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德生

榮德生生於1875年（光緒元年），原名榮宗銓，後取號樂農，江蘇無錫西鄉榮巷人。先世多從事商業。祖父榮錫疇是往來於滬、錫兩地的販運商。父親榮熙泰先在浙江烏鎮一家冶坊做賬房，後經人推薦到廣東當了清政府的釐卡税吏。母親石氏。兄榮宗敬生於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榮宗錦，晚號錦園。

榮德生幼時入塾讀書，並幫助母親做家務幹農活。15歲時，到上海通順錢莊學藝。18歲時，隨父到廣東三水河口厘金局幫理賬務。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屆滿，便和父親相偕離職回鄉。

1895年，榮氏父子三人都賦閒在家，開始籌劃今後的前途。當時江浙一帶開錢莊的風氣盛行，不少人因開錢莊發了財，加上榮氏兄弟倆都是錢莊學徒出身，於是榮熙泰便説服兒子開設錢莊。1896年2月，榮氏與別人合夥在上海開設廣生錢莊。榮宗敬任經理，榮德生為管賬。頭兩年，錢莊盈利不多，合夥的三個股東便將股金抽走。 ^[6] 

從1898年起，廣生錢莊由榮家獨資經營。為發展業務，錢莊在無錫設了分莊，榮德生任經理，經營上海、無錫以及江陰、宜興間的匯兑業務。廣生業務日益興旺，盈利節節增加。1908年，由於榮宗敬在上海投資的裕大祥商號搞投機生意失敗，虧銀六七十萬兩，廣生錢莊受到牽連，元氣大傷，不得不歇業關閉。

榮氏兄弟開錢莊的同時，還經營收繭業務。他們利用錢莊匯兑的有利條件，可以無息地使用顧主的匯款來大批收購蠶繭，利用與無錫絲廠經理的私交，使蠶繭銷售暢通無阻，因而收購蠶繭的業務年年盈利。收繭季節大量資金的調撥，對廣生錢莊的匯兑業務也有所促進。繭行的穩固收益，是榮家資本原始積累的另一來源。儘管後來他們的財富越滾越多，但對繭行一業仍不願放棄，一直繼續到抗日戰爭爆發後才停業。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北方發生糧荒，江南的糧食大批北運，尤其以上海、無錫等地的麪粉為最多。因為麪粉北運免税，經營麪粉業的實業家均獲厚利。榮氏兄弟根據自己的經驗，決定創辦麪粉廠。1902年，他們與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夥在無錫創辦保興麪粉廠。榮德生經營工廠內部事務，榮宗敬在上海主管廣生錢莊，並負責保興的對外業務。

保興麪粉廠初建時規模不大，只有30餘名工人，法國造的石磨四套，每晝夜出粉300包。開業之初，一時難於打開市場，銷路不佳。朱仲甫見面粉廠獲利不多，便於第二年退出。為打開銷路，榮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麪館、麪店、點心店進行推銷，實行先試用後付款的辦法，並採取各種優惠條件來吸引消費者。另一方面，他聘請王堯臣、王禹卿推銷產品。王氏兄弟對北方的客幫極為稔熟，與營口、煙台、天津各幫坐莊也有交誼。經過王氏兄弟的努力，保興麪粉在北方打開了銷路。這時，保興廠更名為茂新廠。榮德生仍任經理，榮宗敬任批發經理。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麪粉在東北三省極為暢銷，麪粉價格也隨之上漲。為抓住時機，擴大生產，榮氏兄弟向英國購買鋼磨，改進生產設備，擴大了工廠的生產能力。茂新廠的麪粉產量增至每天800包。同時，他們注意提高麪粉質量，不收潮麥、壞麥，凡購進的小麥都要經過人工挑揀，所有砂石雜物一概剔出。茂新廠生產的“兵船”牌面粉不僅質量優良，而且包裝美觀，與當時其他名牌面粉並駕齊驅。1912年初，麪粉市場曾一度疲軟，但“兵船”麪粉銷路仍暢。 ^[7] 

棉紡織業也是榮氏兄弟經營的重要事業。1905年，榮氏兄弟同榮瑞馨等合股集資27萬元在無錫創辦振新紗廠。起初，紗廠因經營不善，虧蝕甚巨。1909年，該廠人事改組，由榮宗敬任董事長，榮德生任經理，經過一番整頓，振新廠才渡過難關。到1915年，榮氏兄弟以股東之間矛盾為由，退出了振新紗廠。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所採取的獎勵興辦實業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資本家進一步振興實業的強烈要求和願望。1912年9月，全國臨時工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榮德生以無錫商會會員代表身份出席會議。會上，榮德生主張擴充紡織業，增設機器製造廠，以輪船、火車、農、礦、軍械製造等為主，由國家發起然後招商籌辦，並要求政府派學生出國學習國外先進技術。與會的一些政界名人，也發表了鼓勵辦實業的演説，榮德生很受感動。加上茂新麪粉廠獲利甚豐，榮氏兄弟辦實業的熱情更加高漲。1912年，他們與人合作，在上海創建福新麪粉廠，榮宗敬任總經理，榮德生因在無錫經營茂新，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們在上海創辦福新二廠和三廠。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交戰國糧食生產鋭減，不但無力向外輸出，相反卻要向國外採購。於是上海機制麪粉工業迎來了“黃金時代”。為了適應市場需求，榮氏兄弟於1915年收買上海中興麪粉廠，改為福新四廠。1917年又將在上海租辦的華興麪粉廠改為福新六廠。這期間，榮氏兄弟還向漢口發展，1918年在漢口興建福新五廠。 ^[8] 

在福新廠擴充的同時，無錫的茂新麪粉廠也在擴充。1916年，他們租辦和收買了無錫惠元麪粉廠，改為茂新二廠。在1916年至1917年間，無錫5家麪粉廠中，有4家歸榮德生經辦。到1919年，茂新、福新麪粉系統共有8個廠。麪粉廠設備和生產能力與“一戰”前相比，增長了近兩倍。榮氏兄弟因此獲得了“麪粉大王”的稱號。

他們的經營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訂購機器，以此來不斷擴充生產設備。二是依靠信譽，大量拋售遠期棧單，作為調度資金的手段。三是採取控制原料的辦法，搶先買下大量的新麥，以維持長期不斷的生產，這樣便使自己的企業在同業的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如他們生產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潔白，除選用優質麥為原料外，還由於在生產中使用了漂白劑。此外，為適應顧客的心理，他們還採用上等白布製作比其他廠家更大的麪粉袋，並且適應一般人的僥倖心理，在麪粉袋裏放銅元，作為“彩頭”以擴大銷路。

在麪粉業發展的過程中，榮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有利時機，努力發展紡織業。1916年，在上海招股創辦申新紡織無限公司，確定資本為30萬元，分作3000股，榮氏兄弟的出資佔總資本的60%，榮宗敬任總經理。公司的經營大權、財務調度、各廠成品銷售、原料和物料的採購，以及人員的僱用和調動等權力都由總經理掌握。申新紡織無限公司成立後，發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額達到22萬多元，為1916年該廠盈利額的11倍。1917年，榮宗敬又買下了上海恆昌源紗廠，1919年3月，改稱申新二廠。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上海棉紡織業積極響應，舉行罷市，抗議北洋政府鎮壓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市罷業期間，榮氏兄弟積極參加了全國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同時準備趁此機會繼續擴大自己的企業。他們派熟悉國外情況的人至歐美考察，購買新式機器，及時更換舊的生產設備。同時他們聯合同業組織了麪粉和紗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榮氏兄弟經營的申新廠不僅做多頭，大量購進棉紗來哄抬市價，而且還大量拋出棉花來壓低花價，謀取更大的利潤。 ^[9] 

為了改良麥、棉品種，榮氏兄弟在20年代初設立了農事試驗場，進行實驗工作。榮氏兄弟接受愛國實業家張謇“用教育來創進實業”的主張，積極興辦教育事業。從1906年起，先後在無錫創辦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學，競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學，在上海申新一廠辦子弟學校，鼓勵工人子弟就學。1919年，為了培養企業技術管理人才，創辦了公益工商中學，開設工商兩班，並設有商店、銀行和工廠，供學生實習用。學生除學習一般中學的共同課程外，還注重工商業基礎知識的學習。該校的畢業生在以後榮家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方面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經過五四愛國運動，榮家企業在抵制外貨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到1922年，榮氏兄弟經營的麪粉廠已經達到12個，其中茂新有4個廠，福新有8個廠。其生產能力，已佔全國民族資本麪粉廠生產量的1/3左右。申新紡織廠在這期間也發展至4個廠，擁有紗錠13萬餘枚，比創辦時期增長了9.4倍，其發展速度，大大地超過了同期全國紗廠及民族資本紗廠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在上海成立，榮宗敬任總經理。這標誌榮氏企業系統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強在醫治好戰爭創傷後，帶着他們的商品和資本捲土重來。中國民族資本的黃金時代結束，代之而來的是更加動盪和不安的時期。榮氏企業也和全國所有民族企業一樣，在內外壓迫下，蒙受了不少損失。申新各廠自1923年至1924年兩年中就虧損百餘萬元，福新廠的產銷也在下降，從盈餘轉為虧損。 ^[10] 

為了加強競爭，榮德生在企業管理方面進行整頓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廠實行管理改革，聘用專家和技術人員替代工頭管理生產，並制訂出一整套廠規條例，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產品成本，使企業在競爭中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全國再次掀起反帝鬥爭的高潮。榮宗敬立即發表宣言，抵制外貨。榮德生也表示了對罷工工人的支持。《錫報》1925年6月26日報道説，“自滬案（五卅慘案）發生後，本邑各界捐款助滬工者頗為踴躍，昨本市西門外申新第三紡織廠主人榮德生君，因鑑於滬上罷工工人失業日久，亟應量力救濟，願將廠中端節筵資一百萬如數捐助。”榮家企業在提倡國貨、抵制外貨的高潮中開始轉虧為盈。於是，榮氏兄弟趁機再次擴大實業。1925年先後收買上海德大紗廠建立申新五廠，租辦常州紗廠成立申新六廠。

北伐高潮期間，榮氏兄弟對洶湧澎湃的工人運動感到恐懼。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後，榮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裝“以維治安”。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企圖通過對民族工商業的蒐括來維護自己的政權。榮宗敬因抵制蔣介石政府強令攤派購買的“二五庫券”而遭到通緝。在國民黨的壓力下，榮宗敬被迫屈服，購下了攤派的“庫券”。為了拉攏榮宗敬，國民政府讓他擔任工商部參議、中央銀行理事、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榮宗敬逐漸向國民政府靠攏，與官僚資本加強了聯繫，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銀行的支持，舉債將申新廠又增添了3個。 ^[11] 

這樣，到1931年年底，榮氏兄弟的申新紡織系統已發展到9個規模較大的紡織廠，擁有紗錠46萬枚。至此，申新紡織系統已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民族棉紡織業資本集團。榮家兄弟繼獲“麪粉大王”稱號之後，又獲得“棉紗大王”的稱號。

但是，這時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由於國內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衝擊，負債累累。到1934年，總公司資產總額為6800萬元，負債卻超過6300萬元，致使大部分廠子被抵押了出去。榮宗敬被迫向國民政府實業部請求救濟。然而，國民政府實業部卻趁人之危，企圖用300萬元的低廉價格將榮氏企業據為已有。榮宗敬為此致函蔣介石，指責實業部不仁不義。在無錫的榮德生聯合申新三廠的股東和同業聲援榮宗敬。懾於社會輿論，實業部不得不放棄吞噬申新的企圖。1936年，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也企圖利用債權吞食申新企業。榮氏兄弟再次藉助實業界同仁以及社會輿論的幫助，掙脱了宋子文設下的圈套。榮氏企業雖然保存了下來，但債台高築的局面卻沒能改變。在抗戰全面爆發前，榮氏各廠僅勉強維持生產。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榮氏兄弟經營的大部分企業未採取措施向內地遷移，致使在戰火中損失慘重。紡織廠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兩廠因開設於租界之內，在白天能勉強開工外，其餘各廠均遭破壞。麪粉廠方面，上海福新各廠均損失嚴重。無錫茂新一廠、濟南茂新四廠也未能倖免。當時，榮宗敬因企業損失嚴重，曾一度參加了日本策劃成立的“上海市民協會”，企圖重振舊業。但由於愛國者及時對他指明瞭該組織的反動性質，他未深陷泥坑。榮宗敬為了逃脱日本侵略軍的脅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0日因腦溢血癥復發醫治無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歲。榮宗敬的去世，引起社會各界的關切。上海各報都以顯著地位登載消息，競相發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國民政府也發表悼念令，褒揚榮宗敬“興辦實業”的精神。 ^[12] 

榮宗敬去世後，榮德生由漢口返回上海。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糾纏，他拒絕出任申新總公司經理，拒絕與日本人合作經營無錫申新三廠和茂新二廠。這時榮氏企業多由他的子侄們從事經營，其中申新四廠和福新五廠在抗戰中相繼遷入西南和西北，為支援抗戰起過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內的申新廠所生產的產品，除在上海和內地銷售外，還暢銷於南洋華僑之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榮德生積極恢復茂新一廠，並於1946年在上海組織“天元實業公司”，在無錫開設天元麻毛棉紡織廠。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廠與上海幾家大面粉廠合作組織同業聯營組織“五廠公證”，在國民政府糧食部的支持下，曾壟斷了小麥的採購，並且操縱了麪粉的銷售。1948年，由榮德生主持將申新二、三、五廠和茂新廠組成總管理處，並出任總經理。

榮德生在抗戰勝利後，對國民黨政府有過一定的幻想，想通過國民政府向日本索取榮家企業在戰爭中的損失賠償，同時還想通過得到國民政府的幫助來發展榮家企業。1945年，他向國民政府婉轉進言，要求穩定貨幣，建立威信。1946年，榮德生遭到綁架。榮家為了救他，競被上海國民黨當局敲詐了60多萬美元。榮德生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完全破滅了。無錫解放時，他留了下來。

榮德生不僅個人留了下來，而且還於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屬將申新三廠機器拆遷運到台灣的企圖。

解放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新中國，並積極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人民政府十分尊重榮德生，並給予他相當的榮譽和地位。他先後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和蘇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職務。

1952年7月，榮德生因病逝世於江蘇無錫，享年77歲。 ^[13] 

榮德生舊居位於無錫四郎君廟巷（今健康裏榮耀花園內），原為榮德生長婿李國偉住宅，建於民國初年。榮德生晚年長年居住於此，直至逝世。1994年1月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2] 

舊居宅第坐北朝南，原有門廳、主樓、廚房、餐廳和輔房，均圍在院牆之內。主樓面闊六間，高三層，均仿西式磚混結構，走廊和樓梯均設在中間。樓前、樓後均為花圃。 ^[2] 

晚年榮德生居住於此達五年之久，無錫解放前後無錫工商界的不少重要會議、活動都在這裏進行，如1948年底，榮德生在這裏召集工商界愛國人士，商議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之事，並委派錢鍾漢等為代表，赴蘇北解放區，與管文蔚、陳丕顯等聯繫，做好配合解放軍渡江後解放無錫的工作。榮德生逝世後，房產由其小女婿胡汝禧夫婦代管，後由無錫市工商聯借用。現被改建在榮耀花園內，原有院牆均已被拆除。 ^[2] 

太湖花卉園後園延伸到舜柯山坡數十米高處，有中國近代最早一代民族工商業家“棉紗大王”、“麪粉大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協商會委員榮德生的墓地，是花卉園的一個人文重地。

榮德生的墓地是生前自己選定。榮德生生前對傳統的勘輿之學很為愛好，晚年和他所交好的勘輿學界朋友，多次踏遍周圍許多座青山，最後，在這裏選定了自己安息之地。 ^[14] 

榮德生的墓園前原無石級路，原墓園東西長約9米，南北寬約7米，園圍1米多高齊人肩青磚墓牆，內由同樣高的牆分成相等大小的裏外兩小方，門（不裝門，只有通道口）在西小園南向正中，對門後牆上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所立的花崗石碑一塊，此外就是草地，並無其它設置，地面上是近2米高，直徑約3米5左右的墓堆，堆自地面起四周以石砌外牆，1米2以上為土堆圓凸墓頂，簡樸異常。墓堆前有一不足一米高石供桌，此外也最無其它設施。墓園內靠四門牆栽數棵翠柏，因榮德生最愛梅花，“一生低首拜梅花”，所以，墓園內四角上還種梅樹各一株。

根據榮德生遺命，隨葬品僅線裝地輿學書一套，長衫內有平時所用鍍金殼鋼機芯彈簧懷錶一隻。另外按習俗口納“含珠”一顆，瓜皮帽前綴小玉片一塊，此外僅衣服壽衾而已。如此薄葬，充分體現榮德生節儉的品格。

1966年8月，榮德生墓遭受破壞。“文革”後由無錫市政府重新修復。修復墓園略有擴大，向西擴出約3米，向南擴1米5左右，內部格局基本保持原貌，僅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所立石碑，今已不存。 ^[15] 

在榮德生墓堆後正中北牆前，立著名書畫家劉海粟先生所書墓碑一塊。復植墓園樹木，修建山腳去墓前的上坡石級道路；墓牆後高坡列種石楠樹屏，肅穆中令拜墓者起敬仰之心。

花卉園籌建中，同樣根據榮德生畢生風範，在墓園東四、五十米距離的舜龍溪邊，栽種了成片般若竹林，山坡間種一些梅樹，增添了墓園清幽安靜莊嚴肅穆的外圍氣氛。並在山腳道路所經舜龍溪上，建傳統風格石橋，指引拜謁榮德生墓園的敬仰者。 ^[16] 

榮德生不僅經營企業有方，而且熱心興學育人。

1906年，榮德生與其兄榮宗敬在家鄉無錫創辦了公益第一小學，貧寒子弟可免費入學，兩年後又辦了競化女子小學，至1915年，他們共創辦了8所小學。榮家兄弟的辦學業績受到社會的肯定，曾獲得教育部一等金質獎章。1919年，他們在無錫創辦公益工商中學，榮德生手書“和平耐勞”四個字作為校訓，勉勵學生“求實學、為實用”。為了給學生提供實習場所，他們又開辦了相關的工廠、商店和銀行。科學家錢偉長、經濟學家孫冶方等都是公益工商中學的學生。

榮德生説，自己不是科學家、文學家，但長期的經商閲歷告訴他：為人常識不可不充足，文字不可不通暢。因此致力於興學育人。1927年，榮德生與其兄仿舊時書院在梅園創辦“豁然洞讀書處”，分甲、乙兩班，學制各兩年，分別相當於初中和高中，前後畢業的學生近百名。“豁然洞讀書處”注重人格訓練與陶冶，課程設置以國文為主，另有英文、算術、修身等，都請名師執教，畢業生多精研學理、品德優良。抗戰中，他們在上海先後創辦了中國紡織印染工程補習學校和中國紡織印染工業專科學校。

榮德生一直有自辦一所綜合性大學的心願。1947年10月27日，榮家創辦的私立江南大學開學了，這是無錫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它分文學、理工、農學三個學院。為辦好江南大學，榮德生重金聘請錢穆、唐君毅、金善寶、牟宗三等名教授。江南大學的辦學特色是“實”，榮德生希望同學們學以致用，不好高騖遠、好大喜功，而要腳踏實地、從頭做起。學校提倡學生勤工助學並開展各種社團活動，歌詠團、球隊、讀書會、詩社等十分活躍。辦大學耗費資金甚巨，榮德生雖也不無擔憂地説過“惟費用過大，不易維持”，但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他仍表示“江南大學理工、文、農三院照開”。榮德生兄弟不尚空談，以實業家辦教育，深受世人稱讚，人們常將其與南通張謇相媲美。 ^[17] 

榮德生一生非常重視無錫的地方建設，尤注重發展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創辦大公圖書館，是他發展家鄉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元年，榮德生38歲，準備在家鄉開辦圖書館，並決定從第二年起開始買書，到1916年開館,初步計劃藏書9萬餘卷。第二年榮德生便按計劃行事，先在上海買到一部《古今圖書集成》1萬卷，又買了各種詩文集,也有萬餘卷。到1914年,已購置圖書5萬餘卷。這年榮德生在榮巷自己的住宅旁購地二畝八分，一部分用作建造競化女校，另一部分用作建造圖書館。1915年圖書館開工，造新式房屋四十方，二進，能藏書20萬卷。1916年圖書館建成開館，取名為大公圖書館，由榮善昌任館長。這時入藏圖書已達9萬餘卷。後來圖書館的藏書不斷有所增加,到1920年,藏書已逾10萬卷。1921年編制出版“藏書目錄”時，藏書已有11萬7千1百餘卷。1922年榮善昌調至上海茂福申總公司任庶務主任，嚴懋功接任大公圖書館館長。

榮德生與其兄長為辦圖書館投入了鉅額資金，據統計，兩人為辦公益中學和大公圖書館兩項事業，投資共達一百萬銀元，並以茂新麪粉廠下腳麥灰收入捐作常年經費。

大公圖書館藏書在抗戰期間損失慘重，榮德生深感痛惜，抗戰勝利後，他重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財力。

1952年榮德生去世。遵照先生遺囑，其家屬將大公圖書館全部藏書3千多部（其中包括幾十種“善本”）、5萬多冊捐贈無錫市圖書館。無錫市圖書館接收了這批圖書後，編成了《榮德生先生贈書目錄》1冊，有1958年油印本。此目是作為接收清冊之用的，所以書目依登錄號次序編印，未分類。凡該館認為是較好的版本或善本書，都加有標誌。雖然據後人研究,其中較好的本子有許多是偽造的，但大公圖書館的藏書確實大大充實了無錫市圖書館的館藏。 ^[18] 

榮德生還建造園林，發展旅遊事業，繁榮地方經濟。自1912年起，在茂新麪粉廠初有成就的時候，榮德生於榮巷西郊約兩公里處，購得東山山麓清初進士徐殿一的小桃園舊址，準備建立梅園，免費供人遊覽，為家鄉造福。1913年，榮德生請朱梅春設計，賈茂青督造，正式動工建造梅園。同年，他又買下山糧田150畝，從蘇州買來梅苗，植梅1300株，以後陸續增加到3000株。1914年之後在梅園中開始建立各個景點，到1930年，梅園基本建成，佔地81畝，成為無錫著名的風景區，與杭州超山、蘇州鄧尉山並列為江南三大賞梅勝地。1955年9月，榮毅仁根據父親生前遺願，將梅園及橫山土地共約150畝獻給國家。之後，無錫市政府又對梅園進行了陸續的修整和擴建，如今梅園已經成為一個佔地946畝，融山水景觀、名卉古樹、亭台建築、歷史文化於一體的多功能旅遊勝地。2002年，榮氏梅園還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19] 

榮德生還修橋築路，改善內外交通，促進地方繁榮。1914年，榮德生倡議出資，以無錫西門迎龍橋為起點，經大王基、河埒口、榮巷，直達遊覽勝地梅園，闢築全場近9公里、路面寬9米的開原路，聯接錫宜公路，成為貫通6省2市的通衢，是當時無錫西郊第一條大馬路。1918年，榮德生又出資闢建自無錫火車站經吳橋，直達無錫又一著名景點——錫惠公園，全長3.8公里的通惠路，同時建造惠農、惠工、惠商、惠通4座橋樑，從此大大方便了兩岸羣眾和外地遊客。以後，榮德生又從惠山修路至河埒口，使通惠路與開原路相連接，成為無錫西北郊對外聯絡的重要通道。此外，如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榮德生倡議和出資修築。至1929年，已先後築路80餘里，為無錫近代市政建設構築起路網骨架，也為當代的道橋發展奠定了基礎。

民國以後，政局動盪不安，各省軍閥割據，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無人過問，各地橋樑毀壞倒塌時有所聞。針對這一狀況，榮德生聯合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的人士，於1929年發起成立“千橋會建築會”（也稱“百橋公司”），採購必要的工具，配備人力，專門用以協助地方修建橋樑，將原來個人分散的公益活動，集中在千橋建築會辦理。對修築橋樑的費用，千橋會和地方各出一半；如果工程巨大，地方財政有限，則千橋會出大部分；如果地方財政實在是困難，那麼費用全部由千橋會出。從成立至抗戰結束的八年中，榮德生先後出資20餘萬元，與千橋會新建、助建、改建橋樑共102座，其中有名稱的橋樑88座，包括無錫地區57座，常州地區27座，宜興地區二座，丹陽地區二座。對於其中的部分主要橋樑，榮德生還親自赴現場勘測水流、探查土質、試驗樁木等。

榮德生用壽禮金捐建寶界橋的故事，至今仍被無錫人民傳為佳話。1934年農曆正月十六日，是榮德生六十壽辰，他早有計劃在五里湖、太湖之間南北兩岸建造一座橋樑，使太湖各個風景區可以相互貫通，便於遊覽，同時為今後濱湖地區的開發利用。他將親友饋贈的壽禮作為建橋基金，並親自現場勘測、選址，於二月十七日動工建橋，僅用了173天，大橋就合龍通車，橋長375米、寬5.6米，設60個橋孔，是當時無錫最長的橋，也是千橋會建造工程規模最浩大的橋樑。 ^[19] 

榮德生還投身多項社會公益事業。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榮德生對政治腐敗、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社會現實深感憂慮，為改變這一狀況，他在1926年親自擬訂大綱，請專人編寫了《人道須知》，通俗而又系統地闡明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進行道德修養的規範，於1927年初、1930年1月和9月，先後刊印三版，共計3萬多冊，免費贈送給中小學生和各界人士，作為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輔助教材。

榮德生一生樂善好施，扶貧濟困，所做的事情不勝枚舉，如在無錫開辦平民習藝所、孤兒院、殘廢院、婦女救濟院等四種慈善事業，倡議募捐救濟蘇北水災，呼籲治理黃河水患等。但他更主張多建工廠，增加就業，從根本上解決窮苦百姓的生計問題，這比起舊式純粹施捨的慈善事業是一大進步。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