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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

鎖定
儒釋道,“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開創的學派,也稱“儒教”,曾長期作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存在,居於主流思想體系地位,其影響波及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等地區; “釋”是古印度(今尼泊爾境內)喬達摩·悉達多創立的佛教,悉達多又被稱為釋迦牟尼佛,故又稱釋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道教,道教是產生於中國的傳統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學説、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讖緯符籙禁咒等綜合起來的產物。 [1] 
中文名
儒釋道
外文名
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
開    始
南梁
組    成
儒教釋教道教
發    展
元明清三教合流
創始人
孔子、喬達摩·悉達多、老子

目錄

儒釋道相交成風

儒釋道三教一團和氣圖
儒釋道三教一團和氣圖(2張)
以“三教”統稱儒釋道,始於北周時期,約公元6世紀中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之勢。經過隋唐時期的三教講論與融通,三教合流北宋已經大致成型,明代以後則成社會主流思想。儒家的主要功能當然是“治世”, 它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 確立了中國傳統社會禮儀規範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 長生不老的神仙生活, 中國人素來心嚮往之。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 在消除煩惱的心性修養方面, 有着明顯的優勢。有關心性修養的豐厚思想資源, 特別是禪宗的“明心見性”、華嚴宗的“理事無礙”、天台宗的“止觀雙修”等, 成了宋代儒學發展的重要源頭。佛道兩教, 因此配合實踐儒家的倫理規範。尤其是佛教, 在民間社會還承擔了許多慈善救濟的實際功能。唐高祖李淵下詔, 稱“三教雖異, 善歸一揆”。宋孝宗寫《原道論》, 提倡“以佛修心, 以老治身, 以儒治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論》裏説:“於斯三教, 除仲尼之道祖堯舜, 率三王, 刪《詩》制典, 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 暗助王綱, 益世無窮, 唯常是吉。……三教之立, 雖持身榮儉之不同, 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 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 [2] 
士大夫從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理應是儒學的維護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無論是閣部大臣,抑或州縣小吏,無論是在職,抑或鄉居,均是佛、道的倡導者,甚至成為佛教寺院的“護法”。當時的風氣,就是士人以與釋、道二教人士相交為雅。所以,對佛教的貢獻,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子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像者,惟誦法孔子諸賢是頓,則儒之有庇釋也,不信然哉!”明人蔣德王景也説,晚明的士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此外,宋明理學大量吸收佛學思想,使得佛道兩教漸趨衰落。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 在傳入中國時佛教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 因此, 道教產生後在很多方面都借鑑吸收了佛教。比如, 在早期道經的造作過程中, 便多有模仿乃至因襲佛經之處;道教的宮觀設施、組織形式、宗教儀式等方面, 亦不乏借鑑佛教之處。又如, 受“大道無形”思想的影響, 早期道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因此稱佛教為“像教”。但是, 後世道教“設像立教”的形式與佛教卻別無二致, 其實正是受佛教影響使然。全真道提倡三教合一,以《孝經》《心經》《道德經》為核心經典。 [3]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於詞翰,與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僅見的例子,不成氣候。中期以後,以至明季,由於儒、佛、道三教合流漸成氣候,士人與僧、道相交更是不爭的事實。這種風氣主要反映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規,不在僧寺、道觀清戒受持,而是到處遊蕩,遊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師為甚。如明人言:“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剎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邊儲而三之,故十方緇流鹹輻輳於是。”二是士大夫師事沙門,大族中子弟甚至拜高僧為師。如張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師事沙門,江南為甚。”這種風氣僅僅是儒、佛、道合流的綜合反映,而其具體的表現,則為士人與僧道相交,恬不為怪,甚至引為風雅。

儒釋道三教堂

儒釋道 儒釋道
孔子、釋迦、老子並祀於一堂之類的三教堂,至遲在元代已見其例。一至明代,則蔚然成風。照例説來,孔子祀於學,佛氏祀於寺,老氏祀於觀,原本俱有定製,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卻流行將孔子、佛氏、老氏並祀於一堂。鑑於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佈禁令,“禁祀孔子於釋老宮”。然三教合流畢竟已是大勢所趨,儘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徒具虛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釋、道合為一圖,或者塑像於寺觀。釋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現了穿戴為道冠、儒履、釋袈裟之傅大士。這種行為並非只是盛行於道、佛,同樣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陳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賓州有一座三教閣,居人楊鳳雲所建,“閣有孔子、釋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釋、道三教聖人共聚一堂、一閣甚至一圖,那麼三教之間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這在民間的祠廟中反映尤為明顯。
這可以析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廟,卻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漢高祖劉邦的祠廟,其香火由僧人管理。
二是原本為道教系統的神祠,卻也有僧人住持。如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
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設於道觀中。如蘇州廣陵王祠,祀吳越中軍節度使錢元及其子文舉,即設於城內三茅觀
儒釋道 儒釋道
上述種種,固然與當時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趨勢桴鼓相應,但也與朝廷祀典、禮儀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關。明帝國以儒教立國,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國,每遇大朝會時,百官習儀卻不在國子監孔廟,而是在佛寺或道觀,先在慶壽寺、靈濟宮,後定於朝天宮。朝廷如此,地方官員也只好照章辦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條。如杭州錢塘縣,每歲造土牛,均在靈芝崇福寺迎春。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