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

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 ^[7]  ，蔡鍔（原名蔡艮寅，後改名鍔，本詞條統一稱蔡鍔）出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東之親睦鄉 ^[8-10]  一户貧農家庭（今湖南省邵陽市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 ^[72]  。父親蔡正陵（又名俊陵） ^[58]  ，以種田為生，兼做裁縫；母親王氏，輔助勞動，勤儉持家。 ^[31] 

蔡鍔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入私塾讀書，10歲時便讀完了四書五經，被稱作“神童”。第二年，開始跟隨頗有才名的母舅樊錐遊學。在樊錐指導下，熟讀先秦諸子之書，尤好讀《韓非子》《老子》；同時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關心時局，學業大進。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未滿13歲的蔡鍔，隨父前往寶慶府城（今湖南邵陽）參加院試。主考官是學政江標，很賞識他的智慧和文章，將其補為縣學生員（秀才） ^{[31]  [32]}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底，應歲試，名列一等 ^[58]  。

這時，中國正值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沉重之時，以變法圖強為主旨的維新運動在全國興起。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秋，湖南時務學堂成立，梁啓超任中文總教習，唐才常為分教習。次年（1898年），在新任學政徐仁鑄的舉薦下，蔡鍔至長沙投考時務學堂，名列第三。其時他年僅16歲。據同學唐才質後來回憶，蔡鍔“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 ^[32]  。 ^{[31]  [58]} 

梁啓超在學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權學説，他深受影響。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權“流弊無窮”，主張在中國“益之以西人之法”，學習西方的“議院之制”。又在《湘報》上發表《〈後漢書·黨錮傳〉書後》《秦始皇功罪論》等文，揭露歷代獨夫民賊以及訓詁、帖括的“剝民”，造成今日的“無面無禍，無地不禍，無日不禍，其剝愈甚，其受禍更不可拯”；認為秦始皇的罪過，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梁啓超對他十分賞識，師生自此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31]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在維新變法的背景下，湖南地方當局選拔學生出洋留學，應試者5000人，蔡鍔以第二名入選。不料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梁啓超逃亡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殉難，維新運動失敗，時務學堂改為求實書院，學生星散，留學事遂成泡影。稍後，蔡鍔與同學唐才質、範源濂至武昌，擬入兩湖書院求學，亦以原為時務學堂學生而遭拒絕。於是三人東走上海，在次年（1899年）夏考入南洋公學（今西安交通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時值暑假，他們在南洋公學寄居月餘，忽接梁啓超自日本來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資助，於是東渡日本，留學東京大同高等學校。 ^[31]  後轉入橫濱東亞商業學校。 ^[2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在南方成立自立會，組建自立軍，計劃以武漢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發動起義。蔡鍔參加了自立會，並在起義前夕回國。唐才常以其年輕，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黃忠浩，促其響應。但起義失敗，唐才常等被捕遇害。蔡鍔倖免於難，重返日本。 ^[31] 

為實現救國救民的抱負，蔡鍔於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決心改習軍事。自此他改名鍔，立志“流血救民” ^[11]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自費考進陸軍成城學校。次年（1902年）七月畢業後，曾以候補生投日本仙台騎兵第二聯隊實習。十月，又自費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因成績優異，不久改為官費生。 ^[31] 

蔡鍔在成城、士官學校學習期間，積極參與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冬，黃興、楊毓麟等創辦湖南編譯社，發刊《遊學譯編》雜誌，他積極協助工作。 ^[31]  曾撰《致湖南士紳書》，力主效仿日本明治維新推行改革。同年，梁啓超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他曾入社襄理筆政，並在該報發表長篇政論文章《軍國民篇》。文章寫道：中國“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又説：人有靈魂，國有國魂，“苟喪厥魂，即陷滅亡”。“故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如日本之武士道。但對於中國的國魂為何物？他閃爍其詞：“欲於四千年漢族歷史中，搜索一吾種絕無僅有之特色，以認為吾族國魂，蓋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研究者認為他指的就是軍國民主義。 ^[31]  這一時期，蔡鍔曾用蔡孟博、奮翮生、劫火仙等筆名。 ^[39]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拒俄運動興起，他與黃興等組建“拒俄義勇隊”（後更名“軍國民教育會”）。同年十月，蔡鍔自士官學校畢業。在100多名畢業生中，他的成績名列第三。同時畢業者尚有蔣方震、張孝準，均名列前茅，為人矚目，時有“中國士官三傑”之稱。 ^[33] 

光緒三十年（1904年）初，蔡鍔以士官學校優秀畢業生身份回國。這時他剛到弱冠之年，英氣勃發，東南各省督撫爭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撫夏時聘他為江西續備左軍隨營學堂監督，不久改任材官隊（即將弁學堂）總教習及監督 ^[39]  。十一月，他辭職返湘。 ^[31]  蔡鍔講解精闢，技藝嫺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他應湖南巡撫託忒克·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練處幫辦，兼武備、兵目兩學堂教官。七月，蔡鍔在廣西巡撫李經羲的再三敦請下，前往廣西桂林，就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併兼隨營學堂總理官。八月，又受委為巡撫部院總參謀官。九月，兼任廣西測繪學堂堂長。他乘機邀請革命黨人譚人鳳等入廣西活動，共談國事；又延請他的老師樊錐入幕，恭執弟子之禮。時同盟會已在日本東京成立，黃興（化名張守正）來廣西活動，蔡鍔與之共商革命方略，並曾掛名同盟會。 ^[31]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清廷在河南彰德舉行新軍秋操（參見詞條彰德秋操），蔡鍔奉令前往觀操，被選為中央評判官。秋練結束後，他赴北京考察軍事，不久返回廣西。 ^[3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廣西創辦陸軍小學堂，蔡鍔兼任陸軍小學堂總辦；二月，又兼廣西兵備處總辦。次年（1908年）三月，他被任命為廣西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自桂林移駐南寧。 ^[31] 

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蔡鍔奉命前往龍州，任講武堂總辦，旋改任監督，將講武堂遷於南寧。翌年（1909年）夏，再遷往桂林。不久，他擢升為廣西新軍混成協協統，兼學兵營營長、督練公所三處（參謀、兵備、教練）及幹部學堂總辦 ^[31]  。在廣西任職期間，他曾巡行4000餘里，沿邊調查地方民情，考察邊情地勢，寫成《越南用兵計劃》和《桂邊要塞圖説》兩書，對加強邊防軍備建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64]  。

蔡鍔在廣西，歷時6年，身兼數職，為在廣西訓練新軍殫精竭慮，煞費苦心，頗負盛譽 ^[39]  。他提出“廣西練兵主旨”：

練兵的愛國、民主色彩是很明顯的。而另一方面，為着扎穩腳跟，團結內部，他處世行事，力求穩健、冷靜，避免輕舉妄動。廣西同盟會支部負責人耿毅、何遂持黃興介紹信前往聯繫，他也避免直接接觸，還招致了一些年輕的同盟會會員的懷疑和不滿。 ^[31] 

廣西新軍原擬編練一鎮一協。由於經費拮据，宣統二年（1910年），蔡鍔決定將已練成的一鎮縮編為一個混成協。這樣，幹部學堂培養的200多名軍官就難以全部安置。於是，他採取甄別的辦法，考核品行，考試漢文，分別去留。結果，合格錄取120餘人，其中湖南籍佔90餘人，廣西籍僅30餘人。廣西籍學生為此激憤不平。一些年輕的同盟會會員遂乘機宣揚蔡鍔任用私人，偏袒同鄉，排斥廣西人。立憲派控制的廣西諮議局也開會彈劾蔡鍔。從而掀起了一場驅逐蔡鍔出廣西的風潮。蔡鍔沉着應對，撰寫了長達兩萬餘字的辯駁書，逐條批駁了廣西諮議局強加在其頭上的種種罪名，最後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54]  。後經雲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和陸軍小學堂總辦羅佩金舉薦，時已調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電邀蔡鍔去雲南任職時 ^[39]  ，他遂決計離開廣西前往雲南。 ^[31] 

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蔡鍔抵達雲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書，輯錄曾國藩、胡林翼的治軍言論，加撰序言、按語，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作為對新軍官兵進行“精神講話”的材料。他將所選取的語錄分為十二章，並在按語中發揮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軍事見解。蔡鍔編輯此書，主要是有感於當時民族危急和清軍的腐敗，希望能對新軍的訓練有所“挽回補救”。 ^[31]  六月，李經羲奏準任命蔡鍔為雲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下轄第七十三、七十四兩標。 ^[31] 

蔡鍔在政治主張上是梁啓超的追隨者，站在立憲黨人的一邊，但同時又較敏鋭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圖與革命派保持聯繫，對革命黨人的活動他也常給以同情和贊助。早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同盟會發動鎮南關起義時，黃興和趙聲二人於事前曾秘密去廣西訪問蔡鍔。 ^[39]  等他到雲南就職時，正值四川保路運動狂飆驟起，全國革命形勢急劇高漲。在雲南，同盟會的活動亦有相當的基礎，雲南陸軍講武堂實際成了同盟會的活動場所，堂長李根源，教官李烈鈞、方聲濤、唐繼堯、顧品珍、李鴻祥、羅佩金等皆為同盟會會員，且多為東京士官學校畢業生。蔡鍔“暗中和同盟會保持着聯繫。……對講武堂的革命活動，作了很好的掩護”。 ^[31]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此後雲南革命黨人加緊活動。二十五日，同盟會會員劉雲峯、唐繼堯、劉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張子貞、黃毓成等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策劃響應武昌起義。繼後，又於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連續召開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會議，蔡鍔參加了這四次會議。在第四次會議上，與會者歃血為盟，立下誓約：“協力同心，恢復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在第五次會議上，決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時發動起義，並推蔡鍔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以新軍為骨幹。 ^{[31]  [1]} 

不料事機泄漏，在九月初九日時，雲貴總督署的總文案熊範輿、劉顯冶把新軍不穩的消息密告李經羲和第十九鎮統制鍾麟同，二人會商後擬下令解散新軍以杜絕亂源。初九日晚8時餘，知道事機迫切的蔡鍔等遂約同李根源率新軍七十三標自城北校場起義，攻昆明北門；蔡鍔自率新軍七十四標及部分炮隊官兵在南校場巫家壩起義，攻昆明東南門 ^[41]  。他宣佈革命宗旨為：“滿清專制數百年，紀綱不振，政以賄成，四萬萬同胞如坐塗炭。現在武昌首義，四處響應，皆欲掃除專制，復我民權。我輩軍人，何莫非國民一分子。與其被疑繳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義軍，革命清廷，驅逐漢奸，復我河山，興我漢室之為愈也！”起義軍經過激烈戰鬥，於第二日中午攻佔了五華山、總督署。李經羲自督署逃往法領事館避難，後經蔡鍔派人把他護送出境；鍾麟同與協統王振畿被起義軍擊斃，軍事總參議靳雲鵬化裝潛逃。起義取得了勝利。雲南各地，傳檄而定。 ^{[31]  [39]}  由於當天是九月初九重陽節，故史稱“重九起義”。 ^[1]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義軍民組織了“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蔡鍔被推為雲南軍都督。軍都督府成立後，即向全省聲明：起義“宗旨在剷除專制政體，建設良善國家，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結合一體，維護共和，以期鞏固民權，恢張國力”。同時發佈《討滿檄文》，重申同盟會的綱領。為革新政治，蔡鍔設置了軍都督府政務會議，訂於每星期三照例舉行，由省直機關、省議會、參議處各派代表參加，討論本省重大興革事項。討論決定後，由都督下令各單位限期辦理。他還通知各單位，根據自身的力量和應辦事務的輕重緩急，編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綱和辦事程限表。這樣，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習，廓除殆盡”。 ^[31] 

為了革新政治，蔡鍔還採取果斷的措施，“更換重要各地方行政官”。各部、司、局主要負責人，基本上都由同盟會會員和擁護革命的人士擔任，撤換了一批腐敗的舊官吏。軍隊中也起用一批年輕軍官，以代替不稱職的舊軍官。他還大力整理財政，節約開支。整頓釐税，剔除陋規。精簡機構，裁撤冗員。又兩次帶頭裁減薪金。結果，都督蔡鍔的薪俸，由原來的600兩減為60兩，與一個副都督（營長）的薪俸相等。“此時都督俸金之觳，舉國未有如雲南者也”。不僅如此，他還將“公費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軍，不欲使家有贏餘，貧民貧國”。在他的倡導下，雲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潔成為一時風尚”。 ^[31] 

雲南獨立後，貴州革命派與立憲派競相醖釀獨立。四川總督趙爾豐還盤踞成都，和保路同志軍對抗。蔡鍔為了鞏固雲南，立即着手向鄰省發展，從而對貴州、四川兩省的政治變動進行了干預。11月4日，貴州宣佈獨立，革命派掌握了政權，該省立憲派任可澄、劉顯世、戴戡等請求蔡鍔派兵援黔，武裝鎮壓革命派。蔡鍔和立憲黨人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意派唐繼堯率軍到貴陽。唐繼堯到貴陽後，圍攻貴陽軍政府，屠殺了大批革命黨人，當上了貴州都督。此時，四川保路運動在雲南起義後進一步高漲起來，重慶、廣安、萬縣、瀘州先後獨立，而省會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清政府曾派川漢、粵漢鐵路督辦託忒克·端方率軍進入四川，鎮壓革命勢力，趙爾豐也擁有相當大的力量。11月11日，蔡鍔派謝汝翼、李鴻祥兩個梯團，共8個營的兵力援助四川起義軍。趙爾豐軍士氣低沉，一與援川滇軍接觸，就潰不成軍，狼狽逃竄。但是，援川滇軍和四川起義軍未能團結對敵，因爭地盤、税款等問題，也不斷髮生衝突。宣統三年（1911年）12月，謝汝翼在敍州和自流井對數萬抗清保路同志軍進行了鎮壓；民國元年（1912年）初，李鴻祥也在瀘州所屬的合江縣殺死了革命黨人黃方和大批保路同志軍。對於這場屠殺，事後蔡鍔和重慶軍政府張培爵、夏之時兩都督有截然相反的電報致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蔡稱“合江匪徒嘯聚”，“隨我軍入城後彼乘間入城，肆行劫掠”。張培爵、夏之時卻説∶“滇軍以兵力解散同志會施放機關炮，殺傷過多……黨人、滇人皆以為過當。” ^[39] 

此外，正在辛亥革命進行之際，西藏地區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英印政府支持下發動叛亂，圍攻拉薩等地，進擾西康藏區。於是，蔡鍔於大力整頓雲南內政的同時，於民國元年（1912年）夏派遣滇軍入藏。這些軍事行動，對於抗禦英人侵略，鎮壓西藏叛亂，起了一定的作用。 ^[31] 

蔡鍔(2張)

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逐步竊取了國家政權。而蔡鍔對袁世凱的認識和態度，也在這一時期經歷了曲折的變化。 ^[31] 

早在宣統三年（1911年）底開始的南北議和中，蔡鍔對袁世凱是有所警惕並反對議和的，他在民國元年（1912年）1月20日及26日分別致電孫中山、黃興、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反對妥協與議和，對南北議和後形勢作出大體正確的預計。但當南北議和告成，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後，蔡鍔卻轉而擁戴袁世凱。後世研究者認為，其原因主要出於兩個方面：一、袁世凱業已由臨時參議院合法地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二、同蔡鍔渴望國家統一富強和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分不開的 ^[36]  。 ^[31] 

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圖借南京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來限制袁世凱，要求袁世凱到南京就職，並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袁世凱卻堅持要建都北京，並且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如具文。在這場鬥爭中，蔡鍔支持袁世凱。他認為如果建都南京，“北邊形勢當為之變遷，恐遺孽有乘虛竊踞之虞，而強鄰啓蹈隙侵陵之漸，黃河以北淪入氈裘，甚非國民之利”，因此應“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統一南北，大局幸甚”。 ^[31] 

民國成立後，各政黨社團林立叢生。蔡鍔從國家統一出發，曾參加統一共和黨，並被推為總幹事。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條件下，他認為“本黨主義，務以國家為前提。……天賦人權之説，只能有效於強國之人民，吾儕焉得而享受之？”由此強調“國權為擁護人權之保障”，“苟國家能躋於強盛之林，得與各大國齊驅並駕，雖犧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暫時之苦痛，亦所非恤”。這種偏重國權、輕視民權的觀點，在當時顯然有利於業已篡奪政權的袁世凱。正因如此，當宋教仁醖釀把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合併改組為國民黨時，蔡鍔首倡軍人不黨主義，進而倡議解散各黨，並聲明脱離統一共和黨。 ^[31] 

民國二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舉行“善後大借款”，準備發動內戰。孫中山和一部分國民黨人決定武裝討袁。7月，江西、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紛紛宣佈獨立，“二次革命”爆發。蔡鍔反對“二次革命”，曾建議袁世凱、黎元洪及北京政府“一面添重兵馳赴戰地，分頭截剿，早日撲滅，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慶宣佈獨立，他遵照袁世凱的指令，派兵入川會剿；只是由於“二次革命”很快失敗，他的部隊才沒有與反袁軍直接衝突。事後，蔡鍔指責國民黨“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苟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然其進鋭，則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絕易易也”。 ^[31]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將在西南地區擁有重兵的蔡鍔調往北京，以唐繼堯繼任都督兼民政長。蔡鍔離滇前，在滇軍營以上軍官會上發表講話説：“現任總統袁世凱原是我們的政敵，戊戌那年，由於他臨時告密，我們的師友有的死，有的逃，現在想起來猶有餘痛。但衡量中國現在的情勢，又非他不能維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幫助袁世凱渡過這一難關。”民國二年（1913年）10月4日，他到達北京，受委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總裁為段祺瑞）。11月，任政治會議議員。次年（1914年）5月，任參政院參政。6月，加昭威將軍名號。7月，任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12月，又被任命為全國經界局督辦。 ^{[31]  [39]} 

蔡鍔盡力職守，頗思有所作為。他特別熱心於改革軍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學蔣方震、閻錫山、張紹曾等11人組織軍事研究會，研討戰略戰術。又修訂了早年在廣西起草的《軍事計劃》一書，貢獻給袁世凱，作為國防計劃的綱要。在該書中他提出：立憲制度和義務兵役制，是新國家賴以行進的“兩輪”或“兩翼”，“而二者之間，尤有至深至密之關係”。由此，他把軍事改革與政治改革聯繫在一起，主張給農民以“土地所有權”，使其能“自由之勞動”；給市民以“自治權”；同時教育貴族愛國家，破除特典、特權。他兼任全國經界局督辦後，對經界局事務也作了詳細的規劃，並在短期內主持完成了《中國曆代經界紀要》和《各國經界紀要》兩書。但是，他把富國強兵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則只能被嚴酷的現實所粉碎。 ^[31] 

就在蔡鍔在京時，袁世凱的政治野心不斯膨脹。他殘酷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打擊民主共和力量，同時篡改憲法，破壞責任內閣制，強化集權統治，朝着復辟帝制的道路疾進。 ^[31]  蔡鍔到京不久，迅即察覺袁氏父子的陰謀與野心，便暗中與朋友、同道聯繫，小心翼翼地多方做應變的準備。當時全國各省除滇、黔、粵、桂外，幾乎都是北洋軍隊的防地，而廣東都督龍濟光早已歸順袁世凱，並牽制廣西都督陸榮廷，使之不敢異動。只有滇黔，一時成為立憲派活動的地盤。蔡鍔的舉動對該兩省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因而袁世凱對他倍加提防。袁世凱曾向親信曹汝霖泄露自己的心機説∶“松坡這個人，有才幹，但有陰謀”，“我早已防他，故調來京。” ^[39] 

對外來侵略，蔡鍔堅決主張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他在參政院發表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説，激昂慷慨，要求拒絕“二十一條”，下定最後作戰決心，並制訂了對日作戰計劃。對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活動，他一方面認識到“此事關於國家前途甚巨，……頗屬危險”；一方面則表面不動聲色，暗中籌劃對策，伺機行動。 ^[31] 

民國四年（1915年）8月15日，即鼓吹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的“籌安會”發表成立宣言後的第二天，蔡鍔就乘晚班車去天津，會見梁啓超，商議討袁計劃。此後，他一方面與梁啓超保持密切聯繫，一方面與雲貴軍政人員密電往來，互通聲氣，囑令他們“穩靜”“慎重”從事，“加意佈署鎮懾”，並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劃。他還密派專使分赴廣西、湖南、廣東進行聯絡，與在美國的黃興也取得了聯繫。而在公開場合，蔡鍔則把自己裝扮成帝制運動的擁護者和胸無大志的浪蕩公子。8月25日，袁世凱的親信執贊成帝制的題名錄前來統率辦事處試探，他即帶頭簽名表示擁護。與此同時，蔡鍔常涉足北京中八大胡同妓院，與歌妓小鳳仙結萍水姻緣，佯裝寄情聲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鬧不休。他乘機將母親、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31] 

蔡母及蔡夫人離京後，袁世凱密派便衣特務闖入蔡鍔住宅，翻箱倒櫃，檢查信件電報，無所獲。蔡鍔嚴詞抗議。袁世凱故作姿態，飭軍警捕拿“盜犯”，並從監獄中提出幾名罪犯加以處決，以資掩飾。至此，蔡鍔決計秘密逃出北京。 ^[31] 

蔡鍔逃出北京，轉赴雲南，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他以患病為藉口達到逐步脱身的目的。民國四年（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凱説：“鍔於本月初忽患喉痛，因連日從公，未甚留意，遷延日久，病勢加劇。近則紅腫異常，言語失調，飲食亦為之鋭減。迭經醫治，未見痊可。現就西醫診視，據云肺胃積熱，兼有外感，亟宜避風少言，醫藥始能收效等語。擬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請假五日，以資靜攝。”袁世凱批示：“准予給假五日。”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凱，以“病體未痊”為由，“擬請續假一星期，赴津就醫”。袁世凱批示“准予續假七日，俾資調理。”他到天津後，與梁啓超初步擬定了赴雲南發動武裝起義的戰略設想。內容是：“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后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這是個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頗具膽識的戰略構想。11月22日，又向袁世凱呈文，説“假期已滿，病仍未愈”，請“准予續假三月，俾得遷地療養。並請派員代理，免曠職務”。袁世凱批示：“着給假兩月。”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凱，説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嚴寒，亦非孱弱之軀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勢益加。惟有移住氣候温暖地方，從容調養，庶醫藥可望奏功”。明確要求“航海東渡，赴日就醫，以期病體早痊”。袁世凱批示：“一俟調治就愈，仍望早日歸國，銷假任事，用副倚任。”12月2日，蔡鍔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東丸東渡日本。離津前，他與梁啓超訣別説：“失敗就戰死，絕對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絕對不爭地盤。” ^[31] 

蔡鍔抵達日本後，在黃興所派張孝準、石陶鈞等的接應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後迅速換乘另一艘日輪，經吳淞口南下香港，復取道河內直奔雲南。與此同時，他請石陶鈞帶着自己的行李去別府箱根，作就醫狀；並準備了多封親筆信，讓石陶鈞陸續寄給袁世凱的親信唐在禮等人，逐日報告遊歷狀況和養病情形，以掩飾行蹤。因而，袁世凱一點也沒有察覺蔡鍔離開日本的跡象，當他接到“蔡過香港到雲南去了”的情報時，一度還不相信，等到確定後大吃一驚，立即電令蒙自關道周沆和阿迷縣長張一鯤，伺機狙擊或捕殺。但在唐繼堯之弟、警衞團長唐繼虞的迎接和護送下，袁世凱的陰謀未能得逞。 ^{[31]  [39]} 

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9日，蔡鍔歷盡艱險，安全抵達雲南昆明。當時滇軍反袁情緒十分熱烈，中下級軍官已開過三次秘密會議，醖釀武裝討袁。原國民黨骨幹分子李烈鈞、程潛、熊克武等亦先後來滇，共同策劃反袁戰爭。只因唐繼堯態度曖昧，不能迅速發動。蔡鍔到後，統一了各派力量，促使唐繼堯下了反袁的決心。12月21日、22日，在蔡鍔、唐繼堯的主持下，又聯合召開了第四、五次會議，決定立即發動反袁護國戰爭。12月23日，便以唐繼堯和雲南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致電袁世凱，要求取消帝制，懲辦帝制禍首，限25日上午10時答覆。同日，蔡鍔與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李烈鈞、戴戡聯名將前電通告各省。次日，他又與戴戡聯名致電袁世凱，“為最後之忠告”，要求袁“於滇將軍、巡按所陳各節，迅予照準，立將段芝貴諸人明正典刑，併發明令，永廢帝制。……否則，土崩之禍，即在目前，噬臍之悔，云何能及！”袁世凱自然拒不作答。於是，12月25日，蔡鍔等正式宣佈雲南獨立，武裝討袁，護國戰爭爆發。 ^{[31]  [37]  [39]} 

雲南獨立後，迅速廢除袁世凱政府“將軍”“巡按使”稱號，仿辛亥革命例，組建護國軍雲南都督府，唐繼堯為雲南都督。26日，討袁護國軍正式成立，蔡鍔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 ^[39]  稍後，又組織護國第二軍、第三軍，分別以李烈鈞、唐繼堯（兼）為總司令；另組挺進軍，以黃毓成為司令。計劃第一軍出蜀，第二軍入桂，第三軍留守，挺進軍相機行動。 ^[31] 

民國五年（1916年）元旦，護國軍在昆明校場誓師，發佈討袁檄文。軍容整肅，士氣高昂。 ^[37]  蔡鍔會同唐繼堯、李烈鈞發佈誓詞：

_{以告國人，並自申警：一、同人職責，惟在討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濟，舉凡建設之事，當讓賢能，以明初志。個人權利思想，悉予剷除。一、地無分南北，省無論甲乙，同此領土，同是國民。惟當量材程功，通力合作，決不參與地域觀念，自啓分裂。一、倒袁救國，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張目，便當引為同志。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當然消融，絕無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國，已成五族公敵。萬眾一心，更無何種種族界限。} ^[31] 

蔡鍔第一軍下轄四個梯團，每梯團各轄兩支隊，總兵力約7000人。時袁世凱調入川的北洋軍有曹錕第三師、張敬堯第七師、李長泰第八師，兵力約4.5萬人 ^[38]  。而馬繼增率第六師、範國璋率二十一師等由湘西入貴州。此外，加上四川將軍陳宧所率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3個旅與川軍劉存厚第二師向敍府、納溪、瀘州佈防。同時，袁世凱還派龍濟光率軍入廣西進攻滇南。 ^[39]  由此，袁世凱方形成對護國軍的人數優勢。面對強敵，蔡鍔沉着指揮，周密規劃：

在民國四年（1915年）12月27日，劉雲峯所部先遣隊出昭通向川邊移動。翌年1月14日，蔡鍔親率趙又新、顧品珍兩個梯團從昆明出發。21日，先遣隊攻佔敍府，然後指向南溪，使川南鎮守使伍祥禎部潰不成軍，川、黔動搖。27日，貴州宣佈獨立，蔡鍔遂由貴州威寧、畢節前進，指向四川瀘州。2月2日，劉存厚在納溪起義響應，配合護國軍第二梯團，第三支隊於6日攻佔瀘州藍田壩月亮巖。這是出兵以來的第一次大戰鬥。經此一戰，護國軍聲威大振。蔡鍔督中路護國軍與劉存厚師會攻瀘州。同時，右翼戴戡指揮的護國軍第一軍一部也於14日攻入四川綦江附近，並分兵進入湘西。 ^{[31]  [39]} 

自民國五年（1916年）2月起，北洋陸軍一萬人餘人抵達瀘州附近，此處僅有三千餘人的護國軍與曹錕師吳佩孚旅等部在納溪、棉花坡一帶展開激戰 ^[38]  。23日，蔡鍔帶病親赴納溪前線，直接指揮戰鬥。28日，護國軍發起總反攻。戰鬥激烈艱險，敍府得而復失，納溪三易其手。由於敵眾我寡，士卒疲累，加以後方軍餉得不到接濟，又無預備隊可增援，蔡鍔不得不於2月下旬停止進攻，在納溪與北洋軍隔江對峙。3月2日，左路軍退出敍府，7日，中路軍又不得不放棄納溪，退往永寧大洲驛。同時，戴戡的右路軍也退守黔邊。蔡鍔退駐大洲驛後，將司令部設在永寧河中的一條大船上。適逢3月15日廣西宣佈獨立，消息傳來，四川前線的護國軍大為振奮。又經過十幾天的整頓補充，蔡鍔遂在17日下令分三路大舉反攻：中路顧品珍梯團，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隊及劉存厚部，進駐和豐場、牛滾場一帶；右路趙又新梯團朱德、金漢鼎兩支隊，由白節灘向納溪推進，掃清長江南岸之敵。護國軍連日激戰，大獲勝利，先後攻佔江安、南溪等地，23日重新奪回納溪。隨後仍退回原地。經此次戰役，北洋軍在川精鋭損傷頗多。 ^{[31]  [39]}  而護國軍以弱於敵人的兵力，在餉彈兩缺，後方接濟時斷的情況下，仍“士氣堅定，上下一心，雖傷亡頗眾，晝夜不能安息”，“風餐露宿，毫不為沮”，與北洋軍奮戰數月，牽制住了北洋軍主力，阻止其推進，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軍隊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反帝制運動的發展壯大。 ^[38]  3月22日，袁世凱在全國一片聲討的壓力下，被迫宣佈取消帝制後，瀘州前線總司令張敬堯也在3月31日與蔡鍔達成停戰協議。 ^[2] 

袁世凱取消帝制後，仍以“大總統”自居。蔡鍔與唐繼堯等立即發出通電，不僅不承認袁世凱仍為總統，而且要求對他進行審判。這時，全國各地反袁鬥爭形勢繼續高漲，袁世凱內部也日益分崩離析。5月8日，宣佈獨立的南方滇、黔、桂、粵等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護國軍軍務院，推唐繼堯為撫軍長，蔡鍔等為撫軍。6月6日，袁世凱在眾叛親離聲中憂病身亡，護國戰爭以勝利告終。 ^[31] 

還在護國戰爭結束前，蔡鍔的病況因軍務勞頓，日形加劇。緊張的戰事結束後，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他多次請求辭職養病，未獲允准。民國五年（1916年）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鍔為益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7月1日，他到達瀘州。7月6日，北京政府復任命他為四川督軍兼省長。這時，蔡鍔的喉病“經德醫施治後，腫痛更劇，聲音全失，精神萎頓，飲食驟減”。但四川軍政各方“併力勸駕赴蓉，接前敵將士及各屬紳民函電，亦紛紛請求速西上就任”。於是，蔡鍔離開瀘州，於7月29日到達成都。 ^[31] 

蔡鍔到達成都後，帶病堅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為。他大刀闊斧地整編在川軍隊，統一財政收支，並制定軍隊、官吏獎懲條例。但病勢日重，實在無法堅持工作。於是再三電請辭職治病，並保薦護國軍參謀長羅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長兼會辦四川軍務。8月7日，他獲准假兩個月，兩日後即離成都東下，於同月28日到達上海。梁啓超“會着他，幾乎連面目也認識不清楚，喉嚨啞到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看着這病是不能救了”。儘管如此，他還為梁啓超的《盾鼻集》作序。然後東渡日本，在病情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於九月底入九州福岡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治療 ^[55]  。這期間，北京政府頒佈授勳令，授予蔡鍔一等勳位。在授勳排名中，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蔡鍔離滬時，黃興特為送行。但到10月31日，黃興竟病逝於上海。在日的蔡鍔聞耗悲痛欲絕，於病榻作輓聯相贈。 ^[31] 

民國五年（1916年）11月6日晚，醫生為蔡鍔打了一針強心劑，使其精神頓爽，於11月7日口授隨員四事，作為遺囑，於第二天（8日）給北京政府發了電報。其內容如下：

_{四川督軍兼省長蔡鍔叩。} ^{[31]  [56]} 

臨終遺囑中沒有一句提及私事。就在這天凌晨，蔡鍔病情嚴重惡化，延至凌晨2時 ^[55]  溘然長逝，年僅34歲。 ^[31] 

蔡鍔逝世消息傳到國內，引起了舉國上下的悲痛。大總統黎元洪於11月10日發出唁電和褒揚令，同時指示駐日公使章宗祥派專員妥為照料，撥款2萬元作為治喪費，隨後又追贈他為陸軍上將（原為上將銜中將 ^[56]  ）。12月18日，北京國會通過《國葬法》，並決議國葬黃興、蔡鍔。同時，湖南督軍譚延闓、雲南督軍唐繼堯等紛紛發出弔唁通電。國會參議院、眾議院在得知其訃訊的當日開會決定，下半旗以致哀悼 ^[10]  。12月5日，蔡鍔的靈柩，在大總統特使袁華選和蔣方震、石陶鈞等人護送下，乘海輪迴到中國，抵達上海。1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殯儀館，舉行了隆重的悼祭儀式，由淞滬護軍使楊善德代表黎元洪主祭，梁啓超宣讀祭文。但梁啓超因情緒激動，過於悲傷，無法再讀，只好把文稿交給石陶鈞代讀。當時，在昆明、成都、重慶、長沙、邵陽等地都舉行了相當規模的蔡鍔追悼會。 ^[56] 

民國六年（1917年）4月12日，蔡鍔魂歸故里，北洋政府在長沙嶽麓山為他舉行國葬。另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又塔設靈堂舉行公祭，孫中山、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等以及民國政府各部、駐華公使、各界羣眾參加了祭奠。蔡鍔成為中華民國史上最早享受國葬殊榮的元勳。 ^[56]  而嶽麓山國葬當天，雖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隊伍仍有千人以上。北京政府正、副大總統和軍政機關以及廣東等10多個省，嶽州、衡陽、寶慶全省各道，參議院等單位，都派出了會葬代表送葬。國民黨知名人士譚人鳳、劉揆一等，也以私人身份參加了會葬。湖南督軍譚延闓及各官員、軍隊，冒雨徒步護靈上嶽麓山。下午2時，靈柩運抵嶽麓山萬壽寺後山的墓地，由譚延闓領首，舉行了隆重的下葬禮儀。在17聲葬炮和哀樂鞭炮聲中，蔡鍔安息於此。 ^{[2]  [29]} 

（圖冊參考資料 ^[56]  ）

宣統三年（1911年）底武昌起義爆發後，蔡鍔與雲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在昆明發動“重九起義”，建立軍政府，任雲南都督。 ^{[63]  [62]}  任內在行政上進行了若干改革，他撤換了一批貪污腐敗的縣知事，以青年知識分子取而代之，在軍隊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軍官；財政方面則極力提倡節省，並且以身作則。 ^[39] 

本着維護統一的目的，蔡鍔還是袁世凱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時，多次為袁世凱辯護。南北議和期間還曾有過呼聲組閣，並曾率先在雲南發行愛心公債以緩財政困難。 ^[2]  但他主張拒絕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 ^[62] 

民國四年（1915年）逃離北京，經日本潛入雲南，同年12月發動護國軍起義，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親自擔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與北洋軍激戰四川。 ^[63]  最終南方各省相繼宣佈獨立。袁世凱在內外壓迫後宣佈取消帝制。 ^[62]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把護國運動稱作“三次革命”。 ^[56] 

蔡鍔撰寫的第一部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是《軍國民篇》。該書主要介紹西方的軍國民主義，其最初是一種體育思想，主張把軍事訓練運用到學校體育教學中，把學生直接練成士兵。軍國民主義先由德國傳入日本，再由蔡鍔和蔣百里等人介紹到中國。 ^[57] 

《軍國民篇》分析了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屢挫於列強的敗因，認為是國人精神氣質的問題，從教育、思想、文學、風俗、體質、武器、音樂、國勢等8個方面進行剖析。對於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蔡鍔認為，癥結在於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精神氣質馴順退讓，不善為戰。而當此弱肉強食的世界，不好戰至少也須有足夠的實力方能自立自足，安處一方。所以，中國人首先必須在精神上抖擻、強健起來，鑄造一種能夠適應時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57] 

在等待接任新職期間，他伏案著書，完成自己第二部也是最為重要的軍事著作《曾胡治兵語錄》。從在論及“選將”時，蔡鍔崇尚曾、胡“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的思想，認為這是“扼要探本之論”。他説：“吾儕身膺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宿，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 ^[3]  抒發了他立志為國捐軀的志向。談到治軍，蔡鍔認為“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對於“風氣紀綱大弛”的軍隊，“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主張“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 ^[4]  同時，他也提倡官兵之間“和輯”相處，使士兵把軍營視為“第二家庭”。他特別欣賞曾國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這句話，認為帶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 ^[5]  一個心懷仁德的將軍不只愛兵，也會愛民，而這是更重要的。 ^[57] 

蔡鍔治軍嚴明，並以身作則。他在雲南都督任內，曾令參謀部匯考中外律例，制頒《簡明軍律》四十七條，內分“叛亂”、“擅權”、“辱職”、“抗命”、“暴亂脅迫”、“侮辱”、“逃逸”、“損壞軍用物品”、“掠奪”、“關於俘虜之罪”及“違令”等十一章。並制頒《軍隊手牒》，強調軍人“宜忠國家，宜敦信義，宜重儉樸，宜守紀律，宜尚武勇”。明確規定，“自宣佈之後，一律實行”。又轉發了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關於嚴禁私自勸募軍餉的命令。護國軍出師時有嚴明的軍風紀，因此深受人民擁護，出現軍民親如一家的景象：護國第一軍“出征以來，未濫招一兵，未濫收一錢，師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間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戰鬥中，所部連續“五月無餉，而將士不受饋一錢，蜀人愛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達蜀地，無不簞食而迎。” ^[53]  後來大總統黎元洪在為蔡鍔國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讚揚口吻説：“君故貧，靡有康食，而務敏於學，及御事至專閫，所入悉分贍隸軍者。馭士卒嚴而有恩，皆樂為致死。”蔡鍔這種艱苦奮鬥、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了為共和而戰奪取反袁勝利的廣大官兵。

關於作戰指導，蔡鍔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當時西方兵學家“極端的主張攻擊”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據中國軍隊、軍費、交通等情況，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設想。他指出以中國當時的戰備力量，還不具備與敵國對攻的實力，一旦有敵來犯，與其苦苦硬撐，不如誘敵深入，利用本國開闊的地形拉長其戰線，在持久戰和消耗戰中伺機殲滅敵人。蔡鍔提到的應對戰術為“波亞（Boer，即布爾人）戰術”，即指“英布戰爭”後期，布爾人退出中心城市後分散展開游擊戰。他們切斷鐵路交通，搶掠英軍給養，並尋機殲滅小股敵軍，一度令英軍大感頭痛。蔡鍔認為“不如採取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後來，毛澤東在對付國民黨“圍剿”和日軍入侵時，即借鑑採用此種戰術。 ^[57] 

近代兵書中，《曾胡治兵語錄》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該書民國六年（1917年）由上海振武書局刊行；民國十三年（1924年）蔣介石將它作為黃埔軍校的必修教材；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八路軍《軍政雜誌》出版《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路軍山東軍區重印再版。 ^[57] 

與此同時，蔡鍔看到“英窺西藏，法窺滇黔桂粵之謀日迫，邊陲多故，危機已伏。若屏藩不固，國將不國。”為此，親自擔任主編，擬定了數萬言的《五省邊防計劃》。該計劃指出，民國雖已建立，但“內訌未靖，外患思乘”，列強侵吞中國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東、北部邊境地區屢挑事端外，英國侵略者也不斷從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國也往越南增兵，企圖進犯滇桂。在此情況下，“西南邊要尤陷危險，民國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鍔呼籲滇、川，黔、桂、粵五省實行軍事聯合，以便隨時抗擊英法侵略者的軍事侵略，保衞新生的共和國。這份計劃草案分三編十章，分別對五省聯合軍的兵力編成、作戰區域和協同辦法，軍隊的集中，展開和作戰步驟，以及戰前準備，兵站設置，戰場建設等重大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具體的規定。它在當時雖然未能實行，卻充分而具體地體現了蔡鍔的戰區戰略思想。 ^[2] 

孫中山聽聞蔡鍔去世噩耗，贈輓聯道：“平生慷慨班都護（班超），萬里間關馬伏波（馬援）。”在《中國革命史》中，孫中山又給予他高度評價：“及乎洪憲宣佈，僭竊已成。蔡鍔之師，崛始雲南，西南響應，而袁世凱窮途末路，眾叛親離，卒邰鬱以死。民國之名詞，乃得絕而復甦。” ^[26] 

蔡鍔戎服照(2張)

蔣百里在蔡鍔死後，由日本發回國內的蔡鍔遺電後附加按語説：“一年以來，公惡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傷其神。臨終之際，猶以未能裹屍為恨。然蔡公身雖未死於疆場，實與陣亡者一例也。” ^[51] 

梁啓超：

梁啓超此後數次在公開場合告訴眾人，蔡鍔反袁是“為國民爭人格” ^[52]  。

康有為：“微君之躬，今為洪憲之世矣。思子之故，怕聞鼙鼓之聲來！” ^[50] 

唐繼堯：“所至以整軍保民為要圖，眾論之歸，大將慈祥曹武惠（曹彬）；平時惟讀書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憂樂範希文（范仲淹）。” ^[49]  （趙藩代撰）

陸榮廷：“平地一聲雷，將軍天上來。玄黃鏖戰瀘水限，共和五色旗重開。噫吁戲！非天下大勇，其孰與此哉。為憶將軍留都時，蛟龍失水螻蟻欺，豈意神物不可測，朝發東海夕滇池。噫吁戲！非天下大智，其孰與於斯。嗟乎！天地不終否，國運競何似。既見將軍生，又見將軍死。我讀將軍絕筆詞，將軍為國心未已。願為推置國人腹，拔劍提戈齊備起。” ^[56] 

朱德早年頗受蔡鍔賞識，他得知蔡鍔去世後，撰輓聯道：“勳業震寰區，痛者番，向滄海招魂，滿地魑魅跡蹤，收拾河山誰與問？精靈隨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釋，分清功罪大難言。” ^[28]  後來，他將蔡鍔與毛澤東相提並論，稱為“良師益友”“指路明燈”“北極星” ^[69]  ，並認為蔡鍔“思想敏捷、知識豐富，見識精闢、堅韌和無私” ^{[34]  [64]}  。

楊度：“魂魄異鄉歸，於今豪傑為神，萬里河山皆雨泣；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47] 

王佔元：“卓哉蔡公，曠代無兩。偉烈韋昭，羽然長往。九嶷穹崇，同茲景仰。樹之華表，長留緬想。” ^[56] 

譚延闓：“並世吾安仰，微公人盡非。作誄是誰，後有千秋視此祠。” ^[56] 

郭宗熙：“扶義翊國。” ^[56] 

薑桂題：“威威蔡公，出沒猶龍。滇旗義舉，虎嘯風從。共和再造，我公之功。渺錦金石，與國無窮。” ^[56] 

田中玉：“嶽高其極，湘流而塋。倥侗麼匿，羌其哀榮。於礫顯謨，厥式新民。皇皇憲憲，人格崢嶸。” ^[56] 

楊增新稱蔡鍔為“民國再造之秀”，贈銘道：“湘中名山，實維街鋒。鍾靈毓秀，篤生蔡公。假手吾滇，共和再造。功成忽隕，國人嗟悼。大名焜耀，溢於全球。英魂肅毅，鬱於松楸。璆琳琅玕，崑崙是產。一香遠致，聊志景仰。” ^[56] 

李根源：“蔡公深沉有大志，短小精悍人莫測。甲兵百萬蟠膈臆，十步百計機神疾。少小能文捷無匹，家本貧艱苦卓絕。孑身東渡海負復，戛戛獨造士官列。是時國事日殄卒，思從根本大改革。同時諸子盡英畏，公獨深心內藴結。業成回國成經歷，湘贛桂滇練兵術。辛亥鄂垣初舉義，昆明相續重陽日。匕他不驚易漢幟，千年重睹慶雲瑞。清帝禪位四海一，從容坐鎮無取貳。梟雄得志利專制，陽開陰闔施狡膾。懾公聲威至都會，外似尊崇內猜意。一朝洪憲顯披露，劍戟森環迫擁戴。鳳鸞奮翔脱擒捕，真如鶻起如免逝。鵑鵬南徙滄澳礙，五華重樹共和旗。義師聲討雷霆鋭，風馳電掣蜀軍潰。神乘知難退，積毒消如湯雪沃。六合從風滌腥穢，功成國力精力疲。引疾居東養凋瘵，忽瞻翼軫星光墜。賈誼顏淵同短折，中外英雄齊隕涕。嗚呼我公真人傑，峋螻碑前表方岳。” ^[56] 

朱慶瀾：“武昌事起，先生蔡鍔以滇軍應之。清帝遜位，先生養晦京師者有年。丙丁之際，帝制猝發，海內士夫㤈㤈現現，不知所為計。先生再用滇士，以摧陷廓清之，從之者若流。微先生孰不稽首臣妾者哉，功成身退，其視權與利若敝屣然。世傳湘間多異人，如先生者則尤下走所欽仰弗替者也。” ^[56] 

陸炳焜：“衡山出雲，湘水繞之。盤紆爵勁，實生魁奇。羣治大昌，蕩穢滌瑕。以立民國，茭夷帝家。義旗高張，風雲叱吒。移清僕袁，沐日浴月。飄搖五載，圖以再造。蜀道滇池，裂脰塗腦。技義而西，萬里景從。載系天綱，弗居成功。生以為民，死其無悔。茫茫大星，隕於東海。魂今來歸，揮斥蛟龍。嶽麓陂池，爵乎幽宮。國命斯新，神其祝靈。國恥未雪，寧能目瞑。堂堂中原，式茲刻銘。” ^[56] 

李厚基、胡瑞霖：“天啓區夏，鼎命新融，不有奇傑，孰建神功。惟我蔡公，聞氣所毓，抗老黃農，潛心頗牧。大同應運，血戰玄黃，馳丘滇蜀，撕殘蕩荒。甫卸戎衣，首正經界，規畫宏深，期於不懈。天未厭亂，帝制復燃，手提義旅，為天下先。豪傑景從，山澤響應，再造新基，指揮大定。嗚呼！我公智勇深沉，專繁決劇，艱險畢任。四海喁喁，望公未已，胡不永年，遽辭塵滓。峴山碑在，瞻望涕零，湘江衡嶽，永護英靈。” ^[56] 

趙藩：“南滇兩樹義旗，強我周旋，回道下交成往事；東海頓驚噩耗，悲君俎謝，比肩中國幾人才。” ^[49] 

丁懷瑾：“成不居首功，敗不作亡命，誓師二語，何等光明，故一旅突興再造共和。下無逞意見，上無爭利權，遺書數言，如斯深切，問舉國朝野奚慰英靈？” ^[48] 

蔡鍔去世後，社會輿論以在京的蔡鍔同鄉匡互生的評論較具代表性，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説“（蔡鍔逝世）都人聞之，無論南人北人外國人莫不為之痛惜。蓋伊功高才大，德隆望重，久為中外所佩服故也”，“北方人對於南方各省首領多不滿意，惟一談及蔡鍔之名，則皆信服。如其不死，則將來調和南北之意見，及整頓中國之內政，皆為易事；不幸短命，不僅寶慶（邵陽）失一先覺，而國家亦將受莫大之影響也”。 ^[56] 

毛澤東曾將蔡鍔與黃興共同視為“邦之模範”。 ^[70] 

李宗仁在軍校讀書時，看到前來視察的蔡鍔，佩服之至，曾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嘆。 ^[44] 

錢基博：“世窮欲變，當王為貴。譚嗣同、章士釗，文章經國，蔡鍔對略蓋世。……蔡鍔力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吾於蔡鍔，而明擇主之誼焉。” ^[61] 

蔡鍔的同學唐才質認為：“松坡一生長處，意志堅定，日後事業，即基於此。” ^[32] 

胡耀邦在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列舉了33位辛亥革命時期的風雲人物，稱讚“所有為辛亥革命建樹了功績的人們，永遠受到人民的稱頌，他們為革命犧牲奮鬥的高尚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尊敬和學習”，蔡鍔名列其中。 ^[34] 

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鍔大傳》的作者謝本書認為，雖然蔡鍔也有過缺點錯誤，但比起功績來只是次要的，反清、抗袁，擁孫六個字可以用來概括其一生，他無愧為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 ^[30] 

蔡鍔與名妓小鳳仙結識於青雲閣的普珍園。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被許多野史所記載，也曾多次拍攝為影視作品。對其真實性説法不一。

一種説法是，蔡鍔曾在北京青雲閣的普珍園結識小鳳仙，並多次在普珍園小酌，普珍園的名菜辣子鳳節倍受小鳳仙喜愛，從而演繹一段名流千古的愛情故事。蔡鍔逝世後小鳳仙因無法忘懷，又來到青雲閣找尋蔡鍔的記憶，並又在此遇到她的丈夫，因為她的丈夫長相很像蔡鍔，之後她便隱姓埋名，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20世紀80年代在青雲閣原址拍攝的電影《知音》是根據蔡鍔與小鳳仙的愛情故事改編的。

另一説，蔡鍔被誘進京師軟禁，終日無所事事，內心煩悶，後在八大胡同走，結識了歌妓小鳳仙。小鳳仙識英雄、重英雄，兩人心生愛意。後小鳳仙幫助蔡鍔逃離北京。

蔡鍔去世後，據傳小鳳仙也白馬素車，到靈堂致祭，並由易順鼎代撰輓聯，回憶二人交往道：“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十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已，桃花顏色亦千秋。” ^[46]  還有説法稱由方爾謙代撰輓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47]  在葬禮結束當晚，小鳳仙寫下遺書，乘火車去天津。她本想在車上自殺，但因列車事故而放棄了輕生的念頭。1951年，她被安排在東北人民政府機關幼兒園當保健員，1954年在瀋陽病逝，終年54歲。 ^[56]  還有一種説法是，小鳳仙死於1976年 ^[73]  。

據説蔡鍔臨終前，由護士勉強扶起來，憑窗瞭望日本飛機演習，又一次受到刺激。他對蔣方震説∶“我早晚就要和你們分手了。我們建設國防尚未着手，而現代戰爭已由平面而轉立體，我國又不知道落後了多少年！”然後又感慨地説∶“不死於對外作戰，不死於疆場馬革裹屍，而死於病室，不能為國家作更大的貢獻，自覺死有餘憾。” ^[56] 

父親：蔡正陵（？-約1901 ^[40]  ），又名蔡俊陵，邵陽縣蔣河橋（今屬邵陽市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人，後遷洞口山門（原屬武岡）。 ^[58] 

母親：王再秀（約1858-1935）。邵陽縣谷洲鄉（今谷洲鎮）式南村桐梓坪人，被稱為“王太夫人”，享年七十八歲。 ^[40]  生有三男：蔡鍔、蔡垣、蔡墀，二女：蔡任閨、蔡雲娥。

原配：劉俠貞（？-約1941），原名劉森英，生長女蔡菊蓮。夫妻感情融洽，蔡鍔在廣西任職期間，曾邀請母親和劉俠貞到廣西。蔡鍔到昆明前，才將她們送回湖南老家，直至劉俠貞病逝。 ^[40] 

蔡鍔與家人(3張)

二夫人：潘蕙英（1894-1956），出身貢生家庭，接受過西式高等教育。民國元年（1912年），蔡鍔在昆明時與其成婚。生二子一女：長子蔡端（族譜名蔡澤琨），次子蔡永寧（族譜名蔡澤珂），女蔡淑蓮。潘蕙英二十餘歲便守寡，直到終老，後以教書為生。新中國成立後，潘惠英一家受朱德的邀請，遷往北京居住。1956年，潘蕙英因癌症病逝。 ^[40]  據蔡淑蓮回憶，在蔡鍔病危時，潘蕙英曾剪下他的一綹頭髮，把它梳在自己的髮髻裏，直到終年，以示紀念。 ^[25] 

長孫：蔡協 ^[9] 

（蔡鍔與家人圖冊部分參考資料 ^{[40]  [66]}  ）

蔡鍔早年的軍事著作以《軍國民篇》（主張實行“軍國民主義”，普及國民軍事教育）、《軍事計劃》、《曾胡治兵語錄》（摘編曾國藩、胡林翼之治兵言論）為代表。任雲南都督時，主持制訂《五省邊防計劃》，對滇、黔、桂、粵、川五省聯合軍之兵力編成、作戰區域和協同方法，軍隊之集中、展開和作戰步驟，以及戰前準備、兵站設置、戰場建設等，提出具體方案。其身後遺著多收入《蔡松坡先生遺集》《軍中遺墨》 ^[65]  。今有《蔡鍔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0] 

此外，蔡鍔書法“宗顏（真卿）、米（芾）”，遒健雄強，與其人相表裏 ^[27]  。他現存的書法作品多為以行書手寫的信札，筆畫外延，線條講究墨色深淺與節奏，極富飄逸之美 ^[23]  。

蔡鍔死後，社會上有兩種傳聞甚囂塵上：

根據與蔡鍔同在成都的蔣方震、石陶鈞、唐巘、李華英在蔡鍔逝世後聯名致黎元洪的電報中描述，蔡鍔“喉痛愈甚，漸至失聲，猶未知其病源在肺也“。蔡鍔抵達上海寶隆醫院後，德籍醫生克里對他進行X光檢查，發現其患有胸膜炎遺蹟，進一步確定了喉結核的上行來源（當時醫學上對喉結核的發展有上行下行之説，上行是先肺後喉，下行是先喉後肺）”。也就是説，通過成都、上海等地的檢查，蔣方震等人才知道蔡鍔患的實際是肺病。蔡鍔入住日本福岡醫科大學醫院後，負責醫治的稻田、久保兩位博士為發現蔡鍔“肺部結核既久，終乃冒至咽喉”，“左右兩肺已大疼痛，咽喉二部皆被侵冒”，在蔡夫人、蔣方震要求的保密措施下，包括蔡鍔本人在內的不少人都不知病情的嚴重性。 ^[5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業英認為，聯繫蔡鍔逝世之前久保博士等人曾以否認其為“癌”的方式，暗示其為“癌”一事；又説蔡鍔的病情事實上經歷了一個由初起肺部，發展到咽喉，再到腸子的過程，即如今天所説，由肺部轉移到咽喉，再轉移到腸道的過程；加以其治療方案的效果，與此前在華德國醫生採用“驅梅”方案的效果完全不同。因而與其説蔡鍔患的是肺“結核症”，似乎不如説是因肺癌而逝世的。 ^[55] 

蔡鍔故居位於湖南省邵陽市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 ^[12]  （原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親睦鄉蔣家衝蔡橋頭 ） ^[10]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蔡鍔出生於此 ，是蔡鍔童年以及少年在寶慶邵陽求學居住過的地。2006年，蔡鍔故居、公館和墓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  。 ^{[9]  [35]} 

蔡鍔公館：蔡鍔公館位於洞口縣山門鎮松坡街與轉龍街交匯處。始建於清代康熙年間 ^[68]  。 系磚木結構四合院，前後三進，兩側廂房，佔地面積1524.8平方米 ^[68]  。此地原為“武安宮”，在蔡鍔去世後被改今名，以示紀念。2006年，蔡鍔故居、公館和墓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 

蔡鍔墓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風景區白鶴泉左後方的山上，蔡鍔於民國六年（1917年）4月12日歸葬此地。蔡鍔墓佔地1620平方米。墓由冢、碑、石祭器等組成。墓地周圍築有石階，廣植松柏、香樟。墓前左右有高大石級導人墓坪。冢以花崗石砌成，上為花崗石碑，碑高約6米，成四稜形，通高7米。碑正面嵌銅板，上刻“蔡公松坡之墓”。墓周嵌漢白玉或青石24塊，上刻當時湖南、湖北、江西、貴州、廣西、廣東、熱河、察哈爾等省軍政首腦撰寫之銘文和輓詩。墓前置石祭桌、石香爐、石鼓。墓坪右側通道兩邊，兩棵高大古楓肅立。麓山寺一側有蔡鍔墓廬，門懸孫中山輓聯：“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彼。”白鶴泉下蔡鍔墓廬，有介紹他生平事蹟的文物圖片。整個墓區為古楓、松、柏掩映，1956年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公佈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蔡鍔故居、公館和墓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 

2006年，蔡鍔故居、公館和墓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67]  ，分別屬於邵陽市大祥區、洞口縣、長沙市嶽麓區 ^[6]  。

紀念節日：孫中山在民國五年（1916年）12月13日致電大總統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國務院，建議定雲南起義日（1916年12月25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雖然這個建議並未成為事實，然而北京政府仍將雲南護國起義日作為國家紀念日之一。 ^[56] 

榮譽：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蔡鍔為革命烈士，毛澤東主席親筆簽發了北京字第00005號烈士證。 ^[69] 

護國巖：護國戰爭後期，蔡鍔由於艱苦征戰，喉症久病不醫，病情加劇以致不能發音，只能以筆代口處理軍務，在護國軍司令部所在地大洲驛敍蓬溪（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境內）附近的永寧河漁舟中養病將息時，有感景物，揮毫題寫“護國巖”三字，並撰《護國巖銘》及序文，命人鐫刻於永寧河岸的峭壁之上。四川詩人吳芳吉在長詩《護國巖詞》中贊曰：“護國巖，護國軍，伊人當日此長征，五月血戰大功成，一朝永訣痛東瀛！伊人不幸斯巖幸，長享護國名。”這首《護國巖詞》在20世紀40年代被選入中學國文課本，廣為傳誦，護國巖也因此名聲遠播。1991年，護國巖題刻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為重點保護文物。

地標：湖南省長沙市有蔡鍔路。 ^[45] 

湘劇名藝人羅裕庭在20世紀20年代編劇有劇目《蔡鍔》，後在“文夕大火”中被燒燬 ^[59]  。現代京劇中有《護國將軍》，講述蔡鍔的平生 ^[19]  。越劇也有劇目《蔡鍔與小鳳仙》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