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政潮

丁未政潮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因此必須弄清當時清廷權力結構的演化。自庚子事變以後，墨守儒學的頑固派已退出政治舞台，而袁世凱繼承了洋務派的主要遺產，崛起為具有強大實力的北洋集團。該集團發軔於袁世凱小站練兵，庚子之後以秉政的慶親王奕劻為奧援，通過發展北洋新軍、開辦各項新政事業以及對外交涉，成為光緒後期中國最為活躍且最具實力的政治勢力。其次是“老臣”勢力，其中較有活動能量的有大學士孫家鼐、湖廣總督張之洞、軍機大臣鹿傳霖等。他們對袁世凱等北洋“新進”處於一種嫉羨鄙夷摻半、仇視敷衍混雜的心態，因久混跡於官場，圓滑剔透，多屬“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流，缺乏與對手公開接仗的勇氣，主要在幕後搞些手腳。第三是“親貴”勢力，由滿洲少壯貴族組成，也是於庚子事變之後登上政壇，以醇親王載灃、鎮國公載澤、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鐵良、肅親王善耆、宗室良弼等為首。他們主要從滿洲貴族強烈的民族偏見和愛新覺羅皇族的狹隘心理出發，與袁世凱的北洋集團相抗。他們地位特殊，聲勢顯赫，但由於本身帶有濃厚的種族色彩，因此難孚眾望，社會基礎狹窄；再加上成員大多年輕氣盛，手段、歷練、經驗均不足，在內爭中每每處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境地。最後是“清流”勢力，其代表是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驟登政地，鋭於任事” ^[1]  ，是袁世凱的後台——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的主要敵手；再一個是兩廣總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備受慈禧太后寵信，是地方督撫中少有的能和直隸總督袁世凱對壘的人物，時有“南岑北袁”之稱。此外，部分地方官員如廣西巡撫林紹年、廣東學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參與其間。清流勢力因居官廉潔，頗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們的支持，成為抗衡袁世凱北洋集團的主力。

慈禧太后在重用慶親王、袁世凱的同時，利用其他三股勢力對其加以牽制，採取“異論相攪”的手段，以保持她的最高統治地位。各派關係也非不共戴天，在對立的同時又不乏勾結，這在除了清流勢力以外的三派之間尤為明顯。而在野的以張謇、鄭孝胥為首的國內立憲派和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海外立憲派，甚至矢志反清的革命黨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入清廷統治集團的內鬥，這在後來的丁未政潮中有充分體現。

庚子以降，北洋、清流兩大派別便互相攻訐，漸成水火。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奕劻、袁世凱借西征軍費報銷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蔣式惺揭露奕劻存鉅款於匯豐銀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發粵海關道周榮曜貪污並賄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張元奇彈劾奕劻次子載搏挾妓宴飲於市案（1905年），瞿鴻禨借印花税攻擊袁世凱案（1905年），等等。 ^[2] 

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內外壓力下宣佈預備立憲，自此開啓了君主專制政體向君主立憲政體的轉化。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權力再分配的因素，它為各種政治勢力的發展壯大均提供了機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無不力圖把握和運用這一機會。北洋派與清流派都想扮演倡導立憲的主角，博取時望，排斥對手。要執立憲運動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憲組織。仿行憲政詔書剛一頒發，時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即插足於上海這個近代中國立憲力量最活躍的地區，鼓動成立了國內第一個立憲社團——預備立憲公會，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鄭孝胥出任會長，岑春煊為不言自明的後台老闆。在立憲團體的籌組活動上，清流派拔得頭籌。袁世凱也不甘示弱，親自出馬，向立憲派的一些頭面人物頻送秋波，屢屢宣稱“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企圖收攬人心，挖清流派的牆角。 ^[2] 

1906年9月6日，清廷頒佈改革官制上諭，以此作為籌備憲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關係到官僚們的切身利益，有關各派均緊急動員起來。其中，北洋集團野心最大，他們不加掩飾地想統攬中樞，提出了以責任內閣取代軍機處的方案，並內定奕劻當未來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當副總理。清流派表面悄然，實際私下活動相當頻繁。其時，清廷諭令幾省督撫派員入京參議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機派親信同鄉于式枚進京，向瞿鴻禨遞交了岑處的密電號碼本，瞿、岑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方便。 ^[3]  11月6日，清廷公佈中央官制，北洋集團的責任內閣方案被瞿鴻禨等人説動慈禧太后全盤推翻，軍機處保留未動，吏部尚書鹿傳霖、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徐世昌、學部尚書榮慶均出樞垣，原軍機僅留奕劻、瞿鴻禨，後又續添大學士世續、廣西巡撫林紹年。官制改革還使袁世凱被迫辭去八項兼差，交出北洋四鎮軍權，北洋集團實力大幅削弱。在這種背景下，北洋和清流兩派的終極對決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晚清，粵海關是一項肥差，也是慶親王奕劻錢袋的重要來源。但岑春煊在兩廣總督任上剷除了粵海關周榮曜，無異於切斷奕劻的財源，令奕劻十分惱火。正好這時中英兩國為雲南片馬劃界問題爭執不休，慶、袁一派向慈禧太后進言説岑春煊之父岑毓英久任滇督，遺愛邊地，故片馬問題非岑春煊鎮撫解決不可。慈禧採納其建議，於1906年9月11日調任岑春煊為雲貴總督，而兩廣總督則落入袁世凱親家周馥手中。10月19日，奕劻長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軍機大臣徐世昌赴東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集團已把東北作為他們的下一個奪取目標。 ^[2] 

岑春煊料到這是北洋集團排擠他的手段，故不去昆明就職，卻跑到信息交通靈便的上海。“始而詐病，繼請出洋，終則要索清廷，讓借洋款” ^[4]  ，意在坐觀形勢，伺機而動。清廷無奈，1907年3月3日，改調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並指令他毋庸進京請訓。岑春煊根本不吃這套，他繼續在上海觀察政局，而後與瞿鴻禨秘密約定，在西上四川赴任時改道入京，以展開扳倒慶、袁的運動。

3月30日，郵傳部尚書張百熙病故，留下一個肥缺，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東三省官制發表，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巡撫為唐紹儀，署吉林巡撫為朱家寶，署黑龍江巡撫為段芝貴，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攬權，肆無忌憚，任命一宣佈，就引起朝野強烈反響，清流派攻擊北洋派的時機趨於成熟。

這時，岑春煊以赴川就任為名，自上海乘船到武漢，旋具折電請“順道”覲見，因料到該折必被慶、袁等人駁回，所以不等朝廷回電，便坐火車沿京漢鐵路北上，途中瞿鴻禨的同鄉御史趙啓霖專程趕到保定車站迎候，並陪同進京。 ^[5]  5月1日夜，岑春煊到達北京，次日凌晨詣闕面聖，正式拉開了“丁未政潮”的大幕。

岑春煊曾在慈禧庚子落難之時趕來“勤王”，令慈禧感恩戴德，因此他對慈禧的話頗有分量。1907年5月2、3、4、5日，岑春煊連續被慈禧太后召見四次，召對過程被詳細記載在他的回憶錄《樂齋漫筆》中。岑春煊痛陳時局之非，大小官員假借新政名義，貪污腐敗，剝削小民，導致人心離散，幾近亡國，他和慈禧均為之流淚。接着又點名彈劾慶親王奕劻，並舉出周榮曜之事作為例證，慈禧只説：“奕劻太老實，上了人的當了。”但仍嘉獎岑春煊的忠誠，也動搖了她對奕劻的信任。最後岑春煊提出要留在京城，做慈禧的“看家惡犬”。 ^[6]  慈禧首肯，次日（5月3日）授其郵傳部尚書之職，使岑春煊得以在北京立足。當天岑春煊又面奏慈禧，稱郵傳部侍郎朱寶奎鑽營得滬寧鐵路，勾結外人吞沒鉅款，賄賂樞府，乃得此職，他“實羞與為伍”。 ^[6]  慈禧採納了岑春煊之言，罷黜朱寶奎。朱寶奎是袁世凱的親信，岑春煊一到京城就使出狠招，把表面平靜的朝局攪得沸沸揚揚。孫寶瑄在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情形：“猶賴岑帥之突至，以霹靂手段為政府當頭棒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恐，過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7] 

除了岑春煊利用他所受的恩寵來影響慈禧以外，清流派還組織了另一條戰線，即由瞿鴻禨指使御史趙炳麟、江春霖、趙啓霖（人稱“三霖公司”）為首，運動言官上疏言事，並發動報刊輿論助陣。他們抓住了慶、袁的另一把柄——“楊翠喜案”。1907年5月7日，趙啓霖上折指控袁世凱親信段芝貴以12000金於天津買歌妓楊翠喜獻給奕劻之子載振，又從天津商會王竹林措十萬金作為奕劻的壽禮，因此而由一介道員躍升巡撫。慈禧得悉後勃然大怒，當即下令撤去段芝貴的署黑龍江巡撫之職，並命醇親王載灃與大學士孫家鼐確查此案。

至此，清流派處於攻局，北洋派處於守局，似乎大有變天之勢。慶親王奕劻被岑春煊彈劾，“情形甚險” ^[8]  ，慈禧甚至醖釀了開缺奕劻的計劃；京津坊間又紛紛傳言，將以岑春煊代袁世凱為直隸總督。慶、袁開始使勁渾身解數，對瞿、岑展開反擊。

“楊翠喜案”被清流派御史揭露以後，載振急忙密潛天津，與袁世凱籌商對策，袁世凱當即派部下將楊翠喜接到天津，又讓他人冒領楊翠喜，並操縱《大公報》和《順天時報》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楊翠喜案”的文章。 等到載灃、孫家鼐派員到天津查訪時，一切都已安排停當。楊翠喜變成天津鹽商王益孫買的使女，而且立有“字據”為證，商會總理王竹林也宣稱，自己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借給段芝貴去送禮。一樁言之鑿鑿的公案居然查無實據。 ^[2] 

負責查證此案的載灃少不更事，查究之責主要取決於孫家鼐。孫家鼐為老臣勢力的重要人物，雖不滿於北洋，但對清流派也不感興趣，他主要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這件事。劉體仁的《異辭錄》對他當時的心態有切近地描寫：孫家鼐深知“博輿論之歡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顧慮到：一奕劻是親王，即使開缺，如仍留京，遇年節吉日，仍蒙召見，很有可能“捲土重來”。二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凱也未必能一塊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三“吾一言一動影響皇上甚巨大”，孫家鼐原為帝黨重臣，戊戌時曾受牽連，庚子後方得化解，一慮及此，“戰戰兢兢之不暇，豈敢稍涉疏忽”。 ^[5]  在這種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載灃、孫家鼐以趙啓霖所奏之事“毫無根據”覆奏，慈禧隨即以“任意誣衊”罪將趙啓霖革職。 ^[9]  如此一來，清流派以“楊翠喜案”為突破口扳倒慶、袁的計劃流產。但奕劻父子究竟作賊心虛，只得棄卒保車，5月17日，載振奏請開去農工商部尚書及一切差使，馬上得到批准。

言官本有“風聞言事”的特權，但趙啓霖竟然因彈劾權貴而落職。一時輿論譁然，台諫方面的反應最為強烈。由瞿鴻禨的門生汪康年主辦的《京報》特刊佈消息：“言官大會於嵩山草堂，謀聯銜入告趙御史聲援。”5月19日，御史趙炳麟上疏稱，言官不宜獲罪，言路不宜阻遏，並以掛冠辭職相抗議。 ^[10]  御史惲毓鼎也擬“言官不當反坐”折，反對將趙啓霖革職。 ^[11]  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詳細分析了載灃、孫家鼐覆奏中的種種疑竇，要求朝廷將該案推倒重查。

但這些攻擊不過是強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已經恢復穩定。在政潮翻動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大學士孫家鼐、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察哈爾都統誠勳等人説情外 ^[8]  ，很關鍵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大學士軍機大臣世續，他與慶、袁的關係本來密切，又擔心瞿、岑見用，“徒苦老慶（奕劻），於滿人無利”，所以在“楊翠喜案”發後的一天“獨對”時，指出奕劻與岑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為之解”。另一個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面前的紅人，“朝夕為其父兄泣陳冤屈”。 ^[5]  當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實力遠遠超過清流派，慈禧也沒有最後下定決心擯棄北洋。

清流派的攻勢被瓦解以後，慶、袁開始全面反攻。第一步是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準其隨時入見，他亦不推辭，屢屢求見或上奏疏，放言無忌，使朝野頻生波瀾，慈禧因而漸有“倦勤之意”。 ^[12]  慶、袁趁機施展謀略，讓兩廣總督周馥、閩浙總督松壽接踵電奏饒平、黃岡、欽廉等地匪患難平。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獨對”，極力誇大兩廣軍情，聲稱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讓岑春煊重任兩廣總督，得到慈禧同意。 ^[8]  隨即岑春煊出任粵督的上諭明發，任郵傳部尚書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擠出京。岑春煊又驚又氣，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則當時何必移我滇與蜀？” ^[13]  隨即上折，託病不願赴任。清廷再諭其赴任。岑春煊想面聖挽回，亦被慈禧三言兩語匆匆打發，岑春煊自知不能在京城容身，又不願忍氣赴粵，只有重施故技，以養病為名重蹈滬上，伺機而動。

第二步是倒瞿。清流派兩員主帥去其一，實力大減，北洋派再接再厲，又把矛頭對準瞿鴻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傾向於清流派的御史惲毓鼎，為京津鐵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凱面商，其間受袁拉攏，並接受賄賂18000金，甘當其走狗。 ^[14]  6月16日，惲毓鼎呈遞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前已擬好的彈劾瞿鴻禨的奏摺，次日，瞿鴻禨被開缺。惲毓鼎給瞿鴻禨安上了四條罪狀：一暗通報館，二授意言官，三陰結外援，四分佈黨羽。 ^[14-15]  原來瞿鴻禨得知慈禧有意罷免慶親王的消息後，説給夫人聽，瞿夫人將此情報説給閨蜜汪康年的夫人聽，汪夫人又説給丈夫聽，汪康年把這個消息透露給正在為《泰晤士報》採集新聞的曾廣銓，遂廣告中外，引起不小的轟動，英國公使夫人甚至就此事問及慈禧。 ^[16]  堂堂軍機大臣，不經查證便迅速罷斥，引起人們的紛紛猜疑。清流派的另一重要人物軍機大臣林紹年在旨下後，公開抗辯“如此何足以服人？”，隨班進值時又力請派查，慈禧推諉不過，只好讓孫家鼐、鐵良調查此事，但又聲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孫家鼐請發惲毓鼎原折，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 ^[17]  孫、鐵當然不會自討沒趣，瞿案不了了之。

最後一步是陷岑。清流派失勢，但岑春煊尚掛有兩廣總督之職，況且他不甘寂寞，臨出京前又連上十數通奏摺，遍議朝政。為徹底消弭後患，北洋集團決定置岑春煊於萬劫不復之地。6月1日，北洋一黨羽偵知岑春煊將赴上海，便向偏袒北洋派的兩江總督端方發出密電：“西林岑春煊假滿即出京，無他意，亦不容其旁規”。 ^[18]  7月8日，御史陳慶桂參奏岑春煊“屢調不赴，驕蹇不法，為二百餘年來罕見”。附片中列舉岑春煊“貪、暴、驕、欺”四大罪，還有多處牽連到盛宣懷（當時是袁世凱的政敵），説岑、盛倚仗權勢合資經營企業。 ^[19]  折中還提到岑春煊與“逆黨”康有為、梁啓超、麥孟華等有關係，並且多次“禮招”麥孟華“贊幕府”。 ^[20]  但折上後，慈禧只是將詞連盛宣懷的兩條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懷時在上海），而把彈劾岑春煊的內容留中。北洋見不能撼動慈禧對岑春煊的信任，於是採取更有力的殺手鐧，即策劃了“偽造相片事件”。兩江總督端方通過袁世凱親信上海道蔡乃煌合成了一張岑春煊與康有為、梁啓超、麥孟華等人在《時報》館前的合影，交給慶、袁，由奕劻在“獨對”時面呈慈禧，慈禧看後震怒，當即罷免岑春煊的官職。 ^[21] 

然而，學者郭衞東根據惲毓鼎留下的《澄齋日記》認為，導致岑春煊被罷官的原因並非“偽造相片事件”，而是1907年8月10日惲毓鼎所呈遞的奏摺，彈劾岑春煊滯留上海，內結康梁，外“借日本以傾朝局” ^[22]  ，並以最近日本利用韓國“丁未七賊”逼迫大韓帝國高宗李熙退位為警戒，這戳中了當年慈禧被外國逼迫歸政光緒帝的痛處，才導致她失去了對岑春煊的信任，於8月12日傳旨開缺岑春煊。而惲毓鼎的這封奏摺，也很有可能是北洋派嗾使的。開缺的諭旨只是提“岑春煊著開缺安心調理”，沒有像通常的免職諭令那樣敍其根由，可見慈禧對岑春煊也只是懷疑而已，不足以公開示人。 ^[2]  學者孔祥吉也認為：“清檔與惲氏日記均明確指出，是惲毓鼎的奏章，劾倒了岑春煊，絲毫沒有提到梁啓超或康有為與岑春煊合影的假照片一事。倘若袁、端真有假照片進呈，按理説，惲氏不會獨貪此功。徐一士所述，端方進岑春煊與梁啓超合影劾倒岑春煊的掌故，在清檔中無法證實，顯然是坊間流傳的野史，實在不足為憑。” ^[14]  瞿、岑已被徹底擊垮，隨後清流派人物林紹年被排擠、《京報》被查封，丁未政潮也落下帷幕。

表面看來，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勝利者，但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清流派失勢，北洋派亦未得勢，結局是兩敗俱傷。丁未政潮後，慈禧對北洋的疑慮非但沒有打消，反而加深，她開始扶植親貴和老臣勢力來與北洋對抗。

開缺瞿鴻禨時，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併開去，6月18、19日兩天，慈禧召孫家鼐、世續、鹿傳霖等人密議奕劻的進退問題，孫家鼐等提出，驟去奕劻“無人接手，於事無益”。 ^[23]  6月19日，慈禧命醇親王載灃入軍機處學習行走，意圖扶植載灃來抗衡乃至取代奕劻。見此情勢，奕劻只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進行試探要挾。慈禧考慮到載灃初入軍機，年輕缺乏經驗，一下子還不能承擔軍機處的全盤工作，瞿鴻禨已去，如奕劻再引退，中樞機構可能出現混亂乃至癱瘓的局面，於是降旨加以慰留。除載灃外，慈禧還重用世續、載澤、善耆等親貴。1907年6月，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分別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書。親貴勢力開始代替清流勢力，作為慈禧牽制北洋集團的工具。

丁未政潮後，北洋想趁機把楊士琦塞進軍機處，奕劻為此特向慈禧推薦。而慈禧想援引孫家鼐入樞，孫家鼐卻自感“老病不勝重任”。不過，孫家鼐直言不諱地告訴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實巧詐，與臣同鄉，臣知之最稔。蓋古所謂‘飢則依人，飽則遠颺’者也” ^[24]  ，又推薦了老臣勢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傳霖，而後湖廣總督張之洞也與袁世凱同時躋身中樞。軍機處形成新的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凱兩人；反北洋一翼，有載灃、張之洞、鹿傳霖三人，世續為中間派。這為宣統以後袁世凱倒台、親貴上台的局面埋下伏筆。

丁未政潮表面上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但還潛伏着在野勢力的暗潮，國內立憲派、海外立憲派乃至革命黨都在不同程度上捲入了丁未政潮之中，這些逸事需要從史料中一一鈎稽。從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與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國內立憲派的頭面人物多有接觸。岑春煊與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的關係最是密切，他獲任四川總督後，曾特聘麥孟華一同入川；中途岑春煊打算舟次武漢轉道入京的秘密計劃，麥孟華也知道，並擬借岑春煊的影響入京活動，岑春煊亦表示願“出力相助”。但因為事機不密，消息走漏，麥的隨行計劃被迫放棄。 ^[2] 

丁未政潮中，國內立憲派傾向於清流派，清流派也把立憲派當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鴻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議解除戊戌黨禁，與汪康年過從甚密，汪康年是康梁舊友，與江浙立憲黨人的關係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達北京後，多次向兩宮舉薦鄭孝胥、張謇等人。清流派與立憲派的關係給了北洋派一些口實，影響了清流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正如袁世凱致端方密函中所言：“舉武進（盛宣懷）、鄭（孝胥）、張（謇），上（指慈禧）均不以為然，人得藉口謂其推翻大老（指奕劻），為歸政（光緒）計” ^[8]  ，這就不能不使慈禧猜忌清流派。

相比之下，以康梁為首的海外立憲派似乎比國內立憲派更關注政潮的發展。留在國內的徐佛蘇、何天柱、麥孟華等人均及時詳細地把政潮的最新動向通報給康梁。而在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前往上海時，梁啓超還欲與之會晤。根據學者郭衞東的研究，可以確認岑、梁未見過面，但原因並不像一般所説的那樣是岑春煊擔心受到牽連避而不見，而是另有因由。梁啓超6月3日由日本抵滬，“未多見人”，專候與岑會面。但其行蹤顯然已被兩江總督端方偵知，“此間警吏受滬道賄囑，專相洞察，滬道又日日造謠相傾”。梁啓超深感“此間碻非善地”，為了防止提供給“彼輩材料”，他深居簡出，“不接一客”，並通知準備來滬的蔣觀雲“暫勿枉駕”。儘管如此，風聲還是日緊一日，在滬與岑春煊會面的條件已明顯的不具備，梁啓超無奈，只得於6月15日被迫離滬，怏怏返回日本。次日岑春煊才抵達上海。所以岑春煊未能與梁啓超會晤的原因不在於他主觀上的不願，而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梁啓超已離滬）。 ^[2] 

岑春煊到上海後，與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見了面。麥孟華還為岑春煊制定了緩就粵督，留滬靜觀，再有所圖的方略。北洋絕對不能容忍岑春煊重施舊計，於是以此為炮彈，攻擊岑春煊用“麥某一人為之主謀，以應行嚴緝之人，而竟倚為心腹云云”，以至於發生偽造相片事件。清流派被擊潰後，海外立憲派大失所望，他們分析丁未政潮後的局勢説：“張之洞、袁世凱入軍機，必日以壓制吾黨為事，就現下情形而論，吾黨萬難於政界中佔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俟數年後，以待其變而已”。 ^[2] 

值得一提的是，不僅海內外的立憲派均捲入丁未政潮，革命黨人也涉入其中。岑春煊任兩廣總督時，不僅對官員採取鐵腕政策，對士紳商人亦然，他宣佈粵漢鐵路歸國有而不歸商辦，並逮捕巨紳黎季裴、楊西巖等二十餘人，甚至抄其家，因此廣東士紳商人對岑春煊恨之入骨，多為粵籍出身的革命黨人亦痛恨岑春煊，如胡漢民曾在《民報》上發刊批判岑春煊剛愎自用，甚至以日本報紙報導岑春煊被粵民刺死的消息不確而惋惜，鼓動粵民用暴力手段倒岑。1907年岑春煊北上，在丁未政潮中被再度任命為兩廣總督，廣東士紳商人聞知這一消息後，張榜懸賞10萬兩去岑，革命黨人陳少白揭榜，並與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道蔡乃煌一起圖謀去岑，於是他們偽造了岑春煊與康有為、梁啓超、麥孟華的合影，果然岑春煊被慈禧罷官。陳少白因而致富，並在革命黨人中被視為陳平一般的智者。 ^[21] 

丁未政潮是清朝統治集團的激烈內耗，也是晚清政局的一次大重組。它所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清流派退出政治舞台。在這次政鬥中，清流派主動攻擊，慈禧太后亦原想以清流派抑制北洋派，不料其反被北洋派擊潰，以致全軍覆沒。清流派是晚清政壇中相對清廉的政治勢力，在士林及立憲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也對清廷忠心耿耿，是為清政府“加分”的力量。清流派被排擠出局，對清廷來説是一個重大的隱性損失，甚至可以説是自毀長城之舉。丁未政潮中的清流派干將岑春煊如是説：“餘嘗謂世凱梟獍成性，其行事固無足怪，獨有天潢貴胄，滿洲世僕，如奕劻、端方諸人，身居顯要，目翻國事阽危，不能盡心匡扶，反與忠於清室者務為仇讎，必排斥無遺而後快。及清社已屋，彼輩又將置身何所？徒使閫外孤臣竭忠無地，覽士衡辨亡之論，惟致嘆於世運之末可如何而已。嗚呼！豈不重可太息哉？” ^[25]  清流派下台不僅是反腐敗力量被腐敗力量擊敗，更流失了清朝的一個重要的支持資源。而在丁未政潮中勝出的北洋派，正是四年後辛亥革命時清王朝的直接掘墓人。

其次是丁未政潮使滿洲親貴勢力漁翁得利，結果打破了滿漢平衡，併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了基本格局。清朝後期漢人官僚地位上升，慈禧也採取倚重漢人的政策，但在丁未政潮前後，這個政策開始轉變。1906年11月的官制改革，雖然打着不分滿漢的旗號，但在所設11部的13個大臣裏，滿蒙親貴有8人之多，漢人僅5席。丁未政潮後，漢族重臣瞿鴻禨、岑春煊罷官，林紹年出樞，張之洞、袁世凱明升暗降；而滿人特別是親貴卻“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 ^[26]  後世普遍認為，載灃上台後揚滿抑漢集權皇族的做法是加速清朝從內部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實際上載灃所執行的這項政策不過是慈禧晚年政策的延續罷了。慈禧晚年政策的這一轉變帶來嚴重後果，它使清廷統治集團中的滿漢衝突更加激烈。漢族官僚的離心，從根本上動搖了清王朝的基礎。丁未政潮前後，慈禧對清廷權力結構進行大幅度調整，旨在為其身後做準備，這一調整為晚清政局定下了基本框架。

丁未政潮還與預備立憲的走勢密切相關。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以後，各派勢力尤其是北洋派和清流派為爭奪立憲的主導權而明爭暗鬥，到丁未政潮時達到白熱化，清流派下台，北洋派得勝，於是開始貫徹北洋派的立憲方案，如設憲政編查館、開資政院、籌劃各省諮議局等。但慈禧裁抑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的策略並未變化，只不過她所利用的勢力由清流轉向親貴，所以立憲的主導權很快轉入親貴勢力手中。因此，丁未政潮也預示着預備立憲朝着親貴集權的方向發展，最終產生“皇族內閣”。總之，丁未政潮所造成的種種影響，對清廷而言可謂是弊大於利，它為清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衞東教授評價説：“丁未政潮的實質，是清統治集團內部兩大對立派別爭權奪利的鬥爭。但這兩派之間仍有優劣高下之別，兩相比較，清廉派廉潔，北洋派污穢，判然可分。清朝自立國以來，一直有腐敗和清廉兩種力量的相峙抗爭，使得腐敗力量不能為所欲為。但以丁未為終點，清朝權力階層中的清廉之士再也不能構成派勢，控制朝政的各集團派別競相腐敗，無一堪言。晚清政局江河日下，愈發不可收拾，辛亥驚雷已經隱約可聞了。” ^[2] 

歷史學家駱寶善評價説：“岑、瞿致敗之由，完全如袁氏所説：‘不自量’。第一，瞿、岑集團比着慶、袁集團，實力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鬥倒袁、慶的資本。第二，雙方的友助力量同樣不在一個檔次，瞿、岑缺乏後勁。第三，瞿、岑手中沒有足以置袁、慶於死地的把柄與武器，反而被袁、慶略施小計，即被點中死穴。第四，他們犯了清朝這個特殊王朝政爭的大忌。史家均謂，清朝是滿漢貴族地主階級聯合統治，但任何人都心知肚明，滿洲貴族才是最高統治者，漢族官員始終處於陪襯地位。有清一代，漢臣憑藉所謂‘聖眷優渥’去鬥執掌朝政的親王之事，根本就沒有過，更遑論鬥勝過。他們都是年歲當知天命，位踞宰輔、封疆，在官場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人，連這點常識都沒有，也算自甘取敗了。”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