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光緒十七年（1891年）12月17日，出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6日，回到籍貫地績溪隨介如四叔讀私塾。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開始讀《水滸傳》等小説，隨禹臣先生讀私塾 ^[3]  。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讀《綱鑑易知錄》《資治通鑑》，當讀到朱熹《小學》中引司馬光論地獄的話與《資治通鑑》中引範縝《神滅論》的話時，受到影響，從而成為無神論者 ^[3]  。

光緒三十年（1904年），進入梅溪學堂讀書，開始接觸梁啓超的文章和鄒容的《革命軍》等著作。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進入澄衷學堂，接觸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暑假，考取中國公學，同時兼任英文教員，併為《競業旬報》撰稿，上學期間學習作詩 ^[3]  。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開始編輯《競業旬報》（自二十四期），同時在《國民白話日報》《安徽白話報》上發表文章；9月，因中國公學風潮，部分學生另立新中國公學，胡適參與新公學的籌建工作。宣統元年（1909年），《競業旬報》停刊；11月13日，新公學與中國公學合併，胡適因此失學，寄居在上海 ^[3]  。

宣統二年（1910年）2月，由王雲五推薦到華童公學教國文；3月22日，辭去華童公學的職務；7月，赴北京參加留美考試，最終國文獲得一百分的成績，以第55名被錄取；8月16日，從上海坐船去美國留學；9月，來到綺色佳，進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 ^[3]  。

宣統三年（1911年），完成雜文《康奈爾傳》、論文《〈詩三百篇〉言字解》。民國元年（1912年）春，進入康奈爾大學文學院學習；12月27日，擔任康奈爾大學大同會支會主席。民國二年（1913年），擔任康奈爾大學世界學生會會長，與趙元任、胡達同被推舉為美國大學生聯誼會斐貝卡拔（PhiBetaKappa）的會員 ^[3]  。

民國三年（1914年）2月，獲得學士學位；4月1日，受留美學生會會長鄭萊之聘，任該會哲學教育羣學部委員長；5月9日，憑藉論文《論英詩人卜郎寧吟之樂觀主義》獲卜郎寧獎；5月20日，辭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 ^[3]  。

民國四年（1915年）9月20日，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約翰·杜威；11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初試”；同年，論文《非留學篇》刊登於《甲寅雜誌》。民國五年（1916年），開始嘗試創作白話詩；8月19日，提出“新文學之要點” ^[4]  。

民國六年（1917年）1月1日，論文《文學改良芻議》刊登於《新青年》二卷五號；同月，陳獨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也把《新青年》從上海遷來北京編輯。他幫助蔡元培羅致人才，在給胡適的信中，陳獨秀表達了想要讓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與之共事的希望；4月17日，胡適完成博士論文；5月22日，進行博士學位最後考試——口試；5月23日，改定論文《先秦諸子之進化論》；7月，從美國返回；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3]  [4]}  ；進入北京大學之後，直接參與《新青年》的編務活動，與陳獨秀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向蔡元培推薦人才 ^[4]  。

民國七年（1918年）初，《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擴大編輯部，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輪流編輯 ^[4]  ；4月，胡適的論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發表在《新青年》四號四捲上；同年，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北京大學日刊》編輯、哲學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等職位 ^[3]  。

民國八年（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也因政治的助力，迅速發展到全國各地，彙集成了全國規模的偉大文化革命的洪流。胡適和陳獨秀大力倡導五四運動，二人成為五四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員，但相比較於李大釗、陳獨秀，他較為温和，不怎麼堅決武斷 ^[130]  。

民國八年（1919年），論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學開學，代理北京大學教務長；同年，接辦《每週評論》雜誌，發表論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3]  。

民國九年（1920年）2月，白話詩集《嘗試集》出版；7月27日，完成論著《〈水滸傳〉考證》，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説考證。

民國十年（1921年）3月27日，完成論著《〈紅樓夢〉考證》初稿；5月21日，與丁文江等人討論組織“努力會”並起草章程；年底，文集《胡適文存》由亞東圖書館出版 ^{[3]  [4]}  。

民國十一年（1922年）3月21日，《國學季刊》雜誌編輯部成立，任該雜誌編輯；5月7日，參與《努力週報》雜誌創刊工作；5月14日，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在《努力週報》第二號；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學制會議；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會代表身份參加在濟南召開的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會議，會議期間被推主擬學制草案，此案由總統教令公佈施行 ^[3]  。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雜誌創刊，胡適任編輯委員會主任；4月1日，在《讀書雜誌》第八期發表雜文《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參與“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3]  。

民國十三年（1924年）7月3日，寫信給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張國淦，就北京警察機關禁售《胡適文存》與《獨秀文存》的問題提出質問；同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週刊 ^[3]  。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參加“善後委員會”；2月13日，北京各界國民會議促成會通知胡適，推薦他為國民會議組織法研究委員會委員；4月，被中華全國村市建設協會聘為哲學顧問；8月31日，寫成雜文《愛國運動與求學》，發表在《現代評論》二卷三九期 ^[3]  。

民國十五年（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1927年2月4日，到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手續；6月，被選為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基會的董事；同月，與徐志摩等在上海龍華路開辦新月書店；8月，受聘為私立光華大學教授 ^{[3]  [5]}  。

民國十七年（1928年）3月10日，《新月》雜誌創刊號出版，胡適參與創刊工作；4月30日，接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併兼文理學院院長；5月4日，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7月1日，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12月，論著《白話文學史》由新月書店出版；同月，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同年，任中國公學校長；同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3]  [6]}  。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來到北平，被選為北平協和醫學校董事；3月，完成論著《中國公學校史》；同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政論文《人權與約法》，標誌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政論文《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説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4]  [3]}  。

民國十九年（1930年），與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論著《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政論文《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4] 

民國二十年（1931年）1月，蔣夢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胡適為文學院長；10月，到上海蔘加太平洋國際學會，並擔任會議主席 ^{[4]  [3]}  。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12日，林森以國民政府名義頒發聘書，聘胡適為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1月23日，復聘胡參加國難會議；5月22日，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雜誌，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6月2日，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致函，聘胡適為該院哲學史學部通訊委員；7月3日，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雜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提倡“巴斯德精神”；7月10日，在《獨立評論》第八號上發表《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月28日，被全國經濟委員會聘為該會內的教育專門委員會委員；12月6日，在長沙中山紀念堂講演《我們所應走的路》，提倡“學術救國”；同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4]  [3]}  。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月9日，成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員；1月19日，被聘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1月30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聘胡適為執委會主席；2月19日，發表論文《民權的保障》，公開指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把民權保障作為政治問題而不是作為法律問題看待；同月，退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4月16日，在《獨立評論》第四十六號上發表雜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表示“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4月19日，應邀與蔣夢麟、丁文江同至北平軍分會與何應欽商談華北形勢；4月25日，被國民政府聘為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6月18日，由上海登輪赴美，經美至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7月，在芝加哥大學講學一個月，講題為《中國文化的趨勢》，結束後講稿彙編成冊，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7月14日，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聘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9月，自傳《四十自述》出版；11月19日，在《獨立評論》第七十七號上發表政論文《建國問題引論》，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革命；12月3日，雜文《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脱稿，這是補寫《四十自述》的一章，但此後該書沒有再續寫下去 ^{[4]  [3]}  。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5月18日，在《獨立評論》第一百零三號上發表論文《信心與反省》，後又接連發表論文《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主張中華民族信心要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8月17日，完成論文《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指出教育的失敗是因為當時還不曾真正有教育，救濟教育的失敗，就是在最短年限內普及初等義務教育；8月25日，參加“平民教育促進會”第十週年紀念會 ^{[4]  [3]}  。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學授予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留港期間，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5月5日，發表雜文《紀念“五四”》；一週後，發表再論五四運動的論文《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6月22日，完成論文《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9月7日，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11月19日，出席宋哲元舉行的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談話會，表示反對“冀察特殊化”；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先後發表政論文《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再論學生運動》，讚賞學生的愛國行動，但反對學生罷課。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月14日，參加由蔣介石召集的平津各校代表集會；8月，在美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被選為該會副會長 ^{[4]  [3]}  。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4月8日，在北平大學女子學院演講《治學方法與習慣》；4月29日，在上海出席中基會預備會議；5月3日，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6月20日，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參加準備出席世界教育會議的代表的第一次集會，被推為主席；7月11日，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8月13日，上海抗戰爆發，南京政府組織國防參議會，聘胡適為參議員；8月19日，被蔣介石要求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9月，接受蔣介石委託，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身份赴歐美作國民外交工作；9月26日，在舊金山對華僑演講《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10月1日，在舊金山哥倫比亞電台發表演説《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4]  [3]}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月，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7月，出任駐美國大使；9月17日，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駐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國總統羅斯福遞交國書；12月4日，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首次公開提出“苦撐待變”的觀念；12月15日，在中美桐油貸款協議簽字 ^{[4]  [3]}  。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4月19日，赴美國拜訪總統羅斯福，談中立法案事；6月6日，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6月13日，接受芝加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0月30日，在紐約美圖中國協會演講《我們還要作戰速求卓超堅守自由下去》；12月5日，在紐約市政協會演講《中國目前的形勢》；12月29日，在華盛頓美國曆史學會講《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冬，在美國各學院聯合會演講《世界戰爭與未來的世界秩序》 ^{[4]  [3]}  。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3月5日，在佛羅里達州羅林斯國際關係研究所演講《遠東和世界將來的和平》；4月24日，協助中美簽訂滇錫貸款協議；10月24日，對全美廣播《挽教在中國的民主》；11月28日，在紐約市參議會演説《我們需要的是哪種世界秩序》 ^{[4]  [3]}  。

民國三十年（1941年）11月10日，拜訪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談遠東局勢；11月25日，就日美臨時安協方案中損害中國的內容向赫爾提出抗議。 ^[4]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3月，在華盛頓演講《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衞一種文化方式》《我們的共同戰鬥》；4月20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講演《中國在日前世界鬥爭裏的地位》；5月4日，在華盛頓向中國國內發表《五四廣播詞》；9月8日，交卸駐美大使職務，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4]  [3]}  。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0月，應哈佛大學之邀，演講《中國歷史文化》；同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春，受芝加哥大學聘，為該校講學；9月起，到哈佛大學講學八個月，題為《中國思想史》；12月17日，與張伯苓等21人發表聯名宣言，要求盟國修改戰略，採取有效軍事行動，在中國戰場打擊敵人 ^{[4]  [3]}  。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27日，擔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8月24日，發電給毛澤東（由王世傑代轉），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8月30日，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議（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前身）於11月1日在倫敦開會的中方出席代表之一，參與制訂該組織的憲章；9月3日，推定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返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務；9月6日，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4]  [3]}  。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10月10日，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憲國民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大會，與朱經農等204人聯名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530章》的提案 ^[4]  。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月24日，蔣介石想請胡適出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2月1日，為沈崇案出庭作證；5月，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一些教授組織“獨立時論社”，議論國內外政治問題；8月1日，在北平廣播電台發表講話《眼面世界又化的趨向》；8月24日，在《大公報》發表論文《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9月28日，在《大公報》發表論文《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0月10日，在平津六科學團體聯合年會上講演《大學教育與科學研究》；10月15—17日，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會議，擬定院士選舉規程及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10月27日，在上海對記者談話，就美國海軍部將“沈崇案”主犯皮爾遜判決無罪釋放一事發表看法；12月12日，被聘為中美教育基金會顧問，並主持其事；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基會董事會議 ^{[4]  [3]}  。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日，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當選為人文組院士；3月29日，出席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任大會臨時主席；4月3日，蔣介石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大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叫中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胡適同意，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介石選總統而變卦；4月19日，應邀在金陵女子大學座談“大學教育”與“中國出路”問題；8月，被選為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9月4日，在北平電台廣播演講《自由主義》，同月，到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10月20日，在浙江大學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台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胡適決定離開北平；12月，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邀請胡適在中南海懷仁堂商討是戰是和，胡適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12月13日，寫成雜文《北京大學五十週年》；同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本來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説下離開；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北京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裏10時到達南京明故宮機場；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內主持北大校慶紀念會 ^{[4]  [3]}  。

1949年1月15日，被聘為“總統府資政“；4月6日，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説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4月21日抵達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11月20日，與王世傑、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台北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任發行人 ^{[4]  [7]  [3]}  。

1951年7月，去綺色佳訪康奈爾大學農學院院長邁耶斯，商談與台灣大學農學院與之合作的事；8月11日，致信《自由中國》雜誌社，聲稱該雜誌的言論受到軍事機關的壓力，表示抗議，指出不再擔任發行人 ^{[4]  [3]}  。

1952年2月，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人類科學文化史編輯委員會委員；夏，普林斯頓大學聘約期滿，改聘為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榮譽主持人；11月19日，應台灣大學及台灣師範學院之邀，到台講學，其在台講學的內容後由《自由中國》雜誌社編輯成《胡適言論集》，分甲乙兩編，由華國出版社出版；12月1日起，在台灣大學演講《治學方法》。1953年1月17日，離台回美，辭去教職，專心著述 ^{[4]  [3]}  。

1954年2月18日，為參加“國民大會“二次會議返回台灣；3月25日，代表大會向蔣介石致送“總統”連任證書；7月16日，台灣當局聘胡適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4]  [3]}  。

1955年2月下旬，在匹茲堡大學演講《對近代西洋文化的東方看法》；3月11日，在弗吉尼亞州史威特布丙爾學院演講《自由中國之重要性》；3月19—20日，在紐約召集“中研院”留居國外的院士談話會；同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共八冊），胡適住在美國蒐集了這八冊書，認真作了批註 ^{[4]  [8]  [3]  [9]}  。

1956年3月12日，傳記《丁文江的傳記》脱稿；9月，到加州大學講學，主講中國文化問題，共講十次；10月21日，在加州大學寫成《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4]  [3]}  。

1957年2月4日，出席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三位科學家的歡迎會；9月26日，出席聯合國大會；11月4日，經“中研院”評議會選舉，由蔣介石任命為“中研院”院長 ^{[4]  [3]}  。

1958年4月10日，回台灣就任“中研院“院長，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自此，因多次往返台、美兩地，期間因經濟關係，將《胡適文選》《胡適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賣與出版公司；4月18日，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5月7日，在台中東海大學演講《談談大學》；同月，擬定“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6月5日，在台灣大學法學院演講《大學的生活》 ^{[3]  [10]}  。

1959年2月1日，“中研院”評議會與“教育部”舉行聯席會議通過“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組織章程”，即日成立該委員會，胡適任主席；3月12日，完成雜文《容忍與自由》；7月1日，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士會議，選舉新院士袁家騮、楊聯升等九人；7月9日，接受夏威夷大學頒贈的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7月16日，在該校演講《杜威在中國》；10月21日，出席“立法院”預算、教育兩委員會聯席會議，説明長期發展科學的計劃；11月1日，主持“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11月11日，在工程師學會年會上講話，呼籲工業界人士參加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的工作 ^[3]  。

1960年5月4日，在北大校友會的集會上，演講五四運動的意義；7月10日，參加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演講《中國的傳統與將來》；同年，參與雷震和台、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台灣“憲法”三連任“總統”，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介石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説明始末 ^{[3]  [11]}  。

1961年1月19日，主持“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2月，參加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時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8月27日，主持“中研院”評議會，選出院士候選人十人；11月6日，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邀請，在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開幕式上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引發爭議；同月，病情惡化，至台灣大學醫學院療養 ^[3]  。

1962年2月14日，出席教育會議開幕式；2月24日，到“中研院蔡元培館”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選出任之恭、梅貽琦等七位新院士；下午六時半，在歡迎新院士酒會席散時，心臟病猝發而死；胡適去世的當天晚上，即組成治喪委員會，陳誠為主任委員；張羣、王雲五、朱家驊、蔣夢麟、王世傑、黃季陸為副主任委員；于右任、蔣經國等為委員，共103人。靈堂設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胡適的遺體安放在冷杉木特製的靈柩裏，身着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腳穿布鞋。遺體上覆蓋着北京大學校旗。 ^[4]  3月1日，蔣介石前往祭弔 ^{[3]  [12]}  。3月2日，陳誠率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公祭，參加公祭的有75個單位；此外，有各界名流、軍人、學生、平民、家庭婦女及駐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遺容，與胡適告別，總計達38000餘人。下午2時大殮。3時啓靈出殯。從台北市到南港的馬路兩旁自動來送殯者多不勝計。靈車開至松山以後，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胡適逝世到出殯，前往祭弔和路祭送殯的市民，總計達10餘萬人。 ^{[85]  [131]}  10月15日，胡適被安葬於台北南港舊莊墓園。 ^[4] 

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在寧古塔時為正二品鎮守寧古塔將軍容山和三品卿銜吳大澂幕僚，官至淞滬釐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1年胡適出生時，胡傳51歲。1892年3月20日，胡傳調任台灣。1895年8月22日，病逝於廈門 ^{[38]  [39]}  。

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1891年胡適出生時19歲。1894年2月21日，胡適隨母親回到上海。1895年丈夫胡傳去世時，一直守寡，馮順弟23歲，此後一直守寡長達23年。其間，馮順弟經歷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這23年間，僅婆家和孃家，共死去七個親人。胡適在《四十自序》中描寫母親的訂婚過程和喪夫後打理家庭、培養兒子的故事 ^{[38]  [39]}  。

胡祖望，民國八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早年就讀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後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畢業後，服務於美國斯都德貝克汽車廠，後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台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 ^[69]  。

胡素斐，民國九年（1920年）8月16日出生。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6歲時夭折 ^[70]  。

胡思杜，民國十年（1921年）12月17日出生。1949年，選擇留在中國大陸，1954年，被迫與胡適斷絕父子關係，但仍被鬥爭。後於1957年反右派中自殺身亡。胡適墓旁有其衣冠冢。 ^[64] 

胡復，是胡祖望與曾淑昭之子，生於1955年，名字為胡適所取，為收復中華，復興中華之意，1978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後任美國勞工部爭議司司長。 ^[27] 

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適母親馮順弟一手包辦的。江冬秀是旌德縣的望族江家的千金小姐。光緒三十年（1904年）春，胡適隨同父異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讀書，臨行前母親馮順弟為他訂了婚。光緒三十四年（1905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適寫信給母親，拒絕回家完婚，語氣悲憤。但最終，他們於民國六年（1917年）12月30日在家鄉與結婚 ^[40]  。

從訂婚到結婚的15年間，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見過面，但有通信。胡適在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裏徘徊，但最終因為“不忍傷幾個人的心”，沒有推翻這門婚事。胡適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他要求江冬秀放足，要她讀書識字並給自己回信。但很快，他放棄了對江冬秀的文化要求。因為隨着閲人歷事，他感到女子能讀書識字，固然是好事；但即使不能，可無傷大雅，不必一定要求自己的妻子博學多才。對於江冬秀拙樸的家書，他仍持鼓勵態度。 ^[40]  胡適是民國少有的終身仍與包辦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蔣介石在日記中説“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 ^[26]  ，張愛玲也認為“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宣統二年（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民國三年（1914年）6月的一個星期一，胡適拜訪康奈爾大學地質學教授亨利·韋蓮司的次女、畫家韋蓮司小姐，當時她在紐約藝術學校讀書。從此，韋蓮司成為與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知己。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胡適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雙方都深深地欣賞，愛慕對方。正因為兩人身上都具有着優雅的文化氣質，他們在藝術、天下國家大事方面頗有共同語言，漸漸地感情越來越深。民國四年（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起，兩年寫給韋蓮司一百多封“情書”。後來因為胡適已經與老家的江冬秀訂婚了，母命難違以及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他們最後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41]  。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包辦婚禮上。民國六年（1917年）12月30日，胡適與江冬秀在安徽績溪舉行婚禮，按照皖南舊俗，男方家中需要擇選四位未嫁的少女充當新娘的伴娘，於是胡家挑選四位青春姣好的少女始終跟隨在新娘的左右，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當時就是伴娘之一。曹誠英看到胡適，兩人相互問好。民國十二年（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蔘加研究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曹誠英。這次胡適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使他們的感情發生了飛躍性進步。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詩中暗喻曹誠英為戀人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之後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會議復會，胡適回上海出席。此間兩人書信不斷，胡適也纏綿於曹誠英的綿綿情意之中。於是在會議結束後，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在這裏，他們的感情迅速升温。1949年，胡適不聽曹誠英的勸阻去往美國，從此兩人斷絕聯繫（胡適詩《秘魔崖月夜》） ^[42]  。

徐芳，民國元年（1912年）出生，江蘇無錫人，是清朝科學家徐壽的曾孫女、晚清維新變法時期農工商督辦徐建寅的孫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畢業。她和胡適有過一段戀情，但胡適只將她當作學生。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許多愛慕者寫信給胡適，到搬家時信足有兩大箱，胡適要把它們扔掉，但江冬秀都保留下來。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時發現了徐芳寫給胡適的“情書”，於是寫信問胡適徐芳的身份，胡適回信説自己兩年多隻寫過一封規勸她的信，並沒有做出對不起江冬秀的事。兩人的關係在20世紀40年代逐漸冷淡 ^[43]  。

（參考資料： ^{[3]  [21-22]}  ）

胡適的詩歌屬於中國現代詩的開山之作，保留了現代詩草創時的模樣和特點。關於詩歌的內涵，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提出，寫文章不無病呻吟的觀點，將矛頭指向了那些傷春悲秋、睹物傷情的詩歌，認為這些詩文處處是陳言濫調，這説明了胡適對那些代代相傳且毫無新意、矯揉造作且無病呻吟的某些傳統詩歌頗為不滿，這也是被胡適所擯棄的。同時，胡適也嘗試着以此為突破口，摒棄那些陳舊的意象，為詩歌的革新帶來新氣象。在創作實踐中，他擺脱了陳陳相因的物象套語，而且詩歌的語言風格也符合其所倡導的“平白易讀”，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功夫塑造平實質樸的意境。在意象上，胡適開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術等抽象層面，使得創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同時，胡適開始注重意象的描寫對思想、語言、結構和聲律的影響，因此，胡適在傳統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於既往的內容 ^[44]  。

胡適戲劇改良思想的觀點來自於他對文學革命的思考。他認為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適用，就難以表達含義。之後，他又指出，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當工具僵化之後，必須更新換代，這就是“文學革命”。而中國文學史上的幾番革命，在他看來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需要的，正是用白話代替古文、新劇代替舊劇、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適對於戲劇改良的思想，其關注點在於戲劇文本、思想，而非舞台呈現、表演，不是疏忽遺漏，而是刻意為之 ^[45]  。

胡適在小説方面，雖沒有創作，卻翻譯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説。他在《短篇小説》“譯者自序”中説：“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説的一個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胡適後來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文學改良芻議》主要着重於破壞，從建設的角度講，文學革命需要注重的兩點，其一便是方法，而這就需要向西方學習，包括西方短篇小説的翻譯。在胡適看來，小説之宗旨有二：一以娛人，一以淑世。無論娛人淑世，小説之法不出兩端：一在狀物寫生，一在佈局敍事。胡適認為中國傳統小説以狀物寫生見長，西方小説則兼狀物寫生與佈局敍事之長。應當當以西方小説之長補中國小説之短。此外，胡適還在文學理論上作出貢獻，寫就了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風格的文學史專著《白話文學史》 ^[18]  。

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受到了其導師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影響。具體而言，胡適認為實驗主義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説”濃縮成“兩步説”。第一步：歷史的方法，即任何學説，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發生的原因，也有它所產生的效果；第二步：實驗的方法，即一切學説，都只是一種假設，都必須通過實驗來檢驗。胡適還進一步把它提煉成“大膽的假設，小心地求證”十字箴言。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實事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 ^[49]  。

胡適不提倡東方的聖人那種無為。人生在於奮鬥，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對前途有起碼的樂觀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把每種進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這正是胡適對於人生的樂觀。胡適的樂觀有其合理來源。胡適的樂觀首先是對科學的信心。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巨大科學進步使胡適堅信科學可以救國，可以產生新文化，可以“使人類痛苦減除，壽命延長，增加生產，提高生活”。胡適的信心也來自教育。從教育入手來改變國家當然是個緩慢的過程，但胡適認為這個過程不可超越，相反，教育越失敗越要加強教育，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同時，胡適對經濟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滿信心。胡適認為，隨着物質享受的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胡適推崇西方文明，認為可以靠西方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數人能過上幸福的活 ^[52]  。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台灣後，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論戰”。胡適在《文星》上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題，中國要發展科學，必須要面對中國文化中的缺點。胡適認為中國文化中不具備發展科學的精神基礎，他批評中國文化“沒有靈性”或少有靈性。這場論戰後來發展為兩派，一派以李敖等人為代表，主張“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為代表，主張人們不可在“復古”“西化”中選其一，“因復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後都是亡國。”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53]  。

胡適認為容忍是每一個人的事，是每一個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個人的態度問題、心理問題。他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舉例：約翰·加爾文等人進行宗教改革，因為他們不滿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他卻把有獨立思想、批評加爾文教條的塞維圖斯定了“異端邪説”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燒死。中國歷史也有例證：一般認為農民是弱勢羣體，可在動盪時期，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軍手中也握有生殺大權。我們一般不會想到中學生是有權勢的人，可在一個時期，中學生們手拿皮帶，看誰不順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權傾一時的省軍級。通過這些事例，胡適意在説明：每一個人心裏都有一個“不容忍”的魔鬼。這個魔鬼一旦和權力結合，我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獸。

晚年時期，針對當權者蔣介石，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強調擁有權力的人要更能容忍。這裏含義很深，如果擁有權力的人不容忍，對自由的傷害會很大，當權者要給思想、言論自由留出生存空間。

胡適與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關係，在於他如何對待知識、權利與權力三者之間的關係。胡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他還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他堅信他能將人類尤其是中國國民的理智加以改善，可以在他們心中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識、景仰歷史、崇尚理性與追求正義的完善的公民心性。在此前提下，國民權利主體意識得以樹立，他們就可以爭取個人的自立、自主、自尊與自信，從而就可以強固公民個體的心性，廣而傳之，久而習之，一個真正自由、公平、民主的公民社會便培育起來。這樣，每個公民就可以清醒地運用自己的知識，通過合理的有保障的權利，真正使權力為人類的福祉服務，切實為建設一個自由人的文明的聯合體而奮鬥不已。胡適認為，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50]  。

胡適的言論理念體系由兩個層面組成：其一，為什麼要言論自由，即言論自由的具體價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論自由，即言論自由的實現途徑。在前一層面，胡適主要從個性發展、人權保障、民主憲政三個角度立論。首先，胡適認為言論自由能夠促進個性發展，養成自由獨立的人格，有利於鑄成健全的個人，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因此，應該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棄“統制文化”，還應不以“思想言論“入罪，讓青年自由探索。其次，保障人權首先需要確立法治基礎；爭取人權亦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應建立能夠“批評政治“的自由，負責任的言論不受非法干涉。其三，民主憲政是種幼稚的政治制度，它並非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而僅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民主憲政的訓練是實行民主憲政，良好的公民並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經過慢慢“訓練“，言論自由與民主憲政互相關聯，保障言論自由自是民主憲政的應有之義，言論自由亦是實行民主憲政的必要條件 ^{[47]  [66]}  。在後一層面，胡適則主要闡述三點：其一，言論自由要自己爭取，一方面，爭取言論自由應成為一種習慣；另一方面，爭取言論自由時須注意講究技巧。其二，言論自由必須負責任，因此，應秉持“敬慎無所苟“的理念，以“獨立的精神”“研究的態度““清楚的思想”議政。其三，實現言論自由要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則無言論自由。因此，在觀點相異之時，應該謹防“正義的火氣“ ^[47]  。

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一旦使用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會導致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 ^[19]  。

首先，胡適強調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自由。他強調個性的自由，要求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使個人擔負責任，主張充分發展人的個性思想。胡適宣傳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發展個性的思想，在當時北洋軍閥專制統治下“鼓勵勇氣與羣魔戰，以期打破黑暗地獄，取中國各種現狀而新之”以及“放膽為文”。胡適在提倡解放個性，使個性得到發展的同時，對歷史上那種以一家之言、“定於一尊”的惡習、唯我獨尊的“怪胎”進行了根本的否定，他以自由作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武器，強調要“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48] 

其次，胡適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婦女解放。對於封建道德規範，胡適都進行了否定性的論述。他認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裏，“流弊百出”。他還在《貞操問題》一文中，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做了闡釋，對封建節烈觀進行了批判。胡適認為應該從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入手，使女子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的社會義務以充分發揮婦女的聰明才智 ^[48]  。

20世紀30年代，由於對如何實現國家統一，許多人持的觀點不同，甚至相對立。由此，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民主與獨裁”的大討論。儘管這是一次僅僅在知識分子之間展開的討論，但“其隱含的東西卻有現實意義。” ^[88]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國民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國民黨一黨之專政被“合法化”，加之民主憲政的在西方民眾中受損和蘇聯的影響，一些中國人開始倡導專政統治或實行新式獨裁，由此引發了這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期創刊號就刊登了《憲政問題》一文，指出“訓政”多延一日只是為當國的政黨多造一日的罪孽。在這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胡適以《獨立評論》和天津的《大公報》為主要輿論陣地，以及憑藉着在教育界、輿論界的聲望，成為這場爭論中民主派的標誌性人物 ^[89]  。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20天后，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政論文《革命與專制》，公開主張要用獨裁政治來解決當前的分裂問題，應該先實行一段時期的專政統治 ^[91]  。胡適對此文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他接連在《獨立評論》第81期和第82期發表了兩篇文章，直指蔣廷黻的專制論。胡適指出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而且“建國”，不單是要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更是要使這個中國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裏站得腳住 ^[90]  。胡適在《再論建國與專制》一文中指出，所謂“新式專制”，只是梁啓超當年“開明專制”觀點的重提，毫無新意。如今主張專制的人，多是當年反對“開明專制”、力主革命的人。之所以有如此之轉變，無外乎是對辛亥革命以來“空名共和”的失望，進而喪失了對民主政治的信心。胡適的這兩篇文章，讓蔣廷黻深感不服。於是蔣又寫了《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一文，繼續為新式專制的觀點辯護，認為中國統一的唯一過渡辦法是實行個人專制。蔣廷黻的“新式專制論”得到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吳景超、錢瑞升等人的聲援。如錢瑞升發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一文，主張中國需要實行獨裁統治 ^[92]  。胡適也不示弱，連續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政治統一的途徑》，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等文章，對此進行了駁斥 ^[93]  。

與蔣廷黻的爭論，胡適只表達了一種觀點，即無論是何種形式的專制，都必須加以反對。胡適還列舉了反對的幾條理由，第一，中國的政黨、階級、歷史傳統、政治經濟現狀決定中國無法出現拿破崙式的專制人物；第二，中國不能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形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 ^[93]  。由此可見，從某種程度來説，胡適認為蔣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專制”是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94]  。

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典型代表，胡適主張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正是地方各省在武力難以統一的情境下所選擇的和平的“曲線”式統一道路。胡適的“聯省自治”思想中，和平統一國家的主張突出地表現為“聯省式統一”與“制憲統一”兩個方面 ^[95]  。

在“聯省式統一”上，胡適首先抵制吳佩孚“先國後省”論。第一次直奉戰爭給吳佩孚帶來了不小的戰果，在他看來，當前統一全國的障礙是“聯省自治派”。出於統一全國的強烈渴望和極度自信，吳佩孚認為要讓中央公佈自治條例，然後推行全國。” ^[96]  此時湖南聯治派中堅分子，也基本接受了吳氏的“先國後省”論，拋棄了聯邦論。吳佩孚強烈反對聯邦制的主張引起了胡適的注意，促使胡適專門作《吳佩孚與聯省自治》一文予以反駁， ^[95]  他首先對吳佩孚進行了概括性的評價，認為他軍事才能有餘而政治主張幼稚。後又陳述了“聯省自治”的實質是建立聯邦國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一種方式。接下來，胡適以其在美國留學多年的政治見識，批駁了吳佩孚的主張，倡導廣大民眾不要一味困頓於傳統政治模式的藩籬，要勇於接受西方先進的統一道路，而吳佩孚”集權於國，分權於民“的統一隻是紙上的名詞，事實上是沒有那麼回事的 ^[97]  。

胡適以其豐富的美國留學見識，曾試圖觸及問題實質，指出“‘聯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區域為單位的，不必一定承認一箇中央政府” ^{[98]  [99]}  ，進一步加劇了中央集權者的心理排斥，但他並不是分裂主義者，仍舊主張國家統一，並在當時的政治局面和形勢下，對孫中山、吳佩孚等武力統一者發出告誡：“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只有‘省自治’可以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旗幟鮮明地為“聯省自治”鼓與呼 ^{[99]  [98]}  。

關於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胡適深受美國民主政治的影響。美國是典型的實行間接民主的國家，胡適主張要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式的“立憲民主”，即傾向於間接民主的實現形式。尤其在“聯省自治”時期，胡適提出了關於實行憲政的一系列主張，“在法理上這個各省代表組織的聯省會議，遠不如國會有正式制憲的權限。”“我們為什麼要撇開這個很少反對的國會制憲，而另外去尋一個起草的聯省會議呢？”由此可見，胡適雖主張“聯省自治”，但並非單單支持“省自治”，而是在“省自治”後召開彰顯國家統一的“國會”，並由國會完成制憲任務，從而實現立憲民主政治 ^{[99]  [98]}  。

胡適不僅是一個統一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聯邦主義者。“統一條件的中心必是承認聯邦式的統一國家，這是無可疑的。但聯邦式的國家全不是現在這種軍閥割據式的國家。” ^[100]  可見，既聯邦，又統一，是胡適當時的基本政治訴求。對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説，中央集權制和聯邦分權制是兩種不同的政制形式。二者的區分是以“權力”為焦點的，即中央集權制並不是國土意義上的統一，而是國家政治在權力層面的統一；聯邦分權制也不是國土意義上的分裂，實為分解中央集權為地方權力。這是統一國家對權力資源的兩種不同配置方式 ^[95]  。

胡適的“聯省自治”思想中的先“省自治”再“制憲統一”觀點，不僅充分發揮了地方的自主能動性，而且始終維護“統一”局面，沿襲了“大一統”的傳統觀念，從而保持多民族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然而，胡適的“漸進式”改革並不符合當時軍閥割據的國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從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胡適提出“民治本身是一種公民教育”的主張，重過程而非結果，先制度而後人，以推進制度的完善喚醒各階層人民追求民主的自覺，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95]  。

淞滬之戰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已下定決心抗戰，中國士兵作戰也很英勇。這使胡適受到感染。9月8日， 胡適離開南京， 行前， 他勸汪精衞“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觀”；勸高宗武：“我們要承認， 這一個月的打仗， 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 對內表示我們肯打， 這就是大收穫。” 又勸陶希聖説：“仗是打一個時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議。” 自此，胡適“態度全變”， “漸漸拋棄和平的夢想”。 不久， 胡適接受蔣介石的決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爭取國際支援中國抗戰。次年，又出任駐美大使，投入中國的抗戰外交。 ^[132] 

胡適一直持一種文化的國恥觀，憂國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別關注文化碰撞與移入的問題。胡適認為，中國的國恥就是因為“學不能競”，同時也表現於學子的“無學”，留學就是文化競爭失敗的結果。他因而提出要造使中國不亡的遠因，即為中國再造新文明。胡適認為“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適還認為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這充分體現出胡適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隨着胡適在實踐中不斷受到民主政治體系的薰陶，他很快就擺脱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51]  。

胡適在儒學上的貢獻，並不在於他如歷代儒學大師一樣有一套獨特的儒學理論，但是，他不僅將儒學從封建統治意識形態的裝扮中解放了出來，使得儒學在新的環境中能自由的發展，同時，也在文化上建立了新範式，開了新風氣，“新範式的基礎即是新方法”，如“新語言”、“新文字”、“新工具” ^[112]  。胡適賦予了儒學新的使命和任務，改變了傳統儒學以治經為主、小學為途徑，以僅僅讀經作為傳承手段的狹隘方式，在儒學重建上，注重以哲學價值理論為重點，推動了傳統儒學向現代化轉變的一個過程 ^[110]  。

在儒學的問題上，胡適的思想具有一種強烈的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適批判走向歧途的儒學——儒教。儒教作為意識形態化的儒學，它始於西漢，貫穿於後世儒學發展的整個過程，對儒學的後來走向影響很大。胡適在對儒教的批判中提倡把孔學與後來的儒學區別開列。他認為，後儒沒有繼承和發展孔孟儒學的精髓思想，而逐漸把它宗教化 ^[109]  。並堅決的反對任何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現代形式的“中體西用”論；另一方面，在一些公開的場合尤其是在眾多國際性的會議上，他又一再的衷心地讚揚孔子和儒學，在《胡適自傳》中説道“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對十二世紀‘新儒學’的開山宗師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 ^[113]  他認真地指出了儒學的歷史意義和現代價值，真誠希望儒學的自由精神能在人類的將來發揚光大。並在《中國思想史綱要》中，胡適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概括為三點：人文主義、理智主義和自由精神 ^[109]  。

在胡適看來，中國固有的文明並不是完全沒有保存下來的價值，只不過是需要經過現代文明的科學方法的洗滌和澄清以適應現代中國的需要。胡適這方面的首次嘗試即體現在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方面，此外最重要的實踐便是“整理國故”運動。因此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胡適的這一思想也貫穿在對“儒”之問題的具體思考。胡適在對待儒家學術思想以及因儒家思想而衍伸出來的封建倫理體系及社會風俗方面有着非常明顯的態度差異，而在胡適的儒學觀體系中，“原儒”、“後儒”、“儒家”“儒教”“孔教”等概念也有着較為明晰的區分 ^[114]  。

胡適儒學觀的學術史意義，不僅表現在他將作為封建社會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還原為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褪掉了其獨尊的地位，更在於他對傳統文化得以重建的重大努力與貢獻，使得中國的文化得以走向現代化 ^[110]  。胡適説：“在我看來這個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便是對我國固有文明作有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在當時的情形下，不進行嚴肅的批判就起不到應該具有的效果，所以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號召打倒孔家店、提倡婦女解放、個人自由等等突破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的束縛，對後儒的批判毫不留情，才取消了儒學幾千年來服務於封建的統治任務和一家獨尊的地位，還原它在百家爭鳴時期平行於其它各家的身份和地位。新文化運動對儒學中的頹廢氣息作了狠狠的打擊，當時激烈的新文化運動為儒學的重建樹立了新的目標，在儒學內部為傳統文化的發展掃除了許多障礙 ^[110]  。

他在為傳統文化的發展清掃道路的同時側重在哲學價值理論方面重建儒學。胡適三十年代曾作《説儒》，在此之前，胡適有關儒學的重要著作都已經出版，如民國八年（1919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民國十四年（1925年）的《戴東原的哲學》等，因此可以説，胡適在《説儒》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觀點，完全可以作為胡適儒學觀的一個重要代表作 ^[110]  。《説儒》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峯之作，也是民國十九年（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 ^[13]  。胡適在《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和《説儒》兩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具有開創性的思想論斷和一系列的重要學術觀點，新鮮的如“儒是殷民族教士”，“孔子不是‘儒’的創立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等， ^[109]  還從“儒’’的原始意義着手，認為“儒”最先是柔弱之意，通過孔子對舊儒觀念的改造與創新，儒家才得以顯揚和光大，同時將“修己以安人”作為儒家哲學裏面的新概念，也是極具意義的 ^[110]  。這些言論在當時國內儒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為胡適在當時中國正統的上層主流學術界，尤其是居於社會主流地位的儒學界贏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 ^[109]  。從這些方面入手，胡適的儒學成果揭示了儒學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脈絡，也重新展示了儒學的重要歷史地位，“適之先生這篇《説儒》，從任何角度來説，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雜糅中西，做得恰到好處。再者，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峯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三十年代’的巔峯之作。我國近代學術，以五四開其端，到三十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時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學干擾不大，所以宜其輝煌也。這個時期一過以至今日，中國便再也沒有第二個‘三十年代’了。適之先生這篇文章，便是三十年代史學成就的代表作。” ^[111] 

胡適在高校執教，學生中有名的包括牟宗三、羅爾綱、顧頡剛、俞平伯、傅斯年等 ^[18]  。此外，胡適還注意幫助同儕、提攜後進。林語堂在其留學期間，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靠着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20世紀30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但歸國初期也受到胡適提拔 ^[19]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9月，胡適任駐美大使達四年之久。胡適和陳光甫受命赴美求援時，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國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歐洲，在亞洲則立足於維持現狀，美日關係十分微妙。羅斯福總統、漢斯·摩根索財長等人雖已意識到援華抗日的重要性，但國會中存在着嚴重的孤立主義傾向，商界則力圖與日本保持經貿關係，不願得罪日。與國外形勢相對應的國內抗戰局面則是廣州、武漢相繼失陷和國民政府的低效與混亂。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胡適提出“苦撐待變”四作為爭取美援的根本方針，反映了當時中國面臨的嚴峻處境 ^[101]  。對於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的外交成績，很多人評價都不高。比如，耿雲志先生就認為，胡適“任使四年，儘管奔波忙碌，但從純粹外交角度看，成績實在太平常。” ^[105] 

胡適在美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漢淪陷後不久，促成美國政府給予中國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以及隨後的華錫借款 ^[101]  。胡適到任之時，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正在苦苦尋找援助中國的辦法。雖然羅斯福已下定援助中國的決心，但美國國會中此時仍存在着嚴重的孤立主義傾向。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纏，羅斯福授意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研究可能的援華方案。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向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派兩年前與美國政府簽訂《白銀協定》時的金融家陳光甫赴美，則有可能找到糧食信用貸款的途徑。與美方談判之前，陳光甫對國內可作貸款抵押的各種產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並在美國財政部駐華參贊尼克爾森的建議下，選定桐油作為貸款抵押品 ^[106]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陷。當晚，摩根索專門邀請胡適與陳光甫到家中做客，宣佈貸款一事。胡適後來致函摩根索，再三強調這是個值得紀念的夜晚。在信中，胡適對於“桐油貸款”的成功，其喜悦之情溢於言表：“正當中國局勢危急的時候，這筆錢，對於中國真有救命及維持體力的作用，也是心臟衰弱時的一針強心劑。而由此‘桐油計劃’確立，……中國國際信用大加改善。關係之重大，不言可喻。”在胡適和陳光甫的努力下，美國國會還修改了每個國家從進出口銀行借款累計不得超過3000萬美元的限制，不論是否有過借款歷史，規定每個國家以每次借款2000萬美元為限，並同意再次貸款給中國 ^[106]  。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6月下旬，羅斯福向國會提出了一個建議，為了恢復經濟繁榮，應該拿出鉅額資金用來貸款，其中有部分是專門促進國際貿易的。這使中方外交、金融代表們看到了爭取第二次戰時借款的機遇，隨之投入了緊張操作階段，目標鎖定為滇錫，條件較前次更為優惠，當年11月底已經基本談妥。誰料這次借款的辦理更是波瀾不斷，特別是孔祥熙在借款正式生效後發來的要求取消滇錫抵押的電報，更是徹底否認了借款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一度使胡、陳二人陷入尷尬地位。二人只好同國內據理力爭，一方面又復同美方相關人士進行解釋，事情再三停頓，後來終於得以依照原案簽訂完成。相對上一次借款，對借款本身干擾的因素主要是外交政治方面，因此作為駐美大使的胡適付出的精力和智慧——特別是他自己所説的“容忍”都超過以往，借款最終得以成功 ^[108]  。

胡適協助陳光甫，先後達成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合同和2000萬美元的滇錫借款，後做協助宋子文達成中美一億美元的信用貸款合同，對於中國抗戰是巨大的支持 ^[106]  。

推動擱置美國中立法案，是胡適就任駐美大使後的當務之急。他積極奔走於白宮與國會之間，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多次，與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更是頻繁接觸，力言此案關係中國抗戰利害，終於推動該案被擱置，這是中國對美外交的一一個成功 ^[103]  。

由於一戰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興起，美國政府自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間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國向參戰國售賣武器以及相關軍事物資。這一法案成為美國援助中國抗戰最大的障礙。外交部在胡適上任之初，給胡適的外交任務之一就是要促使美國修改中立法。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始推動國會修改中立法。當時的修改議案的要點是取消強制性武器禁運條款，改為採用“限購自運”的方式進行物資交易。也就是説美國原則上不主動向英法輸出武器和軍事物資，但是不阻止英法自己開船到美國本土採購武器並運回本國。這個議案主要考慮的是讓美國可以支援其歐洲同盟，但是忽略了東亞這邊的情況。胡適看出該法案一旦通過，會對中國抗戰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日本可以開船到美國來自購武器和物資，而缺少海洋運輸能力的中國則要大大吃虧。胡適為此多方奔走於白宮與國會之間，多次與羅斯福交談，力言此案與中國抗戰的利害關係，同時努力推動修法向對抗戰有利的方向調整。修改中立法議案最終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7月被擱置，雖然沒有通過對中國不利的議案，但是也沒有使得中立法向中國向中國更有利的方向發展。不過羅斯福為了表示對中國的補償，宣佈準備廢除《美日通商條約》 ^[115]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0月，日軍進攻武漢、廣州，中國政府面臨的形勢極為嚴峻。高層內部有主張直接與日本媾和的。蔣介石則希望美國總統羅斯福出面調停中日戰事。受美國國內形勢的限制，羅斯福認為調解的時機未到，婉言拒絕了。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9月，歐洲大戰爆發，整個國際形勢都極為緊張。9月8日，羅斯福約見胡適，提出遠東戰事調停的可能條件，其中包括東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項。羅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島和Enderbury島的先例，由中日兩國“共用共管”中國的東三省。胡適聽了感到着急，離開後馬上去查這兩個島的情況，他發現，不論面積，還是人口，這兩個島嶼顯然都沒法和中國的東三省相提並論。胡適當然對羅斯福的提議感到震驚 ^[104]  。

抗戰初期，中國政府高層一直希望羅斯福出面調停中日戰事。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9月28日，《紐約時報》上還登出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和美國合眾社記者的長篇談話，公開主張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對於美國方面，胡適採取避而不見的方法。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9月8日以後的四十天裏，胡適不去拜見羅斯福總統，只是託好友特別留意白宮的主張。胡適甚至也不去見財政部長摩根索，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兩個星期。10月裏，胡適費盡苦心，起草了一個説帖交給美國外交部，表明中國能夠苦戰下去，並且列出中日和談的八點困難。胡適在説帖中特別指出，東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張是無法實行的，因為中日雙方實力懸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談的前例表明，僅僅要求弱者作出領土犧牲並不足以維持和平。胡適起草的該説帖實際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羅斯福的調停主張。（1950年，胡適寫成一篇長文“Chinain Stalin’sG rand Strategy”，文中提及了羅斯福主張東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的這段舊事，認為Canton島和Enderbury島的先例在羅斯福腦海中根深蒂固，影響了他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決策，使得蘇俄在這次會議上騙取了中國的東三省） ^[104]  對於中國政府，胡適則採取了欺瞞的做法。可以肯定，羅斯福的調停主張，胡適一直沒有向外交部和最高當局彙報，這對中國抗戰的走向客觀上起了積極作用，胡適用他自己的努力挫敗了國內與日本媾和勢力的企圖和高層的妥協傾向 ^[104]  。

由於美國逐步加緊對日經濟約束，日本亟需緩和日美關係。美國方面因德國進軍蘇聯，美德戰事難以避免，想要緩和遠東地區的壓力，進而產生了與日本妥協的想法。雙方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4月通過秘密談判擬定了一個《日美諒解方案》。10月份東條英機組閣後，確定了對美外交交涉的最後期限為12月1日零時，如不成功則發動武力。為此日本加強了對美國交涉的努力，讓駐德大使來棲三郎赴美，與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道向美國政府施壓。重慶政府探聽到日美秘密和談的消息，讓胡適去核實，胡適和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幾次會談，後者都告訴他美國日和談毫無進展。但是到了11月下旬情況忽然有變。11月22日，赫爾召見中、英、奧、荷四國大使，宣佈美國有意和日本簽訂臨時協定，並告知美方草案。胡適當即表示反對，24日赫爾再次召見四國大使，胡適仍表示反對，並於次日向美國務院提出正式抗議。26日，胡適與宋子文一起見了羅斯福，二人分別向羅斯福痛陳利害，在最後關頭扭轉了羅斯福對日妥協的念頭。據説一向温文爾雅的胡適“第一次在美國最高領導人面前發了脾氣。”美日談判破裂，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直接導因，給中國的抗戰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 ^[103]  。

作為大使，胡適最大的努力，還是堅持到各地巡迴演説。他積極努力與美國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關係，充分發揮學者的優勢，頻頻參加集會和演講，大力開展“民間外交”，着重向美國朝野宣傳中國抗戰的國際意義 ^[101]  ，以增進中美兩國之間的瞭解與信任，力陳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力圖打破美國頗為濃重的孤立主義情緒 ^[103]  。胡適後來回憶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400次多。可見胡適演講的場數之多，受眾之廣 ^[102]  。胡適在任期間發表演講之多，是很多外交官都望塵莫及的 ^[103]  。

胡適使美期間大使館秘書傅安明將他在美演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把中國抗戰比喻為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苦鬥，希望美國援華，一如當年法國之援美”；“第二類是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9月歐戰全面爆發時，他的演説在強調中國絕對不會對日妥協，並指出中國抗戰和歐洲戰事密不可分”；“第三類強調中國是為全球民主而戰” ^[102]  。胡適抗戰宣傳的內容很大一部分是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看似與抗戰沒有直接關聯，其實正體現了胡適對抗戰更深層次的體認。胡適將中日之戰看作野蠻與文明、極權與民主意義上的戰爭，在此意義上胡適比較了中日現代化的不同，論述了中國是民主國家，都是為了説明中國的國家性質有別於日本軍國主義 ^[107]  。他花費大量精力演説，談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分析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比較中日現代化進程的不同，在許多人看來，不但是緩不救急，簡直就是不務正業。其實胡適在“對美宣傳上和他在國內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策略是一致的，在社會改革上，他主張從文化的議題入手，而不是直接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在對美宣傳上，他也經常是文化取向的，而不是直接談軍事和政治問題。”在胡適看來，“演説《中國的文藝復興》此種無關戰事的講演比直接的宣傳為更有效。”中國待援需求不可能單靠政治外交憑空完成，對美外交應着重建立和增進中美兩國間的瞭解與信任，向美國社會介紹他們一貫生疏的中國文化，是“一種看不見的慢功”，因此胡適憑着對中美兩國文化的熟稔，以其極富魅力的演講，發揮了一位文化使者的作用 ^[102]  。

胡適作為“學者大使”，改變了以往外交家着眼於駐在國在朝勢力的做法，在與美國政界高層保持良好關係的同時，深入美國各界，廣泛宣傳中國抗戰，而且多從歷史文化層面展開，顯示了與職業外交家截然不同的外交風格，頗具文化外交的特色 ^[102]  。為了取得最好的造勢效果，胡適不得不採取一種與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相適應的宣傳方式，一反他在國內要求民主、自由，反抗獨裁的政治主張，千萬百計地將中國納入現代民主國家，彰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現代意義，體現了胡適的良苦用心。縱觀胡適宣傳演講的內容，胡適選擇貼近美國人民生活的方式，抓住美國人民愛好自由民主的傳統，從維護美國全球秩序和戰略利益等角度展開宣傳演講，使中國爭取援助的訴求能夠得到美國社會的理解和支持。胡適“誠實而公開”的外交風格，充滿激情而又洋溢着理性説服力的演講，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支持 ^[107]  。

胡適在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處演講，廣交朋友的四年裏，以其誠懇態度和學問聲望，博得了羅斯福及其內閣以至整個美國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尊重和歡迎。據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説，美國友人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羅斯福多次在致蔣介石電函中稱揚胡適，王世傑曾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信上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等語。胡適還積極促成由他的美國老同學發起成立了“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聘請前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為名譽會長，這個民間組織在影響美國製日援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01]  。同時，他還詳述中國抗戰的艱苦情形和準備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就像《紐約時報》當時的評論説的：“重慶政府尋遍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適的人物……他所到之處，都能為自由中國得到支持。” ^[106]  聽眾反映”胡先生最善於演説，他寫稿極其用心，內容極其豐富，訴説極其動聽，故事中見真理，嚴肅中帶風趣，講者滔滔不絕，聽者久久不倦，他不單在演説中結交了許多朋友，並且引起日本輿論的憤怒與抗議。”他的成百次演講，增進了美國各界、各階層對中國抗戰的瞭解與同情，促進了美國社會普遍支持中國抗戰的輿論 ^[103]  。

（參考資料： ^[3]  ）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中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革命之父” ^[14]  。在詩歌方面，從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開始，胡適在詩歌的語言、形式、詩體、風格等方面展開了自己的白話詩嘗試。這是一場聲勢影響深遠、與前代“詩界革命”有着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 ^[15]  。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裏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經過幾十年的演進，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形態發生了整體鋭變 ^[16]  。戲劇方面，胡適不僅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創作了戲劇《終身大事》。胡適的戲劇翻譯和創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譯使胡適吸取了外國戲劇的養分並創造出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話劇 ^[17]  。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中國十大詩人之一，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稱文學革命，曾與當時眾多學者提議廢除漢字，漢字拉丁化。胡適到北大後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週報》《晨報副刊》等）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左”傾思潮在民國九年（1920年）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種子，幾十年後又奇蹟的出現。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迴向胡適”的信息 ^[57]  。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正是胡適於民國八年（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範式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顧頡剛、郭沫若等。任繼愈説，他説據當時人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人耳目一新，主要在於它不同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聖賢立言，為經傳作註解，敢於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是一個大變革 ^[46]  。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嶽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但是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轉換的問題上存在着的嚴重的不足，這就是把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僅僅侷限於知識的領域，而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則有所輕視，這個缺點，是胡適不能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 ^[46]  。

文學家、思想家魯迅：《新青年》時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 ^[33]  。

英國翻譯家阿瑟·戴維·韋利：首先，他絕頂聰明，可以説是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同時，他天生異類，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歐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幾分鐘的交談，就會心服口服。説他的聰明絕不只是教育和後天的產物，而只能説是天生的稟賦。胡適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壓根兒就不具代表性。他既有別於魯迅、錢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於和他有相似經歷的蔣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學。當然，他與後者的共識更多。胡適是個天賦異稟的奇葩。所以，不應該把胡適當做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來研究。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4]  [12]}  。

中央宣傳部長汪精衞：胡適對於政治外交，運用豐富的學識與鋭利的眼光，極真極遠，無所不燭，必然能為一一個好外交家。 ^[83] 

文學家梁實秋：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温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34]  。

學者、哲學家張中行：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説，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裏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對於這樣一個啓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2]  。

學者季羨林：①適之先生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在他面前，絕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 ^[13]  。②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説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84]  。③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説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倖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 ^[84]  。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徐宗勉：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因為他畢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説，對於“五四”後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35]  。

學者唐德剛：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啓蒙大師 ^[18]  。

學者徐復觀：我深切瞭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正因為他（指胡適）是悲劇性的書生，所以也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80]  。

學者王鼎鈞：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適語言風格的薰陶，他使用排比、反覆、抑揚頓挫，常使我含英咀華，他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暢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學敍事説理，學不到抒情寫景，他畢竟只是廣義的文學家 ^[87]  。

胡適研究會會長耿雲志：胡適是中國思想文化方面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也是現代中國最具國際聲望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之一。

《人民日報》：他是20世紀中國最具國際聲譽的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在學術思想上開一代新風，對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影響甚深。

文學家、思想家魯迅：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説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 ^[82]  。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賣國有理的文化，都叫“買辦文化”，或帝國主義文化、漢奸文化。買辦文人胡適、漢奸文人周作人之流，就是推行“買辦文化”的代表人物。 ^[136] 

革命家章太炎：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82]  。

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錢穆：①胡適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裏不是個讀書人，至少不是純正的讀書人。②以言以人，兩無可取 ^[79]  。

歷史學家、文學家李敖：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着‘科學方法’的虎皮，領着‘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36] 

學者唐德剛：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嶽霖：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商人 ^[81]  。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①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説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②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③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蔣介石日記——上星期反省錄》） ^[82] 

學者徐復觀：①胡適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佈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②他是學術界的遊惰之民。③胡適在學術思想上故步自封，不瞭解西方思想卻又喜歡胡亂鼓吹，而且愛講門面功夫 ^[80]  。

思想家、革命家陳獨秀：胡適這個人，實在難測，在《新青年》上有大膽狂言的勇氣，也寫過一一些號角式的文章。新文化運動，也是有貢獻的。我曾寄希望於他，同他談馬克思主義，有時他興奮起來，也説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獨到的見解。但考慮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裏去了，如是者幾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這方面來 ^[83]  。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説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37]  [67]}  。

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梁漱溟：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靈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並不完備，真正對於舊社會、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並引發開展，進而引導先進青年大刀闊斧前進的，應首推陳獨秀、李大釗、周樹人諸君 ^[83]  。

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嶽霖：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商人 ^[81]  。

哲學家湯一介：他沒有完成什麼，卻幾乎開創了一切。（《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

記者、學者熊培雲：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100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的真誠的社會改造。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裏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18]  。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研究員黃克武：胡適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與權力、政府對着幹。他不是去當自由主義的烈士，他要漸進地改革，慢慢地調整。胡適的個性也是很温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國》時期，他可以少談反對黨，他只寫過一篇關於反對黨的文章，就是《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可是這一篇強調的是爭取言論自由，他認為即使組織一個反對黨出來，也是一個不以奪權為目標的反對黨。胡適知道從事民主改革的風險，也知道蔣介石的底線。他必須踩着底線走，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去爭取最大的進步。“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胡適選擇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組黨和蔣介石對着幹，他會很有顧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胡適作為一個堅定的憲政主義的信徒，他堅持西方特別是英美憲政文化中的理性、民主、法治、漸進、秩序這些價值在中國也具有普遍意義，因而他對憲政問題投入的不僅僅是理智，而且也包含了他的感情和整個人生。唯其如此，胡適對憲政問題的體悟和探尋比其他人都深刻，提供的憲政價值和容量比其他人更多更完整 ^[86]  。

早在民國時期，對胡適思想的質疑之聲便已存在，例如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胡適研究專家周質平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無積極推動的作用，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證的老路 ^[129]  。

1954年，新中國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但正如郭沫若所説：“文化學術界的空氣卻相當沉寂，很少看見批評和自我批評，彷彿文化學術界已經是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了” ^[118]  。實際上，顯然不是這樣。學術界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觀點”，依然根深蒂固，過去的思想改造運動，按照胡適自己的話來説，等於號召重温他的著作，是在“鐵幕裏替他宣傳他的思想” ^[119]  ，因此“我們的文化界並不是天下太平、沒有什麼問題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問題” ^[118]  ，並很快在隨後的文藝批評實踐中“暴露”了出來 ^[117]  。

1954年9、10月間，《文史哲》《光明日報》先後刊發了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文章 ^[120]  。卻相繼遭到《文藝報》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報》的“拒絕轉載”，這就不得不引起當毛澤東的注意 ^[117]  。10月16日，毛澤東就此事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的其他領導同志的信中説到：“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 ^[121]  ，轉而將徹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適的幽靈” ^[122]  。並進一步號召，“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121]  。毛澤東揭示了發動這場運動的最終目的，即：通過對在知識分子中間有巨大影響的胡適思想的批判，在更廣、更深的層面上宣傳、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確立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文藝領域的領導地位 ^[117]  。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學術思想，就必然要聯繫到批判胡適，就必然要聯繫到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 ^[123]  。

10月27日，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向毛澤東提交了《關於展開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的報告》，指出要徹底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就不應該停留在一本書和一個人，也不應該侷限於古典文學的小範圍，而應當從各個方面全面展開。並進一步提出從根本上清算胡適的唯心思想，是一個長期的嚴重鬥爭任務，應及早“動員各方面着手組織人力，研究胡適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現” ^[124]  ，以便使這場批判運動有準備、有計劃地從《〈紅樓夢〉研究》向“胡適思想批判”過渡 ^[117]  。

11月8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題為《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一一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對光明日報記者的談話》，其中談到：“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佈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説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 ^[118]  。所以在後續的展開論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氣地認為“只有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如胡適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斷家”，並從根本上指出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就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論” ^[118]  。

同時，這一時期，全國文聯、中國作協主席團先後聯合召開了八次會議，針對學術界《紅樓夢》研究中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傾向，和文藝界《文藝報》等刊物“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態度”，進行了嚴肅地討論與批判。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務委員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舉行的聯席會議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為主任的“胡適思想批判工作委員會”，決定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在古典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個方面，有組織、有計劃的對胡適思想進行全面、系統地批判。12月8日，周揚、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三篇著名的“戰前動員” ^{[117]  [125-126]}  。

隨即，中國大陸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 ^[117]  。在這場運動中，胡適的思想不僅受到了他的對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舊，甚至學生也都向胡適一齊開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文章批判了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的主張是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等師生召開“控訴會”，俞平伯、顧頡剛、朱光潛等胡適的同事、學生都作了批判性發言 ^[58]  。

1954年12月2日，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依據先前毛澤東與其談話的精神，對原來關於胡適批判問題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並提交中科院與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審核通過。這份經過修正的計劃，將批判的主要目標聚焦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思想，議定將從以下九個題目具體展開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工作。分別為：第一，以艾思奇為召集人，王若水、任繼愈、李達、馮友蘭、胡繩、何思敬、賀麟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哲學思想的批判，側重點在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第二，以侯外廬為召集人，夏康農、汪子嵩、曾文經、黎澍、鄭鶴聲、榮孟源、潘梓年等為主力的對胡適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瀾為召集人，羅爾綱、翦伯贊、童書業、週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壽彝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歷史觀點的批判；第四，以馮友蘭為召集人，金嶽霖、侯外廬、汪毅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的批判；第五，以黃藥眠為召集人，陸侃如、遊國恩、羅根澤、王瑤、蔡儀、曹道衡、鍾敬文、王元化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文學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為召集人，餘冠英、褚斌傑、李長之、張畢米、林淡秋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中國文學史》的批判；第七，以尹達為召集人，陳煒謨、田餘慶、潘允中、趙儷生、高亨、吳文祺、張志嶽等為主力的，對胡適的考據的方法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張天翼為召集人，李希凡、藍翎、鍾洛、力揚、許之喬等為主力的，對《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的探討：第九，以聶紺駑為召集人，劉綬松、劉永濟、老舍、胡念貽、吳小如等為主力的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對所謂新舊“紅學”的評價。此後55年至62年，學術界對胡適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對胡適的“反動的教育思想”、“唯心主義語言學”、以及戲劇觀點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沒有越出以上週揚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所劃定的範圍 ^[72]  。

這一時期，在絕大多數“上惡諡、貼標籤、畫咒篆”，極盡謾罵、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適被從哲學、史學、文學、考據學等各個領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並由此揭開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適眾叛親離、“形滅神散”的個人形象史上最為黯淡的時期 ^[117]  。歐陽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適大批判”時寫道：“在胡適研究中，這是一個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話題……經過這場運動，胡適變成一個頭戴多頂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胡適的個人學術名譽、學術地位可以説是一落千丈。” ^[116] 

關於胡適博士學位的真假，一直有爭議。民國八年（1919年），當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運動”時，胡適“昔為好友，今為仇讎”的梅光迪，就對胡適是否該稱為“博士”提出質疑；其後，做過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也對胡適的博士學位提出同樣的質疑。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的一條註釋中，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結果是“大修通過”，而且必須“補考”，因而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唐德剛的這一註釋，後來多為研究胡適的學者所尊奉，胡適博士學位的懸案也由此產生。余英時通過校勘這一時期胡適的日記，比照其他史料，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是貨真價實的。他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的‘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説，仍然是個‘假設’。” ^[59] 

胡適墓地位於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面積達兩公頃，由台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捐獻，墓誌銘由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1891年，卒於1962年。胡適生前留下遺囑，死後遺體火化。胡夫人反對，表示與胡適曾有約在先，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主張棺葬的。治喪委員會報批後採納土葬方法。 ^[139] 

績溪胡適故居(4張)

故居位於安徽省績溪縣上莊鎮上莊村，為兩進三間磚木結構樓房，佔地面積1100多平方米，遺址建在一座平台上，三面依水，一面陸地有防獸溝。始建於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築 ^[28]  。

故居內部裝飾以隔扇、窗欄、撐拱和雀替為主，分前後兩進，中以户牖相隔。當年胡適和母親馮順弟便住在前堂西房，與西房相通的廂房是胡適唸書的書房。胡適在這裏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故居內現陳列着胡適生前的部分著作，書信手稿以及有關介紹胡適的文章。故居於1987年對外開放，1998年被列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8]  。

胡適故居位於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320弄，民國十五年（1926年）5月間，胡適在租了該幢洋房。當年樓下是客廳、廚房、餐廳和衞生間。樓上大間是胡適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側小間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側是胡適的書房。胡適在上海寓居時，接受光華大學教授聘任，同時又與徐志摩、梁實秋、邵洵美等籌辦《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

1992年11月1日—5日，黃山文化書院、黃山市社聯、徽州師專發起，安徽大學主辦，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華東師大哲學所、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安徽省古籍辦聯合舉辦的首屆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在安徽省黃山市齊雲山舉行。來自全國8個省市30個高校科研機構及其它文化學術團體的50餘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 ^[78]  。

2003年9月18日上午，《胡適全集》出版暨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於北京大學交流中心大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選、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等出席了會議 ^[76]  。

2011年4月17日至18日，胡適研究會、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胡適的學術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來自美國，日本，俄羅斯，及台灣，香港地區和內地各省市的60餘位專家學者圍繞“胡適的學術與思想”這一主題展開了學術討論 ^[77]  。

2016年12月17日上午，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胡適研究會、香港珠海學院、台灣中研院胡適紀念館共同發起的“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開幕，近百名中外學者參與討論。開幕式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主持 ^[74]  。

2020年8月25-26日，為紀念新文化運動105週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在藝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聯合舉辦“陳獨秀、胡適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週年”主題學術研討會 ^[75]  。

2020年8月25日，“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適重要文獻特展”於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舉行。特展為期一週，將展出亞東圖書館陳獨秀、胡適等9種重要文獻。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適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跋〈紅樓夢〉考證（一）（二）》以及胡適與友人往來信札等。北京站落幕之後，特展將開啓全國巡展，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終回到陳獨秀與胡適的故鄉安徽 ^[73]  。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自2016年開始合作設立“胡適獎學金”，獎勵包括歷史學、文學、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教育學、新聞學等各學科在內的胡適研究學位論文。首屆頒獎典禮於2016年12月17日在胡適紀念館舉行。首屆獲得者為席雲舒、張書克、林建剛 ^[29-30]  。

胡適研究獎學金由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出資設立，目的是為鼓勵安徽大學博、碩士研究生進行胡適研究。凡安徽大學歷史學或校內其它各學科博、碩士研究生以胡適學術主題或與胡適研究論題密切為研究範圍，論文答辯成績良好以上學位論文皆可申請 ^[31]  。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既反對日本侵略又反對抗戰，組織了“對日讓步研究會”。他反對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但又認為在東北撤退國軍、滿洲實行自治，“看不出有什麼可反對的”，主張接受日本提出的五項原則進行交涉，反對以武力抗爭。胡適對“察哈爾抗日”“福建事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均持批評、反對立場。他反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堅決抗戰的主張，卻竭力擁護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充當國民黨政府的御用政治文人。 ^[135] 

胡適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頑固堅持惡劣錯誤立場，遭到全國進步輿論的嚴厲批判。魯迅先生曾寫詩予以抨擊，人們甚至痛斥他是“民眾之敵”“國家之敵”，要“驅逐他出華北”。 ^[135] 

《胡適全集》(4張)

新文化運動期間，魯迅看到了胡適發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引起了他對胡適的強烈認同，對其文學革命的氣魄、見識十分敬佩。此後，胡適與魯迅經常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大量具有影響力的白話小説，以此來表示對新文化運動與胡適的支持。民國十年（1921年），胡適作《西遊記序》，但對於《西遊記》的原作者，尚不能確定。為幫他考證作者，魯迅蒐集了大量資料，並抄寄了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許多資料給胡適。此後一段時間內，魯迅更是處處留心《西遊記》的資料，一旦發現新資料就寄給胡適。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出版之前的稿本與出版之後的成書，都先後寄給胡適徵求意見。而胡適在寫《中國章回小説考證》的過程中，也多次向魯迅請教。民國十一年（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説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説，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而魯迅對胡適同樣懷有敬意，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魯迅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的信中贊其“警闢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23]  [54]}  。

胡適與魯迅在早期雖有密切交往，但從民國十三年（1924年）以後，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兩人慢慢地疏遠、甚至分道揚鑣。從民國九年（1920年）代中後期到民國十九年（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闢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23]  [54]}  。

但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説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着”。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覆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抄鹽谷温，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温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説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23]  [54]} 

梁啓超與胡適的關係，應該可以認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承先啓後範例。梁胡相同之處，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不同之處正可見出時代在迅速的蜕變中。胡適與梁啓超的交往分為三方面的：第一是政治上的接觸，第二是學術上的見解，第三是彼此的友誼。政治方面，當胡適還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梁啓超已經名滿天下，在胡適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人物。直到完成留學歸國，胡適認為國家大任只有梁啓超一型的人物有資格承擔。但五四運動使胡適“爆得大名”，他的觀念有了改變。雖沒有捨我其誰的氣概，但肯定梁派已經“過氣”，不願在政治上與之結合。學術方面，胡適從知道天地間有所謂學問開始，便對梁啓超十分崇拜，他之所以走向學術思想的研究，可以説是受了梁啓超的啓發。但是後來他們的學術境界不同，見解不同，彼此常有爭論而甚至引起不快，但胡梁之間的友誼始終是正面的發展，胡適視梁為“老輩”，備至尊敬。梁氏過世之後，胡適十分悲悼，數十年之後，仍然追念不已 ^[65]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數據庫，胡適曾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24]  。

胡適經常到大學裏去講演。有一次，在某大學，講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引用時，他就在黑板上寫：“孔説”“孟説”“孫説”。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引起了鬨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説” ^[55]  。

胡適有“民國第一紅娘”之譽，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屬數不勝數。他喜歡看到青年人相戀、結合，並主持過150多次婚禮。這150多次證婚，從已知的記載來看，大多為胡適同輩友人、晚輩學者，成就的多是學界伉儷；婚禮地點也大多為中國國內。而有一樁胡適在美國證婚的婚禮，且有婚禮現場照片存世，卻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過。《胡適日記》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12日這天，記載了他在美國的一次證婚。他寫道：今天本館秘書遊建文君與張太真女士結婚。張女士是張履鰲先生的女兒，與上海劇團同來，我病在紐約時，他們正在紐約演戲，故建文與張女士常相見，以後就訂了婚約，我給他們證婚 ^[56]  。

二戰結束後，陳寅恪向北京大學推薦季羨林擔任教授，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等人欣然接受，於是季羨林順利進入北大，和胡適結識。雖然在學術輩分和社會地位上，兩人尚有差距，“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裏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25] 

胡適的思想就是倡導民主與科學。1927年，他寫《我們對西洋文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持肯定態度。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去了台灣的周德偉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紹給殷海光與胡適，由殷海光翻譯並在《自由中國》上連載，此舉引起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反思 ^[20]  。胡適晚年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説起》，認為社會主義的傾向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間有衝突，開始公開地懺悔，甚至清算自己過去的思想。這和上世紀50年代大陸形勢有關，同時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影響。

（參考資料： ^[60-63]  ）

（參考資料： ^[127-128]  ）

（參考資料：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