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紹儀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珠海唐家灣鎮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學，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5] 

光緒七年（1881年），唐紹儀被召回國，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讀書。次年，唐紹儀以德國駐天津前領事穆麟德的隨員前往朝鮮襄助海關事務。 ^[6]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漢城郵政局落成當晚，親日的開化黨舉行宴會，準備將親清朝的事大黨一網打盡 ^[1]  ，穆麟德也在場。唐紹儀聞訊後臨危不懼，立即與人攜帶武器駕着馬車趕到郵政局，護送穆麟德和被刺傷的守舊派大臣閔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隨後又請來美國傳教士為閔泳翊療傷。 ^[1]  給也在朝鮮的袁世凱留下深刻印象，並使兩人成為莫逆之交。 ^[6]  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凱將政變鎮壓，被封為駐朝大臣。而唐紹儀以候選從九品的資格擔任袁世凱公署的西文翻譯，是袁世凱身邊最重要的助手。 ^[1] 

光緒十一年（1885年），唐紹儀到天津税務衙門任職。隨後被派往朝鮮辦理税務，成為清政府駐朝鮮大臣袁世凱的書記官和得力助手。 ^[7] 

光緒十五年（1889年）底，唐紹儀被委任為駐龍山商務委員，即駐朝鮮漢城領事。 ^[1] 

光緒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凱因母親病重請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滿回任。在這期間，經袁世凱推薦，唐紹儀代理袁世凱的職務長達7個多月。在其保舉之下，唐紹儀平步青雲，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已經官居三品銜，僅次於袁世凱，成為甲午中日戰爭前清政府派往朝鮮的二號人物。 ^[1] 

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東學黨起義，出兵朝鮮。由於袁世凱駐朝十餘年一直與日本為敵，被視為一大障礙，日本欲除之而後快。袁世凱向李鴻章發電報請求將自己調回，並提出由唐紹儀代理其職。日本人得知消息後，密謀刺袁。唐紹儀聞訊立即求救於英駐朝公使朱爾典，共同策劃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凱改裝易服出走。唐紹儀護送其到漢江邊，登上朱爾典準備的英國兵艦。 ^[1]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唐紹儀被清廷派遣為駐朝鮮總領事。 ^[5]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紹儀因奔父喪返國，結束其出使朝鮮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1]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紹儀為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在任期間，辦理接收八國聯軍分佔的天津城區、收回秦皇島口岸管理權等事務，成就斐然。袁世凱上奏朝廷，稱讚唐紹儀出色的表現和能力。 ^[8]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任唐紹儀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西藏有關問題。會談期間，唐紹儀態度強硬，力主廢除英藏簽訂的《拉薩條約》，因為這個條約撇開了清政府，英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署的條約是不合法的。會上雖未能完成廢約目標，但説服了弗利夏，他承諾將把唐紹儀的講話帶給英方，唐紹儀初步勝利， ^[7]  挫敗了英國分裂西藏的陰謀。 ^[8]  同年四月四日（1906年4月27日），經過幾番激烈談判，最終唐紹儀和薩道義代表中英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廢除了《拉薩條約》，使英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屬於中國領土。 ^[7]  唐紹儀在西藏問題談判中的成就，使他晉升為外務部右侍郎。此後，唐紹儀參與主持中日、中俄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在客觀條件十分不利的情況下，他力爭避免損失過多的權益，抑制了日本在東北擴張侵略的野心，並完全拒絕了俄國企圖保留在東北利益的要求。 ^[8]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起，唐紹儀先後被委任為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税務處會辦大臣、郵傳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後，着力擴大中國在外資鐵路中的行政管理權和挽回鐵路借款方面的損失。由於他的力爭，滬寧鐵路的續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為9.55折，總管理處由原來華員2人、洋員3人組成改為只設華員總辦1人，洋員在總辦主管下分理部門職能。在廣九鐵路的談判中，唐紹儀把用人用款之權從英國人手中爭回，由兩廣總督一手經理。他主持全國税務總署的工作後，電召海關總税務司赫德及各關税務司到京城聽訓。過去壟斷海關税務司職位數十年的洋員，也只得在税務處會辦大臣的統轄下辦事了。 ^[9]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唐紹儀被聘任奉天巡撫，並負責東北地區的對外交涉。他打算引進英、美資本，修築一條貫穿東北全境的鐵路，以制約日本。之後唐紹儀又打算聯美製日，計劃依賴美國資本開發東北來遏制日本。次年，美國以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政府，唐紹儀被派為專使，赴美活動。在美期間，他鼓動美國財團到東北投資，並以考察財政為名，訪問歐洲日本等八國。但日本拉攏美國搶先簽訂日美協議，使唐紹儀的計劃落空。 ^[9]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唐紹儀從上海經日本到美國，後從美國到歐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為清政府特使秘密訪問美國，推動中德美聯盟和裁釐加税事，雖獲美國總統接見，但未取得進展。 ^[10] 

宣統二年（1910年），唐紹儀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不久即辭職。 ^[9]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黨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1條，意在監督臨時總統的個人權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議由伍廷芳為革命黨一方代表率代表團，擬與時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談和。為議和，袁世凱再次啓用唐紹儀， ^[7]  與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舉行議和談判。次日，唐紹儀作為袁世凱的和談全權代表前往漢口。出發前，袁世凱交代唐紹儀：“應避免戰爭，恢復秩序為原則，旨在避免國家分裂。至於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 ^[1]  袁世凱授意唐紹儀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條件都可以讓步。但有唐紹儀心懷“共和理想”，他的議和的指導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 ^[9]  袁世凱的幕僚寫信給《泰晤士報》記者莫里循：“唐紹儀昨天晚上在鐵路卧車四號房中剪了辮子。”作為朝廷命官的唐紹儀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裝束，抵達上海。和他形成對照，前來迎接他的伍廷芳，卻還穿着中式長袍。 ^[9] 

從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紹儀和伍廷芳共進行了五次談判，涉及停戰、政體、國民會議等重大問題。達成在湖北、陝西、安徽、江蘇、奉天等地的停戰協定。談判的核心問題實際是中國該實行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會議上明確表示：“民軍主張共和立憲”。唐紹儀此時完全沒理會袁世凱交代的方針：“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在唐紹儀看來，此時談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樣和平達到共和。 ^[1]  唐紹儀隨後繼續與伍廷芳秘密磋商關於清帝退位的優待辦法，以及孫中山的辭職和由袁世凱繼任的各項問題。

然而，孫中山的回國給談判帶來了變數，獨立各省成立了臨時政府，共舉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南方提出的如他“贊成共和，當舉為大總統”的許諾產生了懷疑，一怒之下，宣佈之前唐紹儀與伍廷芳議定的條款一律不算數。唐紹儀辭職，袁世凱批准，自己靠電報和伍廷芳談判。唐紹儀被撤去議和代表資格後，並未立即被調返北京。袁世凱揚言“直接電商”，實際仍由唐紹儀經辦。唐紹儀在和談中未盡袁世凱之意，並勸袁世凱迎遂南方之意將談判地點設於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為自己參加議和的指導思想。唐紹儀在議和過程中堅持“擁袁共和”的方針，對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由於南北雙方代表共同努力，終於達成了確定共和體制、優待清室、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協議。 ^[11]  袁世凱只是通過撤掉唐紹儀給南方以壓力，他想確保取消帝制後保證自己坐上大總統的寶座，同時又不敢推翻協議。 ^[9]  在最終得到孫中山讓位的許諾之下，南北議和最終形成的清帝退位、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的結局，實際仍是唐紹儀和伍廷芳協議中的本質內容。 ^[1] 

唐紹儀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薰陶。經過南北議和與孫中山接觸，唐紹儀的思想立場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轉變。民國元年（1912年）3月23日，唐紹儀出任內閣國務總理後，認為“孫中山的思想，袁世凱的實力”是中國統一的發展基礎。一週後，在黃興、蔡元培的介紹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 ^[7]  他由黃興、蔡元培介紹，並由孫中山監誓，加入了同盟會。當醖釀新政府總理人選時，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凱的推選及任命，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25日到南京內閣，4月遷往北京。唐紹儀出任總理之初，本抱有極大的政治抱負。他挑選宋教仁、蔡元培、陳其美等同盟會骨幹成員入閣、擔任農林、教育、工商總長，使同盟會會員在政府中佔據多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勤於公務，注重辦事效率，使政府呈現一派新氣象。 ^[7] 

但是袁世凱大權獨攬，對唐紹儀推行責任內閣制、事事都遵守約法等做法甚為不滿，在用人、財政、遵守《臨時約法》規定的總理附署權等問題上，兩人的裂痕加深。唐紹儀主張民國用人，務貴新不貴舊，拒絕袁系趙秉鈞（為內閣內務總長）私自安排北洋舊人入閣，趙秉鈞竟以辭職威脅。 ^[12]  在籌款方面，唐紹儀拒絕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提出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凱和財政總長及四國銀行團的合夥攻擊。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終導致了二人分道揚鑣。 ^[7]  6月初，直隸省議會選舉王芝祥（適加入同盟會）為直隸都督，袁世凱不予承認，並拋開總理附署權，公佈另任命令。唐紹儀見《臨時約法》已遭到破壞，徹悟袁世凱種種行為，存心欺騙民黨，遂於6月15日憤而提出辭呈。 ^[12] 

此後，唐紹儀寓居上海數年，與人集資創辦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長，但他仍密切關注着政治舞台。民國二年（1913年），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唐紹儀予以強烈的譴責，並拒絕袁世凱拉攏其復任北洋政府總理。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復闢，唐紹儀與蔡元培、汪精衞聯名致電，警告袁世凱取消帝制野心，並辭職以謝天下。護國軍興起後，唐紹儀再次致電袁世凱，勸其退位。 ^[13] 

民國五年（1916年）5月，段祺瑞組閣，以唐紹儀為外交總長。9月17日抵達北京就任，9月25日遭到督軍團的通電反對，於是於9月29日辭職。同年6月，袁世凱暴斃。黎元洪繼任總統，但皖系軍閥段祺瑞大權在握。唐紹儀頓覺中國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於孫中山能夠成為領袖，領導人民走民主的道路。 ^[9]  他力主恢復舊約法和國會，站在孫中山革命派的立場上，多次拒絕北洋軍閥的拉攏。 ^[13]  。

民國六年（1917年）8月，唐紹儀南下參加護法運動。9月17日，孫中山就任軍政府的大元帥，並任命他為財政部長，但他始終未就任。 ^[7] 

民國七年（1918年）5月，軍政府改為總裁制，唐紹儀被國會推為七總裁之一。 ^[7] 

民國八年（1919年）初，第二次南北和談，北洋軍閥政府與護法軍政府談判議和，唐紹儀擔任南方總代表。他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其主張被北方代表拒絕，同時也為把持南方軍政府的桂系軍閥所不容，因此被撤掉總代表之職。南北和談歷時年餘，終未達成協議。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運動，運動期間唐紹儀表現出很大的熱情，通電北洋政府表示支持愛國學生。他去電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他的女婿顧維鈞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9] 

民國九年（1920年）6月，唐紹儀與孫中山等在上海通電反對桂系軍閥，正式脱離軍政府，赴上海堅持鬥爭。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驅逐出廣東，唐紹儀隨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此時二人的政治主張已發生分歧，唐紹儀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難以實現，且孫中山所制定的總統制與他的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理想亦不符。次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仍以唐紹儀為財政部長。但唐紹儀拒絕出任，在政治上表現消沉，寓居上海閉門不出。

民國十六年（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唐紹儀掛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國府委員。 ^[9] 

民國十八年（1929年），唐紹儀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在就職詞中表示要用25年的時間將中山模範縣建成與世界大都市相媲美的新型城市，建大港口，擬修大鐵路，想方設法，決心將中山縣建設成“全國各縣之模範”。 ^[14] 

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16日，唐紹儀兼任中山縣縣長，集中精力實施建設模範縣的計劃。該計劃包括基本建設、發展實業、加強農漁業和鄉村建設、引進外資和發展教育諸方面，而以開闢唐家無税商港為重點。他多次邀請粵省要人和專家前往唐家灣考察，還編印《中山縣發展大綱》，散發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設法從各方面籌集獎金，一時間，此地成為“粵中最繁盛之區，收入甚鉅”。他在任上比較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並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有布衣縣長之稱。但唐紹儀遭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排擠。5月，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廣州國民政府宣佈成立，史稱“寧粵分裂”，唐紹儀參加了汪精衞等人在廣州組織的反蔣聯盟。9月，發生了“九·一八事變”。12月31日，廣州國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唐紹儀是五常委之一。 ^[7]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唐紹儀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期間唐紹儀曾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與日本人密談謀和條件。 ^[5]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0月，陳濟棠通過親信在中山唆使縣兵以索餉為名發動譁變，包圍唐紹儀的寓所，逼其去職。 ^[15]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公開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唐紹儀站在蔣介石一邊，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提議撤銷國民黨中執委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等機關，從而促使陳濟棠兵敗下台，事後，唐紹儀舉家寓居上海，未再參與政治。 ^[15]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未轉移後方，滯留上海。上海淪陷後，唐紹儀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沒有西撤，仍留居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 ^[13] 

由於唐紹儀的政治聲望引起日偽政權的注意，故被視為“以華制華”傀儡的最佳獵物。日本有了一個所謂“南唐北吳（吳佩孚）”計劃，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還組織了一個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做唐紹儀、吳佩孚的工作，計劃由唐紹儀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腦如谷正文、土肥原賢二等和漢奸陳中孚、温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當時國民黨特務已經掌握到“偽華中新組織有成立之訊，其名義為華中臨時政府，以與華北偽臨時政府相呼應，系採三權分立制，人選有總統唐紹儀、行政院長為梁鴻志、司法張耀曾或章士釗、立法院長温宗堯、交通由梁鴻志兼、外交陳籙、軍政周鳳岐、財政陳錦濤、內政陳中孚、教育陳羣併兼上海或南京市長，成立後更進一步而與華北偽組織合併。”特務乃通過各種途徑警告他們切勿為日人所利用。 ^[16]  因而廣州抗敵後援會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3月上旬去電唐紹儀，請其脱離惡勢力的包圍，刻日南歸，唐紹儀不予答覆。到了3月19日，廣州各界人士及社團在省民眾教育館二樓開會，會上由廣州市各社會團體聯銜電催唐紹儀南歸，電文説：“請公善保晚節，否則自墮名譽，遺臭萬年”，並匯去旅費2萬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費也不肯收。唐紹儀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有充分考慮；但是又以身居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而不願得罪任何一方，便採取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測，置自身於險境。 ^[17]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9月28日上午，土肥原賢二在唐紹儀女婿岑德廣的帶領下，親自赴唐宅長談，拉攏唐紹儀出山。潛伏於上海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偵知此事後，彙報給重慶方面，蔣介石指示軍統局負責人戴笠派一得力人員到上海把唐紹儀除掉。戴笠派趙理君赴滬暗殺唐紹儀。 ^[15]  9月30日，趙理君至武康路唐家借鑑賞古玩之名，潛入其家中，用利斧將其暗殺。趙理君逃跑後，唐紹儀隨即被送附近的廣慈醫院搶救，於9月30日凌晨3:50氣絕，時年七十五歲。

唐紹儀遇刺後，一些國民黨元老十分不滿沒有掌握唐紹儀失節確證，就將其殺害。消息傳出後，上海輿論一時大譁。10月5日，重慶方面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孔祥熙等名義，特地頒佈《唐紹儀褒揚令》，同時撥付治喪費5000元，並令將唐紹儀生平事蹟“宣付國史”，以平息風波。 ^[18]  國史館撰寫的《唐紹儀傳》，稱唐紹儀晚年被日本人拉攏，要其充當傀儡，“終不肯出”。 ^[2] 

唐紹儀相關照片(8張)

革命黨人和談的目的，是希望以和平方式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因此，他們和資產階級對作為唐紹儀此行抱有很大希望。黎元洪曾代表湖北軍政府致函唐紹儀：“閣下此來非為全國圖幸福、世界持和平，何至當北風凜烈之時，而尚抱恙遺徵耶？” ^[19]  然而，袁世凱召開和談的目的只是借議和誘降。如果唐紹儀秉旨行事，南北和談根本無法進行。但事實上，唐紹儀卻在短時間內即順利地達成了一系列初步協議。 ^[20] 

南北議和從宣統三年（1911年）12月18日到31日在上海舉行。先後舉行五次會議。主要討論停戰、政體、國民會議和清室優待條件等問題。其在議和過程中的政治態度明確，並在這幾個方面問題的順利解決起到重大作用。 ^[21] 

1.南北停戰

停戰是順利進行議和談判的必要前提。議和開始前，南北雙方曾約定從宣統三年（1911年）12月9日起一律停戰。首次議和時伍廷芳就提出清兵仍進攻陝西、安徽、山東等省，“似此違約，何能議和？” ^[22]  要求唐紹儀致電袁世凱內閣，命令各處一律停戰。 ^[23]  唐紹儀發電致袁內閣，請實行停戰，並促請南方代表發電致山西、陝西知會停戰。雙方還就己方是否有違約進佔之地應該退出的問題進行商。鑑於出現違反戰協定的事實，唐紹儀進而提出“停戰不如罷戰”的主張，以保證議和順利進行。他認為自己和伍廷芳都是人民”，相信和議必定成功。 ^[23]  第二次會議上，雙方的情況報告證實停戰期內，彼此均有違約進攻的情況。 ^[23]  唐紹儀聲稱已發電至內閣提出禁止違約進攻。伍廷芳表示滿意，雙方簽署了繼續停戰規條。到第三次會議，主要的內容就是討論唐紹儀提到的罷兵問題。唐紹儀進一步提出，停戰七天內，“一律罷兵，不可衝突，以後不必再有戰爭。”伍廷芳進而動議“停戰不如退兵”。 ^[22]  唐紹儀附和，並表示：“退兵須商之軍隊，問其作何退法，故宜於七日內商量退兵之法。”所謂退兵，實際上是清軍後撤。 ^[21] 

2.政體問題

會議的中心議題，即中國將實行共和立憲還是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則問題。伍廷芳明確表示民軍主張共和，希唐紹儀“願為同一行動”。他稱“今日中國人之程度，可以為共和民主矣。”並指出“清廷君主專制二百餘年，今日為什麼必須保留皇帝之位？”且清帝“佔據君位已經有二百餘年，使中國敗壞成這個樣子，現在中國必須實行民主，由百姓公開選舉大總統，重新締造國家。今日所爭的是一個國家的大事，不是一民族一省一縣的。”唐紹儀聽完伍廷芳的論述，滿有把握地對伍廷芳説：“對於共和立憲，我們等從北京來的人沒有反對的意向。”伍廷芳又問“你以為我等主義可以實行嗎？”唐紹儀肯定地回答：“我心以為。” ^[24]  在伍廷芳進一步探詢唐紹儀對政體的態度時，唐紹儀表示“我以為國人皆希望共和，必須依從大眾。”他認為“今天所以議論的不是反對共和宗旨，只是尋求和平達到的辦法而已。”他相信袁世凱也是“欲和平解決”，並自信自己是談判大臣，“當有權和平解決。” ^[24]  聲稱要電告袁世凱，“想要和平解決，不是共和政體不可。” ^[25] 

3.國民會議

舉行第三次會議時，唐紹儀轉告了袁世凱內閣關於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君主民主問題的指令，並與伍廷芳共同擬定了“會議條件”四條：“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與。” ^[24]  次日，舉行第四次會議，雙方就召開國民會議的地點問題進行討論。唐紹儀首先説：“會場在上海，蒙族、回族、藏族的代表全體反對，適合在北京。” ^[22]  伍廷芳堅決反對。唐紹儀改提漢口。伍廷芳説：“不如在上海交通便利，會場易擇，行旅皆安，萬國消息靈通，且兩全。” ^[19]  唐紹儀説明“袁世凱內閣發來電報稱不願意在上海召開”。 ^[19]  接着，雙方又先後提出威海、煙台、香港等地。均未達成協議。最後伍廷芳指出“一家之事，何必如此爭執，今日之事，將近成功，不如以上海為便也。”唐紹儀雖只表示“可以討論”，但未再發表反對意見。以上海為召開國民會議地點實際上已被雙方代表默認。這次會議規定了國民會議代表組織、代表投票資格、開會法定人數和會議召集等事宜。 ^[23] 

4.清皇室的待遇問題

會議期間，唐紹儀提出：“今者中國已變為共和政體，但無明文耳，故關於皇室之待遇，宜先宣佈，以安其心。”第三次會議議定了優待退位清帝待遇要點：“一、以外國君主之禮待之；二、退居頤和園；三、優給歲俸數目，由國會定之；四、陵寢及宗廟，聽其奉祀；五、保護其原有產。” ^[25] 

議和的前四次會議，在唐紹儀和伍廷芳的合作下，進展順利，達成幾項基本協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紹儀擁護共和的結果。但協議絕不是清政府君主派所能接受的。第四次會議後，清資政院議員20人聯名致函內閣袁世凱，提出：“國民會議選舉章程，必由內閣起草，會場必在北京。”“唐紹儀在上海並沒有和南方革命黨爭論君主和民主的利弊，而是自行贊成共和。其返回北京的電報純屬一味恫嚇，最終全部陷入到革命黨的計謀中，實際上難堪議和之大任，請將他迅速調回”與“停戰期內，防禦的各軍隊不可撤退。” ^[23]  這是要從根本上反對議和已取得的進展，矛頭直指唐紹儀，最終目的是反對民主共和。隨後，薑桂題、馮國璋、張勳等北洋將領也致電內閣，反對共和、擁護君憲。 ^[19] 

軍政府方面，宣統三年（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會議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這就使得袁世凱對孫中山一再表示總統之職虛位以待的承諾產生懷疑，加之清皇室王公反對議和的壓力，於是他在12月30日指令唐紹儀否定第四次會議商定的召開國民會議辦法，另外堅持國民會議應在北京召開，使唐紹儀處於尷尬境地。會上，唐紹儀懇請伍廷芳“須知我之為難”， ^[22]  一再表示“清政府不信我，我只可辭職。”儘管如此，這次會議還是達成了五條決定。袁世凱認為，唐紹儀在議和中公開表示衷心擁護共和，既得罪了清室，引起君主派的不滿；也使他失去向革命黨方面討價還價的政治砝碼，從而使即將取得的大總統職位有喪失的危險。因而他以唐、伍達成的“會議各約，未先與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 ^[22]  為藉口，免去了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職務。 ^[21] 

唐紹儀在辛亥南北議和的整個過程中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對其促使清帝退位、共和建立所作的貢獻，則理應予以充分肯定。唐紹儀當時並非革命黨人，有如此表現實屬難能可貴。當然，經唐紹儀努力和談取得成功，一方面達到了清帝退位、建立共和的目標，另一方面又使袁世凱的竊國陰謀得以實現。但是，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和承認共和，即舉其為民國大總統，這是南方革命黨人的既定方針，並非唐紹儀所首倡，因而不能以此責之於唐紹儀。 ^[20]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凱正式宣佈唐紹儀為內閣總理。唐紹儀就任內閣總理後，立即開始行使手中的權力，採取各種措施來維護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制度。3月25日，唐紹儀到南京組織內閣，南北雙方圍繞着陸軍總長席位相爭不下，唐紹儀力勸袁世凱把此席位給黃興，並向北軍電商，讓他們顧全大局。 ^[26]  3月30日，唐紹儀加入同盟會之後，對同盟會非常忠實，向孫中山建議用政治手段對付袁世凱。他還在陸軍總長問題上指出，若北方不接受黃興，便使黃興擔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軍事，保全實力，以待變化。並調第三軍軍長王芝祥為直隸都督，柏文蔚為山東都督。 ^[27]  當時，南北雙方爭奪控制北方各省的鬥爭也已經開始，唐紹儀支持同盟會控制北方各省，併為此與袁世凱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據《大公報》記載，“唐總理加入同盟會後，頗以擴張同盟會勢力為緊急事務，日前參議院提議主張以柏文蔚為山東都督，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唐紹儀極力爭取此案通過。” ^[28]  為了對付袁世凱，唐紹儀又建議南方派兵護送內閣入京，並於4月5日向袁世凱正式提出，袁世凱表示“萬難承認”，並以辭職相威脅。 ^[26]  後來，黃興因為軍餉不足而取消了南軍北上的計劃。但是唐紹儀幫助同盟會限制袁世凱的努力卻是不可泯滅的。 ^[29] 

在總理任內，唐紹儀力圖按照共和政體要求去實施總理職能，並以辭職來捍衞“約法”尊嚴和內閣權威。“專制殿堂的崩坍，民主共和國的肇興，民主法令的頒行和《臨時約法》的誕生，標誌着中國近代政治的發展步入了一個燦爛的改革時代。” ^[24]  剛剛成立的唐紹儀內閣正肩負着滌盪封建殘孽，鑄造民主共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重任。為此，唐紹儀和閣員們於5月13日在參議院發表政見，提出了施政方案，並得到了參議院的贊同與鼎力支持。唐紹儀施政方案的主要內容是：

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實行軍民分治，以期行政統一；早開國會，速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經濟上，振興實業，發達農業，開墾荒地，注重森林之護養及水利之興修；整頓工商，驅除工商之障礙，保護現有之工商，制定商律、工律、礦律；便利交通，多築鐵路；推廣郵電，發達電政；軍事上，振興軍備，淘汰冗軍，徵練新兵，實行軍官終身制；採用並統一新式軍械，設立製造廠及被服廠以便軍械的給養及修理；改良馬政；廣設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外交上，維護國際和平，尋求各國的承認，前清政府與各國所訂的一切條約繼續有效；財政上，節減軍費，編訂預算案，商借外債，其條件要於國家前途無損；改良鹽課；設立煙草專賣局；發行愛國公債，酌辦國民捐，整理公債；設立國家銀行，改革幣制；實行會計檢察制度；區分税目，改良税制，實行印花税，劃分國家税及地方税；司法上，改良法律、監獄，司法獨立，劃分行政與司法之權限，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培養司法人才，勵行辯護制度，採取陪審制度；教育上，普及教育，注意道德教育，養成健全之共和國民；制定教育大綱，舉辦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設立專門學校，聘請外人任教。 ^[29] 

唐紹儀內閣施政方案的最終目的，就是建設民主政治，推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改造和取代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愚昧的社會風俗， ^[24]  在各個領域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唐紹儀內閣的施政方案明確顯示了這個政府的進步性質和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實現現代化的強烈願望。這一施政方案的公佈，給長久壓抑在封建專制下的中國人帶來了民主的新空氣，從此民主共和觀念更加深入人心，成為不可逆轉的大潮流。 ^[29] 

唐紹儀早年的閲歷，使得他與舊式封建官僚相比更有膽識和氣度。在後來的對外交涉中，新型外交家唐紹儀對於強權手段應付自如。他的外交才華，早在朝鮮任事時便有所顯露。光緒七年（1881年），從美回國不久，唐紹儀被派往朝鮮幫助税務司開設海關。這時朝鮮仍系中國藩邦，但隨着日本興起，朝鮮已成為日本擴張的第一目標。因此，朝鮮成為中國外交的重點對象。清廷為了維護對朝鮮的宗主地位，派袁世凱總理朝鮮事宜。唐紹儀在幫辦税務中的表現頗受袁世凱的賞識，因此，兩度被意識流薦為代理。在代理交涉通商事宜中，亦能秉承袁世凱的一貫意志，堅決維護清政府對韓的宗主地位。 ^[30]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成了朝鮮的保護國，清韓關係非常尷尬。但清朝仍捨不得丟棄宗主國的面子，繼續阻止朝鮮“欲居自主之國”。因此，清政府以唐紹儀“在韓年久，熟悉情形”，先派為朝鮮通商各口華民總商董，以應付交涉事宜。 ^[30]  不久，改為朝鮮總領事官。唐紹儀在此困難時期，獨任其難，竭力應付，維護清廷面子，受到了讚揚，並獲“以道員遇缺即選，並加二品銜”的晉升。 ^[30] 

唐紹儀堅持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立場，力保中外相安而又不致使國家權益受損。 ^[3]  光緒三十年（1902年），經交涉，各國交還天津，在李鴻章去世之後，直隸總督由原山東巡撫袁世凱擔任。在袁世凱還未正式赴任之前，面對繁瑣的收復天津事務，他奏請朝廷委任唐紹儀接任津海關道。 ^[31]  趕赴天津後，唐紹儀首先同天津道張蓮芬交接，然後迅速展開接收的各項工作。作為全權負責交接天津之要員，唐紹儀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迅速展開了接受天津的各項談判，加上他曾留學美國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以往辦理交涉事務的不凡表現頗為洋人所敬佩，“各都統等均接見甚歡，聽任華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並準各委員至該都統署，考査各司員所辦之事。” ^[32] 

接收之前，由唐紹儀在天津先期籌商，妥為佈置：第一、派遣袁世凱精練軍隊兩千人改組為“巡警隊”進駐市區，按原本都統衙門劃分的幾大轄段分段接辦。各國佔領天津後，曾創設“天津都統衙門”管理天津日常事務，“其自天津全縣沿海各處均歸管轄。該都統署內劃分八股辦事：總文案、漢文、巡捕、河巡捕、發審、庫務、工程局、衞生局。其外復劃分四段。唐紹儀就按照都統衙門原設之天津四區進行接收。第二、“各國原設之華捕一千餘人，亦暫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另外又在靠近天津二十里範圍內，分設保甲局八處，每局派文武員各一人，酌帶馬步巡丁，稽查匪類。第三、直隸總督袁世凱於七月十二日（8月15日），自一該都統署，將所有地段及官場各產一一接收，並由各都統當面呈交各件：會議日錄、財務簿、銀款票據、各卷宗、各合同底卷。其銀款一項，除各都統支用外，計實存銀十八萬五千餘兩，均留備地方各項善後工程之需。”隨後直隸總督袁世凱與各都統簽字畫押，彼此交割。自此都統衙門撤銷，中國正式恢復在天津行使行政權。 ^[32] 

在接收天津一事初露頭角後，唐紹儀還負責收回了英國中英公司所投資的關內外鐵路。此外，唐紹儀又通過談判收回了秦皇島口岸的主權。由此不僅鞏固了清政府對天津的統治，而且使袁世凱在北洋的地位趨於穩定。唐紹儀此時事實上是北洋大臣的外交代表，承擔着國家的外交重任。天津順利交接奠定了清政府對這一職務對外交涉職能的高度重視。這也成為唐紹儀在晚清政壇起的起點。 ^[32] 

唐紹儀出任奉天巡撫期間，力圖削弱日本影響。他奏稱“近日較前益形棘手，惟有內固民智，外保邦交，設法挽回”，又“力主借外債興海軍”。 ^[33]  興海軍之議雖遭罷議，而外保邦交——聯美製日之議則得到了支持。唐紹儀尋求美國資本的合作，並進一步推出了出使美國、“聯美製日”的外交計劃，企圖通過更高層次的中美合作，以增強對抗日本的力量。 ^[34] 

美國國會於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6月23日正式通過削減庚子賠款數額的法案。袁世凱認為這是引美國勢力入東北以牽制日俄的機會，退款正好為唐紹儀擬議的聯美外交活動提供了理由，於是其予以支持。7月18日，清政府宣佈：唐紹儀加尚書銜充專使大臣為退款事前往美國致謝。 ^[35]  併兼充考察財政大臣，分赴日本及歐美諸國，將經理財政辦法詳細調查。 ^[36]  實際上，是與美國直接磋商借款開發東北等一系列事宜，並通過這種經濟手段來達到與美國接近直至建立中美聯盟的政治目的。而財政大臣的名義，使他可以由美國前往柏林以與德國聯絡，以探討德國提議中美德三國同盟的可能性。 ^{[34]  [37]} 

在唐紹儀積極參與下，其與前任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簽署了一項備忘錄。規定以一筆二千萬美元貸款以成立作為東三省地方當局的財務代理銀行，並議定銀行的任務為穩定東北的金融、在東北進行鐵路投資等，要以退還庚款來保證這一貸款。 ^[38]  為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司戴德同國務卿羅脱介紹了協約內容，但是，西奧多·羅斯福政府執行綏靖政策。羅脱無意破壞美日關係。 ^[38]  10月11日，唐紹儀到達東京與日方談判。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指出：清政府如若希望繼續和平下去，就應該與日本改善關係。 ^[39]  但唐紹儀未獲得任何協議。而此時，日本對美國的外交已取得迅速進展。11月30日，即唐紹儀抵美當天，美國公開承認維持遠東“現狀”，不便對華借款。 ^[40]  12月2日，唐紹儀受到羅斯福禮儀性接見。他介紹了清政府在東北的形勢及與日本會談的情形，並提及中國與美德結盟。對此，羅脱只對唐紹儀提出的純經濟性計劃表示了歡迎。在司戴德的介紹下，唐紹儀接觸了一些資本家，就東三省銀行計劃和收購東清鐵路問題進行了討論，但無法取得具體的成果。在司戴德的協助下，美國首次對中國對於大量貸款的需求給予了關注。總的貸款計劃的建議引起美國國務院的積極反應，因為在美國看來，這個建議完全符合《中美商約》的宗旨。羅脱又會見了唐紹儀，唐紹儀表示，中國打算取消厘金、提高關税、修改礦務章程，並擬建立金本位幣制，提出中國約需“二億至三億美元”，如果再加上從提高關税中增收的税款，便可以對完成改革有所幫助。羅脱贊同這一貸款計劃，認為這是一件有條約依據的事，符合美國所確立的在華政策。但是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動卻使談判無法進行下去。宣統元年（1909年）1月，袁世凱被免去一切職務，唐紹儀在朝廷內失去了依託。朝廷連電他立即回國，並停發使團的經費。 ^[34] 

無論唐聯美的主張還是考察財政報告，都未能付諸實現而產生積極的結果。但唐紹儀的出使基本上不算失敗。儘管羅斯福政府對司戴德所鼓吹的在滿洲反對日本的政策表示冷淡，但國務院通過鼓勵貸款談判，建立了一個對美國經濟界進入滿洲和向日本挑戰的有利環境，客觀上為實現唐紹儀目的打下基礎。 ^[41-42] 

對英國來説，佔據了西藏可東取川滇，與所置於揚子江之勢力打成一片。當時，俄國也正向東南擴張，英俄之間的矛盾決定二者不可避免要爭奪之。 ^[43]  在行動上，英國為了鞏固其在印度地位而先走一步。 ^[44] 

光緒十六年（1890年）3月，清政府以駐藏大臣升泰與印度總督蘭斯頓締結《中英藏印條約》，規定哲孟雄歸英保護；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又派參贊何長榮、税務司赫政議定哲東開關，藏人遊牧遵英國定章。 ^[45]  而藏人不肯承認， ^[46]  便有聯俄抗英之意， ^[46]  俄乘機置問藏事，駐藏大臣推諉其詞 ^[43]  。次年日俄戰發，英國命邊務大臣榮赫鵬率兵入藏。駐藏大臣有泰不敢交涉 ^[47]  。最終班禪私下訂立《拉薩條約》了事，英人完全統監西藏。 ^[47]  此舉引發國內反對，俄人抗議， ^[48]  還聲言要以新疆抵制英國。 ^[48]  清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視，一面阻止有泰簽押，一面派外務部與英交涉，英國方才同意派員會議。

中英西藏談判至關重要，清政府反覆籌商，決定命津海關道唐紹儀赴西藏全權議約。 ^[44]  中國能否保住主權、平息干涉，實有賴於唐紹儀。 ^[44]  光緒三十年（1904年）10月11日，唐紹儀接到指示：改英藏條約為英清條約；中國主權勿有損失；勿使有反對俄國之口實等。 ^[48]  次年2月，唐紹儀帶張蔭棠、梁士詒等到加爾各答與英國專使費利夏談判。英使開議之初，便促令唐紹儀在和約上籤押，本以為唐紹儀也會唯命是從，殊不料唐紹儀運用外交辭令反駁：“條約尚未議定，不可以馬上籤約”。費利夏稱“中國並無改約之意”。唐紹儀反駁：“英方既接待議約，則我方自有商議權。因西藏主權在中國，藏約有犯中國主權之語應解釋明白。”費利夏只好讓步，唐紹儀便將有礙主權的條款刪除，並加上“英國無侵佔西藏之意”。英使認為此舉無異於廢約。 ^[43]  還稱中國“只需要在總綱上聲明西藏歸中國所屬一句話，其他不需要更改，且之前兩約，藏人都不遵守，無法見得藏人甘心畫押的條約可以實行。”唐紹儀反駁：如此“只須中方照會薩使於約中加入此句，薩使照復便可，何必派使到此會議，且既以藏人簽訂之約為可行，則榮赫鵬又何必延有大臣畫押？” ^[43]  此後歷次會議，爭議焦點是“中藏”的關係問題。費利夏藉口英據藏僅為防俄，引例説中國對藏不負主國義務，只認西藏是中國的藩國，英方好以此奠定《拉薩條約》的合法地位。唐紹儀洞察其意，堅持中國為主權國，並舉達賴、班禪冊封、藏兵由駐藏大臣操練各事為證，反駁私訂條約的合法性。唐紹儀不屈不撓，再次聲明主權國立場，因此有權不承認榮赫鵬與中國藏僧私立約書。當英使再次通令簽押，聲言末稿時，唐紹儀凜然聲明英國與藏僧立約，只有一面，並非兩平等國，不能視為已得權利，所以中方不予簽訂。雙方爭持不下。 ^[43]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夏，幕後操縱者印督寇松與費利夏借事離開，指派特使傳話。寇松好大喜功，不顧中國的宗主權而與西藏直接交涉，呼請英國對藏“急起圖之”，不惜“派武裝代表入藏”。待《拉薩條約》簽訂，又謬報英廷訂約時中國駐藏大臣亦在場，彼對條約並不反對，藏人和形於色必能遵守等等。唐紹儀覺得徒勞無益，表面上以寇松奸詐狡猾為由自請遣撤回國 ^[47]  ，以避一時之鋒。 ^[43]  實際上他已經察知英印對藏態度有緩急之分。印督主張併吞西藏，而英政府認為英俄外交上已有芥蒂，急於成事會引起衝突，費利夏與陸軍統帥吉青納則主張緩和，對寇松頗有成見。 ^[49]  且英人厭惡寇松的驕悖做派，且寇松還與吉青納不和，互相傾軋。 ^[43]  因此，唐紹儀決定通過強硬態度，加深英印矛盾，打壓急進派，延增主緩氣氛，待寇松去職後，再圖與議。 ^[44] 

唐紹儀毅然停止談判出乎英方意外，歷次中方派出談判者，只有俯首乞哀的份。而此次會議長達數月，中方未曾半點屈服。 ^[44]  不久，寇松因談判無果去職。英政府也因更換內閣，對西藏轉用保守策略。而和約未經中國承認，遭藏人反對，還可能會惹動各國干涉，因此英方同意將談判移至北京，由薩道義繼續磋商。 ^[44]  在新一輪談判中，唐紹儀靈活運用措詞，完全不提“主國”、“上國”等字句，而於其他條款中間接表示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地位。 ^[50]  薩道義雖堅持英國已得到的通商權利，但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地位則不再明言反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4月27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規定英國不佔並藏境及不干涉西藏政治；拉薩約內英國享有的權利，中國也能獨享。 ^[51]  雖使中國仍有損失利益之處。但達到了挽回主權的目的，使英方明認了中國對藏擁有主權。後來英人雖多次策動操縱西藏，但仍不得不與中國會議，受制於此約。 ^[44] 

唐紹儀對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也頗有力量。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作為第三批幼童隨容閎等人留學美國，而後成為最早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之一。回國後，唐紹儀時刻不忘利用職務之便，在多方面推動中國新式教育的發展，901年，官辦山東大學堂成立，對大學堂的規劃和建設作出了一定貢獻。 ^[52]  在唐紹儀的倡導下，此後的山東大學堂培養了700多名初步懂得現代科學知識的人才，並選送了50多名留學生出國深造。 ^[52]  次年，唐紹儀經袁世凱舉薦，出任津海關道，兼北洋大學堂督辦，主持北洋大學堂全面事務，期間，他與蔡紹基一道為北洋大學堂的恢復殫精竭慮，並且注意資送畢業生出國留學的創校本意，在覆校的第一屆學生的課業中特別強調與國外高校接軌。在他的作用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覆校後第三班三十四名學生全班送出留學，以規模性的面目開創了北洋大學堂的留學教育的先河。 ^[25] 

赫德：唐紹儀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是極力反對外國人的強人。 ^[53] 

袁世凱：①兩年來中外相安，無大枝節者，臣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濟事，實唐紹儀贊佐之力居多。惟賴唐紹儀遇事襄助，在天津歷辦各事，不但情形熟悉，每多力持大體，補救于于無形之中。②如唐紹儀者，才識卓越，志趣正大，而譜練交涉，冠絕輩流，將來東方結局，應付極難，留備擘劃，實亦必不可少之才。

^[54] 

同盟會：唐紹儀以主張約法上特權之故，不惜以國務員之地位，為保障之代價。吾人聞之，當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則委曲求全，繼見事不可為，內斷於衷，決然斷絕葛藤，態度之嚴正果決，為東西之大政治家實無愧色。 ^[55] 

馮自由：少川與袁數十年友誼，竟因維護約法而一旦中斷。此種政治家純潔高尚之風度，在歐美各國庶幾有之，我國則鮮見鮮聞也。 ^[25] 

胡佛（美國總統）：唐紹儀為人正直，有才幹，對中國的未來懷有遠大的抱負。 ^[56]  （《回憶錄（TheMemoirsofHorbertHoover）》）

毛澤東：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什麼我們的部長倒不能去當縣長？那些鬧級別，升得降不得的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這個舊官僚。 ^[57]  （《毛澤東選集》1957年1月18日）

張鳴：晚清最後十幾年，唐紹儀這種有着幾乎是最早的留洋經歷的人物特別吃香，又加上袁世凱的援引，唐逐漸竄升為方面大員，成為晚清的重要人物……唐紹儀以做過總理的身份去當縣長，在民國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實際上，唐紹儀晚年一直是在家鄉做鄉紳，出任縣長，不過是鄉紳為自己家鄉做事的一種特殊形式，算不上是做官。 ^[58]  （《歷史的壞脾氣》）

焦靜宜等：有所建樹，大節未失。 ^[53] 

唐紹儀是一位熱心公益事業的人，1915年他從北京退出高層政壇時，回鄉建造了一所“共樂園”，此非私人據有，他恐日後子孫侵佔此園，還履行了贈送儀式，寫出字據，自己簽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據上簽字：“共樂園”為鄉親共有。入園門口有巨石為屏，上有集句聯：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百年樹木十年樹人。 ^[17] 

唐紹儀和唐僧一般生得十分端正，據説身高在1.80米。“三藏”不吃素，而是雜食、通吃。作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他熟悉美國式的政治“西餐”，民主、文明不離口。因此民國時人多在日記、書信中用隱語“三藏”稱謂唐紹儀。 ^[6] 

光緒三十年（1904年），唐紹儀任郵傳部左侍郎及會辦税務大臣後，不免驕奢淫逸。他喜歡講排場，愛交遊，吃穿用度盡顯西洋式的奢華，傳説他雪茄都是論根拿黃金換，每頓飯必殺雙雞雙鴨，取它們的肉汁來烹調食物，而把骨肉拋棄。 ^[1]  有報紙報道他“日食非百金不樂，一切舉動，皆摹仿西洋豪華，非中國諸王大臣所可及。”時人也記載説唐紹儀“廣交遊，善揮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猶雲無可下箸。” ^[6] 

唐紹儀在個人操守上並不十分嚴謹。《申報》曾報道説，唐紹儀在擔任郵傳部侍郎時，嫌工資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請求袁世凱幫忙，把他調回廣東去督辦粵漢鐵路，但被中央拒絕。《申報》評價其“實不外拜金主義也”。根據翰林院侍讀馬吉樟的彈劾，唐紹儀在擔任侍郎時，“所用垂參，皆其同鄉親戚，以賄而行，諮調司員，亦多以賄成者”。根據《民立報》報道，唐紹儀出任尚書後，“唯對於部中司員異常刻薄，聞近日又有裁員減薪之舉，郵部之司員無不怨形於色。夫減之誠是，然唐自待亦太過也。”日本人佐藤鐵治郎的記載説“唐本驕奢淫佚，無利不為”。因此《民立報》説，“唐之為人，京官排擠者甚多。” ^[6] 

因羨“不辭長作嶺南人”的瀟灑，唐紹儀在共樂園內手植了三百餘株荔枝樹，每當盛夏季節，唐紹儀便在田園別墅前的葡萄架下，招待賓客在石台石凳上即摘即食。園內不少稀有樹種還是當年唐紹儀出任東南亞國家使節從異國引進的。園內有法國桃花心木、皇后玫瑰；菲律賓的洋葡萄、番石榴；泰國的番荔枝；馬來西亞的洋紫荊，素心蘭和人蔘果等。還有梅蘭芳親手栽種的檸檬桉樹，有民國九年（1920年）栽種的羅漢松；還有一棵日本樹種黑松，是孫中山得知唐紹儀建共樂園時特意贈種的。 ^[59]  園中有一株濃蔭如蓋的大榕樹，生長在一座2米高的“標誌塔”上，被稱為“盤石孤榕”。 ^[60] 

十九世紀末期，任津海關監督的唐紹儀協助邑人唐景星在唐山開礦，並聘請美國人胡佛為技師。二人常在唐山和天津會晤，過從甚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炮轟美使館，唐紹儀的女兒被炮火灼傷，胡佛衝進火堆，將她救出，唐紹儀感激莫名，此後兩人交誼誠篤。胡佛參加美國第31屆總統競選時，被指控在中國華比銀行有貪污行為。美當局通過外交部照會中國政府調查此事，唐紹儀應求作證，為胡佛辯解，並電覆美國。共和黨即將電文刊出，示胡佛無罪，終使胡佛當任總統。 ^[61] 

民國二十八年1929年，唐紹儀回到故鄉，就任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主席。在就職詞中，他表示要用25年的時間，“將中山縣建設成為全國各縣的模範”。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唐紹儀自告奮勇地競選成了中山縣長。他十分注意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門陋習，並微服察訪，及時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桑梓百姓送他“布衣縣長”的雅號。 ^[7]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幾次公開用唐紹儀“當了總理再當縣長”的例子，來教育幹部能上能下。 ^[56] 

至今中山還流傳着他的逸事，説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後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於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7]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戴笠派趙理君赴滬暗殺唐紹儀。 ^[15]  趙理君從各方面探詢唐紹儀的情況，從唐紹儀的親友來往之中，得悉唐紹儀喜愛古玩，經常驅車往古玩店購置古瓷器，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個古瓷瓶，該店老闆索價10萬元，趙理君得知後，即出重價將此瓶購置到手，攜帶此瓶親自送到唐公館，由門口警衞人員轉報，唐紹儀在會客室接見趙理君。其又詳述這個古瓶的特點，並稱還有一個古瓷瓶比這個瓶還要好，若要看的話，請指定時間。唐紹儀很高興地告知趙理君在某日下午送來。趙理君返回後，即召集親信人員，商討如何既可以完成刺死任務，又可以安全逸去。研究結果，決定特製一柄短斧，由趙理君親自動手，並準備小坐車在唐紹儀住宅周圍警戒。準備妥當後，趙理君即按照唐紹儀指定的時間攜帶兩個古瓷瓶到唐紹儀公館，又在會客室與唐見面。 ^[62]  唐紹儀看到古董花瓶後很高興，戴上老花眼鏡，把瓷瓶拿在手中詳細鑑別。觀察再三，愛不釋手。趙理君認為時機已至，即靠近唐紹儀身旁，偽裝與一同鑑別瓷瓶，即刻用右手抽出利斧，照準唐紹儀後頸猛力砍去，唐紹儀立時斃命。趙理君即將兩個瓷瓶收拾好，離開會客室，又從容告知會客室門外保鏢説：“老太爺在會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幾個更好的古瓶請主席挑選，請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馬上即來。”趙即很快走出，與在唐宅外邊守候人員乘車逃逸。 ^[62]  唐紹儀不久就氣絕身亡。

父親：唐巨川，上海茶葉出口商人。 ^[1] 

母親：梁氏。 ^[1] 

族叔：唐廷樞，怡和洋行買辦，後來在李鴻章麾下辦理洋務，經營和創辦了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企業。 ^[1] 

唐紹儀先後娶妻妾4人、生育了6子13女。

參考資料來源 ^[63] 

唐紹儀被刺後，有關他是否“投日”一事，幾十年來一直是眾説紛紜。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曉輝稱：20世紀80年代，有一批學者集中研究了唐紹儀的歷史，當時他也參與其中，還寫了一本有關唐紹儀的傳記。“根據搜查到的檔案文獻，並沒有找到唐紹儀‘投日’的證據，而且他那時已76歲了，在家裏深居簡出，醉心於古玩品，幾乎不問政事。但唐紹儀跟日本人有接觸是可以肯定的，面對各界人士的勸説，他堅持留在上海不肯離去，對外界的質疑又不置可否，這些行為終令國民黨當局生疑，招致殺身之禍。” ^[62] 

1989年，在珠海舉辦的“唐紹儀學術研討會”經過大量的研究，給出以下幾個證據證明説唐晚節不終，充當了漢奸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肯定他保持了晚節：第一，唐紹儀自始至終拒絕了日方的拉攏勸降，因而沒有充當漢奸的事實。從日本方面看，認定“唐氏在中國有數十年之聲望經驗，又有國際地位，一旦出山，必可影響國際，獲得民眾之擁護”而極盡拉攏之能事，先是推出“南唐北吳”政策，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繼則在華中成立偽維新政府，要唐出山，最後則特務頭子土肥原親自出馬與唐密談。在唐紹儀方面，他雖然有泛亞主義傾向而與日本方面有共同之處，也有與日人交往的事實，但重要的是他始終未與日方合作，在偽維新政府成立之前，就對日本要建立一個純粹的傀儡政權有所替惕，拒絕出山，到後來還謝絕與日方一切來往，所謂唐與土肥原簽訂《和平救國宣言》並未公開發表過，也沒有人能提供其中內容和原件。總之，唐紹儀未與日方達成過公開的協議。第二，軍統特務雖以鋤奸為名殺唐紹儀，但連他們自己也拿不出唐紹儀充當漢奸的證據，所以，他們在殺唐紹儀後，只好建議“院座於唐逝世後，如能專電慰問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懷柔反側安慰唐氏家屬之至意”。第三，國民黨政府從未説過唐紹儀是漢奸，反卻在唐紹儀被刺後，蔣介石、孔祥熙等軍政要人相繼電唁唐氏遺族，撫慰有加，政府還明令褒揚唐紹儀，“撥給治喪費五千元，將其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用彰政府篤念勳眷之至意。”與會人員還研究了唐紹儀被錯殺的原因：從客觀上看，是時局發展變化的結果。因為日本方面早就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拉攏唐紹儀另立“新的中央政府”，隨着武漢失守，國民政府退避西南，日方進一步加緊對唐紹儀的工作，擬採取綁架溥儀的故伎施於唐紹儀的強硬手段迫他就範。而唐系人物打着唐紹儀的旗號八方活動，炮製親日擁唐倒蔣的方案。軍統特務的情報則稱：唐已和日方約定在日方攻佔武漢後出山建立政府。各種信息彙總到國民黨政府那裏則得出這樣的結論：唐紹儀將“取蔣而代之。”這對素與唐紹儀有隙的蔣介石來説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為了消除隱患而終於下令誅唐。從主觀方面看，則與唐紹儀自身有關。首先，唐系人物及親屬打着他的旗號從事漢奸活動，他不予以制止多其次，國民黨政府出資要其赴港，他以“年高多疾”為由在上海徘徊不去，動機令人懷疑。第三，面對時人的非難，要求他“發表光明正大的宣言力闢漢奸謠言”，他卻自稱一生中“對於外間任何謠傳，向不聲辯，而事實為之表現”而始終未公開表明態度和政見，使國人動搖了對其的信任，亦授當局把柄。正是主客觀的原因促成了這一悲劇的發生。 ^[64] 

後來的台灣地區雜誌所載軍統北平站站長的回憶錄中説：“因唐已定意做漢奸，故予處決。”而留在大陸的軍統骨幹沈醉認為，刺唐是軍統奉命行事，實屬“誤殺”。對於唐紹儀之死應該説是“晚節未失，慘遭錯殺”。 ^[17] 

流傳比較廣的説法認為唐紹儀系被趙理君謀殺。 ^[6] 

唐紹儀遇刺還有一種説法：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方面試圖實現“南唐北吳”的目的，即把北方的吳佩孚和南方的唐紹儀拉進漢奸政府，日本方面多次暗中與唐紹儀接觸，關係顯得曖昧。儘管不知談到何種程度，但早已引起重慶方面的嚴重不安，加上唐紹儀曾與汪精衞反對過蔣介石搞獨裁，戴笠派手下的謝志磐帶着偽裝成古董商的中統特務來到武康路唐紹儀府上，假裝與唐品評古玩，討價還價，伺機拿出藏在宋代瓷瓶中的小鋼斧，朝唐紹儀的後腦猛砍數下，唐紹儀頓時血肉模糊倒在地上，送往醫院不久便含恨去世。 ^[15] 

唐紹儀故居(5張)

唐紹儀故居位於唐家古鎮山房路99號。由並連成一整樓的前後兩座組成，後座為唐紹儀祖父於清朝所建，前座為唐紹儀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所擴建。唐紹儀在此出生和生活過。唐紹儀故居是兩間兩層並連成一座的樓房，闊12.3米，深11.6米，右間建於清代，為唐紹儀祖父所建，左間擴建於1929年，為唐紹儀本人所建。1980年被公佈為珠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唐紹儀及其故居(11張)

唐紹儀自少年赴美留學歸來後，曾於宣統二年（1910年）、民國三年（1914年）、民國十年（1921年）、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929—1934年）4次回故鄉居住過，並修建“小玲瓏山館”“私家園林”和“望慈山房”別墅。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任中山縣長期間，將“小玲瓏山館”改為“共樂園”公開贈給唐家鄉。“望慈山房”別墅曾是唐紹儀任中山縣縣長時的辦公室，1989年3月3日，唐紹儀的遺孀吳維翹率子唐楗、女唐寶瑢和唐寶珊回故鄉時，將“望慈山房”捐獻給唐家鎮人民政府作老人活動中心。1987年和1994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分別將唐家共樂園和唐紹儀故居（包括“望慈山房”）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出資修繕。

參考資料 ^[59-60] 

1986年12月21—24日，暨南大學歷史系與珠海市政協聯合主辦的唐紹儀史料研討會在珠海市香洲望海樓舉行。珠海市政協何海主席、李長青副主席與暨大副校長李炳熙教授，暨大歷史系主任唐森教授主持會議。 ^[65]  應邀到會的有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沈醉，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及南京、復旦、華中師範等大學，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學者、專家、教授與編輯人員。會上給予了唐紹儀客觀公正的評價，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 ^[62] 

1989年4月13—15日，廣東省珠海市政協、廣東省歷史學會、暨南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唐紹儀學術研討會於在廣東省珠海市舉行，70餘名與會學者討論了唐紹儀的革命活動評價與晚節問題。 ^[3] 

（參考資料） ^[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