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文化書社

1920年7月，毛澤東、彭璜、何叔衡、易禮容等在長沙邀集教育界、新聞界進步人士趙雲文、朱劍凡、龍兼公、張平子等，發起成立長沙文化書社。 ^[1] 

身負建黨重任的毛澤東利用有利環境，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為此，他同新民學會骨幹彭璜、何叔衡、易禮容等在長沙四處奔走，邀集教育界、新聞界進步人士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文化團體——文化書社，以解決宣傳陣地的問題。 ^[2] 

7月31日，湖南《大公報》第2版首刊了毛澤東起草的《發起文化書社》。8月24日，該報又以《文化書社緣起》為題全文刊載。文章説，“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等哺”。文化書社的願景便是“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要在全中國培植真正的新文化，就要“從我們住居的附近沒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 ^[2] 

他們，向湖南人民吹響了開展新文化運動的號角。而且，新文化培育了新青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湖南進步青年成為新思想、新文化時代潮流中的弄潮兒。 ^[2] 

1920年9月9日，潮宗街56號的文化書社開業了。在鞭炮、鼓樂聲中，譚延闓在一羣“長袍子先生”的簇擁下，坐着八抬綠呢大轎來到這裏。在人們的掌聲中，他剪下紅綢——亮出了文化書社的牌匾，上面“文化書社”是頗見功底的顏體——譚氏書法。身為督軍、省長、湘軍總司令的譚延闓不僅為文化書社剪綵，而且親筆題寫牌匾。 ^[2] 

1920年11月6日，《湖南通俗報》刊登了《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寫道：“從8月2日成立會起截至10月22日第一次議事會止，投資者有姜濟寰、毛澤東……等27人，共收銀519元。” ^[2] 

解決沒錢的問題，按的話説是融資——發動大家入股。 ^[2] 

這種投股共三次。在個人出資中，最多的是姜濟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紙洋18元、小紙洋59元3角、錢100文；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一次，交納紙洋、銅元共200元，僅次於姜濟寰。另外投股的還有易培基、仇鰲、朱矯、楊績蓀、方維夏、王季範、朱劍凡、匡互生、李抱一、張平子、龍兼公、賀民範等。 ^[2] 

在文化書社投股的這些名字都是響噹噹的。 ^[2] 

易培基是譚延闓的“鐵桿”。此時的他是譚延闓的省長公署秘書長，還兼任省教育廳長兼一師校長。他不僅是毛澤東在一師的國文老師，還是毛澤東“驅張”赴京請願的“同行者”，更是毛澤東的賞識者。毛澤東等辦文化書社，首先是徵求他的意見。他認為：湖南如不補上新文化運動這一課，就無法研究當代世界的發展趨勢，各種進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無法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結果。他還充當書社發起人，出面邀集長沙各界有聲望的人士，參加書社的發起和創立。 ^[2] 

姜濟寰是譚延闓的又一“鐵桿”。譚三次督湘，姜也三知“京兆”——長沙縣知事，此時則升任湖南省財政廳長。他與譚延闓一樣，性格中正平和，思想卻比譚進步，與毛澤東這般青年合得來，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對創辦文化書社也就態度積極。 ^[2] 

仇鰲不僅是老同盟會員，此時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長。他是譚延闓的“諍友”，譚延闓得以第三次督湘，是他從上海把譚從“寓公”拉到“流亡督軍”位置上，在永州（後郴州）建立湖南督軍府，在張敬堯的天上另出一個太陽。他是在譚延闓面前説得話起的人。 ^[2] 

左學謙不是譚氏班底人物，卻長期擔任商會會長，頗有人脈，其人的作派頗有點譚延闓“八面玲瓏”之風。 ^[2] 

至於其他如王、朱、李、龍、賀、匡等，都是湖南名流。 ^[2] 

這些人除了比毛澤東們有錢外，更有“名”、“位”和“緣（人）”，有他們參與，形成“統一戰線”，文化書社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光環。 ^[2] 

毛澤東是文化書社的特別交涉員，經理卻是易禮容。 ^[2] 

無疑，易禮容擔任經理比毛澤東更恰當。易禮容在湖南商專學過管理，是當時難得的經營人才。他與女友許文煊都是新民學會會員，也是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贊成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的共同目的。 ^[2] 

作為特別交涉員，毛澤東承擔着繁重的“外聯”任務。他藉助輿論工具，對文化書社進行廣泛宣傳。在毛澤東的聯絡下，湖南《大公報》曾三次為文化書社刊登廣告性文件。他做起書籍廣告來也別出心裁，這有夾在該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廣告”——《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為證：“先生買了這一本書去，於先生的思想進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響，這是我們要向先生道賀的。倘若先生看完了這本書之後，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買幾本書看……我們預備着留給先生哩！”“我們社裏所銷的東西，曾經嚴格的選擇過，盡是較有價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陳舊的都不要）。” 這完全是稍有文化知識的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話文。 ^[2] 

毛澤東也做有點類似現在的“圖書、報刊銷售排行榜”的“軟廣告”，即通過介紹文化書社的動態和銷售情況，告訴讀者暢銷書是什麼。 ^[2] 

書社最初銷售的書籍只有100餘種，雜誌40多種，報紙一二種，這些書報大部分是隨到隨完，供不應求。在他的“特別交涉”下，經議事會同意，聘請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為“信用介紹”，據此與全國各地書刊建立廣泛聯繫。陳獨秀介紹了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讓文化書社免交押金先提貨；在李大釗幫助下，北京新知書社、新潮社也給文化書社“最惠待遇”；而惲代英創辦的武昌利羣書社出版的書籍，則優價供應文化書社。從此，文化書社“貨源”充足。 ^[2] 

以易禮容為經理，毛澤東為特別交涉員。至1921年1月，已在平江、衡陽等多個縣市設立了分社。該社引進和銷售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刊，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起了組織作用。同時，它也是新民學會的主要活動場所，早期共產黨人的秘密聯絡機關。1927年“馬日事變”後被中國國民黨當局搗毀。 ^[1] 

1930年，文化書社的實際“店主”毛澤東和剪綵者譚延闓身份都變了。毛澤東成了中共重要領袖人物之一，也是創建紅軍的“山大王”。譚延闓則追隨孫中山，到廣東投身國民革命，從大本營的秘書長做起，一路官運亨通，還做過一個時期國民政府的主席。毛澤東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帶着一支紅軍在湘贛邊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譚延闓老家——茶陵縣高壠的譚家大屋都端了。譚延闓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由廣東時的“聯共”、到武漢時的“溶共”，再到南京時的“反共”。1930年9月，毛澤東和朱德、彭德懷二打長沙時，身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譚延闓聽到消息後，後悔地説：“曉得如此，我當時剪麼子鬼彩啊，還不如把他抓起來槍斃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