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1885年1月16日，出生在浙江紹興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壽，字星杓。後因應考，改名奎綬。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裏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

1901年，受國內新學風潮影響，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校間，根據“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為作人，號樸士。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

1906年，到達日本後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攻學外國語。 ^[1]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日本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課餘和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説集》一、二部分，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雖然胡適曾説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但是《域外小説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説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3]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視學（督學）半年，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4]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裏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説，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託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説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説，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託他在那裏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5]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週授課6小時，客座教授職稱。

周作人(11張)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釦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殺手是誰一直眾説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説是國民黨特務所為。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在客觀上加速了其“落水”的進程。

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實際上，以時間點來説，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裏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搬到香港。 ^[6]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衞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衞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2月19日，汪精衞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1945年12月，抗戰結束後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作人的朋友和學生紛紛為他開脱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作人説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裏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7] 

鄭振鐸説“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作人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説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説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説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卻是事實，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1951年2月上旬 ^[8]  ，周作人給毛主席寫信；2月24日，毛的秘書胡喬木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説：“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 ^[9]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紅衞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_主詞條：言志派散文 ^[19]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論上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藝性的敍事抒情散文，對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創作實踐上，他從自己的個性出發，從英國隨筆、明末“公安派”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養料，形成了獨特的、成熟的藝術風格。 ^[18] 

他追求知識、哲理、趣味的統一：在娓娓絮語中，針砭時弊，縱談文史，描摹風物，探尋人情物理，顯示着愛智者的“博識”與“理智”，無“賣智與炫學”之嫌，卻自有親切、通達的風致。從容描繪中浸透着作家的閒適趣味。“藴藉而詼諧”的“淡淡的喜悦”裏，摻雜着幾分憂鬱、惆悵。文字表達上則大巧若拙，舉重若輕，構成了“平和沖淡”的境界，同時注重適度的含蓄，另有一種“澀味”。不同程度上體現了上述風格的《烏篷船》《碰傷》《賣汽水的人》《談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徹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 ^[18]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是發表了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啓蒙主義理論文章。可説是中國現代散文的一個高峯。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週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世紀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文學史家認為是“很有權威的流派”。 ^{[16]  [18]}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着思想的演變，周作人的散文流露出對歷史與現世的悵惘情緒和對歷史細節的追懷與賞玩心態。其散文大多微帶“蕭寂的微淡的哀愁”，深藴“敗殘之憾或歷史的悲愁”的情調，風格也“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 ^[18] 

周作人合影(13張)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主席批准），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翻譯的作品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日文《浮世牀》）等。

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敍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項重大的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 ^[11]  》、《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説裏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

周作人書法(14張)

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餘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羣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裏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湧動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裏，“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12] 

周作人在情感處理方式、諷刺修辭運用、語言以及文體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審美經驗的影響，與這種影響相關，他形成了一種近似於日本傳統文學的文風，以温和、沖淡之筆書寫個人的閒適、寂寞與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實，他看似有閒而心無暇，不只是由閒適透出淡淡的哀緒，而且在閒適背後隱有無限憂愁；他不是以創作去體驗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這種寂趣，而往往是借創作排解寂寞、憂愁，由此與日本文風區別開來。 ^[13] 

“興趣型”翻譯家周作人，兼顧當時的國情，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者化的翻譯，其文藝觀和創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譯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響。他缺席“抗戰”翻譯，在“受命”翻譯時顯得規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現代日本小説選》中講了他不選日本自然主義的理由。在給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專在人間看出獸性來的自然派，中國人看了容易受病。” ^[14] 

在現代中國，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學、性心理學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對於性問題的健康的正常的態度，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因此，對森鷗外 ^[15]  《性的生活》的翻譯和發表，超出了文學本身的價值。周作人在1928年譯出時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漢語標題，也考慮了當時的國情，雖然是先進，也總不是“明目張膽”。

錢理羣説過：“對於周作人，他也許並不否認，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積極追求譯書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於一己的興趣，他是以興之所至的態度來從事譯作，不可能那麼嚴肅認真，也只願自然、自在地過着消閒的生活。不願以任何外在的東西——哪怕是譯書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活動——來束縛自己。” ^[14] 

周作人漫畫像(2張)

周作人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偽職後，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貢獻一在小品散文，一在翻譯，然而他卻在歷史發展中淪為漢奸文人。另外，他在保護北大校產、掩護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過貢獻。在《周作人傳》中就能看到3個周作人：一是“偽官吏”的“周督辦”，一是“尋夢者”的苦住菴菴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為國為民”的“殉道者”。

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周豐一和愛人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