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

（1）政治方面：①帝國主義加緊侵略；②軍閥統治，日趨黑暗，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2）經濟方面：一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壯大，登上政治舞台，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這是根本原因。

（3）思想文化方面：①辛亥革命後，西方啓蒙思想進一步傳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軍閥（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推行尊孔復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觀念和尊孔復古逆流勢不兩立）。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經過辛亥革命，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衝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通過普及共和思想來實現真正的共和政體。

（4）階級方面：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

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出現既是當時特定歷史時期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也是近代中國經歷長期的物質、思想準備基礎上的必然結果。

運動是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開始的。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並參與編輯工作。《青年雜誌》於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並改名為《新青年》遷往北京， ^[8]  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成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邀請了許多有新思想的學者到校任教。這樣，《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向封建復古勢力進行猛烈的衝擊。他們集中打擊作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思想基礎的孔子學説，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們還主張男女平等，個性解放。1917年起他們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青年》實際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導中心。

《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號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刊登一些新詩，這對革命思想的傳播和文學創作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國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歷史就是這吃人的歷史，宣告“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1917年爆發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影響，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的希望。新文化運動由此有了新的內容，進入了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

《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文章，熱烈歡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7]  [10]} 

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宣傳了西方的進步文化。以後，又傳播了社會主義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階級的要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這一運動的深入發展，吸引了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青年學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為迎接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作好了思想準備。這次運動的主要缺點是其領導人沒有把運動普及到羣眾中去，只是侷限在知識分子圈子裏，他們除了一般的政治口號外，沒有提出實現民主政治的具體辦法。同時他們形式主義地看問題，不能正確地對待中國文化遺產。但這個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了封建主義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3] 

五四運動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當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列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賽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學），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着歷史的進步意義。但是，按照這個口號的倡導者陳獨秀最初的解釋，民主，是指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科學，“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他強調要用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可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和羅素的新唯實主義這類用某些自然科學成果裝飾起來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在他心目中也被認為是科學。這表明，初期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學，追求的還只是個人的解放，是為了“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即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發展資本主義，“以求適今世之生存”，而不是根本的社會改造。 ^[3] 

新文化運動中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的樹立，使中國許多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論廣泛傳播的大好機遇。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四個提倡、四個反對的闡述，真正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對專制。

二、提倡科學，反對迷信。

三、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四、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新文化運動的後期進入了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

陳獨秀早年留學日本，參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的鬥爭。和李大釗等人舉行了新文化運動。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學説。陳獨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鬥爭。陳獨秀舉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字豫才， ^[9]  浙江紹興會稽縣人，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面旗幟。魯迅早年留學日本，1918年初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毛澤東稱讚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稱為“民族魂”。《狂人日記》是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説。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頎，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安徽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北大教授，後任文學院院長。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是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學術上實行“兼容幷包、百家爭鳴”的方針。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學術研究，展開百家爭鳴，不拘一格選人才，對中外教員一視同仁等。通過改革，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是近現代史上中國的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名復，字半農，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後旅歐留學，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又是中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中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文字、音韻學家。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自號起孟、啓明（又作豈明）、知堂等。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著述涉及十分廣泛的領域，在民俗學研究、兒童文學與民間文學研究、希臘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作出開拓性貢獻。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新文化運動相關照片(9張)

當辜鴻銘站出來為孔子辯駁時，陳獨秀在一邊冷笑，稱其為詭辯，但難掩才華。

據北大教授王東考證，新文化運動的各種代表人物，從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到最激進的錢玄同，都沒有提出過要“打倒孔家店”，而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們只是提出了要“打孔家店”，至於説打倒“孔家店”那是陳伯達等人的加工改造。（據《五四精神新論》）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説：“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悌範圍太狹了。説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擴充為全社會的友愛。有一班青年卻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卻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1] 

從這樣的論述不難看出，其實陳獨秀並非要認為傳統文化一無是處，只是覺得太過狹窄了，需要進行擴充。

同樣的態度，在李大釗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1917年李大釗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一文中寫到：“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2]  可以想見，李大釗也不是單純的反對孔子本身，他要反對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謂“傳統”。

作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即圍繞着“四提倡，四反對”而進行的具體實踐活動。前期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後期則由先進的知識分子極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主題。有具體一例可觀：就新文化方面，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不主義：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認為，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文體是自由的，這樣就可以注入新內容、新思想。

新文化運動在大陸的影響一直及於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圍上，打破了封建舊文化的統治地位，以改良過的歐美新文化替代了舊文化，進一步啓迪了民智，溝通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國對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個層次；在思想上，進一步打擊了封建專制思想，傳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國現代文人自由主義思想，並使自由主義和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並列為現代中國三大思潮，其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更是主導；在政治上，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大批關心國事、圖存圖強的現代人才，同時也形成了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第三條道路”政治勢力，對鉗制當政者專制衝動，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貢獻。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進行了一次猛烈的掃蕩，促進了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也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做了思想準備。 ^[5] 

（1）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前，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傳各自的政治觀點時，都沒有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經過新文化運動，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這就為新思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也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

（3）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新文化運動啓發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

（4）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啓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能夠使語言和文字更緊密地統一起來，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從而有利於文化的普及與繁榮。

新文化運動是由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它有偉大的功勞，也有嚴重的缺點。

(1)他們把改造國民性置於優先的地位。但是，離開改造產生封建思想的社會環境的革命實踐，僅僅依靠少數人的吶喊，依靠有限的宣傳手段，要根本改造由這種社會環境產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國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們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工農運動結合，使文化運動侷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

(2) 他們還回避當時對軍閥政府的實際鬥爭，也沒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務。

(3) 以當時的文學革命而論，雖然提出建設“國民文學”，但當時的文學活動也只限於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羣眾中去。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味批判以及對西學的全盤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終導致了西方文學不徹底，東方文學被否定，是中華古典文化走向沒落的開端。

（4）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批判孔學，是為了給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障礙。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所以從根本上説，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並不能為人們提供一種思想武器去認識中國，去有效地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

（5）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他們中有的人看問題很片面，壞就是絕對的壞，好就是絕對的好。這種形而上學地看問題的方法，影響了這個運動後來的發展。 ^[4] 

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延續，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專制主義以空前沉重的打擊，動搖了傳統禮教的思想統治地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更是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思想運動，使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轉變為由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在“五四”以後，全國各地的進步報刊和進步社團，如雨後春筍，脱穎而出。“五四”以前，倡導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週評論》和《新潮》等少數幾種。“五四”後的一年裏，全國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餘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評論》《建設》《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北京的《少年中國》《曙光》《新社會》；天津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覺悟》；湖南的《湘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武漢的《武漢星期評論》；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進步社團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後一年中出現的進步社團，約有三四百個，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湖北的“利羣書社”、“共存社”；廣東的“新學生社”；天津的“覺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這些報刊和社團的活動，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新文化運動從內容到形式的深刻變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