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報

“京報”這一名稱在明朝已經出現，但在明代實際上是邸報的別稱。至清朝初年，京報與邸報也是同一概念。因為在明清時代，各省都派有專司文報的提塘長駐京師，兵部則派出提塘分駐各省。駐京提塘稱為“京塘”，京唐抄發的邸報稱為“京報”；駐省提塘稱為“省塘”，抄錄的各省轅門鈔稱為“省報”。這種省報往往印成單張隨京報一同分發。所以“邸報”這一名稱就逐漸為含義更加明朗的“京報”所取代。又明代的邸報發行範圍擴大，一個府就有好幾本，提塘從六科抄得邸報原件後，便讓民間抄報人抄寫或印刷若干份，由塘兵排日提送。當時既有提塘主持的官報房，又有抄報人組織的民間報房，民間抄報人，又稱“京報人”或“刷寫文報者”。因為邸報的內容有一定的保密性，而抄報人又是普通的老百姓，便會出現個別胥吏和商賈向民辦報房訂閲邸報的事。但這種行為在清朝雍正之前是被禁止的，因為閲讀邸報這一官員們的政治待遇，還不肯輕易與庶民共享。因此，明末清初雖有“京報”這種名稱，也有民辦報房專司抄報工作，但還未發展到後來那種由民間報房公開發行銷售的程度。

“京報”發展到完備形式，即可以用《京報》來指稱，則始於乾隆年代，清中葉以後日趨盛行。現存的京報實物，大都在光緒、宣統年間出版，亦有一些道光年間出版的。清高宗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撫州衞千總盧魯生等抄傳偽稿案發。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別向地方抄發“京報”，很容易夾入偽稿，便決定對抄報制度進行一次改革。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朝廷決定：“嗣後各提塘公設報房，其應抄事件，親赴六科、五城御史嚴行訪察，如有訛傳、私抄、泄露等弊，交部治罪。”由於全國統一抄發，複製量很大，因而這一印製任務由與內府有關係的榮祿堂南紙鋪承擔。這種印製物的名稱開始固定為《京報》，但其性質仍然屬於官場的情報資料，其內容仍是些可以公開的宮門抄、明發諭旨和大臣奏章。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173年）以後又規定凡刊入京報的奏章抄件，要蓋上承辦衙門的印信，才可由負責公報房的直錄提塘交付刊行，最後還需將京報樣本和蓋有印章的原始抄件一起每10天一次送兵部驗證存檔。與以前的邸報不同的只是由原來分散地僱人抄報，改為統一由民營作坊印刷。

《京報》統一印刷，印刷量當然不少，必然每天有少量剩餘。日積月累，逐日多餘的《京報》就成了一大堆廢物。後來有個以負販為生的山東登州人，將過期的《京報》攜帶到北方去試銷。由於當時科舉考試策論時要涉及到時事問題，而《京報》恰恰能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於是這些過時的廢物十分暢銷。《京報》本來就經過如此嚴格審查，不可能有悖逆朝廷的內容存在，更沒有秘密可言，又是過時貨，因而有關官吏非常樂於利用這些廢物賺錢牟利，從而使原本屬於官場上的參考消息變成市場上的暢銷商品。

由於《京報》的銷路越來越好，榮祿堂的印刷力量已很難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需要，因而販報人便聯合起來，在正陽門外另辦起一所報房，直接供應私人訂户。這樣，民間公開訂閲的民營《京報》誕生了，時間大約在乾隆年代。因為嘉慶初年外國人已經能看到《京報》，並且有聲稱從《京報》上看到該官員陛任協辦大學士而向其祝賀的事情。這時，《京報》的性質已經出現了變化，一方面它繼續邸報的餘緒，在中央和地方官吏中發行，含有內部參考資料性質；另一方面，它公開銷售於民間，只要付錢便可訂閲，具有大眾傳播工具的商品特徵。考察現存道光以後的《京報》可知，《京報》雖刊登的仍然是皇帝諭旨、大臣奏章和政府文牘，但已不屬於政府公報性質。這一點，清廷也曾明確宣稱：“所有刊發鈔報（即京報——引者注），乃民間私設報房，轉向遞送，與內閣衙門無涉。”它由民辦報房印刷並銷售給官員與平民，各報房出版的京報每天一冊，詳簡不一，大都有黃色封面，因而有“黃皮京報”之稱。當時，不僅北京已有報房多家，各省也有當地的翻印機構，但各省印製的《京報》有各自的名稱，如《諭折匯存》等。

《京報》作為中國古代報紙發展得最成熟的一種形式，之所以還不能屬於大眾傳播媒介，是因為它只有抄錄和印刷人員，沒有記者、編輯，只許照章抄錄宮門鈔、諭旨和奏章，不準自行採寫新聞、發表評論、安排版面。總之，《京報》與之前的同類載體相比，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沒有質的變化，還不能列入近代報刊之林。由於《京報》只是從政府專設機構中謄抄官方擬向公眾傳遞的資訊，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清末逐漸被《政治官報》（1907）及《內閣公報》（1911）所取代。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北京又出現了一份《京報》。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創刊於北京。日報，採用文言。由剛剛遷居北京的汪康年任社長兼總編，名譽社長兼採訪主任為文實權。主要刊載政治新聞，敢於直言。同年8月26日因因涉及楊翠喜案，被勒令關閉。

1915年9月3日，梁啓超於《京報》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對即將實行的帝制大加嘲諷。該文寫成未發之前，籌安會打電報給他，直言“勿將此文公佈”；袁世凱親派內使夏壽田赴津，賄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但都被他嚴辭拒絕。梁啓超説：“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餘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聲明脱離進步黨，以示純為個人行動。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的次日，《國民公報》轉載。接着上海《申報》、《時報》、《神州日報》也相繼刊出。

7日，天津《大公報》轉錄。梁啓超説：“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乎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他指出，所謂“國體一更，政制即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書生迂闊之論耳！”他説，共和制在中國曾醖釀十餘年，實行已四年，“當其醖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改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説，道及君主，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為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他向帝制派呼籲：“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徙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窮之戚也”。

梁文迅速引起海內極大反響。《京報》即日售罄無餘。又有多人請求再版。及次日《國民公報》轉錄，因限於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兩日則見彼此見面即問：“君有三號之《京報》否?今昨日之《國民公報》亦可”。《國民公報》銷路暢旺，為向來北京報紙所未有。

《京報》創刊於1918年10月5日，由報人邵飄萍與潘公弼於北京創辦，日出對開4版，注重對政局、戰局的報道和評述，講求新聞時間性，反帝反軍閥的旗幟鮮明。1926年4月24日，邵飄萍從俄國駐北京大使館被張翰舉騙出而被拘捕，26日被槍決。同日，《京報》被封，終期2275號。1929年，在邵飄萍的第二夫人湯修慧女士主持下，再度復刊，並在他蒙難三週年之際出版了紀念特刊。1937年7月“七七事變”後，湯修慧撤離北平，拋棄了全部資產，《京報》正式停刊。 ^[1] 

《京報》是北洋政府時期在北京出版的進步報紙，無黨無派，不以特殊權力集團撐腰，主張言論自由，堅持做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得到廣大讀者喜愛，名聲傾動一時。一年後中國北方各省皆有報紙代派處，1919年8月《京報》因屢次發表揭露、批評政府腐敗文章，被北洋政府查封，邵飄萍逃亡到日本。

1920年9月7日復刊後，支持馮玉祥建立國民軍，支持中蘇建交，支持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稱讚國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治績為全國第一”。此外，還出過“列寧專刊”和“馬克思紀念特刊”，並介紹社會主義理論。“五卅”運動期間, 持論激烈，曾刊出“‘打倒外國強盜’帝國主義”的口號。所出副刊曾發表魯迅的《可慘與可笑》、《如此討赤》、《大衍發微》等文，對製造“三一八”慘案的皖系軍閥進行猛烈抨擊。《京報》還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區黨委做了許多工作，積極支持《工人週刊》和《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小冊子的出版發行工作。

《京報》在新聞業務上有不少改革。其標題和版面的安排都有所創新，新聞通訊和評論緊密結合，標題多行多層次，在當時普遍比較死板的北京報界，很引人注目，對當地當時報紙新聞業務的改革，有較大的借鑑作用。

《京報》堪稱當時的京城名報，它的副刊之多，也是與眾不同。除了《小京報》、《京報副刊》等，從週一到週六，每天都有不同的週刊，如週一的《戲劇週刊》，週二的《民族文藝週刊》、週三的《婦女週刊》等等。其中由孫伏園主編的《京報副刊》是舊中國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魯迅主編的副刊《莽原》，更為《京報》增色不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