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澤東先後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在中國共產黨內首次創造性地提出並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此後，他在《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使其更加系統和完整。新民主主義理論系統地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動力、前途等，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開創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紀元。

“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回答了當時中國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這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標誌。毛澤東此時之所以將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理論成果命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

全國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從原來遭受反動派嚴密封鎖的狹小天地裏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公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全國各階級、各階層都渴望瞭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

為了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作了重大政策調整。全國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誠心維護的，但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隨着中共政治影響的擴大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壯大，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在軍事上製造反共摩擦。就這樣，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對此係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寫作並發表了上述文章，系統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從當時各類人羣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評述中可以窺見一斑。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長篇演講。據當時台下聽講者回憶：“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在會場的五六百名聽眾“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新民主主義論》一篇既出，中共黨內同志都被其精闢的內容吸引與折服。當時在晉察冀邊區的鄧拓讀到《新民主主義論》後，寫下了一首激情昂揚的詩——《讀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萬水千山只等閒，長城繞指到眉端。陣圖開處無強敵，翰墨拈來盡巨觀。風雨關河方板蕩，運籌帷幄忘屯艱。蒼龍可縛纓在手，且上羣峯絕頂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的這些著作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

第一，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是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過渡形態，是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它不同於社會主義社會，因為其根本任務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它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其領導力量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因此可以説，它既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某些因素，也保存有資本主義的某些因素，但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第二，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綱領。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經濟上，要使一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文化上，要掙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文化思想的奴役，實行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毛澤東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學説中雖然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一説，但是，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社會發展階段的情形也應具特殊性，新民主主義社會無論從其命名看還是從其內容看，都顯示了其獨創性特徵。　“新民主主義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共產黨雖然自黨的二大已經認識到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是下一階段的任務，但並沒有説明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途徑。長期以來，犯右傾錯誤的人不瞭解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區別，因而也就不瞭解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聯繫，如“二次革命論”；而犯“左”傾錯誤的人則混淆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階段內不適當地提出某些社會主義的任務，如“不斷革命論”。全國抗戰爆發前後，黨內有人説，抗日戰爭的勝利將引導中國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但是“非資本主義前途”是一個不很明確的概念。人們不清楚，抗戰的勝利是直接達到社會主義呢，還是要經過其他階段？毛澤東明確地回答了這個十分重要的中國發展的前途問題。他指出，抗日戰爭的勝利應使中國擺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國既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也還不可能立即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銜接的，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他提出並論證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義社會是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過渡階段。這正好解決了兩個革命階段的銜接即如何“兩步走”的問題，為黨糾正和防止右的和“左”的錯誤，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曾描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認為社會主義應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不過，他們晚年也針對東方落後國家提出過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列寧還開始了在俄國的實踐。但如何實現這一跨越，他們並沒有作出明確的理論説明。毛澤東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分析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階級狀況，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解決了這一難題。他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既不同於資本主義也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特殊的社會形態。政治上，它實行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但領導權是屬於無產階級的。經濟上，在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土地關係以後，實行國營經濟為主導，國有經濟、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目的是發展生產力為進入社會主義創造物質條件。文化上，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既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產主義的內容，是將來走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保證。這樣一種社會形態，顯然是人類歷史上未有過的，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描述過的，它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雖然極具理論價值，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也曾實踐了一段時間，但由於各種複雜原因，原來預計至少要搞15年至20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提前結束，在生產力落後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且步驟過急過快，由此遺留下許多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指出我國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還處於並且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因此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仍是發展生產力。顯而易見，這一理論與“新民主主義論”存在諸多相似之處，特別是體現在經濟綱領上。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包括五種經濟成分，實行的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根據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也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經濟綱領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供了模式參考和實踐經驗，後者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標誌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相比較而言，“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中最具創新性的是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而從總體上看，“新民主主義論”或許更具獨創性，有許多觀點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有過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