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修慧

自幼隨父至浙江金華遊坊巷開照相館，因而從父學藝，精通攝影技術。清宣統2年（1910年）邵飄萍來湯記照相館照相時結識了湯修慧，湯修慧聰明漂亮，且又多才多藝，邵飄萍英姿勃發，事業有成，兩人一見鍾情，雙雙跌入愛河。

民國2年（1913年）8月邵飄萍因在其主編的《漢江時報》上抨擊政府的腐敗行徑，被袁世凱政府下令查封了報館，邵飄萍也被警方逮捕。湯修慧聞知邵飄萍被捕的消息，立即四處奔走呼籲，終將邵飄萍營救出獄，並送其東渡日本避禍，湯修慧不畏強暴、勇於救夫之舉演繹出了一場“巾幗救鬚眉”的千古絕唱，一時轟動海內，使其成為著名的巾幗英雄。民國5年（1916年）袁世凱政府垮台，邵飄萍載譽而歸，乃攜湯修慧北上京師開創新的局面。同年7月邵飄萍、湯修慧夫妻倆在宣武區南城珠巢街合創《新聞編譯社》，邵飄萍出任社長，湯修慧任社長助理兼記者，夫妻二人雙雙成為中國新聞通訊社創始人。

民國7年（1918年）10月邵飄萍與湯修慧投資在南城珠巢街創辦了《京報》及附刊《北京報》，由於《京報》主張民主政治，言論激烈，時事性強，很快成為京師的最大的暢銷報。隨着業務量的不斷增加，原社址因地窄人稠已週轉不開，於是邵飄萍、湯修慧夫婦倆又將社址遷徙到新華街沙土園。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聞知邵飄萍、湯修慧夫婦辦報成功的經驗，決心在北京大學成立一個“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對新聞學進行宣傳和推廣。同年10月14日蔡元培邀請邵飄萍、湯修慧夫婦來北京大學共同創辦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社址設在沙灘紅樓北京大學34教研室，邵飄萍負責為會內學員講授新聞知識和辦報經驗；湯修慧則負責為學員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和採集方法，學員中的毛澤東、陳公博、羅章龍、譚平山、高君宇後都成為時代的精英。邵飄萍為了培養學員的辦報經驗，在《京報》又創辦了《新聞週刊》，專供新聞學會的學員練筆之用，湯修慧帶領學員們外出採訪練生，使學員們很快掌握了新聞要領。毛澤東十分敬重師生情誼，他時常到羊皮市的邵府拜訪兩位老師，毛澤東親切的稱呼邵飄萍為“先生”；稱呼湯修慧為“師孃”。湯修慧知毛澤東剛到北京，孤身一人，生活上比較清苦，於是經常解囊相助，毛澤東為此十分感動。毛澤東吸收了邵飄萍、湯修慧兩位老師的辦報經驗；民國8年（1919年）初毛澤東離京返湘，於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其主編的這份報紙風格與邵飄萍、湯修慧所辦的《京報》風格多有相近之處，可見毛澤東承傳了兩位老師的辦報經驗並加以弘揚。 ^[1] 

民國8年（1919年）5月1日“巴黎和會”外交失利的消息傳到國內，《京報》率先報導了這一消息，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的反響。5月3日晚7時邵飄萍、湯修慧夫婦來到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出席北京13所院校代表大會，邵飄萍登台呼籲並號召學生舉行集會，舉行反帝反封建的學界示威大遊行，他的倡議立即得到各校代表的擁護，擬定於5月4日在天安門集會遊行。5月4日各校師生按計劃齊集天安門，邵飄萍、湯修慧夫婦站在學界遊行的最前列，高呼口號向帝國主義示威，向軟弱政府抗議。在《京報》及各報的宣傳鼓動下，全國各屆人士紛紛組織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此次運動波及到20餘省、150餘市，錢能訓內閣被迫辭職，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亦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邵飄萍、湯修慧夫婦亦因此被尊為“五四運動的旗手”。北洋政府對邵飄萍、湯修慧鼓動學界反對政府，並利用新聞媒介攻擊政府的正義之舉恨得咬牙切齒，8月22日下令查封了《京報》以示報復，邵飄萍被迫出亡日本，湯修慧則大義凜然留守於報館內堅守陣地。

民國8年（1919年）12月湖南軍閥張敬堯亦下令軍警查封了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並大肆逮捕進步學生，毛澤東率領湖南各界驅張代表團抵京向中央政府請願。毛澤東來京後居住宣武區爛縵胡同101號湖南會館內，並在此召開了“湖南各屆驅張大會”，會後湖南驅張請願團向總統府大樓遞交了驅張請願書，但請願團的正義之舉非但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卻遭到政府的鎮壓和通緝。毛澤東雖然是請願團的主要領導之一，但政府通緝的13名主要代表中卻把毛澤東的名字漏掉了，因而使毛澤東避免了一場牢獄之災。湯修慧得知毛澤東的處境危險，就將前來《京報》拜望師孃的毛澤東留住於《京報》內，在湯修慧的保護和幫助下，使毛澤東最終逃脱了虎口。湖南各界驅張運動在社會各界的聲援下，譚延闓乘勢趕走張敬堯在長沙建立了新政權。

民國9年（1920年）7月邵飄萍歸國，夫妻再次團聚。10月26日湯修慧為幫助丈夫重振旗鼓，其將《京報》遷至騾馬市大街魏染衚衕30 ——32號一座二層樓內，併購置了轎車和印刷設備，在湯慧修的努力下，《京報》又重新復刊了。湯修慧精明強幹，她親自主持《京報》內部事務，並承擔《京報》的外出採訪任務，成為《京報》裏外一把抓的大當家。

民國13年（1924年）直系將領馮玉祥乘直奉大戰之機，回師北京囚禁了大總統曹錕、驅逐了宣統皇帝，成立了國民軍，並接管了北京政府。湯修慧非常擁護馮玉祥的國民軍，她公開在《京報》上著文曰：“國民軍興，本報實為黨人同志與軍人同志唯一之喉舌”以示支持。馮玉祥為促成南北統一，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政，特邀邵飄萍、湯修慧夫婦代為斡旋。民國13年（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應邀至京參加南北和談，這一歷史之功首歸《京報》。湯修慧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撰文曰：“當年總理未北上時，北方革命工作大部分為石曾先生暗中主持，當時既首行與吾《京報》聯絡工作，隨時報告總理”。道出了此次南北議和，邵飄萍和湯修慧所起的重要作用。《京報》是最先向讀者公開介紹蘇俄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刊物之一，在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邵飄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民國13年（1924年）邵飄萍被中共中央特批為秘密黨員，因而《京報》已牢牢的控制在中共之手，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戰鬥在敵人心臟裏的一份革命刊物。湯修慧是《京報》主力記者和撰稿人，又是丈夫的賢內助，早已在思想上和共產主義思想接軌，因而其文革命性強，筆鋒犀利，讀者爭睹為快。

民國14年（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元老林森、居正、石青陽等中央執行委員在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所謂的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暨“西山會議”，會議宣佈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開除汪精衞的黨籍。湯修慧為《京報》駐會記者，她以新聞紀實手法報導了會議的全過程，並加以批判，她的文章筆鋒犀利，得到社會各界的陣陣掌聲。

民國15年（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指揮奉軍擊敗馮玉祥的國民軍進佔北京，湯修慧知張作霖仇恨共產主義思想，則勸邵飄萍去俄國大使館避禍，自己留下來坐鎮《京報》獨撐大局。4月24日邵飄萍因不放心湯修慧，又潛回報社探望愛妻，不幸遭到埋伏於館外的偵緝隊襲擊而被逮捕，當天張作霖即下令查封《京報》館，並將湯修慧反鎖於報社內。湯修慧為了營救邵飄萍，她不顧個人安危，冒險翻牆逃出被警特包圍的《京報》館，而後趕往花園飯店，請求張培風先生設法營救邵飄萍；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張作霖已下令於4月26日凌晨4點20分將邵飄萍槍殺於天橋刑場。湯修慧聞知丈夫已被害的消息，為了尋找到邵飄萍的屍首，她四處求人打聽下落，終於在崇文門外的二郎廟挖出了被敵人嚴刑拷打已摧殘的體無完膚的邵飄萍屍首；湯修慧撫尸慟哭幾次昏絕過去，在場之人無不為之傷心落淚。湯修慧忍痛將邵飄萍安葬於天寧寺，馮玉祥得知後對湯修慧道：“邵飄萍是為我犧牲的”；毛澤東主席則於1949年4月21日親自批示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民國17年（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北伐軍北上佔領了奉系軍閥控制的北京軍政府，更名為“北平特別市”。民國18年（1929年）6月12日湯修慧承繼邵飄萍未竟事業，她獨自扛鼎《京報》大旗，使其再次重新復刊，湯修慧自任《京報》社社長兼總經理，成為北京乃至全國第一大報的旗手，她以堅強的毅力獨撐着這座無冕之王的桂冠。民國19年（1930年）北京報界聯合成立“北平記者聯合會”，公舉湯修慧女士為北平記者聯合會執行委員，負責主持會務。

民國26年（1937年）日寇在北平盧溝橋發動了“七·七事變”，北平失陷於敵手，湯修慧不甘屈服日寇的蹂躪，抱着絕不當亡國奴的信念，其以滿腔的愛國熱情，毅然放棄、關閉了自己終生為之奮鬥、苦心經營了20年的《京報》及全部財產，隻身一人潛出北平，輾轉奔波全國12個省。湯修慧雖然身處逆境，但其並沒有忘記自身職責，她一路奔走，一路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人們在湯修慧的鼓動宣傳下，勇敢的站起來面對日寇法西斯的屠刀，以大無畏的精神向侵略者討還血債。

民國38年（1949年）初北平宣佈和平解放，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平市再次更名為“北京”。湯修慧聽到自己的學生毛澤東榮登共和國的最高領導崗位，她非常激動，立即衝破重重阻力返回北京。湯修慧回到《京報》館內居住的消息傳至中南海，毛澤東主席立即派其秘書來《京報》館看望她，並對其工作生活給予極大的關心。湯修慧回京後開始整理邵飄萍和《京報》史資料，由於她工詩善文，且又精通書法，在文化界、新聞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並得到社會的敬重。當湯修慧編著的《一代報人邵飄萍》問世之後，人們更加敬重湯修慧這位女報人，她的真情、她的勇敢、她的文筆都深深的印刻在人們的心中，乃至成為青年人追求“愛情”的偶像。文化大革命中，湯修慧亦未能逃脱歷史的噩運，她被紅衞兵打成牛鬼蛇神，而被遣送回浙江金華接受勞動改造。湯修慧不甘屈辱，她向毛澤東主席秉筆直書鳴辨冤案。毛澤東主席得知詳情後，立即批示予以糾正，並將湯修慧接回北京平反昭雪。由於毛澤東主席親自出面保護師孃，湯修慧方得以在京安度晚年。1986年3月2日一代女報人湯修慧病逝於《京報》館內，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