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評論

《每週評論》，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創刊。由陳獨秀、李大釗創辦並主編。編撰者還有胡適、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張慰慈、王光祈等人。該報每週日出4開一張，分4版，有時出增刊“特別附錄”一張。它設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信、評論之評論、讀者來論、新刊批評、選論、名著等欄目，輪流刊出，每期必在5種以上。其中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等欄，在25期以前期期都有;尤以隨感錄一欄文章更短小精悍，一針見血。

陳獨秀所撰《發刊詞》説： “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他還以“隻眼”的筆名撰寫了《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等社論和《倒軍閥》、《尊孔與復辟》、《公理戰勝強權》等大量“隨感錄”。

重要文章還有李大釗的《新紀元》、《新舊思潮之激戰》，蔡元培的《勞工神聖》和署名“舍”摘譯的《共產黨宣言》等。該報討論戰爭、和平、道德、法律等重大政治思想問題，着重介紹新思潮與反映現實鬥爭，評述國內外大事，和《新青年》互相配合。特別是在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宣傳鼓動工作，對傳播馬克思主義，介紹蘇俄和全國工人運動狀況，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它從第21期起，接連3期出版《山東問題》專號，一連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詳細報道和評論五四運動的情況及其進展。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李大釗避難離京，胡適擔任了該報的主編職位，從6月15日出版的第26期起大登“杜威講演錄”，改變了報紙的性質。

胡適在第31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 “主義”!》，宣傳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引起了關於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第33期發表署名知非的 《問題與主義》一文。李大釗在8月17日出版的第35期發表 《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給胡適以嚴厲批判。胡適並不甘心，又連續寫了 《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 在第36期、37期發表。1919年8月31日，該報第37期行將出版時被北洋軍閥政府查封.

1954年人民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 (影印本收有未印成的第37期的第一版)。該報的版式和分欄，曾為長沙的《湘江評論》、上海的 《星期評論》、成都的 《星期日》、杭州的 《浙江新潮》 和 《錢江評論》 等進步報刊所模仿和採用。 ^[2] 

陳獨秀，《每週評論》，1918年12月22日。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

列位要曉得什麼是公理，什麼是強權呢？簡單説起來，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

德國倚仗着他的學問好，兵力強，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敗，稍微懂得點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作“公理戰勝強權”。

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

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説，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説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們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説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只希望以後強權不戰勝公理，便是人類萬歲！本報萬歲！ ^[3] 

1919年1月5日，李大釗的《新紀元》一文在每週評論第三號上發表。該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洗出一個新紀元來”。

“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的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彷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着為一線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

“從今以後，生產製度起一個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 ^[4] 

1月19日，《每週評論》發表周作人的文章——《平民文學》。文章指出：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我們説貴族的平民的，不過説文學的精神的區別。就形式上説，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古文著作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但白話也可雕琢，造成一種部分修飾的、遊戲的文學，雖用白話，也仍是貴族的文學。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我們説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只想表出真意實感，自然無暇顧及雕章琢句。只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人派的主張，與以美為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5] 

1919年1月26日，李大釗在《每週評論》第6號上發表《興三利》一文。

文章指出：“同社隻眼(陳的筆名)主張除三害，痛快的很。吾願同時也能興三利。那三利呢?開首，多多培養進取、有為、肯犧牲、負責任的少年為專門而博聞的學者；其次，實行科學教育，使人人對於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學法的態度，都是批疑之大膽而容受之心虛。最後第三，創辦種種真正絕對的民本事業，成立種種真正絕對的民本制度，務令人世的確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軍閥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資本家財主的人世”。 ^[6] 

3月9日，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在《每週評論》第12號上開闢專欄，全文轉載林紓(琴南)的小説《荊生》，並加記者按語，回擊林琴南小説《荊生》中以暗示的手法譏笑詆譭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等人的行為。李大釗説：我正告那些頑舊鬼崇，抱着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着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公眾比一個人的聰明質量廣、方面多，總可以判斷出來誰是誰非。若是公眾袒你們哪個能夠推倒你們?你們若是隱在人家的背後，想抱着那位偉丈夫的大腿，拿強暴的勢力壓倒你們所反對的人，替你們出出氣，或是作篇鬼話妄想的小説快快口，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你們的偉丈夫，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

此前，2月17至18日，林紓（琴南）在《新申報》上發表《荊生》小説，影射攻擊陳獨秀等人，並謾罵新文化運動中批判孔子、提倡白話文為“禽獸自語”。 ^[4] 

1919年4月6日，《每週評論》在"名著"欄內刊登《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與共產黨人》後面屬於綱領的一段，並加註按語。按語指出：“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的勞工聯合”。此後發表陳獨秀的短文《綱常名教》。文章指出：“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説，已經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並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 ^[7] 

1919年4月27日，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廢娼問題》一文。文章指出：上海有一部分外人就廢娼問題徵求社會意見，登了好久，並沒有一個應聲的人。

我的廢娼的辦法：第一、禁止人身賣買。第二、把娼妓户口調查清楚，不許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極大的感化院，專收退出娼寮的妓女，教他們點工藝和人生必需的知識，然後為他擇配。第四、實行女子強迫教育，入公立學校概不收費。

我們主張廢娼，有五大理由:

一、為尊重人道不可不廢娼。凡是侮辱人權，背反人道的制度風俗，我們都認做仇敵。從前在上海，看見許多青年女子，不管風雨晝夜，一羣一羣地站在街頭，招拉行路的人，那種可憐，悽慘的光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動點同情的。

二、為尊重戀愛生活不可不廢娼。社會若許公娼存在，男女間戀愛生活的價值必然低落，致令一般人認為戀愛即是一種獸慾。

三、為尊重公共衞生不可不廢娼。花柳病的傳染，不但流毒同時的社會，而且流毒到後人身上。又據醫家説，久於為娼女子，往往發生變性的徵候，這個問題尤與人種的存亡有很大關係。

四、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廢娼。妓女大半是由賣買來的。認許公娼即是認許人身賣買。

五、為保持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不可不廢娼。社會上有娼妓，大失婦女人格的尊嚴，啓男子輕侮婦女、玩弄婦女的心。 ^[8]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李大釗也因避免追捕離京，胡適得到了《每週評論》的領導權。胡適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主張對中國社會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這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第一次大論戰。文章説：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説：“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

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他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放，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他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説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談！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適所用“主義”含義較廣，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該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論戰。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