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練兵

清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清軍潰敗，清廷“恫喪師，知募兵不足恃”，痛感“籌餉練兵為急務”。為了維護其統治，開始仿效西法整頓舊軍，改練新軍。是年冬，遂命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馬廠編練“定武軍”。1895年10月，移至原淮軍屯駐地小站，“小站練兵”自此開始。同年12月，浙江温處道袁世凱接任督練事宜。定武軍原有10營，計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4750人。袁世凱接任督練事宜後，重新制定《練兵要則》《營制》《餉章》和《聘請洋員合同》等，對定武軍進行整頓擴編。首先從其在朝鮮時統率的慶軍中挑選一些宿將，吸收一批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作為軍佐，低級軍官哨弁則通過考試錄用委任。此外，派副將吳長純等分往淮、徐、魯、豫等地，選募兵丁2250人，分編為步兵2000人、馬隊250人。又派都司魏德清等赴新民、錦州、昌圖等地，選募騎兵300人，併購置馬匹。總計7300人，改名為“新建陸軍”。新軍由步、炮、馬、工程、輜重等各兵種組成，從國外購置新式步槍、馬槍和快炮等裝備，“軍用器械，始成一律”。其部隊建制、訓練、技術、戰術、操典等基本是模仿德國和日本。聘請外籍人擔任訓練教官，諸如德國人巴森斯參贊營務兼管教練、伯羅恩任德操教官、祁開芬任炮兵教官，挪威人曼德任馬隊教官。1896年始，袁世凱在小站創設德文、炮隊、步隊、馬隊4所隨營學堂。其中以炮隊學堂最著名。 ^[1] 

學堂課程設有兵法、槍、炮、算學、測繪、地理、戰陣攻守、外語等。其教育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照搬資本主義國家學堂規定，灌輸封建倫理綱常，軍事上採用其他國家技術，照搬其他國家典章授以高等兵學等。 ^[1] 

小站練兵是中國從封建軍制向近代軍制演變的重大轉折，是中國近代陸軍訓練的開端。但它以封建倫常關係籠絡軍心，完全承襲並發展了私人軍隊的性質，從而為民國前期北洋軍閥集團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1] 

中國近代軍事上有兩大突破，一是曾國藩針對綠營兵的弊端，在軍隊編制、將弁選拔、兵勇招募等方面，仿效戚繼光束伍成法而加以發展，作了兵為將有的大膽嘗試，使晚清軍隊發生了一次大轉折；二是袁世凱在小站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制訂了一套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淮軍的舊制，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成為中國近代陸軍的草創先河。

小站練兵的成功之秘，重要的一項就是律兵極其嚴格。新建陸軍的治軍章程、律條、法令周備而細緻。對於士兵遵章守律突出的，記功、賞銀或提升，對違章犯紀的，嚴懲不貸。懲罰之法有打軍棍、插耳箭示眾、罰扣薪水等，最嚴厲的懲處就是論斬。

《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十八斬”，規定了十八項違規現象要處斬：其中包括臨陣不聽號令、臨陣退縮、詐功冒賞、逃亡、裝病、監守鬆懈、貽誤戰機、首領戰死兵丁不前、失火誤事、拋棄槍械、泄露密令、燒搶姦淫、造謠惑眾、驚呼擾軍、打架鬥毆、違抗軍令、夤夜離營浪遊、官弁縱兵擾民、吸食鴉片、酗酒賭博等等劣行。

《查拿逃兵法》規定，在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員設卡，專門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賞銀二十兩。逃兵被抓回，“以軍法從嚴懲辦”。新建陸軍常常集合全軍處決逃兵，殺一儆百。設卡之處所，俗稱卡子房，小站北邊津歧公路上，仍有一個地名叫做卡子房，那即是新建陸軍查拿逃兵的歷史遺存。

1899年，袁世凱上奏的《特參都司張國棟等片》寫道：“訓練營伍，紀律為先，其庸劣之員，必須隨時懲治，方足以儆效尤而嚴軍政。”奏摺講把花翎補用都司張國棟、哨兵千總楊正國革職。就因為他們一個外出購馬沿途向地方索要飯錢；一個紀律廢弛，不知振作。除卻這類參奏革職的情況外，袁世凱從不姑息兵目越軌違紀。一次，他偶爾獨自外出巡查，下邊營房一個小軍官吸食鴉片煙，被他正好遇上，儘管小軍官跪地求饒，他還是親自用腰刀當場把吸毒人的首級砍了下來。每月小站新軍發餉銀，長官一定親自點名，按名發給。一次，發現餉銀有假，鐵幣鍍銀冒充銀圓，士兵大譁，袁即令執法處斬殺了糧餉局的幾個軍官。

小站盛字營的農民，當年每日都會遇到操練的新軍隊伍——盛字營的小張莊，最先為河南彰德府張家營的移民（張家營曾是袁世凱的祖籍）。秋日稻穀上場時，路邊到處脱粒揚場，新軍訓練的隊伍，從飛揚的稻穀中經過，軍官卻不準影響農民幹活兒。

新建陸軍的禁令，陸續頒出有三十八項之多。每項都是針對軍中發生的現象制定的。比如，勇丁擾害鄉閭，“允許地方百姓指認該勇號衣，據實控訴，或扭送來轅，以憑查辦。”等等。據史料記載，袁世凱認為“號令不行，潰散之由也。歷久生懈，廢弛之基也。姑息情面，軍家之忌也。”因此，他曾用懲罰自身的辦法，來警示官兵，自罰薪水十分之一，交執法營務處，作為建立昭忠祠的基金。以儆全軍。就在袁世凱這次自罰之後，對各級軍官、洋員以至於下邊的士兵各樣的處罰接踵而來。

一次，馬隊哨長範樹杞演練走排時，帽子上的翎枝掉在了地上。操練中，正兵劉朝舉忽然下馬拾取，違犯了操規，被罰了二百軍棍，哨長範樹杞被責摘去頂翎。正兵李允德出操路上，乘驢代步，棍責二百。其所在右哨哨官李鳳舉、哨長陳熙春、張永勝分別記過一次。正兵範榮新，在隊伍回營時，背槍出隊，因河堤柳陰下買食甜瓜，被插耳箭示懲。其所在營的領官吳金彪摘去頂戴，其所在哨的哨官張殿如責打二百軍棍。哨長劉三勝帶領本哨奉命在東寨門內一帶巡邏，巡邏的兵丁竟敢帶着刺刀潛赴河南，擅離職守，遭到嚴懲。這裏所説的河南，是指小站馬廠減河南岸。炮隊中哨，拉炮的兵丁任意喧嚷，摘去該哨官徐武魁頂戴。馬匹不肥究治馬隊。哨官穆永勝，在京求人向袁世凱請託提拔晉升領官，結果不僅不提拔，反而將其哨官的頂戴也摘去了。哨長李殿文於操演時，在河邊呼喚對岸的閒人，責打五百軍棍，並摘去頂戴。

新建陸軍正是靠了這種嚴正軍紀，有錯必糾，絕不偏袒，才造就了一支足以使袁世凱左右中國歷史的軍隊。 ^[2] 

光緒七年（1881）十月，22歲的淮軍子弟袁世凱以捐納“中書科中書”身份，到山東登州投入慶軍統領吳長慶幕中，不久，委任幫辦營務處，辦理軍需、軍法、參謀等事。翌年，朝鮮發生“壬午政變”，袁世凱隨吳軍赴朝，負責前敵營務處，參與誘捕大院君李昰應，他的表現受到了吳長慶的賞識，也給了朝鮮國王以深刻的印象，受到國王的單獨接見。平亂之後，袁世凱受到朝廷的褒獎，以“治軍嚴肅，剿撫應機”，得“以同知分發省分，優先補用，並賞戴花翎”。

當時日本謀朝日亟，朝鮮國王請求清朝代為練兵，北洋大臣李鴻章囑吳長慶籌劃此事，吳派袁辦理為朝鮮練兵事宜，袁在朝方的協助下，選壯丁千人，仿淮軍制，為朝鮮練“新建親軍”左右兩營，後又練兵五百，名“鎮撫營”，此次練兵，規模雖不大，但為日後小站練兵積累了經驗。

光緒十年，吳長慶率慶軍三營回國，留漢城三營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統帶，以袁世凱總理營務處，十二月四日，朝鮮親日派發動政變，挾持國王，殺親華派，改組政府，日軍亦參戰，吳、袁與“總辦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立謀鎮壓，僅用七日即擊敗日軍，平定政變。第二年，李鴻章諭令陳樹棠辭職，十月二十八日，奏請委任袁世凱“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並以知府分發，儘先即補，俟補缺後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

袁世凱上任後，擴大公署組織，採取多項措施，強化中國的宗主權，招致日本的不滿，國王也對袁有損朝鮮主權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滿，日本乘機慫恿朝鮮自立。袁世凱為了與日本爭奪朝鮮的控制權，在政治上扶持朝鮮的親華派，打擊親日派勢力，他的行動受到了李鴻章的支持，李給袁的評語是“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在李的奏保下，袁於光緒十九年（1893）五月補授浙江温處道。1894年五月，朝鮮東學黨起義，國王請求清軍赴朝平亂，蓄謀已久的日本也藉機出兵朝鮮，袁於七月十八日因病奉旨回國，不久，中日即在海、陸爆發了全面戰爭。

袁世凱從朝鮮回國後，朝廷本欲令他上前線帶兵打仗，李鴻章為保全人才，派袁去遼寧鳳凰城辦理清軍前敵營務處兼籌轉運事宜，他不但完成了任務，還實地瞭解大部隊作戰的指揮和後勤保障情形，及時向李鴻章報告前線軍情，給李留下了“知兵”的印象，為日後經營練兵事業做好了鋪墊。 ^[3] 

甲午一戰，淮軍慘敗，舊式軍隊腐化懦弱之缺點，完全暴露。帝、後及主政的王公大臣意識到湘淮軍已不足恃，必須組建一支新式軍隊，才能維護國家的安全。1894年底，清廷接受李鴻章的軍事顧問漢納根的建議，決定訓練新式陸軍，派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小站招募開辦，胡招募兵丁四千七百餘人，名曰“定武軍”。

1895年，袁世凱在京充“督辦軍務處”差委，他廣泛採納各國兵制，總結以往練兵經驗，提交了詳盡的新建陸軍“營制餉章”、“練兵要則”和“聘請洋員合同”。十月，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李鴻藻、兵部尚書榮祿等人奏請“變通兵制”，“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袁奉旨即赴小站，接管“定武軍”，添募兩千多人，仿德國軍制，聘請德國軍官進行訓練，名曰“新建陸軍”。

新建陸軍與舊淮軍不同，它按新標準募兵，按新操典練兵，用最先進槍炮進行射擊訓練，按新營制進行多兵種協同作戰訓練，按實戰要求配置後勤保障體系，還要建立培養軍官的隨營學堂，做好官兵的精神教育工作，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開創性，它是一支帶有實驗性質的訓、教、戰綜合體部隊。

新建陸軍的指揮機構為兩處四局：督練處，由袁世凱親任督練官兼分軍總統（下設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執法營務處、督操營務處，轄文案、稽查、馬弁、護勇等297人）；教習處，洋員、翻譯各13人；糧餉局，總辦委員一人，文案及職員44人；軍械局，總辦委員一人，職員28人；軍醫局，正醫官一人，副醫官及職員15人；轉運局（即輜重營），行軍時另設。指揮機構人員共計410人。（劉鳳翰：《新建陸軍》，1967年版，p54）

新建陸軍的戰鬥部隊配屬步、炮、馬、工四個兵種。原擬營製為：

步隊一軍（相當一個旅）分兩翼（團），每翼設統領一員，轄二至三營，每營轄前、後、左、右四隊（連），每隊設左、中、右三哨（排），每哨轄六棚（班），每棚正副頭目（班長）2人，正兵12人；每營士兵1008名，統帶官至哨長46名，文案、委員、醫生、書識、號兵、護勇、伙伕、長夫500名，合計1554名。

炮隊一營，分左翼重炮隊，轄3哨、27棚，每哨重炮6尊，共計18尊，兵378名；右翼快炮隊，轄3哨、24棚，每哨快炮8尊，共計24尊，兵336名；接應馬炮隊，轄3哨、18棚，每哨接應馬炮6尊，共計18尊，兵252名；每營士兵966人，統帶官至哨長46名，文案、委員至長夫481名，合計1493名。

馬隊一營，轄4隊，一隊轄3哨、12棚，每棚正副頭目2人，馬兵8人，每營士兵480名，統帶官至哨長26名，文案、委員至長夫303名，合計809名，馬556匹。

工程一營，轄橋樑（111人）、地壘（193人）、電雷（60人）、修械（66人）、測繪（43人）、電報（20人）六隊，營部28人，合計521名。

新建陸軍的待遇在當時的清軍中最為優厚，它將官、兵、文員及長夫的餉銀製度化，精確到每一職位，每一個人，甚至炮兵的擦炮油布、馬匹的餵養銀等雜項開支都有定額。步隊正兵每月餉銀4.5兩，副頭目5兩，正頭目5.5兩；哨長（副排長）15兩，哨官（排長）20兩，公費銀10兩；領官（連長）50兩，公費銀100兩；幫統帶（副營長）100兩，統帶官（營長）100兩，公費銀300兩。

炮隊因是技術兵種，官兵的餉銀都較步隊從優，正副頭目、正兵的月餉分別是6.5兩、6兩、4.8兩；而連、營級軍官均比步隊同級軍官月餉多50兩。馬隊、工程隊官兵餉銀也稍優於步隊。

按當時的物價，一名正兵刨去一兩伙食費，剩下3.5兩銀子已足夠養家餬口，而營長的餉銀加上公費銀竟達4800兩（炮兵營長是5400兩），一般省份的州縣官和四品京官都難企及。發餉的辦法也有改進，每月由糧餉局派員會同軍官在操場公開點名發餉，杜絕了吃空餉和層層剋扣的陋習。而不同職位的餉銀拉開差距，對官兵的立功上進慾望有較大的刺激作用。（營制餉章見袁世凱編纂：《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北洋軍閥》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p21-31）

新建陸軍的武器，全部從外國採購，都是新出廠的產品。步兵使用奧國造曼利夏步槍，騎兵用曼利夏馬槍和戰刀，炮兵裝備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57釐米過山炮和七生特半陸路炮，軍官一律佩帶六響左輪手槍和佩刀。

十一月初六日，袁世凱報奏新建陸軍編成，步隊分為左右兩翼，左翼二營，右翼三營，炮隊一營，馬隊一營，工程兵一營，總計11301人，若減去指揮機構和各營的文職人員3851人，戰鬥部隊是7450人（《新建陸軍》，57-73頁）。新建陸軍的營制餉章還不算完備，也不盡合理，但已具備了後來北洋六鎮營制餉章的雛形，在當時來説，已算是一項創舉，它邁出了清末軍制改革的第一步，縮小了與外軍的差距，加快了清軍走向現代化的步伐。 ^[3] 

小站練兵期間，袁世凱注重軍事教育和軍官的培養，因緣際會，招攬了一大批優秀的文武高才。

袁世凱在步兵、炮兵、騎兵中創辦了隨營學堂，還開設了一所德文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1896年初，袁世凱從正兵中考取識字者234人，80人學步兵，80人學炮兵，24人學騎兵，50人學德文，各學堂均聘請德國軍官擔任總教習，學期兩年，畢業後，學德文者派往德國留學，其他學員分派各營任下級軍官。袁世凱每月從自己的薪金中拿出三分之一（200兩）獎勵學員，還選送優秀學員去日本軍校留學，為後來的北洋新軍培養出很多中高級軍官。

袁世凱非常注重擴充自己的幹部隊伍，只要得遇人才，就想方設法招入麾下。新建陸軍的班底，有些是他的親信舊部，如管理參謀營務處的徐世昌，是他少年時的朋友；糧餉局（兼轉運局）總辦劉永慶，是他的表弟，在朝鮮時任他的秘書；步兵右翼第二營統帶吳長純，是他在朝鮮時的老部下，後任北洋第五鎮統制；馬隊第一營後隊隊官吳鳳嶺，是袁家傭人的兒子，在朝鮮時任他的衞士，後任北洋第四鎮統制。有些是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的教習和學生，如炮兵營統帶兼炮兵學堂監督段祺瑞，李鴻章派他到德國學習炮兵一年；督操營務處總辦兼步兵學堂監督馮國璋，秀才出身，武備學堂畢業後留任教習，曾任淮軍將領聶士成的幕僚，參加過甲午戰爭，1895年夏由聶推薦充當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隨員，結識日軍中將青木宣純，考察日本軍制，彙編成書，新建陸軍訓練操典多出其手，是北洋系著名的軍事教育家；督操營務處幫辦兼講武堂總教習王士珍，武備學堂畢業後長期督辦隨營炮隊學堂，曾率學生參加平壤戰役，後由武備學堂總辦蔭昌介紹給袁；武備學堂畢業的曹錕、張懷芝、段芝貴、王英楷、陸建章、李純、王佔元、劉承恩等都在新建陸軍任中高級軍官。有些是淮軍舊將，或由李鴻章及淮軍將領引薦的人才，如步隊左翼翼長兼第一營統帶薑桂題，行營中軍（相當於督練處總務長）張勳，還有後來成為袁的重要智囊的阮忠樞等。（參見李宗一：《袁世凱傳》，中華書局，1980，53-57頁）這些人才，後來都成了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期的重要幹部和北洋新軍的高級將領。

袁世凱是清朝官員中第一個認真學習外國軍隊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 ^[3]  。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袁世凱以練兵有功，升任直隸按察使，短短三年，他從正四品升至正三品。翌年十二月，榮祿奏準成立“武衞軍”，自募一萬人在南苑編練，號稱武衞中軍；以直隸提督聶士成的武毅軍一萬五千人為武衞前軍，駐蘆台；以甘肅提督董福祥的一萬二千人為武衞後軍，駐薊州；以四川提督宋慶的毅軍一萬二千人為武衞左軍，駐山海關內外；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一萬人為武衞右軍，駐小站。

光緒二十五年（1899）五月，德軍在山東日照等沿海地區滋擾，清廷準榮祿所奏，命袁世凱率武衞右軍以操練行軍陣法為名，開赴山東德州駐防。六月，授袁世凱工部右侍郎。當時，義和團已在山東漫延，巡撫毓賢以仇外心理，庇護縱容，其勢大張，清廷命袁世凱移師沂州，十二月六日，命袁署理山東巡撫（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實授），二十六日，袁率軍抵濟南接任。

從朝鮮鎩羽而歸，到榮任封疆大吏，僅用了五年時間，袁世凱、編練新建陸軍的成就和政治上的機敏練達是主要原因，前者使他在一幫庸碌無為的讒臣敗將之中脱穎而出，後者使他取得了榮祿、慶親王和慈禧太后的絕對信任，即使迭遭參奏，照樣加官晉級。但此時出任山東巡撫，對袁世凱來説卻並非幸事，他面臨着相當艱鉅的任務：一要防止德軍借保護膠濟鐵路之名進入內地；二要迅速剿滅拳民，保護洋人和教堂，安定社會秩序，不給外國干涉的藉口；三要充當兩江、湖廣的屏障，嚴防拳民向南方流竄；哪一項完不成，都會斷送他的政治前程。

然而，袁世凱不但完成了以上任務，還利用清剿拳民之機擴充了軍隊，庚子之亂，武衞軍之中、前、後、左四軍幾乎全都潰散，只有他統領的武衞右軍完整保存下來，還擴充到了一萬九千六百多人，相當於兩個混成協（旅）的兵力，成為當時一支最強大的軍隊。史家對袁世凱在庚子年間的功績評價極高：“若以小站軍人之有大功於國家者，未若在阻拳匪南下一事。直隸山左，究皆瘠地，且交通不便，若拳匪之禍一延及長江流域，則中國之損失當有數倍於庚子賠款者。長江互保條約之能成，袁氏扼山東之功也。”（蔣方震：《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北洋軍閥》卷一，1047-1048頁） ^[3] 

光緒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七日，李鴻章病逝，袁世凱憑着庚子年間的功績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成了李的繼任者，42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政壇上堪稱奇蹟。十二月十日，詔命袁世凱參與政務處，躋身於朝廷推行新政的領導核心，直隸總督的班次高於兩江、湖廣總督，他成了超越劉、張的首輔大臣。慈禧太后自西安迴鑾後，袁世凱從軍中挑選一千精鋭擔任紫禁城衞隊，他還派兵接管了京、津和華北地區的防務，武衞右軍成了朝廷可以倚靠的勁旅，這使他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辛丑條約》簽訂後，佔據東三省的俄軍拒不撤兵，英、日干涉無果，與俄國的矛盾日益加劇，東北形勢危急。朝廷意欲調兵加強東北邊防，武衞右軍駐防區域的擴大又使兵力不敷使用，擴充新軍勢成必然，這一任務又落到了袁世凱的頭上。袁世凱未雨綢繆，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三日上奏“擬定募練新軍章程”，派王士珍在正定等地選募壯丁六千，帶至保定訓練，稱“新練軍”。二月十一日，他從武衞右軍隨營學堂中挑選優秀生55名送入日本陸軍學堂，以為日後訓練新軍培養教官。

朝廷發表袁世凱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實授）僅過11天，他就在五月十六日連上“北洋創練常備軍營制餉章折”、“直隸創設軍政司擬定試辦章程折”、“建設北洋行營將弁學堂擬定試辦章程折”（《養壽園奏議輯要》，《北洋軍閥》卷一，pp755-760）。這三道奏摺是中國軍制史上的開山之作，也是清末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堪與劉、張“江鄂會奏變法三折”媲美。

袁世凱設計的常備軍制度是一項創舉，“計丁抽練，入伍當差”，支給全餉，在營三年，退伍為續備兵，月支餉銀一兩，又三年，退為後備兵，月餉減半，平時各就其業，冬季操練一月（《北洋軍閥》卷一，P757），它解決了平時練兵與戰時擴軍的銜接問題，也解決了在財力不足的條件下使軍隊（包括續備、後備兵）維持最大規模的供養問題。他創設的直隸軍政司，是常備軍的管理、訓練和教育機構，為日後各省編練新軍在組織機構、營制餉章方面提供了樣本。他規劃了完備的軍事教育體系，陸續開設了陸軍小學堂、高級軍官學校以及不同兵種的專科學堂。以此為起點，袁世凱開始了新一輪的練兵事業，直至練成北洋六鎮。美國記者托馬斯·F.米拉德讚揚袁世凱：“在清國的所有官員裏，他是第一個認真學習外國軍隊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極力鼓吹軍隊必須實現現代化的人。”（《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鄭曦原等譯，三聯書店，2001，p136） ^[3] 

新建陸軍雖然還沿用淮軍的營務處、營、隊、哨、棚等名稱，但編制上已經打破舊軍的框架，基本上採用了近代德國陸軍的編制：軍隊分為步、馬、炮、工、輜重各兵種；一軍分兩翼，每翼轄二、三營不等，每營官兵1128人等。

北洋常備軍把軍隊分為常備兵、續備兵和後備兵三種。服現役的稱為常備兵，當差三年，支給全餉。三年後退伍回家，列為續備兵，月支餉銀一兩。又三年退為後備兵，月餉減半。平時在家各就各業，冬季調操一個月，仍給全餉。後備兵四年期滿，退為平民。遇有戰事，得徵調續備兵、後備兵入伍。把軍隊區分為現役和預備役，也是從外國學來並首次在中國實行的。

常備兵的編制，開始分左右兩鎮，以兩鎮（相當於後來的師）為一軍，每鎮轄部隊二協（旅）、馬隊一標（團）、炮隊一標、工程隊一營、輜重隊一營。營下為隊（連）、隊下為排、排下為棚（班），全鎮共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二名。這種編制是效仿當時外國師團制度制定的，只是人數略有減少。 ^[4] 

袁世凱看到舊軍思想渙散，紀律鬆弛，因此在嚴格訓練和紀律嚴明方面特別重視。他曾對張之洞談練兵的秘訣，説“練兵的事情，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主要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着官和錢，一手拿着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服從就吃刀。”對於違紀的官兵，新建陸軍分別予以罰薪、降薪、記過、降職、軍棍重責等處分，重者甚至砍頭示眾。傳説袁世凱有一次外出巡查，正好遇到一個小軍官在田間偷食鴉片，儘管小軍官跪地求饒，但袁世凱為正軍紀，當場用腰刀把偷食鴉片的軍官首級砍下，軍中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偷食鴉片。

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袁世凱逐漸制定完善了各種章程條規，如《操場暫行規則》《出操規則》《打靶法式》《將領督操》以及考試、考勤、考績、獎勵、懲罰、校閲等章程，分別制定了冬春季、夏秋季《日課定程》，對何時操練，何時練考打靶，何時演練行軍，何時野外攻守等，都做了明確規定。 ^[4] 

清朝舊軍隊入伍士兵，沒有一定條件限制，紀律鬆弛，不能滿足部隊需求。袁世凱編練新軍以後，制定了嚴格的招募條件：年限20歲到25歲；力大限平舉100斤以上；身高官裁尺四尺8寸以上；步限每一時20裏以外；報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數目；曾吸食鴉片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體質軟弱及有目疲暗疾者不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