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復古

傳統儒家思想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吸納了“天人感應”思想、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唯心主義思想等，歷經漢代董仲舒的“大一統”，兩宋時期程朱理學，宋明期間的陸王“心學”的演變，形成了一套以宗法制度為核心，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封建禮儀道德規範，成為中國社會兩千年的主流思想，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基。步入中國近代社會，傳統儒學的境遇卻發生了較大變化。隨着西學的傳入，傳統儒學的主體地位發生動搖並且逐漸淪為近代各種政治力量表達訴求的載體，有時被當作批判和指責的對象，有時受到維護和利用。

洋務運動附帶而來的西方民主觀以及甲午戰敗激起的民族意識，與傳統孔孟思想產生了強烈的碰撞，引發了19世紀末的社會思想危機。在這種狀況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康有為、梁啓超藉助孔孟旗號發出了社會改革的呼籲。康有為認為，“孟子大義雲：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主，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所以，他認為，“孟子、荀子都認為桀紂非君，湯武非弒，其道理在於：‘為民賊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顯然，康有為的本意主要強調，“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託先王的言行寫出來的宣傳作品，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改革”。或許正是這種宣傳方式，讓維新思想一時獲得廣泛傳播，不僅吸引清廷大員紛紛參加維新派籌建的強學會、保國會以接受維新思想洗禮，也令光緒皇帝為之動容，並最終接受維新主張。然而，他們在隨後的改革中提出的“廢八股，倡西學”方案似乎又讓其政治訴求大打折扣，使官員基於傳統文化的信仰而對變法產生疑義。這似乎決定了維新變法最終的命運，卻開啓了近代思想啓蒙。

同維新派一樣，資產階級革命試圖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傳統儒家思想進行結合，使革命理論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眾所周知，三民主義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該思想主要來自於西方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學説，但孫中山依然從古代孔孟思想中尋找三民主義的理論根源。他指出，“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這是因為孔子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同時，孫中山又依據孔子曾主張的“言必稱堯舜”以及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從而明確提出“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顯然，這種革命理論的闡釋使得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專制王朝順理成章，但也導致了長久以來建立的傳統禮樂制度的崩塌，以致在辛亥革命之後，“任何一方政治勢力和知識階層，都不曾即時提供一個在完整性上足以與傳統價值全面匹敵的替代系統”，這使得文化復古逆流趁機而入。 ^[1] 

在北洋軍閥統治之前,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頒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一系列有關教育的法令,包含了一些進步的文化政策的內容,如“約法”規定保障人民的言論、通信和信教等的自由;教育法令宣佈廢除清末時的“忠君”“尊孔”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的培養為主,同時取消小學讀經等。這些政策曾一度給民國文化帶來嶄新的氣象。

可惜好景不長。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後,不僅很快取締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上的民主追求,鎮壓其軍事活動;在文化方面,也逐步加緊對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清算。他們為此制定了以“尊孔復古”為主要內容的文化政策。 ^[3] 

辛亥革命失敗之後，袁世凱藉機大舉推崇孔孟思想，打出了“尊孔復古”的旗號，實際目的是為復辟帝制，“不過借祀孔之名，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復活之實”。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觀念一度廣為傳頌，但“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並沒有被先進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擊潰”，於是，1912年9月，袁世凱發佈《崇孔倫常文》，重彈“尊孔復古”的老調，“中國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八德乃人羣秩序之常”。很明顯，袁世凱此舉有司馬昭心之嫌，因為儒家思想文化不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也包含了封建專制禮教內容。

事實上，大張旗鼓地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不止袁世凱，還有由進步變為保守的康有為，他積極成立孔教協會力圖恢復“禮崩樂壞”的秩序；甚至連美國傳教士李佳白也在吶喊、助威，“孔教與民國，民國與孔教，均有密切之關係，孔教昌則民國愈固”。這些鼓吹文化復古的行為反倒進一步激發了資產階級激進派開啓思想文化新時代的決心。正如陳獨秀強調的，“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1] 

1912年10月,孔教會得到袁世凱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予以立案。在此前後,各地以尊孔為宗旨的文化團體紛紛成立。北京有徐琪、饒智元創立的“孔社”,濟南有王錫蕃、劉宗國等發起的“孔道會”,太原有閻錫山倡辦的“洗心社”與趙戴文、郭象開等創辦的“宗聖社”。他們在北京、上海、青島、濟南、太原、天津、南昌、長沙、揚州等城市,出版《孔教會雜誌》、《孔社雜誌》、《宗聖匯志》(後改名《宗聖學報》)等刊物。宣揚尊孔讀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並不斷向參眾兩院上請定孔教為國教書,宣稱“全國民意,以為非定國教不可”(陳煥章、張爾田《上參眾兩院請定國教書》)。認為“宜於憲法列孔教為國教,而後國家人民有統系之中心,政治法律有道德之基礎”(柯璜《宗聖會代表與參眾兩院請定國教書》)。宣揚“國體雖更而綱常未變”(王錫蕃《孔道會上大總統書》)。康有為反對“新學者”“當以新道德易舊道德”的“道德革命”的主張,聲言“仁義禮智忠信廉恥,根於天性,協於人為,豈有新舊哉?”抹煞“新舊道德”的本質區別。 ^[2] 

1912年9月,袁世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不久就頒佈了《整飭倫常令》,提倡封建禮教,號召尊崇倫常。聲明:“中華民國以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同年12月,他又下令恢復了祭天制度。

1913年6月,他復發布《通令尊崇孔聖文》,認為“國家強弱存亡所繫,唯此禮義廉恥之防”,吹捧“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孔子的學説“放之四海而皆準”,有如“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要求各省“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中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

1914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政治會議決定在全國祀孔,並作為大祀,沿用前清禮儀,各地文廟也一律恢復尊崇,每縣設祀奉官一名。同年9月25日,袁世凱以大總統的名義頒佈《祭孔令》,宣佈全國恢復清朝祀孔禮制,中央、地方各由行政長官負責主祭。同時,北洋政府還試圖在憲法中將孔教定為國教,終因革命黨人和宗教團體反對未能得逞。在全國祀孔的前後,袁世凱還發布了幾道維護綱常名教的告令。其中,1914年3月11日發佈的《褒揚條例》規定,對“孝行節婦”,由政府給予匾額題字褒揚,允許受褒揚人及其家自立牌坊。11月3日,又頒發了《箴規世道人心》告令,宣佈“以忠孝節義為中華民族之特徵,為立國之精神”。

在教育方面,北洋政府也推行封建復古的政策。1915年袁世凱重新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同年頒佈的《特別教育綱要》,也指令“各學校均應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要求“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按照經書及學校程度分別講讀。”從而恢復了民國初年教育部曾經明令廢止的學校讀經。與此同時,它對民國制定的教育宗旨也進行了修改,將其概括為“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項,詆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貪爭與躁進,這實際上是清末封建教育宗旨的復活。除此以外,還在學制方面恢復封建的等級教育形式,歧視女子教育,甚至宣傳鬼怪迷信,以配合尊孔復古的教育方針。在社會教育、軍人教育方面,北洋政府同樣採取了這種政策。為了在精神上控制軍隊,袁世凱於1914年11月11日以大元帥的名義,發出第一號軍令,頒佈軍人訓條十條。訓條的第一條就是:“軍人宜效命國家,忠事元首,堅心定志,切戒妄聽邪言。”後又命令“以關(羽)嶽(飛)為武聖”,由統率辦事處擬定供奉禮制,令全國軍人供奉。完全以封建忠君等倫理道德觀念控制軍隊,抵禦資產階級民主平等的思想觀念。

為保證尊孔復古文化政策的推行,北洋政府還先後公佈了一連串反民主的專制條例,如《報紙條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條例》《懲辦國賊條例》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限制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結社、集會、言論自由權力的內容,妄圖用嚴刑苛法來阻止人們宣傳新文化、追求新文化。對革命黨人以及一切宣傳進步思想文化的人士,甚至還加以殘害,一批進步的文化人如邵飄萍、林白水、李大釗等,都先後慘死於北洋軍閥的屠刀之下。 ^[3] 

在當時,一些軍閥亦加入尊孔復古逆流,1916年,張勳聯合倪嗣沖、張作霖、田文烈等致電北洋政府,認為“舍尊從孔教無以為立國人心風俗之本”,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並“編入憲法,永不得再議”(《各省督軍省長電大總統總理》)。各國帝國主義分子也積極參與尊孔復古的活動,宣揚“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故孔教根本之深,不惟在已往,且有功效於將來,不惟深入中國人之心,且有功效於世界”(德國費希禮《孔教論序》)。強調“孔教者,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也,國家新命之所託”(俄國蓋沙令《中國之新命必繫於孔教》)。認為“能以孔教治國,則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進於善良”(英國莊士敦《中國宗教之前途》)。鼓吹“今欲改良政治,必須尊崇孔教”(美國李佳白《孔教之窺見一斑》)。尊孔復古的另一股力量是清朝遺老、封建餘孽,如勞乃宣、姚文棟、梁鼎芬、沈曾植、王錫蕃、張琴等。尊孔復古論者又將尊孔復古與恢復帝制相聯繫,認為中國國情“與英法情勢迥乎不同”,“以君主立國”,“人民習慣既久”,而“拱戴出於天性”(《河南省孔社全體王榘曾等請願書》)。從維護三綱五常出發,又激烈反對西方資產階級倫理思想,認為“惟知崇拜盧梭”倡導的“自由平等”,則“幾同禽獸”。 ^[2] 

這種以尊孔復古為特徵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使民初社會瀰漫着一股文化倒退的逆流,為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帝制製造了輿論,一方面,它使剛剛萌生的民主文化備受摧殘;另一方面,卻又刺激了一場規模浩大的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袁世凱死後,一些明目張膽宣傳尊孔復古的條例得以廢除,但尊孔復古的文化政策卻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後來,北洋軍閥各個派系控制下的政府大體上沿用了這一政策,直到他們的統治徹底覆滅為止。 ^[3] 

正如1913年上海《中華民報》發表社論指出的，“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説，欲利用之以恢復人民服從專制之心理”，換言之，“在尊孔的旗號下公開進行帝制復辟活動，則是不爭的事實”，隨後歷史也證明了這點。但最終的結果是，即使為“尊孔復古”搖旗吶喊的康有為、馬其昶等人面對袁世凱的復辟活動，也提出了異議，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袁世凱本人不但沒有實現皇帝的夢想，而且其推行的“尊孔復古”活動還觸發了一場近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反孔運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