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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

鎖定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 [12]  ),字仲珊,晚年自號樂壽老人 [11]  。生於直隸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塘沽)。中國近代軍事、政治人物,中華民國直係軍閥的首領,也是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因駐軍保定,又稱“保定王”。
曹錕自少以販布為生,光緒八年(1882年)投身淮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為毅軍哨官。後投靠袁世凱,曾任北洋軍第三師師長、直隸督軍兼省長等,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袁世凱死後,依違於段祺瑞黎元洪馮國璋之間。民國八年(1919年)被推為直系首領,組織八省反段聯盟,在直皖戰爭中擊敗皖系軍,迫使段祺瑞下野。民國十一年(1922年)通過第一次直奉戰爭擊敗了奉系的張作霖,以“法統重光”為旗幟迎回黎元洪為大總統,一時控制北方政局。次年逼黎元洪下台,並以重金收買議員、議長的方式被選舉為大總統。民國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被馮玉祥囚禁,獲釋後前往開封,又轉赴天津做寓公,經營實業與房地產。 [9]  [14]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拒絕日本出面組織新政府的要求。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曹錕病逝於天津,享年76歲。 [13]  重慶國民政府追贈他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曹錕素有“賄選總統”之惡名 [9]  ,且在傳統歷史認知中被認為是一個目不識丁、顢頇愚昧、兇殘成性的軍閥 [21]  。但在其執掌北京政府期間,授意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支持顧維鈞處理“臨城劫車案”、完成中蘇建交談判,也有維護國家主權的功績。 [1] 
概述內圖片來源 [10] 
別    名
曹三爺 [6] 
曹大帥 [21] 
曹仲三 [30] 
仲珊
樂壽老人
所處時代
清末民初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地
天津
出生日期
1862年12月12日
逝世日期
1938年5月17日
主要成就
在大總統任內完成立憲
支持妥善處理“臨城劫車案”和完成中蘇建交談判
本    名
曹錕
畢業院校
天津武備學堂
信    仰
佛教
總統任期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
軍    銜
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贈)

曹錕人物生平

曹錕出身寒微

曹錕是直隸天津(今天津市)人,生於清同治元年十月十一日(1862年12月21日),其父曹本生為津市小販。 [12]  [13] 
曹錕幼年上過四年私塾,粗通經史 [27]  ,但稍長之後失學,推車販佈於津沽間。光緒八年(1882年),投淮軍當兵,繼而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成績優異。到光緒十六年(1890年)畢業時,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曾專折上奏朝廷,列舉該校十餘名“屢考優等生”及“學生之著者”,請予表彰,曹錕就是其中之一。 [21]  畢業後往宋慶毅軍當哨官。 [12] 

曹錕投入北洋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曹錕隨軍去朝鮮。戰後,袁世凱受命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參見詞條小站練兵),曹錕投入袁世凱部下,任右翼步兵一營幫帶。 [12] 
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委任曹錕為直隸常備軍右翼步隊第十一營管帶。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京旗常備軍成立,後編為北洋陸軍第一鎮,曹錕任第一協統領。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彰德秋操時,他曾擔任北軍第一混成協統領。 [12]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初,因新軍儘先補用副將,曹錕被擢升為新軍第三鎮統制。同年,經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調移駐長春,後升記名總兵日俄戰爭後,東北三省人民時常發動抗爭,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的壓榨。在此期間,曹錕率軍鎮壓起義有功,屢獲清朝統治者的嘉獎。宣統三年(1911年)4月,他被授為副都統銜,7月補總兵後以提督升用。 [12]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職的袁世凱。曹錕受袁世凱之命,率第三鎮全體官兵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一帶,鎮壓革命。次年(1912年)2月,在南北議和的默契條件下,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派專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當時曹錕駐京郊南苑附近,於同月29日在北京縱兵譁變,焚掠內外城,為袁世凱製造拒絕南下的藉口。 [12]  同年秋,改鎮為師,曹錕改任第三師師長。 [13] 
民國三年(1914年)4月,袁世凱任命曹錕為長江上游警備司令。曹錕率第三師進駐嶽州,與湖南都督湯薌銘共同監視南方革命勢力的活動。 [12] 
曹錕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支柱之一。民國四年(1915年)9月,他和張紹曾以直隸代表名義上書袁世凱,請求改變國體。10月,袁世凱加授曹錕為虎威將軍。到袁世凱稱帝后,封他為一等伯。 [12] 
民國四年(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發起護國運動,組織、領導護國軍討袁,袁世凱決心以武力鎮壓。民國五年(1916年)1月5日,曹錕與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等受命率軍入川,並被單獨任命為川、湘兩路徵滇軍的總司令,統一指揮川、滇前線對護國軍的戰爭。在此過程中,曹錕等部出現軍紀敗壞,燒殺擄掠的現象,尤以張敬堯部為最(曹錕部下吳佩孚旅則有軍紀嚴明的記錄 [21]  ),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間,曹錕、張敬堯部在敍州瀘州、綦江之間與護國軍進行激戰,張敬堯軍大敗,曹錕軍亦受創後退。不久,國內外形勢發生變化,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北洋軍閥內部亦出現反對帝制的聲音。 [17]  6月,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總統,曹錕遂率殘部東歸。此時,段祺瑞以國務院總理之職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表面上被列為八位“帝制禍首”之一,實際上段祺瑞政府對其採取“通而不緝”的狀態,並在頒佈通緝令前透露風聲,使曹錕順利逃出北京 [18]  。而曹錕適時投靠段祺瑞,又成為段祺瑞實行獨裁所依靠的軍事力量之一。9月,曹錕擔任直隸督軍,駐於保定 [12] 

曹錕漁翁得利

在黎元洪與段祺瑞發生的“府院之爭”中,曹錕的態度基本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願結怨於黎元洪。民國六年(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開的“督軍團”會議中,曹錕與其他各省督軍及代表均同意中國向德國宣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19]  。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後,附段的各省督軍宣佈獨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錕迫於形勢,也於6月1日宣佈獨立,但仍與黎元洪保持一定關係。在此前後,徐州督軍張勳召開“督軍團”會議,策劃擁立遜帝溥儀復辟,曹錕派代表參加,對其計劃早有默契。待到張勳復辟不久後,曹錕轉投段祺瑞,參與其於7月3日進行的“馬廠誓師”,擔任西路討逆軍總司令,自保定北上,進駐涿州、良鄉,佔領盧溝橋一帶,以討伐張勳 [20]  。藉着這次政治投機,曹錕於事後仍擔任直隸督軍兼省長。 [12] 
張勳復辟被平息後,黎元洪下野,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仍然攫取總理職位。段祺瑞採納梁啓超湯化龍的策劃,拒不恢復被黎元洪解散的舊國會,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製非法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立法職權。在北洋軍閥隨聲附和中,曹錕也通電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領袖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進行護法戰爭。自此以後,中國國內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的對抗。 [12] 
曹錕 曹錕
與此同時,北洋政府中的馮國璋、段祺瑞之間新的“府院之爭”也發生了。馮國璋、段祺瑞分別親近英美和日本,成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軍閥的首領。此時,日本在遠東佔有優勢地位,段祺瑞想憑藉日本的金錢與軍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護法各省的反抗。馮國璋為了打擊段祺瑞,作出“和平統一”的姿態,暗中聯繫滇桂軍閥,壯大勢力。在馮、段二人的對峙中,曹錕採取了騎牆政策。段祺瑞以權利誘惑他,他便附段;馮國璋以直系結合為號召,抵制皖系勢力擴張,他又附馮。民國六年(1917年)11月18日,在馮國璋的授意下,曹錕和直系“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佔元聯銜通電,主張南北議和,聲稱願作“調人”。事後,曹錕又趕緊向段祺瑞加以否認,聲稱簽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樹錚的授意下,發表通電,主張以南軍退出長沙為和議的先決條件。 [12] 
段祺瑞的親日與武力統一的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並受到直系將領的牽制。在派往湖南作戰軍隊潰退之後,段祺瑞就以退為進,辭總理職,另派徐樹錚聯絡北洋派軍閥多人,於12月2日召開天津會議。因徐樹錚許以“副總統”之職,曹錕遂成為天津會議上主戰派“督軍團”的盟主。在皖系策動的“督軍團”要挾下,馮國璋只得任命曹錕和張懷芝為南征軍第一、第二路總司令,曹錕還兼任兩湖宣撫使(12月15日);同時又策動“長江三督”拒絕南征軍過境,並仍與滇桂軍閥密商和談。隨後,在皖系壓力下,馮國璋態度軟化,曹錕乃於民國七年(1918年)2月南下漢口,督師前進,命吳佩孚以代理第三師師長兼前敵總指揮。由於護法方面的湘桂軍內部分歧,自動撤防,吳佩孚所部於3月入嶽州,佔長沙,4月23日又進取衡陽。段祺瑞在這種“捷報”聲中,於3月23日再度組閣。二次組閣後,段祺瑞委任親信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剝奪了曹錕、吳佩孚搶到的地盤,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12] 

曹錕獨霸北方

與曹錕關係緊密的吳佩孚 與曹錕關係緊密的吳佩孚
段祺瑞為依靠外援,擴大實力,於民國七年(1918年)3月25日與日本秘密訂立《中日軍事協定》,還擬調徐樹錚代曹錕為直隸督軍,授曹錕為“兩湖巡閲使”,實際上是剝奪了直系對直隸重鎮的控制。曹錕獲悉,便稱病迴天津。此時,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發起“南北調和”的倡議,得到馮國璋的贊同。 [16]  曹錕也與張懷芝及“長江三督”聯合聲明,表示厭戰。6月,曹錕又一次參加了在天津召開的督軍會議,他本擬策動議和,但徐樹錚表示仍堅守“副總統”之約,於是曹錕又主戰。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想以此換取他重上前線,但他卻又提出各種藉口,留在天津不動。吳佩孚在衡陽前線和滇桂軍方信使往返,與對方暗訂協定,前方戰鬥遂告沉寂。 [12]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英美列強重新參與對中國的爭奪。在這一國際背景下,吳佩孚接連通電攻擊段祺瑞,甚至與南方將領聯名,公開要求停戰議和。曹錕對吳佩孚的行動,佯作訓斥姿態,實則暗中支持。 [12] 
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聲名狼藉,直係軍閥乘機加緊策動反皖系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他利用皖、奉兩系間的矛盾,積極爭取奉系。民國九年(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會議,組成反段同盟,直、皖雙方遂接近正面交鋒。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調動兵力,作迎擊準備,雙方劍拔弩張。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總統徐世昌下令給曹錕、吳佩孚以處分,並自稱“定國軍總司令”,下令動員,直皖大戰遂於14日爆發。奉系從東戰場助直攻“定國軍”,不過四天,皖系軍隊潰敗,段祺瑞下野。從此直、奉兩系軍閥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9月,曹錕任直魯豫巡閲使,吳佩孚為副。 [12] 
皖系戰敗後,奉、直兩係為爭奪中央與地方權力,不斷髮生爭吵。民國十年(1921年)12月,由於奉系首領張作霖的推薦,徐世昌任命舊交通系梁士詒組閣。梁士詒傾向奉系,並以親日著名,他的組閣激化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中國的矛盾。梁士詒內閣於華盛頓會議期間舉措失當,引起全國聲討。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將領乘機電斥梁士詒媚日賣國,矛頭實際直指奉系。張作霖於是調大軍入關,向直系進逼。曹錕、張作霖本系姻親,因而曹錕最初主張對奉系讓步,但在奉軍咄咄進迫的形勢下,他終於同意了吳佩孚的應戰主張。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戰爭終於爆發。吳佩孚在馮玉祥的支援下打敗了張作霖,奉軍被迫退回關外,曹錕、吳佩孚一舉控制了北方。 [12] 
直系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達到頂峯,而曹錕、吳佩孚的實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線選擇,使不少人對其表示認同。如戰爭結束之初,熊希齡梁啓超蔡元培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王寵惠谷鍾秀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眾多知識界與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錕、吳佩孚出來主持局面。一些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如丁文江胡適也一度看好二人。 [21] 

曹錕賄選得位

主詞條:曹錕賄選
直系獨霸北方後,曹錕及其左右親信,原想驅逐皖系支持的大總統徐世昌,自己來當大總統,但吳佩孚卻主張召集民國六年(1917年)舊國會,恢復黎元洪大總統之位,以“法統重光”的辦法作為過渡,這樣既可為通過國會正式選曹錕為總統鋪平道路,又可用“法統”的名義抵制南方成立的護法政府。曹錕勉強同意了這個主張,於6月間擁黎元洪重新上台。 [12] 
1924年法國報紙封面報道曹錕當選大總統 1924年法國報紙封面報道曹錕當選大總統
黎元洪雖然復職,但軍政大權操於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急於爬上總統“寶座”,便唆使其弟曹鋭及親信高凌霨吳毓麟邊守靖等串通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作驅黎擁曹的準備。黎元洪為延長自己的任期,主張先制憲法後選總統,依附曹錕者則主張相反。同時,關於黎元洪的任期,黎、曹兩派各有自己的解釋,黎派認為任期應至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而曹派則揚言黎元洪到民國十一年(1922年)12月“任期已滿,應行另選”。此時,直系內部又分為保(曹錕駐河北保定,稱保派)、洛(吳佩孚駐洛陽,稱洛派)兩派,以曹鋭為首的津(曹鋭駐天津,故亦稱津派)、保兩派積極策劃倒黎,擁曹錕上台;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派則企圖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謂“利用法統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統一了”,然後通過制憲與選舉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錕對吳佩孚的這種態度及其活動,甚“不見諒”。在“羅文幹案”壓垮偏重吳佩孚的王寵惠“好人內閣”後,曹錕爭取了多數直系督軍的支持,並干預了隨後汪大燮、張紹曾內閣的組建,極力壓制黎元洪擴大權力的企圖。到民國十二年(1923年)春夏之間,保、洛兩派在“驅黎擁曹”的步驟上才趨一致。6月,在曹錕的示意下,直係軍閥、政客通過策動內閣辭職、軍警索餉請願、圍困黎元洪的住宅、斷水斷電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12]  [29] 
曹錕原擬於驅黎後立即進行大總統選舉,惟因國會議員紛紛離京,總統選舉會無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採納吳景濂等收買議員的辦法,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規定選舉時出席議員每人賄以5000元支票。這一辦法果然見效,南下議員中的一些人又由滬北返。10月5日,這批接受賄賂的議員選舉曹錕為第三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0日,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的曹錕由保定入京,開始大總統任期(關於曹錕賄選一事參見“人物爭議”目錄)。 [12] 
在此期間,由國會起草並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也被稱為“曹錕憲法”“賄選憲法”)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頒佈實施。 [15]  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兵敗被囚

曹錕
曹錕(2張)
自曹錕當上總統起,表面上直系勢力極盛,而實際上內部陷入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醖釀成熟。民國十三年(1924年)10月,又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在兩軍交戰的緊要關頭,按照事先與奉軍的約定,於20日從熱河前線迅速回師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馮玉祥通電全國,痛斥吳佩孚,主張罷戰言和。曹錕、吳佩孚對奉作戰遂告失敗。11月2日,曹錕不得不宣佈辭職,被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吳佩孚乘艦南逃。馮玉祥和張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來作為北京政府臨時執政。 [12] 

曹錕寓居津沽

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不久後,馮玉祥、張作霖矛盾又激化起來。民國十五年(1926年)4月10日,馮玉祥部國民軍將領鹿鍾麟不滿於段祺瑞、張作霖聯合,又想聯合吳佩孚共同對抗奉系,因而發動了驅段兵變,並釋放了曹錕。曹錕獲釋後去河南投靠吳佩孚,住在開封 [12] 
民國十六年(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迴到天津。曹錕迴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今河北路34中學),長期作寓公,也從事實業和房地產。 [12]  [14]  他是天津寓公中擁有當鋪數量最多的,先後有:永聚當、同聚當、中通當、公懋當、萬成當(後兩鋪均有總號及一、二分號)。曹錕不僅投資了北洋保商銀行,還同時是農商銀行董事長,邊業銀行、北洋保商銀行、通易銀行的董事。就地產來説,他僅在天津及近郊就佔地約二千頃,是天津靜海地區的最大地主,且不但佔有鉅額土地,還壟斷了當地的水利設施。據不完全統計,其擁有的財富達5000萬元。儘管如此,曹錕的個人生活是相對平民化的,時常寄情於書畫,自號樂壽老人。 [14] 
晚年曹錕
晚年曹錕(2張)
民國十七年(1928年)5月,日本製造濟南慘案,並調兵青島、京、津、山海關、瀋陽、錦州。在此情況下,曹錕與徐世昌、黎元洪、王士珍、段祺瑞、熊希齡、汪大燮諸人聯合發起“和平運動”,呼籲南北停戰。 [14]  在此期間的曹錕,雖蠢蠢欲動,但其在政治上的活動成效甚微。 [14]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強佔東北後,矛頭指向華北。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一天,幾個日本人身着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着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説:“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後,又派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説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衞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燮元沒有再去曹家。 [31] 

曹錕全節而終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1938年5月17日 [12]  ),曹錕因肺炎在天津泉山裏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 [5] 
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弔喪,吳佩孚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偽北平政府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弔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卹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6月16日曹錕出殯當天,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 [5] 
重慶國民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絕與日本合作,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14日發佈特別訓令,予以表彰,特贈“華胄忠良”匾額一方,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5]  [7] 

曹錕為政舉措

曹錕政治

對於擔任總統,曹錕有足夠自負,稱自己“作總統大約比黎(元洪)強,而不以正道,則不作也”。所謂 “正道”,是標榜要在法律規範下行事。因此,他執意重開國會,通過選舉的形式登上總統位置。 [21] 
為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他在就職後立即進行立憲工作。為此,在民國二年(1913年)《天壇憲草》的基礎上,迅速完成了多年議而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 [15]  13章141條的憲法條文,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曹錕宣誓就職的同一天正式公佈。《中華民國憲法》在《天壇憲草》的基礎上主要增加了“國權”和“地方制度”兩章。該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在內容上相較於以往憲法性更為完善,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各種政治力量的訴求,但因為曹錕的賄選行為,該部憲法自其頒佈以來就被稱為“賄選憲法”,受到了國人普遍的唾棄。但這部憲法體現的民主憲政精神在以後的憲法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在中國立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 [15] 

曹錕外交

  • 臨城劫車事件
主詞條:臨城劫車案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孫美瑤為首的“山東救國自治軍”千令人在津浦線臨城和沙溝站間,顛覆了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特別快車。中外乘客百餘人被擄至抱犢崮,其中有外人26名,英人羅斯門被擊斃。 [33] 
由於事件涉及在華諸國僑民的生命安全,“臨城劫車案”成為頗為複雜的外交問題,外人對此甚為重視,稱其為義和團運動後中國最嚴重的涉外事件,成為曹錕入主北京政府前後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問題。該案發生後,英、美、法、意、比5國駐華公使先後兩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雖無僑民被擄,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5月9日,5國公使再次照會北京政府,限今3日內救出被擄外僑,否則每隔24小時須增加賠款若干。由於北京公使團堅決主張和平解決,以免危及被擄外僑生命。實際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錕面臨“使團責難,外交日亟”,不敢輕舉妄動,北洋政府被迫與該部土匪進行談判。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於6月上旬簽訂條約,孫美瑤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編為山東新編旅,由孫美瑤任旅長。而被虜的中外人口也相繼被釋放。 [33] 
臨城劫車案雖告一段落,但北京公使團在8月10日將由16國駐華公使署名的照會遞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賠償被害人損失;敦促中國政府速命地方軍政長官“各出其最優軍隊及最嚴厲之辦法,為治匪之用”,並“改組特別中國警察”,“由外國武官監督”,要求懲處山東督軍田中玉、兗州鎮守使何鋒鈺、津浦路警務處張文通、隨車巡警隊長趙德朝等“失職”軍政官吏及津浦路局職員等。由16國駐華公使聯合遞交照會,為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之首例。照會不僅提到《辛丑條約》,而且所提要求也和《辛丑條約》關於懲辦與事件有關官員的規定有些相似。 [33] 
北京政府一方面深感局勢嚴重,另一方面又認為公使團所提要求是不公正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在與使團交涉中説明,“這一不幸事件並不是由中國國內哪一個排外活動引起的,而是那個地區的武裝不法分子的一次純粹強盜行動。而且事件發生的地區實際上是個無人居住的山區,在這裏,很難保證不發生這類偶然事件。”因而“這個事件與1900年義和團動亂之類的排外運動完全不同”。9月24日,北京政府復照北京公使團,表示“願本優厚之精神,給予公平之償恤”,但對每星期累進加償表示異議;對於“改良路政”,表示本國政府決意自動進行,但不能接受外交團擬議計劃;對於“懲罰”,表示將依照法律處理,派兵“剿匪”。 [33] 
其時,正值曹錕賄選總統成功,急盼各國駐華使節前來慶賀新總統就職。各國公使便以懲辦田中玉作為先決條件。曹錕無奈,只得命外交部於10月13日將懲辦田中玉一事照會各國。15日,他下令準田中玉辭職,並裁撤山東督軍職位,同時授田中玉為上將軍,許其體面下台。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再次質問北京外交部,指責升授田中玉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獎勵,限北京政府48小時之內撤消此令,否則各國將另行考慮對於新政府的態度,但曹錕對此不予理會。 [33] 
  • 中蘇建交
十月革命後,蘇俄為了擺脱在國際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於民國八年(1919年)和民國九年(1920年)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以期獲得中國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蘇俄宣佈廢除沙俄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及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的財產都無償地歸還中國,自動放棄沙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關税協定及庚子賠款等。蘇俄政府先後三次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問題,但因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問題上雙方的分歧,結果都無功而返。 [2] 
在此情況下,曹錕督責外交部再開談判。外交總長顧維鈞在曹錕的堅決支持下,堅持維護主權的立場,使得加拉罕終於改變策略,轉而採取和解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磋商後,雙方在最終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達成協議,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其附件。中蘇兩國外交關係正式建立。 [3] 

曹錕歷史評價

曾任曹錕政府外交總長的顧維鈞認為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具有領袖的品格” [4]  ,他説:
我曾親身接觸過中國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我認為曹錕總統確實是個有意思的人。我覺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尋常的品質,使他能從一個普通士兵登上中國政權的頂峯。為此我對他很感興趣,注意對他進行觀察和研究。我發現他有幾件事給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舉個例子:曹錕不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隨者的衷心擁戴,還能使他的軍事將領們如吳佩孚大帥之流感到心悦誠服。吳大帥是個性情剛愎、相當專斷獨行的人,但每逢緊急時刻,他就毫不猶豫地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並尊重他的權威。 [25] 
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囚禁的馮玉祥多次表示 “曹大帥是好人,但用人不開大門”“曹使為人忠厚,可惜用人不當”“曹使是光明磊落之人”“平心論之,曹尚不失為好人,可惜用人不當耳” [22]  [21] 
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曾經評價:“另一方面,張作霖正在爭取曹錕反對吳佩孚。但是,曹錕雖然可能是個傻瓜,他的幕僚卻非常聰明,……。” [28] 
在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的訓令中,重慶國民政府評價:
故陸軍上將曹錕息影津沽,抱道自重,比歲以來,值寇勢之方張,遭奸佞之叵測,威脅利誘,逼迫紛乘,而該上將正氣凜然,始終峻拒,不撓不屈,通國具瞻,且於痰革彌留之際,悔悔以抗戰勝利為念,忠誠純篤,志節昭然,尤見軍人之風範,足垂奕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軫悼殊深,允宜明令褒揚,式資當世模楷。 [7] 
革命者沈亦云曾回憶道:“曹雖系不讀書武人,然性忠厚。” [23] 
陳之藩回憶,胡適曾詢問他曹錕的長處是什麼,陳之藩回答是“賄選”。胡適聽後,卻很嚴肅地説,曹錕的長處是公平。因為他公平,所以提拔出那麼多走卒式的將領來。 [8] 

曹錕軼事典故

曹錕襟懷開朗

外交家顧維鈞在曹錕政府曾任外交總長。後來在回憶錄中,顧維鈞説與曹錕的接觸中,有一件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錕為何能從一個普通士兵上升到總統位置。一次,與顧維鈞同處內閣的“保定派”交通總長吳毓麟、税務督辦高凌蔚、陸軍總長陸錦等人,反覆向顧維鈞要求任命黃榮良為駐倫敦公使。顧維鈞表示黃榮良雖有外交經驗,但作此任命還需慎重考慮,因倫敦公使是個很重要的外交崗位。但三人反覆向顧維鈞運動,並希望曹錕能與顧維鈞商量。但當曹錕聽完吳毓麟的陳述後,當即沉下臉來,説:“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當外交總長。顧先生辦外交有經驗,我把這攤事完全委託給他,你們為什麼出來干預?這件事應該完全由顧總長決定。”由於曹錕回答乾脆,其他人遂不再作聲。 [5]  [4] 
顧維鈞回憶道:“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因為我並沒有對總統提過黃的任命委託,也沒有向他解釋過對這項任命需要花時間考慮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斷,認為他們不應該干預。在這些行動上曹總統表現了他的性格。每當他任用一個他認為勝任的人,他就放手讓他擁有充分的辦事權力。換句話説,他信守這個原則:‘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認為他處人處事的方式給人印象深刻。” [25] 

曹錕擅得軍心

據歷史學家蔣廷黻回憶,有一次他問曾與直係軍閥孫傳芳在政治上合作過的學者丁文江:“那個自封為大總統的曹錕怎麼樣?他憑什麼能當大總統?”丁文江説:“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錕檢閲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説他剛接到家信,説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説:‘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説完,丁文江反問蔣廷黻:“如果閣下是那名士兵,遇到這種類型的長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對曹錕的感受一樣?你能不忠於他嗎?能不感恩圖報於他嗎?你能不覺得他是個可依靠的人嗎?” [21]  [26] 

曹錕躁怒脾氣

據《睇向齋秘錄》載,曹錕性格急躁易怒,素來有“瘋子”的名號,與他人一言不合,動輒説要“打嘴巴”“打屁股!”其任第三鎮統制時,有人密銀告某軍的機械官營私舞弊,曹錕大怒,馬上派人將其逮捕,親持軍棍擊打數十下。不久後,曹錕知道營私舞弊事出仇者誣告,純屬莫須有,於是晉升那位機械官為管帶,還安慰道:“我輕信他人之言,打了你的屁股,實在抱歉!現在你的屁股已經消腫了嗎?諺語説‘越打越發’,我已經升了你的官了。” [30] 

曹錕晚年生活

曹錕晚年病情好轉後,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練練自己編的一套虎拳,然後回到屋裏打坐練氣功。早飯後不是練書法,就是畫畫。曹錕喜愛國畫,尤其擅長畫梅花、山石、螃蟹、一筆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點梅花天地心”,每畫完梅花後,便蓋上這枚圖章。他還有一塊黑石圖章,上刻“萬代一如”。他畫的畫或書寫的條幅有的右上角常常蓋有一枚章,上寫“弱冠從戎服勞國家四十年歸田年七十以後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別號“樂壽老人”或“渤叟”。 [31] 
曹錕還常常請來一些文人墨客指導自己的書畫。齊白石和曹錕的交情甚厚,曹的圖章多是齊白石所刻,圖章側邊總留有“布衣齊璜”(璜是齊白石的字)四個字。 [31] 
曹錕不僅擅長書畫,而且頗有文才。據高夫人的後人講,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錕幾個女婿中最得寵的一個。一日,李伯夫請曹錕為自己新佈置的一間書房起個號,曹錕略加思索後便揮筆疾書三個大字“伯雅軒”,並配了“青松直上千年餘,紅鵬高翔萬里心”的對聯一幅。 [31] 
曹錕公館(光園) 曹錕公館(光園)
曹錕晚年因屢遭挫折,心情鬱悶,身體狀況愈來愈差,曹家的財權牢牢控制在其養子曹少珊手中,連曹錕也奈何不得他。為此,常常引起眾夫人及子女們的不滿和忌恨。鄭夫人生性好靜,對任何事情都不聞不問。而陳夫人所生的兒子曹士嶽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貞(袁世凱的女兒)打架,曹士嶽情急之中開槍打傷了袁怙貞。袁住院後,袁家不甘罷休。此時雖然袁世凱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勢力,曹士嶽受控告被拘留,曹、袁兩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報紙也爭相報道這一“趣聞”。後來曹士嶽被劉夫人保出與袁怙貞離了婚。 [31] 
生活在如此環境中的曹錕,心情是不會好的。他的糖尿病越來越嚴重。據劉夫人的女兒曹士英回憶,民國十八年(1928年)的一天,曹錕給劉夫人去信説:“慶(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壞了,他們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於人世了,對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覺對不住你,你要照顧好他們。”劉夫人見信寫得悲涼,又心疼又生氣。因為劉與陳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經不住母親和姐姐的勸説,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鎮商議。曹鎮建議劉夫人把曹錕接到泉山裏。 [31] 
劉夫人怕泉山裏人多嘈雜,不利於曹錕養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錕去住,又請來西醫大夫梁寶鑑、德國醫生巴勒弟給予精心治療,自己也終日守候在牀邊細心照顧。幾個月後,劉夫人見曹錕的病日益好轉,便把他接回泉山裏。 [1]  [31] 

曹錕人際關係

關係
姓名
簡介
父親
曹本生

母親
曹氏

曹錕父母生有四子二女,曹錕在七子中排行第三,其餘兄弟姊妹見下行起。
大哥
曹鎮
字馥庭
大姐
曹大姑

四弟
字健亭
五弟
曹鈞
字秉權
六妹
曹二姑

七弟
字子振
大夫人
鄭氏

二姨太
高氏

三姨太
陳寒蕊

四姨太
劉鳳瑋

長子
曹士嶽
陳夫人所生
次子
曹士岱
劉夫人所生
三子
曹士嵩
劉夫人所生
長女
曹氏
鄭夫人所生
次女
曹士熙
高夫人所生
三女
曹士貞
陳夫人所生
表格參考資料 [6] 

曹錕主要作品

曹錕書跡
曹錕書跡(2張)
曹錕晚年以書畫自娛,最後傾情於佛教。其書法從顏真卿出,頗有顏體魏碑的味道,筆畫粗重,善用方筆,結體不失奇險,蒼勁挺拔,所書寫作品以佛家言語居多。寓居河南開封龍亭時,還以畫梅自遣,自號“樂壽老人”。 [11]  今有部分書跡傳世。
圖冊參考資料 [11] 

曹錕人物爭議

關於曹錕“賄選”一事,當時的國會議員、歷史學家陳垣曾有一番解釋,説自己領到的5000元是補發歷年所欠國會議員的歲費。現當代也有學者從“賄選”指控的法律證據角度做過辨析,認為對曹錕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實行賄,還需尋找信實的證明材料 [24]  [21] 

曹錕後世紀念

“曹家花園”位於天津市河北區五馬路、黃緯路,原系買辦孫中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所建。民國十一年(1922年)轉賣給曹錕後又大興土木,增建廊廡、亭池、島榭,建成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佔地面積200餘市畝,樓、平房4000多平方米。曹錕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遷走,將曹家花園賣給宋哲元主持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天津淪陷後,日本侵略軍將公園改為後方醫院。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政部仍利用日本後方醫院設備作陸軍醫院。新中國成立後改為解放軍254醫院,院內部分建築設施已拆改建成新樓,但園中舊貌尚依稀可見。 [3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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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來新夏等 著.北洋軍閥史 上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1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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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注:馮玉祥多次提到曹錕的“用人不當”,應是指其任用吳佩孚而言。
  • 23.    沈亦云.亦云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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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張祥賓.曹錕傳.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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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河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書畫藝術委員會.天津河北文史 第10輯 《天津河北史蹟》專輯:政協天津市河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書畫藝術委員會,1998-07: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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