹錕出殯當天,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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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為政舉措
曹錕政治
為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他在就職後立即進行立憲工作。為此,在民國二年(1913年)《天壇憲草》的基礎上,迅速完成了多年議而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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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141條的憲法條文,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佈。《中華民國憲法》在《天壇憲草》的基礎上主要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該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在內容上相較於以往憲法性更為完善,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各種政治力量的訴求,但因為曹錕的賄選行為,該部憲法自其頒佈以來就被稱為“賄選憲法”,受到了國人普遍的唾棄。但這部憲法體現的民主憲政精神在以後的憲法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在中國立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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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外交
- 臨城劫車事件
主詞條:臨城劫車案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孫美瑤為首的“山東救國自治軍”千令人在津浦線臨城和沙溝站間,顛覆了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特別快車。中外乘客百餘人被擄至抱犢崮,其中有外人26名,英人羅斯門被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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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事件涉及在華諸國僑民的生命安全,“臨城劫車案”成為頗為複雜的外交問題,外人對此甚為重視,稱其為義和團運動後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成為曹錕入主北京政府前後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該案發生後,英、美、法、意、比5國駐華公使先後兩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雖無僑民被擄,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5月9日,5國公使再次照會北京政府,限今3日內救出被擄外僑,否則每隔24小時須增加賠款若干。由於北京公使團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以免危及被擄外僑生命。實際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錕面臨“使團責難,外交日亟”,不敢輕舉妄動,北洋政府被迫與該部土匪進行談判。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於6月上旬簽訂條約,孫美瑤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編為山東新編旅,由孫美瑤任旅長。而被虜的中外人口也相繼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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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城劫車案雖告一段落,但北京公使團在8月10日將由16國駐華公使署名的照會遞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賠償被害人損失;敦促中國政府速命地方軍政長官“各出其最優軍隊及最嚴厲之辦法,為治匪之用”,並“改組特別中國警察”,“由外國武官監督”,要求懲處山東督軍田中玉、兗州鎮守使何鋒鈺、津浦路警務處張文通、隨車巡警隊長趙德朝等“失職”軍政官吏及津浦路局職員等。由16國駐華公使聯合遞交照會,為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之首例。照會不僅提到《辛丑條約》,而且所提要求也和《辛丑條約》關於懲辦與事件有關官員的規定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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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一方面深感局勢嚴重,另一方面又認為公使團所提要求是不公正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在與使團交涉中説明,“這一不幸事件並不是由中國國內哪一個排外活動引起的,而是那個地區的武裝不法分子的一次純粹強盜行動。而且事件發生的地區實際上是個無人居住的山區,在這裏,很難保證不發生這類偶然事件。”因而“這個事件與1900年義和團動亂之類的排外運動完全不同”。9月24日,北京政府復照北京公使團,表示“願本優厚之精神,給予公平之償恤”,但對每星期累進加償表示異議;對於“改良路政”,表示本國政府決意自動進行,但不能接受外交團擬議計劃;對於“懲罰”,表示將依照法律處理,派兵“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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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正值曹錕賄選總統成功,急盼各國駐華使節前來慶賀新總統就職。各國公使便以懲辦田中玉作為先決條件。曹錕無奈,只得命外交部於10月13日將懲辦田中玉一事照會各國。15日,他下令準田中玉辭職,並裁撤山東督軍職位,同時授田中玉為上將軍,許其體面下台。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再次質問北京外交部,指責升授田中玉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獎勵,限北京政府48小時之內撤消此令,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於新政府的態度,但曹錕對此不予理會。
[33]
- 中蘇建交
十月革命後,蘇俄為了擺脱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於民國八年(1919年)和民國九年(1920年)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以期獲得中國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蘇俄宣佈廢除沙俄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的財產都無償地歸還中國,自動放棄沙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關税協定及庚子賠款等。蘇俄政府先後三次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問題,但因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問題上雙方的分歧,結果都無功而返。
[2]
在此情況下,曹錕督責外交部再開談判。外交總長顧維鈞在曹錕的堅決支持下,堅持維護主權的立場,使得加拉罕終於改變策略,轉而採取和解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磋商後,雙方在最終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達成協議,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其附件。中蘇兩國外交關係正式建立。
[3]
曹錕歷史評價
我曾親身接觸過中國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我認為曹錕總統確實是個有意思的人。我覺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尋常的品質,使他能從一個普通士兵登上中國政權的頂峯。為此我對他很感興趣,注意對他進行觀察和研究。我發現他有幾件事給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舉個例子:曹錕不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隨者的衷心擁戴,還能使他的軍事將領們如吳佩孚大帥之流感到心悦誠服。吳大帥是個性情剛愎、相當專斷獨行的人,但每逢緊急時刻,他就毫不猶豫地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並尊重他的權威。
[25]
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曾經評價:“另一方面,張作霖正在爭取曹錕反對吳佩孚。但是,曹錕雖然可能是個傻瓜,他的幕僚卻非常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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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的訓令中,重慶國民政府評價:
故陸軍上將曹錕息影津沽,抱道自重,比歲以來,值寇勢之方張,遭奸佞之叵測,威脅利誘,逼迫紛乘,而該上將正氣凜然,始終峻拒,不撓不屈,通國具瞻,且於痰革彌留之際,悔悔以抗戰勝利為念,忠誠純篤,志節昭然,尤見軍人之風範,足垂奕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軫悼殊深,允宜明令褒揚,式資當世模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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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沈亦云曾回憶道:“曹雖系不讀書武人,然性忠厚。”
[23]
曹錕軼事典故
曹錕襟懷開朗
外交家顧維鈞在曹錕政府曾任外交總長。後來在回憶錄中,顧維鈞説與曹錕的接觸中,有一件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錕為何能從一個普通士兵上升到總統位置。一次,與顧維鈞同處內閣的“保定派”交通總長吳毓麟、税務督辦高凌蔚、陸軍總長陸錦等人,反覆向顧維鈞要求任命黃榮良為駐倫敦公使。顧維鈞表示黃榮良雖有外交經驗,但作此任命還需慎重考慮,因倫敦公使是個很重要的外交崗位。但三人反覆向顧維鈞運動,並希望曹錕能與顧維鈞商量。但當曹錕聽完吳毓麟的陳述後,當即沉下臉來,説:“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當外交總長。顧先生辦外交有經驗,我把這攤事完全委託給他,你們為什麼出來干預?這件事應該完全由顧總長決定。”由於曹錕回答乾脆,其他人遂不再作聲。
[5]
[4]
顧維鈞回憶道:“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因為我並沒有對總統提過黃的任命委託,也沒有向他解釋過對這項任命需要花時間考慮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斷,認為他們不應該干預。在這些行動上曹總統表現了他的性格。每當他任用一個他認為勝任的人,他就放手讓他擁有充分的辦事權力。換句話説,他信守這個原則:‘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認為他處人處事的方式給人印象深刻。”
[25]
曹錕擅得軍心
據歷史學家蔣廷黻回憶,有一次他問曾與直係軍閥孫傳芳在政治上合作過的學者丁文江:“那個自封為大總統的曹錕怎麼樣?他憑什麼能當大總統?”丁文江説:“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錕檢閲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説他剛接到家信,説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説:‘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説完,丁文江反問蔣廷黻:“如果閣下是那名士兵,遇到這種類型的長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對曹錕的感受一樣?你能不忠於他嗎?能不感恩圖報於他嗎?你能不覺得他是個可依靠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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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躁怒脾氣
據《睇向齋秘錄》載,曹錕性格急躁易怒,素來有“瘋子”的名號,與他人一言不合,動輒説要“打嘴巴”“打屁股!”其任第三鎮統制時,有人密銀告某軍的機械官營私舞弊,曹錕大怒,馬上派人將其逮捕,親持軍棍擊打數十下。不久後,曹錕知道營私舞弊事出仇者誣告,純屬莫須有,於是晉升那位機械官為管帶,還安慰道:“我輕信他人之言,打了你的屁股,實在抱歉!現在你的屁股已經消腫了嗎?諺語説‘越打越發’,我已經升了你的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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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晚年生活
曹錕晚年病情好轉後,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練練自己編的一套虎拳,然後回到屋裏打坐練氣功。早飯後不是練書法,就是畫畫。曹錕喜愛國畫,尤其擅長畫梅花、山石、螃蟹、一筆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點梅花天地心”,每畫完梅花後,便蓋上這枚圖章。他還有一塊黑石圖章,上刻“萬代一如”。他畫的畫或書寫的條幅有的右上角常常蓋有一枚章,上寫“弱冠從戎服勞國家四十年歸田年七十以後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別號“樂壽老人”或“渤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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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不僅擅長書畫,而且頗有文才。據高夫人的後人講,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錕幾個女婿中最得寵的一個。一日,李伯夫請曹錕為自己新佈置的一間書房起個號,曹錕略加思索後便揮筆疾書三個大字“伯雅軒”,並配了“青松直上千年餘,紅鵬高翔萬里心”的對聯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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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晚年因屢遭挫折,心情鬱悶,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曹家的財權牢牢控制在其養子曹少珊手中,連曹錕也奈何不得他。為此,常常引起眾夫人及子女們的不滿和忌恨。鄭夫人生性好靜,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而陳夫人所生的兒子曹士嶽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貞(袁世凱的女兒)打架,曹士嶽情急之中開槍打傷了袁怙貞。袁住院後,袁家不甘罷休。此時雖然袁世凱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勢力,曹士嶽受控告被拘留,曹、袁兩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報紙也爭相報道這一“趣聞”。後來曹士嶽被劉夫人保出與袁怙貞離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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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如此環境中的曹錕,心情是不會好的。他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據劉夫人的女兒曹士英回憶,民國十八年(1928年)的一天,曹錕給劉夫人去信説:“慶(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壞了,他們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於人世了,對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覺對不住你,你要照顧好他們。”劉夫人見信寫得悲涼,又心疼又生氣。因為劉與陳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經不住母親和姐姐的勸説,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鎮商議。曹鎮建議劉夫人把曹錕接到泉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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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夫人怕泉山裏人多嘈雜,不利於曹錕養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錕去住,又請來西醫大夫梁寶鑑、德國醫生巴勒弟給予精心治療,自己也終日守候在牀邊細心照顧。幾個月後,劉夫人見曹錕的病日益好轉,便把他接回泉山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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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
父親 | 曹本生 | |
母親 | 曹氏 | |
曹錕父母生有四子二女,曹錕在七子中排行第三,其餘兄弟姊妹見下行起。 | ||
大哥 | 曹鎮 | 字馥庭 |
大姐 | 曹大姑 | |
四弟 | 字健亭 | |
五弟 | 曹鈞 | 字秉權 |
六妹 | 曹二姑 | |
七弟 | 字子振 | |
大夫人 | 鄭氏 | |
二姨太 | 高氏 | |
三姨太 | 陳寒蕊 | |
四姨太 | 劉鳳瑋 | |
長子 | 曹士嶽 | 陳夫人所生 |
次子 | 曹士岱 | 劉夫人所生 |
三子 | 曹士嵩 | 劉夫人所生 |
長女 | 曹氏 | 鄭夫人所生 |
次女 | 曹士熙 | 高夫人所生 |
三女 | 曹士貞 | 陳夫人所生 |
曹錕主要作品
曹錕書跡(2張)
曹錕人物爭議
關於曹錕“賄選”一事,當時的國會議員、歷史學家陳垣曾有一番解釋,説自己領到的5000元是補發歷年所欠國會議員的歲費。現當代也有學者從“賄選”指控的法律證據角度做過辨析,認為對曹錕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實行賄,還需尋找信實的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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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後世紀念
“曹家花園”位於天津市河北區五馬路、黃緯路,原系買辦孫中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所建。民國十一年(1922年)轉賣給曹錕後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亭池、島榭,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佔地面積200餘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曹錕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遷走,將曹家花園賣給宋哲元主持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天津淪陷後,日本侵略軍將公園改為後方醫院。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政部仍利用日本後方醫院設備作陸軍醫院。新中國成立後改為解放軍254醫院,院內部分建築設施已拆改建成新樓,但園中舊貌尚依稀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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