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

蕙的靈柩停在廟中已經一年多，她的丈夫忙着續絃，根本沒想到要讓她入土為安。在覺新與覺民的“威脅”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塗的父親又將兒子枚推入火坑，枚才17歲，就有了肺病的跡象，父親周伯濤不願承認兒子有病，卻忙着給他娶了馮家的小姐為妻，兩人感情不錯，但妻子脾氣很大，枚夾在她與長輩間受氣，婚後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兒。三房的克明在女兒跑後有所悔悟。兩個弟弟卻想賣掉公館分家，兒子又不爭氣，克明在鬱悶中丟下懷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頭翠環敬佩覺新為人，三太太決定將她給覺新。高公館賣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覺新給覺慧與淑英的信中，他寫到各房的情況。四房、五房繼續着荒誕的生活，幾個堂弟依然頑劣成性。三房與他們住得很近，保持着親密關係。他自己娶了翠環並將她當做妻子看待，至於覺民與琴，也按他們的意願舉行了新式婚禮並即將出外工作。 ^[3] 

《激流三部曲》的創作過程長達十年，第一部《家》寫於1931年。第三部《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巴金一氣寫成的，這段時間每晚寫五、六個小時，邊寫邊送印刷廠付排，5月初結稿，7月即出書。

三兄弟是高老太爺的繼承人，但具有不同的性格。克明的作風比較正派，克安、克定是地主階級“坐吃山空的敗家子”典型。

高家三小姐，長房的女兒。心直口快、愛説愛笑，有着強烈的反抗意識，也有天真的一面。

高家二小姐，三房的女兒。

高覺慧是一個新人的典型。他從樸素的對勞動者的愛和對封建制度的恨出發，走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面前，最後又走向社會鬥爭。

高家的長房子孫，他是高家上上下下的希望，但是“雙重”性格使他既在幻想改變摧殘人生的舊勢力，又在舊禮教面前唯唯諾諾，對立的矛盾讓他生活得苦不堪言。

高覺新的二弟，他的性格其實是介於覺新與覺慧之間的，為人沉穩卻又嚮往新生活，與琴舉行了新式婚禮並即將出外工作。 ^[3] 

高覺民的妻子，與他舉行了新式婚禮並即將出外工作。 ^[3] 

巴金創作《秋》有明確的社會功利目的，即抨擊中國社會中強大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併力圖為青年們指出一條生存的道路。小説正是寫給以他的大哥為代表的身受封建專制之害的青年們的，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以説是中國文學“文以載道”傳統的另一表現。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秋》是一部帶有強烈抒情性的“政治批判”小説。《秋》表現了舊家庭分崩離折，“樹倒猢猻散”的結局。這主要是通過對高家第二代，第三代的道德加速腐化以及整個高家已後繼無人的描寫顯示出來的，作品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到第三代的命運上，描寫了周枚與高淑貞的悲劇以及覺英、覺羣的墮落。在這裏，着重抨擊了專制主義假手封建禮教腐蝕、摧殘青少年的罪惡。隨着第二代家長克明的死亡，整個大家庭的重擔已經找不到任何人來承擔了，因為就連長房的承重孫覺新也起來反抗，《秋》的主題可以説着重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精神支柱的崩潰。 ^{[2]  [4]} 

《秋》從季節上來看是淒涼的，它往往能給人一種悲涼的感覺，它常常代表事物的衰亡，這是詩歌散文中是經常見到的。巴金創作這部作品是為了向讀者展示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的在動盪，作品表達的正是這樣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隨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垂死的封建統治力量瘋狂地吞噬着年輕的生命，另一方面深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開始了覺醒、掙扎與鬥爭的悲壯歷程。 ^[2] 

《秋》以家庭生活題材為主，具有強烈的自傳性和題材的多樣性。這一特點體現了巴金的創作個性：偏愛並擅長表現家庭生活題材，縮影式地折射出時代的風貌。《秋》語言樸素、明朗、歐化，親切自然，本色而熱情。而悲劇性的故事通過鮮明的語言敍述出來，就表達出了真摯而強烈的感情，從而形成獨特的美學特徵。 ^[2] 

巴金在青年時代是一個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政治抱有強烈的參與意識，他的小説創作與其説是文學活動不如説是社會活動或政治活動。《秋》是巴金用來批判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一件利器，於是他選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氣的覺慧作為執行批判的代理人，偶爾敍述主體有所變換，但大多數時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來審視這個即將崩潰的家族，用他的視角對全書中的人物進行描述和品評，借他的思想獨白來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見解。 ^[2] 

1957年間，《春》《秋》和《愛情三部曲》同時被譯成俄文，《秋》出於牧德羅夫之譯筆。 ^[7] 

1954年2月17日，中國香港上映了根據小説《秋》改編的同名劇情片，該片由秦劍執導，紅線女、吳楚帆、石堅等主演。 ^[5] 

巴金（1904年—2005年），現代作家，翻譯家。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筆名巴金。1927年至1928年旅法期間，他接觸了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説《滅亡》。1928年底他回國，從事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抗戰前的作品主要有《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家》以及短篇小説集《復仇》《光明》等。抗日戰爭期間，巴金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火》《憩園》《寒夜》和《第四病室》。解放後，巴金歷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中國作協主席等職。新時期出版的《隨想錄》《探索與回憶》等，具有極高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收穫之一。巴金於1982年獲意大利但丁文學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