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九日（1884年7月11日）出生於一個清貧的書香門第。祖父尹善志，熟讀經史，不曾仕進。父親尹仕忠是個塾師，舌耕不足，有時做點小買賣，以維持一家生計。尹昌衡自幼從其父誦讀儒書，稍長，五經皆能成誦，曾應鄉試不第。9歲時隨家遷居成都，就學於錦江書院。幼年喜讀經史及時務論著，記憶力特強，對不少文章詞賦都能背誦如流。 ^[5] 

由於長期僻處內地而又深受封建教育，尹昌衡首重忠君孝親的人倫道德，從小立志要為振興國家出力效勞。18歲時，鑑於“國勢方殷，不講武不足以定亂”，結合自己身軀高大、聲音洪亮的特點，考入四川武備學堂，想走一條講武救國的道路。入堂後儘管軍事課程和訓練繁重，他從不放鬆四書五經的學習，常因讀書過夜違犯堂規，受到學堂處罰。他作詩言志説：“我欲目空廿四史，以作胸中數萬兵，一朝倘侍黃粱台，定歌士馬羽林才。” ^[5] 

光緒三十年（1904年），尹昌衡由四川武備學堂選送赴日本留學。初進振武學校，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冬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在日期間，尹昌衡與李烈鈞、李根源、唐繼堯、劉存厚過從甚密，並結拜為兄弟。李烈鈞等常勸他加入同盟會，他以為“食人之祿，即宜死事”，而“背之不祥”不願加入。然而，深重的民族危機和國家災準卻又時時震撼着他的心，常常“擦足摩掌，尤憤不可遏”，陷入自我矛盾中，轉而服膺老莊學説以求自解。 ^[5] 

宣統元年（1909年），尹昌衡由日本回國。翌年，經李書城介紹去廣西任陸軍小學堂監督。由於尹昌衡“亢傲不羈”，不得廣西巡撫張鳴歧賞識，未能升遷。他感到“位卑祿薄，力短心長”，有志難伸，便佯狂憤世，表現出某種急進面目，致使當時的人誤以為他是革命黨人，更為張鳴歧所不容。是年年底，張鳴歧令其解職回籍。 ^[5] 

尹昌衡回到成都，川督趙爾巽委派他擔任軍事編譯局總辦，後又改任為督練處會辦。此時，他感到清朝統治岌岌可危，自己又沒有決心參加革命，便想抓取軍權，培植實力，以求得另外一種有利於自身的結局。時值新軍第十七鎮建立，趙爾巽“以尹意氣飛揚忌之，始終不派入十七鎮任職”。該鎮高級職務也多由外省人擔任。尹昌衡遂與川籍軍官周駿、彭光烈、楊肇錫等結成川籍軍人集團，藉機向外籍軍官尋釁，甚至指名叫罵。因而，尹昌衡漸漸成了這個集團的領袖，在他周圍集結着一大批川籍軍官乃至士兵，他們之間既有四川武備學堂畢業的同學，又有家鄉毗鄰的好友，鄉情舊誼和共同利害得失的紐帶把他們緊緊地捆在一起。 ^[5] 

宣統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因為川籍軍官大都出身於殷實之户，在被清廷鐵路“國有”政策收奪的川漢鐵路租股中，也有自己父兄一份，所以大都反對鐵路“國有”政策。時任川督趙爾豐對保路運動實行血腥鎮壓，激起四川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各地同志軍紛紛起義。尹昌衡等人對同志軍“暗中送槍增彈，百般支持”。在同志軍的打擊下，清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危在旦夕。辛亥革命爆發，有利的革命形勢啓迪着川籍軍官們產生反趙上台的願望，紛紛敦促尹昌衡率眾起義。可是，尹昌衡又震恐旁徨，瞻前顧後，説是“食祿忘忠，懷義不忍”。正當尹昌衡舉棋不定時，趙爾豐將其軟禁於總督衙門。 ^[5]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同盟會員夏之時率所部新軍在龍泉驛起義，並進軍重慶。十月二日（11月22日）重慶光復，成立了蜀軍政府。同盟會員張培爵、夏之時分任正副都督。不久，率軍入川的端方也被起義士兵殺死，川東川南數十州縣大都脱離清廷。在這種形勢下，趙爾豐被迫於十月七日（11月27日）宣佈四川獨立，把大權交給了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十七鎮統制朱慶瀾等人，成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經過川籍軍官奮力爭取，尹昌衡始獲軍政府軍政部長職務。 ^[5] 

十月十八日（12月8日），趙爾豐指使部分官兵鬧事，製造成都兵變，城內一片混亂，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相繼逃遁。尹昌衡在亂槍聲中，由東較場馳馬去鳳凰山邀周駿駐軍處借得兵三百人，急率部隊連夜入城，平定了叛亂，遂被成都軍政各界會議推為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原川督趙爾豐交出四川政權後，仍率部駐在成都並暗中進行復闢活動，威脅着四川軍政府。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皇城內召開公審大會，將其斬首示眾。 ^{[4]  [11]} 

民國元年（1912年）初，尹昌衡在彭光烈等勸説下參加同盟會，並被推舉為同盟會成都支部名義負責人。正月中旬，他與張培爵各派出全權代表謀求成、渝兩軍政府之合併。四月二十九日，統一的四川軍政府成立，尹昌衡任都督，張培爵副之。 ^{[5]  [11]}  六月，西藏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英帝國主義唆使下叛亂，發兵東掠，佔領巴塘、裏塘，直逼打箭爐（今康定），川西震動。駐藏川軍亦陷於圍厄之中。面對西藏上層集團勾結英國，妄圖分裂國家的陰謀，尹昌衡屢電北京政府，指出“藏亡則邊地不守，邊失則全國皆亡”，願率精兵一鎮親往西征，獲准。 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軍主力2500人，自成都出發，29日抵達打箭爐8月，西征軍在收復雅江後兵分兩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領3個營兵力進趨理塘；北路由劉瑞麟率領1個營兵力直趨昌都；北路避實就虛，南路重兵出擊。西征軍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貢覺收復，三巖繼定”，“川邊全境，指日肅清”。袁世凱在致電黎元洪時，稱讚尹昌衡平叛“極為得手”。 ^[9] 

原擬直抵拉薩，因英人干涉，袁世凱怕引起外交爭端，遂改徵討為安撫，尹昌衡受命為川督兼川邊鎮撫使。民國週年時，袁世凱授尹為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後復委以川邊經略使。 ^[5] 

西征期間，尹昌衡嚴令部隊尊重藏族羣眾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不擾民，得到藏族羣眾的支持。現在的太昭古城就是以尹昌衡的“號”命名。在林芝工布江達，還流傳着很多西征軍的故事。

民國二年（1913年）十一月，袁世凱以議決邊務為名，將尹昌衡由川邊調至北京，誘以高官厚祿，以圖為己所閒。尹昌衡拒絕了袁世凱拉攏，並當面質問道：“武夫出死入生為國家衞藩籬，中央奈何不顧而汲汲鬥骨肉？”曾與章太炎一起痛罵袁世凱。致使袁世凱勃然大怒，遂捏稱其“虧空公款”，逮捕下獄，並處以九年徒刑。在軟禁中尹昌衡反覆研習《周易》，思考中國出路，著《止心篇》《止園自記》。 ^{[5]  [10]}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尹昌衡被特赦出獄。其後黎元洪又明令恢復尹昌衡的陸軍中將及陸軍上將銜，發還勳位勳章。尹昌衡恢復自由後仍留住北京。其時黎元洪與段祺瑞間的府院之爭日益尖鋭，尹與黎較為接近，為段所疑忌。1917年8月，馮國璋繼黎元洪任總統，李純繼任江蘇督軍，尹昌衡被聘為顧問，不久去南京居住，1920年春去上海。 ^[6] 

是時，孫中山正留居上海，尹昌衡遂往謁，表示願在其領導下為革命奔走效勞。是年7月，非常國會議員在昆明開會，曾決議將國會及軍政府移設重慶。孫中山特派尹昌衡赴渝，協助李烈鈞等籌備國會開會及軍政府設置事宜。9月，川軍總司令呂超及滇、黔軍兵敗，重慶已在熊克武、劉湘等部包圍之中，國會議員離開重慶，李烈鈞率所部退黔、湘邊境，滇、黔軍亦全部被驅逐出川。尹昌衡乃留住重慶，次年回成都。 ^[6] 

尹昌衡回蓉後，意緒消沉，常以詩酒、參禪自遣。直係軍閥控制北京政府時期，為了籠絡川軍將領，曾於1924年7月11日發表尹昌衡為盛威將軍，但僅為空名銜而已。抗日戰爭期間，尹昌衡以社會賢達身份，發表演説，勉勵青年抗日救國。尹晚年雙目失明，更少問世事。

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擔任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病故於重慶，享年69歲。 ^[5] 

尹昌衡一生著述頗多，有《止園文集》 ^[1]  《止園詩抄》《經述評時》《止園通書》《西征記略》《生民常識》《止園寓言》等著作傳世。

尹昌衡祖宅故居紀念館開館儀式於2011年10月19日在四川成都彭州市昇平鎮隆重舉行，同時還舉行了《尹昌衡集》首發式暨尹氏家屬贈書儀式。 ^[8] 

重建的新祖宅故居總佔地面積36畝，主要包括尹昌衡紀念館、共和文化廣場、辛亥園林、紀念羣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