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善耆

同治五年（1866年），善耆出生，他是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的第十代嫡孫。祖父為華豐，死後諡曰恪； ^[1]  其父隆懃，官至內大臣。 ^[2]  善耆從小習武，英武過人，有傳聞説，他曾空手奪取過洋流氓的手槍。

光緒十三年（1887年），封二等鎮國將軍。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襲肅親王爵。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從北京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慈禧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這就是日後北京警察的濫觴）。

在庚子之變中，肅親王府被八國聯軍一把火徹底燒燬。為了補償肅親王府的損失，朝廷將崇文門正監督這個肥缺給善耆以作補償。崇文門監督是清代京師的税務總管，統管崇文税務總局及23個分局，負責徵收出入京城的各種貨税，是個人人垂涎的肥差。因有補償之意，朝廷規定上繳税款由歷年的30萬兩降為12萬兩，餘下的儘可以收入善耆個人腰包。偏偏善耆不領此情。就任伊始，他就大刀闊斧整頓官吏，嚴禁貪污受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崇文門監督收納的税金扣除支出後，竟高達60餘萬兩，善耆自己沒有留下一兩，全額上繳了國庫。以往洋人帶貨入京不納税，他改為一體納税；以往商民入關由經濟人包攬上税，從中抽釐，他改為官員直接驗貨收税，減去了中間盤剝的環節。善耆這一舉動無形中將他推到了某些權貴的對立面。未及多久，他就被慶親王奕劻參奏彈劾，慘遭罷免。 ^[3]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善耆再次出任工巡總局管理事務大臣，意氣風發的善耆在其任職的1年零8個月的時間內，鋭意革新，留下了不少可記錄史冊的成績。其中之一即是整修王府井大街。庚子年以前，王府井一帶路面很窄，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兩腳泥，街道兩邊的店鋪很少。《辛丑條約》簽訂後，王府井南口的東交民巷成了使館區。鑑於此地出入的洋人增多，善耆很快意識到此地潛在的巨大商業價值。經他奏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月，王府井大街路東建成了“東安市場”，隨之，相繼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店鋪，而且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善耆還明令在西珠市口內開設名為“文明茶院”的戲院，戲院樓上為女座，樓下為男座，取消了婦女不能進戲院觀戲的禁律，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一時轟傳。

善耆(5張)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間，出台了一篇用白話文撰寫的禁止燃放鞭炮的告示，其中“正值年關，天氣乾燥，市民燃放鞭炮需嚴加註意”等字句，與今天我們告示中的用語可説是沒有什麼不同。此事引起了京城《京話日報》的關注，認為善耆此舉無疑推動了白話文的推廣進程。善耆在工巡總局之外，設立中東西三個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機構。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警政、户口、衞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設。擔任過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和安徽省長的許世英曾經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師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晉不遵守交通規則，許世英責令罰銀十元。但是許世英此舉不但未獲罪責，反而得到善耆的讚賞。

然而，善耆這些具有改革意義的作法在當時並不被認同。終於，在他提出撤銷步軍統領衙門的建議時，遭到了頑固守舊派的抵制和反對，唆使步軍統領衙門的2萬餘官兵到慶親王那兒控訴，善耆又一次被罷免。 ^[3] 

1900年，善耆在擔任崇文門税務衙門正監督（主要負責進京商品徵税）時，他禁止官吏濫用職權，強行加税，要求一切按照規章辦理，並嚴禁索賄和私吞税款。並且，其對違反禁令的官吏進行法辦。他的做法受到了廣大商户的讚揚，但在京城官場，卻受到了同僚們的質疑。

善耆在擔任工巡總局管理大臣兼步軍統領期間，致力於市政管理工作。積極興建東安市場，擴建周邊道路以改善市政，引進了首批電話設備，引進了西洋馬車作為交通工具，取代了舊馬車。這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還為京師的王府、政府衙門提供了通訊便利。為了加強京師的治安管理，其推動了高等巡警學堂的建立，並培訓巡警人員。這些舉措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市政改善，而且提升了交通和治安管理水平。

善耆在擔任理藩院尚書後，1906年春，他前往內外蒙古地區進行調研，瞭解民情、畜牧業情況以及工業、鐵路、水利建設情況。之後，其上書五事：“一聯絡蒙情折服蒙心，一訓練蒙軍，一勸諭蒙古興學，一詳勘蒙地礦產，一測繪蒙古地圖。”他對蒙疆建設問題提出了利用閒置機器開發呢絨工廠、建設蒙疆鐵路網等建議。

1907年，他擔任民政部尚書，延續了對上述問題的關注，並以京師為試驗田，建立了首批公廁，加強公共管理，成立了消防隊、派出所，並在主要街區設立了巡警閣子。並且，民政部還着手建立户籍制度，進行了初步的人口統計。此外，受日本學習院的啓發，其在京師創辦了“貴胄學堂”，招收京師富貴人家子弟接受正規的近代化學校教育，經費由國家撥給。 ^[11] 

宣統二年（1910年），汪精衞秘密潛來北京，圖謀刺殺溥儀的父親、清王朝攝政王載灃。汪精衞行刺不成被捕，朝廷責成善耆負責審理此案。審案過程中，善耆看到汪精衞的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遂有了不殺之意。此外，善耆已經預感到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認為此時殺幾個革命黨人無濟於事，不如以懷柔手段對付之。在其力促之下，汪精衞得到從輕發落，僅以“誤解朝廷政策”之罪名，被判處永遠監禁。不久，又得以釋放。

汪精衞入獄期間，善耆多次到獄中看望他，想借機做汪的思想工作，希望能為己所用。但結果是，兩人的談話每次都如一場辯論賽，二人旗鼓相當，誰也説服不了誰。善耆私下裏與人半是玩笑半認真地説：“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而汪精衞見善耆談吐文雅，遠見卓識，非一般愚鈍無能的昏官污吏所能比，也生敬佩之心。後來，人們問起汪精衞對善耆的印象時，汪精衞只評價了一句：“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3] 

宣統三年（1911年）10月，張紹曾和藍天蔚在灤州發動“兵諫”，清廷被迫下罪己詔，宣佈解除黨禁、特赦國事犯。乘此機會，善耆建議清廷釋放汪精衞。

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的統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狀況。民國元年（1912年）1月12日，善耆與良弼、溥偉、鐵良等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1月19日，宗社黨發佈宣言，主張罷黜袁世凱，組建“戰時皇族內閣”，由鐵良任總司令，組織忠於清室的軍隊與革命軍決戰。1月17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溥儀退位事，宗室溥偉竭力反對。1月26日，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兩日後死亡，宗社黨膽落，王公親貴紛紛逃匿。 ^[4] 

同年2月，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在川島浪速的慫恿下，2月6日，善耆攜家人逃到旅順，繼續為復辟清朝而努力。來到旅順後，善耆死心塌地投入日本人懷抱，鼓吹“中日提攜”。7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舉行大喪時，他竟以清室貴胄之尊，身着喪服，齋戒素食，為其服喪三天。

民國三年（1914年）元旦，日本大正天皇即位，他冒着刺骨的寒風登上旅順白玉山，拜謁日本侵華將士的亡靈。為拉近與川島浪速的關係，他還將年僅六歲的十四女金壁輝（即川島芳子）送給川島當養女。每逢川島來拜訪，他必帶領全家老小到家門口排隊等候，親自上去擁抱迎接，還讓最年輕的側妃陪着川島浪速暢飲。

善耆於民國元年（1912年）6月開始，全力組織“勤王軍”來配合日本政府策動的“滿蒙獨立運動”。第一次，善耆準備在民國元年（1912年）9月20日起事。他將購買的大批軍火偽裝成農具，由公主嶺運往內蒙古。可就在這批軍火運抵鄭家屯附近時，被吳俊升的軍隊截獲，47輛大車全部被收繳。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就這樣胎死腹中。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稱帝，善耆認為復辟的時機成熟了，便開始緊鑼密鼓地活動。他的計劃是：由遼寧千山的部隊點起討袁烽火，與巴布扎布的蒙古軍隊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個“包括內外蒙古、滿洲三省和華北為一體”的大王國，然後請溥儀即位。為了計劃成功，善耆動用了全部家財，把自己所有的農田、森林、金礦、牧場、煤礦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借款100萬元，他用這筆經費，招募了大量土匪，進行軍事訓練，磨刀霍霍，躊躇滿志。正當善耆以為復辟指日可待時，袁世凱暴斃，“扶清討袁”的口號已經失去意義。日本人為了避免引起中國人的反感，開始壓制善耆，不讓其輕舉妄動，滿蒙運動再告失敗。

這次失敗，不僅讓善耆的精神備受打擊，也導致其傾家蕩產，失去了東山再起的財力。 ^[3] 

此後，善耆深感復辟無望，便把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他不許子女作中國的官，也不許為中國的民。到旅順後，他把38個子女（男21、女17）陸續都送去國外，除3個兒子分別去了英國、德國、比利時，其餘全部進了日本學校。當他一個女兒在日本出嫁時，他特地在陪嫁中添進一套日本和服，告誡其不可忘記日本的恩情，牢記將來與日本提攜之事。

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27日，善耆因抑鬱成疾，在旅順不治而亡，終年56歲。遺體運回北京肅親王墓地安葬。廢帝溥儀嘉獎善耆的忠誠，追贈諡號“忠”，全稱肅忠親王。 ^[3] 

善耆寫詩功底深厚，其詩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其為朝廷重臣，此時期所寫的詩，通常表達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抒發政治感慨，二是表達閒適生活情趣。 ^[13] 

善耆書畫作品與傳統不同，他沒有形成自己藝術風格。他曾與他的妹婿蒙古親王貢桑諾爾布（別名夔盒）合作繪畫，作品充滿了音樂劇的韻味。在閒暇時，他會穿上戲曲演員的服裝，登台表演，不分晝夜。由於他很少有時間沉浸在繪畫中，所以他的書畫作品並不多見。 ^[16]  善耆在辛亥革命後， 避居旅順、大連。他的書法技藝以清皇室的筆法為基礎，備受日本人的重視。 ^[17-18] 

善耆在擔任崇文門税務衙門正監督（1900年）這一負責進京商品徵税的官職時，他禁止官吏濫用職權，強行加税，要求一切按照規章辦理，並嚴禁索賄和私吞税款。他還對違反禁令的官吏進行法辦。他的做法受到了廣大商户的讚揚，但在京城官場卻受到了同僚們的質疑。 ^[19]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善耆出任工巡總局管理事務大臣，他在任期間整修王府井大街。特別是《辛丑條約》簽訂後，王府井南口的東交民巷成了使館區，善耆很快意識到王府井潛在的巨大商業價值。次年，王府井大街路東建成了“東安市場”，隨之，相繼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店鋪，而且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當時京師呈現出新的氣象。

善耆在工巡總局之外，設立中東西三個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機構。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警政、户口、衞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設。擔任過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和安徽省長的許世英曾經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師治安。

善耆在擔任理藩院尚書一職後，1906年春就前往內外蒙古地區進行調研，瞭解民情、畜牧業情況以及工業、鐵路、水利建設情況。隨後，他上書五事：“一聯絡蒙情折服蒙心，一訓練蒙軍，一勸諭蒙古興學，一詳勘蒙地礦產，一測繪蒙古地圖。”他對蒙疆建設問題提出了利用閒置機器開發呢絨工廠、建設蒙疆鐵路網等建議。 ^[19] 

1907年，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延續了對上述問題的關注，並以京師為試驗田，建立了首批公廁，加強公共管理，成立了消防隊、派出所，並在主要街區設立了巡警閣子。此外，民政部還着手建立户籍制度，進行了初步的人口統計。受日本學習院的啓發，他在京師創辦了“貴胄學堂”，招收京師富貴人家子弟接受正規的近代化學校教育，經費由國家撥給。 ^[19] 

武昌起義爆發後。善耆於民國元年（1912年）與良弼、溥偉、鐵良等宗室貴族勢力組織“宗社黨”，並且發佈宣言，主張罷黜袁世凱，組建“戰時皇族內閣”，組織忠於清室的軍隊與革命軍決戰。良弼被革命黨人炸死之後，宗社黨膽落，王公親貴紛紛逃匿。溥儀退位之後，清朝滅亡。在川島浪速的慫恿下，善耆逃到旅順繼續為復辟清朝而努力。來到旅順後，善耆死心塌地投入日本人懷抱，鼓吹“中日提攜”。民國元年（1912年）6月開始，善耆全力組織“勤王軍”來配合日本政府策動的“滿蒙獨立運動”。但是兩次皆失敗。

孫寶瑄：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 ^[5] 

慈禧太后評價：如果每個人都像善耆那樣，誰沒人願意擔任像崇文門税關監督這樣的職務。 ^[21] 

汪精衞：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3] 

善耆貴為親王，性好詼諧。某日客人來訪，談到某人以名字工對詞句的趣聞，善耆笑着説，照這麼説來，我的名字善耆，不是可以對“惡少”了嗎？因為“善”有“好”的意思，“耆”有“老”的意思，所以善耆出此工對。他書法秀媚，工小詞，客人曾以“人淡如菊”請對下句，他應聲道“後來其蘇”。在座者都歎服他的思維敏捷。 ^[6] 

善耆是出名的戲迷，府中建有戲台，尤其喜歡僚屬們陪着他演戲。任鑲紅旗漢軍都統時，屬下韓秀峯任副參領，韓一家都嗜好京劇，其兄是有名的武生，善耆久已聞名，遂約韓氏兄弟到府中研究戲劇，並提升韓秀峯為正參領。韓秀峯被提升後的謝禮，是他弟兄親自畫的京劇臉譜一冊，泥捏臉譜人頭一匣，善耆讚歎不已。 ^[6] 

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後，肅親王善耆被派回北京，協助李鴻章處理外交事務。善耆聽説一個日本人川島浪速，為保全皇宮出了大力，特意前去拜謝。善耆與川島浪速相識後，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川島浪速的建議下，善者協助開設了北京警務學堂，並參與了警察培訓工作。川島浪速藉助善耆的影響力，為日本謀取利益，並在日俄戰爭後通過斡旋幫助日本獲得了它所要求的權益。因此肅親王善者排行第六，與日本人聯繫密切，得外號“鬼子六”。 ^[20] 

善耆共有5個夫人，生有38個子女。其中第十四個女兒顯玗（金壁輝），被過繼給日本人川島浪速，改名川島芳子，後因間諜罪於戰後被槍決於北京；第七個兒子憲奎（金壁東）曾擔任滿洲國的新京特別市市長、龍江省省長、滿洲映畫協會理事長等職務。

善耆長子憲章將長女廉鋁過繼給川島浪速，更名川島廉子。

畫家連經是善耆第十六子憲方之子。善耆第十二女顯珴的女兒金若靜，曾將《溥傑自傳》翻譯為日語。此外，善耆的第十七女顯琦（1918-2014），被稱為“清朝最後的格格”。 ^[7] 

《清史稿·卷二百十九·列傳六》 ^[9] 

1922年，善耆病逝於旅順，家人將第四代肅親王衍璜墓的陽宅改建成了墓地，其被安葬在此處，但不久後，墓地遭到盜掘。衍璜墓東側紅牆以東就是歷史上的善耆墓所在，現已無任何歷史遺蹟可尋。 ^[12] 

肅親王府位於北京東城區正義路東側，是一組大型宅院。其始建於清朝順治年間。隨着《辛丑條約》的簽訂，東交民巷被劃為使館區，肅親王府也在其內，淪為了日本使館和意大利、日本的兵營。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