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

1907年5月24日，費正清出生於美國西部南達科他州胡休倫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 ^[3]  是亞瑟·波·費和羅萊娜的獨生子。

1911年，費正清舉家遷往南達科他州的蘇費爾斯。1920年他進入蘇福爾斯中學就讀，三年的學習讓他感到該校的課程“沒有太多的挑戰性”，於是決心轉學到東部並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3] 

1923年，費正清進入新罕布什爾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學校。這是一所高水平的大學預備學校。費正清在此求學期間表現優異，多次獲獎。 ^[3] 

1925年畢業典禮上，費正清被推選為致告別辭的學生代表。更重要的是，1925年畢業前夕，他因為論文比賽獲獎，得到了假期前往英國和法國遊歷的機會。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國門，大大拓展了他的視野。他的照片還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這對於一個剛剛18歲的青年來説是很大的榮譽。 ^[3]  此後費正清進入威斯康星大學。

1927年，費正清轉入哈佛大學學習，但是此時，他尚未考慮研究中國，而且，當時的哈佛大學還沒有開設系統研究現代東亞的課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臘語、歷史、哲學、政治、藝術和經濟。在哈佛期間，他就接受從英國來哈佛執教的查爾斯·韋勃斯特的建議，利用故宮所收藏的清季檔案研究中國近代歷史。 ^[28] 

1929年秋，從哈佛大學畢業後，作為羅得斯獎學金的獲得者赴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29年秋，費正清在貝利奧爾學院註冊時，牛津大學仍然沒有正規的漢語課程，而且對於博士學位也沒有語言必修的規定。 ^[3]  他的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在倫敦期間，他結識了曾經長期在中國海關任職的馬士。在馬士的影響之下，他選擇了中國海關外籍税務司制度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 ^[28] 

1931年春，費正清説服英國漢學家蘇慧廉為他進行了一次漢語能力測驗，並請老師就他的成績和他的真誠努力出具一份書面證明。利用這一證明費正清向羅得斯獎學金委員會申請前往北京進修。他的申請很快獲得了批准。1932年2月費正清抵達上海，稍後到了北京。1932年2月，費正清為其博士論文做研究，到中國，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從師清華大學蔣廷黻進行研究工作。 ^[3] 

1933年至1935年，費正清擔任清華大學講師。在蔣廷黻的幫助下，費正清渡過了1933年的經濟危機，1934年他獲得了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的資助，不必再為生計奔波，可以安心地撰寫論文了。1935年底，費正清完成論文寫作後離開北京前往牛津大學答辯，1936年4月他順利通過答辯並獲得博士學位，結束了早年的求學之路。 ^[3] 

1936年1月，費正清回到英國牛津，獲得了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這篇論文後經過修改、補充，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於1954年出版。費正清取得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美國任教哈佛大學。 ^[1] 

1938年，費正清開始招收博士生。第一位師從其門下的博士生，正是他在中國北京留學期間結識的老朋友，燕京大學碩士畢業的鄧嗣禹。 ^[20] 

1939年起，費正清與賴肖爾一起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他被徵召到情報協調局工作，中間兩次來華任職。 ^[1] 

1941年8月，費正清進入華盛頓特區情報協調局遠東組工作。1942年，費正清被情報協調局（1942年6月改名為戰略情報局）派往重慶，身份是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在此之前，這位三十五歲的外交官已經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了。

1943年8月，費正清表示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情緒：“現存政權已無多大希望，因為它無法在感情上信賴人民大眾，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實際上無法為民眾做什麼有益之事，而駭人聽聞的苦難和災禍總是跟隨它的蹤跡。它之所以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只是因為還沒有足夠的民眾拿起武器反抗它”。 ^[30]  1943年年底，費正清返回華盛頓，調陸軍情報局遠東部。1945年9月，費正清到中國，為美國新聞處工作。

1946年6月，費正清與妻子前往中國共產黨在華北的政治中心張家口訪問。事後，他著文《一九四六：我們在中國的機會》，全面地探討了戰時的美國對華關係，闡述了他對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關係的發展的基本看法。 ^[30]  1946年8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區域研究（中國）項目的第一任主持人。 ^[1]  1948年，《美國與中國》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49年夏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儘管蔣介石政權危在旦夕，人們對蔣介石統治已經完全喪失信心，國共兩方的軍事對比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很多人對於這場革命的性質和意義認識不清。費正清則公開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關於美國東亞政策學術討論會上強調“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場社會革命”，並且對美國的一些社會學家和政治家拒絕承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評，告誡他們，“如果拒絕正視現實，我們就可能再次掉進我們面臨的估計過低的陷井”。 ^[30]  1949年秋，費正清在哈佛大學最早開設“現代中國問題研究”課程時，邀請鄧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學講授該課程。在任教期間，兩人再次合作，共同編寫了著名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1839—1923》以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兩本書。 ^[19]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費正清被指責為“丟失中國”的四個約翰之一，但他並沒有因這種衝擊而改變初衷，相反，他認為，“在中國問題上回擊麥卡錫主義必須依靠教育。由於在‘丟失中國’的問題上我受到公開的指責，我便下定決心，持久地負起教育美國公眾的義務。” ^[31]  1952年3月10—11日，費正清遭控告，到麥卡倫委員會（參議院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進行陳述。

1952年至1953年，費正清以古根海姆基金會學者的身份在日本訪問。費正清在日本學習語言，研究目錄，最終與日本學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編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問題的資料集。 ^[30]  1953年，《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條約口岸的開放》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5年，費正清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並且親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 ^[1]  1958年，費正清當選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1959年，他擔任了亞洲問題研究會主席。 ^[30] 

1960年，費正清第一次赴蘇聯，參加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20世紀60年代，他先後兩次出訪，訪問了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一些處於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費正清幫助當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30] 

1964年，費正清與鄧嗣禹再次合作，發表了《中國的外交傳統》論文，刊載於美國漢學家Joel Larus所編的《世界比較政治》一書中。鄧嗣禹因此成為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者中，與費正清合作時間最長、發表論文最多的留美學者。 ^[19] 

1966年，在美國參院舉辦的一系列有關中國問題和美國對華政策的聽證會上，費正清用提供證詞的方式將自己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新思考公佈於世。他説：“10多年來，我們一直避而不談中國問題，希望它會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們正視它。但要了解中國問題，就必須對中國、對我們自己以及中美關係做歷史的考察。”費正清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戰略利益出發，主張美國政府應儘早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轉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為中國進入國際舞台打開方便之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費正清的這些主張凝聚着他多年對中美關係的深入思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但是，由於這一點，他遭到了台灣當局和台灣右翼文人的攻擊和謾罵。自1966年始，他與來自世界各地12個國家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家為《劍橋中國史》撰稿，使這部鉅著基本上反映了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 ^[30] 

1968年，費正清當選為美國曆史協會主席。鑑於麥卡錫時代所造成的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分裂，費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對立的雙方進行合作。1971年，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機，隨之台灣問題顯得越發突出。費正清在是年8月12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台北能與北京和平共處》一文，論證“北京統轄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並且對於“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表示懷疑”。這樣，又在台灣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時反費輿論再起。 ^[30] 

1972年2月，隨着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中美之間結束了半個世紀的對立格局。5月份，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費正清一行共六人，作為中美兩國建交後第一批美國曆史學家代表團，應邀到中國進行訪問和演講，受到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熱情接待。 ^[19] 

1973年5月，費正清辭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委員會主席。

1977年3月，費正清為哈佛大學作最後一次講課而後退休，他從教職退休時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命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1]  同年，中美關係進一步恢復，費正清在台灣所遭到的激烈攻擊幾乎達到了頂點。在費正清訪台期間，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員胡秋原等出面組織了批判費正清的所謂“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 ^[30] 

1979年感恩節，費正清幾乎致命的心臟病發作。

1991年9月12日，費正清完成《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書稿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兩天之後於9月14日在美國劍橋去世，享年84歲。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於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誌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餘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其論著大致可分四類：

（一）學術論文及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這一類著作的代表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這一兩卷本的重要專著，是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論述了1842年至1854年間外國列強在中國強迫開放通商口岸的過程。 ^[12] 

（二）為學生和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編寫的關於中國研究的提要目錄和文獻介紹：他與劉廣京合編的《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獻書目介紹；《清代文獻》是有關中國歷史文獻註釋與譯文的教學參考資料，是特別有助於研究生的參考書；與鄧嗣禹等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也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 ^[12] 

（三）教育公眾的中國及中美關係著作：為教育廣大公眾寫作的關於中國及中美關係的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美國與中國》。從篇幅上説，第三類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佔的分量最大。這類著作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並把這些成果融會貫通在費正清自己的解釋框架之中的產物。 ^[12] 

（四）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議的文章。這些文章與一般的時評文章不同。他總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來闡述問題，論述當前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而不是就事論事。這些論文在發表以後多被彙集成冊，如《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等，其他著作還有：《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中美關係展望》等。 ^[12] 

作為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不僅博學，而且也長於學術組織（有人戲稱，費正清不愧為是“學術企業家”），費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為其堅實後盾，費正清所有的規劃和設想，都通過這一中心操作、實施，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現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建設。 ^[12] 

費正清在美國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學為基地，籌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東亞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國，同時研究日本、朝鮮和其他東南亞各國與地區，中心蒐集了大量資料，特別是注重蒐集中國近代、現代史方面的資料。蒐集的資料中包括重大史實、人物傳記和思想制度。這些資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檔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12] 

研究中心還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圖書140種。1970和1971兩年就出版了43種，差不多每月出版兩種，數量很可觀，主要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還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問題專家和碩士、博士研究生。 ^[12] 

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眾和政府決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遺餘力，勸誡美國政府和人民關注東亞、認識中國，他一方面向學界同仁呼籲加強美國教育和學術界對世界的承諾，同時要求教育機構加大向美國公眾的傳播力度。1940年，費正清指出，如果把東亞列入美國的學校課程，將有助於美國民眾認清美國在東亞的利益。195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正確反應取決於對當代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費正清再次呼籲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個東亞地區和國家，以便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和從越南撤軍。1980年，他又強調東亞研究對改善美中貿易、文化關係的重要性，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12] 

費正清的主張反映了他關於學術研究應服務於美國國家戰略利益的觀點，在他的呼籲和倡導下，美國學術界和公眾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美國對外政策的討論。 ^[12] 

費正清不僅開創了美國的現代中國學，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並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52—1953年，費正清在日本學習語言，研究目錄，最終與日本學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編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問題的資料集。60年代，他先後兩次出訪，訪問了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一些處於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費正清幫助當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15] 

在費正清的研究中，大多立足於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甚至是中國文化的主題角度展開，和後期展開研究的孔飛力、史景遷不同的是，費正清試圖從歷史變革與文化角度對中國進行更深層次的全新概括，提升了國外漢學對中國總體上的把握和認知，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和拓展了綜合局面的變化。 ^[11] 

費正清一般以年代為線索，通過對於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經濟等元素的考察，展現出中國的發展軌跡，而對中國的發展及其原因，費正清也給予了一定的探究和解釋。雖然解釋和描述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費正清總體審視中國的意象觀念還是頗具大局特色的，這也是費正清超越當時利用簡單的立場和偏見對於中國文化做出註解的美國學者的地方。 ^[11] 

費正清對於歷史的感念和當時的美國漢學家相比較更加的細緻，而且更加註重歷史節點和歷史文化的變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改造和影響。他對於儒家和孔子的認識就恰好展現出作為美國人的費正清在理解中國文化上的科學史實觀念的變化。 ^[11] 

費正清和當時的漢學研究者對於儒家文化和孔子的認識存在差異，在當時的漢學研究中孔子和儒家文化被認為是徹底落後的腐朽和保守的文化，也是導致中國衰落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費正清則認為儒家文化的出現首先和社會發展有關，在承認世襲制這樣的歷時前提之後，儒家的“道德”觀念，以仁德主政的觀念才是中國封建帝制長期延續的歷史原因。這一理解性的選擇和差異也體現了費正清的歷史觀念，即站在相對平和的參與者角度來審視中國文化，注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所特有的表現，以科學研究和資料分析代替當時美國漢學界的立場預判。 ^[11] 

費正清在論證中注重對於史實的運用，俯拾皆是大段的針對於傳統中國的材料的考證，從夏商周國家如何攫取財富建立帝國的考證，再到近現代的戰爭和事變的衝突研究等等，費正清在結論上總結反而相比較同時期的美國漢學家研究較少，而更多旨在與從歷史事實推演，以史料作為基底，對於中國在總體發展趨勢上有相對的概括和拓展。

在資料收集上也可以看出其論證的詳盡，在論證的資料上多以史料為具體佐證，相比那些以殖民主義觀點論證其中國性的特點的學者來説其研究的深入和細節更進一步，相對其利用的方式也更為科學。在論述材料的選擇上，費正清更加註重清朝以前的史料進行研究和論證，費正清在擷取材料的同時也考慮到材料在論證的真實上的效果以及在論證的角度上的因素變化探究。 ^[11] 

在對於中國的論述中，費正清利用史料的分析歸納作為結論的根本材料來進行深層次的綜合影響研究。與同時代的美國漢學家相比較而言，費正清在立場上表現得相對不明顯，往往更多依據史料來為歷史上或者是中國文化上存在的問題做註解，這一研究角度也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思路，和同時代的漢學家研究比較而言提供了更多實證主義論證觀點。 ^[11] 

雖然如此，費正清在近代史部分依舊存在着一定的侷限。侷限形成原因既可以視為費正清本人和近代史的歷史相隔時間較短，在正確審視歷史上存在時空上的侷限，另一方面也其當時所處的意識形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説，對於近代中國的看法也和他所受的各種思想影響有潛在聯繫。 ^[11] 

20世紀50—60年代，“衝擊—迴應”模式在美國和西方相當流行，把持這種歷史觀的並非費正清一人，但費正清的影響最大，他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確實始終貫穿了這一模式，無論是《美國與中國》，還是他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對“衝擊—迴應”模式都作了極為深刻的論述，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一開始就提出，中國文化“既有傳統的遺產，又受西方的影響，他們相互交織在一起”。認定中國歷史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的。 ^[13] 

“衝擊—迴應”模式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説在長期以來成功地佔據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保持極大的穩定。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它閉關自守，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為此，費正清強調，西方的挑戰對中國是一種刺激，為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 ^[13] 

“衝擊—迴應”模式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東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其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脱困境，獲得發展。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國現代中國學界一直佔有統治地位，成為一種“學術規範”。直到60年代後期，中國研究領域興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開對這一模式提出質疑。費正清部分地糾正了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觀點，承認自己的中國史觀並非無懈可擊，並在再版的《美國與中國》中對自己以前的觀點進行了修正，承認中國的近代化主要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西方的影響是有限的。 ^[13] 

1932年費正清來到中國，執教清華大學，任講師，講授經濟史。他在北京認識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並與他們成為最親密的朋友。費正清這個中國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 King Fairbank一般譯為約翰·金·費爾班克，梁思成告訴他叫“費正清”好，意思是費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兩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漢名，你真可算是一箇中國人了”，如果模仿美國電影明星範朋友（道格拉斯·費爾班克），也叫範朋克，聽起來像中國話“番邦客”了。他夫人費慰梅的中文名字也是梁思成所取。 ^{[14]  [23]} 

父親：亞瑟·波·費。

母親：羅萊娜。

1932年7月，在北平費正清與未婚妻威爾瑪·迪尼奧·卡儂（Wilma Denio Cannon，費慰梅， ^[24]  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築的美國學者）結婚。 ^[25]  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收養了兩個女兒Holly和Laura。

女兒：霍莉·費爾班克（Holly Fairbank） ^[27] 

摩爾斯、拉鐵摩爾、蔣廷黻。梁思成、林徽因。 ^[27] 

2007年費正清誕辰一百週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重新整理推出《費正清文集》，文集集中了費正清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其中包括了《中國的思想與制度》《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觀察中國》4部著作。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