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百熙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張百熙出生在湖南長沙沙坪。他少時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現湖南第一師範城南書院），習詩甚勤。 ^[18]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百熙考中進士，被授為翰林院編修。當時湖南著名的學者王先謙在京師為官，張百熙跟隨他學習，學識更進。 ^[18] 

光緒五年（1879年），任山東鄉試副考官。光緒七年（1881年），張百熙出督山東學政。光緒十四年（1888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次年（1889年），由潘祖蔭薦舉，得以入直南書房，再遷翰林侍讀學士。 ^{[18]  [19]}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張百熙屢陳兵事，先後上十餘疏，策劃“集師接濟之法、固本捍衞之方、捐助軍輸之策、拘治奸細之律”，多被採納。八月，中國海陸軍連挫於日本，張百熙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表面進行戰備，暗中主和，致使左寶貴、聶士成等皆因餉械不繼而敗。又彈劾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納賄招權，於戰事無所措置，一切推諉於李鴻章，貽誤兵機。疏上，不報。 ^[19] 

是年，逢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承辦典禮諸臣競尚華飾。張百熙奏請慈禧太后應“以紅旗報捷為樂，不以點綴景物為娛”，請停辦西直門外點景工程。當時侍讀學士陸寶忠亦值南書房，常與張百熙議論時局，“以為欲挽艱危，非亟招親賢不可”，擬奏請重新起用恭親王奕訢管理樞務，但慮及自己資淺言微，不足以聳動上聽，於是商議同禮部侍郎李文田聯銜入奏。後徐桐、文廷式亦分別擬折約人奏請，遂有旨重新命奕訢主持總理衙門。 ^[19]  此後，他又和陸寶忠等聯名參劾樞臣孫毓汶力主議和及簽訂和約行為。 ^[18]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張百熙擔任日講起居注官，不久擢為國子監祭酒。 ^[19]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先後擔任江西鄉試正考官、提督廣東學政，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被特派稽察中書科事務。 ^{[18]  [19]}  創辦時敏學堂，曾任《清會典》總纂官。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維新”開始，他屢次上疏論變法，又奏薦康有為應經濟特科試，奏保康有為使才。及至戊戌政變發生，有人奏劾張百熙，他遂因推薦舉康有為而獲罪，被革職留任。後開復原官。 ^[18]  對此，張百熙頗不以為然，曾在一封信中表示：“百熙不肖，以暗於知人，幾獲大戾，為師友辱，然區區愚忱，迫於救時，切於報國，至不顧利害而汲汲為之。”考察其措辭，似乎不以變法為非。 ^[19]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逃至西安。張百熙赴西安謁見西逃的慈禧太后、光緒帝。當時軍機處缺員，榮祿密薦張百熙、瞿鴻禨等入樞。時清廷準備實行“新政”，下詔求言，張百熙疏陳大計五端：增改官制、整理財政、變通科舉、廣建學堂、創立報館，力論舊政腐敗，新政切用，且舉歐美各國治亂強弱之故加以説明，歷歷萬言。但是慈禧太后厭惡他的進言“劍拔弩張，連篇累牘”，不許他入軍機。 ^[19]  同年，被任為禮部左侍郎。 ^[18]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慈禧太后準備自西安返回北京，特派張百熙等先行回京修理蹕路。六月，命張百熙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七月，補刑部尚書。張百熙回京後，核實工程，改革陋規，節省帑金近百萬。又考核所屬科道官員，或舉或劾，一時聲震天下。慈禧稱讚他：“如此認真，甚屬難得。” ^[19]  十二月，清廷派張百熙兼任管學大臣，專門負責京師大學堂的恢復和籌建事宜。《清史稿》記載，自張百熙“以人望被斯任（指主管教育）”，“海內欣然望興學矣”。 ^[6] 

擔任管學大臣後，張百熙首先着手恢復始創於戊戌變法時期的京師大學堂。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中，慈禧太后諭令停辦，學生四散，校舍封閉，藏書損失殆盡。張百熙經過細心籌劃，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元月奏陳京師大學堂籌辦情形，認為“是今日而再議舉辦大學堂，非徒整頓所能見功，實賴開拓以為要務”，計劃先設預科，分政科、藝科兩門，又設速成科，分仕學館、師範館，附設譯書局。延聘著名學者吳汝綸擔任大學堂中文總教習，孫詒讓、蔡元培、範源廉等為教習，嚴復、林紓為譯書局正副總辦。所有教員，皆其自聘，薪金優厚，頗遭忌嫉。有言官奏：“皇朝定製，部官大率滿漢相維，請更設滿大臣主持教育。”於是清廷增派滿人榮慶為管學大臣，以分張百熙之權。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又命入京覲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管學，會同張百熙、榮慶重新釐定學堂章程。先前，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張百熙曾奏所擬各級學堂章程，包括《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和《蒙學堂章程》，共六件，即所謂《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章程是根據“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的原則制定的。從此，清朝開始有了全國統一的學校系統和學制規定。這一學制曾經頒佈，但未在全國實行。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末，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進《重訂學堂章程》，即所謂《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頒佈後在全國實行，它對舊中國的教育制度在組織形式上影響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學校教育制度即脱胎於此。 ^[19] 

在進呈《重訂學堂章程》的同日，張百熙、張之洞、榮慶並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建議“從下屆丙午（光緒三十二年）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以利推廣學校。這一建議得到清廷批准施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等又聯名奏請立停科舉，科舉遂停。中國實行了一千數百年的科舉制度至時完全廢止。 ^[19]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張百熙調任户部尚書。十一月，清政府設立學部，以榮慶為學部尚書，張百熙盡銷學差，時人多為他感到不平。 ^[19]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載澤等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先後歸國，清政府決定預備仿行憲政。張百熙上疏論官制及地方自治，認為“非速定官制，則提綱挈領無以集政權於中央；非速興地方，則至纖至微無以被精神於全國”。七月，張百熙受命與載澤等擔任編纂官制大臣。九月，清政府改革官制，設郵傳部，張百熙為郵傳部尚書。他成為中國第一任國家郵政最高機構領導人，是中國近代郵政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12]  。郵傳部新設，時人都視為膏腴之位，爭相擠入。張百熙欲多用大學堂學生，郵傳部侍郎唐紹儀則想多用其鄉中的豪商富僑，二人爭持不下，均稱病不到部視事，遭到太監傳旨“申飭”羞辱。年底，抑鬱成疾的張百熙請假。 ^{[7]  [19]  [23]}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張百熙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歲。清廷諭曰：“……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著賞陀羅經被，派貝勒載洵帶領侍衞十名，即時前往奠祭。加恩追贈太子少保，賞銀二千兩……子江蘇試用道張振鏞，著以道員即補；……其靈樞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用示篡念藎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諡“文達”。 ^{[6]  [19]}  墓葬在春華洞田村（現百熙村）。 ^[20] 

張百熙一生宦歷，以擔任管學大臣最為有聲有色，對晚清教育頗多貢獻。 ^[19] 

進入20世紀以後，清王朝統治危機更加深重。為了維持岌岌可危的統治，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發佈了所謂“變法”上諭，開始舉行“新政”。“興學育才”即是“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清政府發佈諭令，宣佈從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國沿襲實行達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了。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通令全國各地大力舉辦學堂，並頒佈了各級各類學堂章程，統一了全國學制。而這一全國統一的學制則是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百熙擬定《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開始的。

張百熙任管學大臣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奏《籌辦京師大學堂情形疏》家，建議先開預備速成兩科，預備科分政科、藝科，速成科分為仕學、師範兩館。“仕學館造就已登仕版者，以應目前創辦新政之需；師範館則為中學堂教習之需。”同時“兼添設講舍，附設編譯書局，廣購書籍圖器。”同年七月奏準所擬各級學堂章程六件：《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統稱《欽定學堂章程》。是我國第一次以政府名義規定的完整學制。張百熙鑑於教習人才的缺乏，選派四十餘人赴歐美日本留學，各省派官費留學生由此開始。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奏設教習進士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奏請“先設法政科、文學科、格致科、工科，以備大學豫科學生及各省高等學生畢業後之升入。”建議在廣安門外瓦窯和德勝門外官地作為建造大學堂之用，並“奉旨議行”。張百熙一生主要從事教育管理工作，注重培養人才，對京師大學堂有開創性的貢獻。

張百熙認為，原來的京師大學堂（後稱為戊戌大學）“一切因陋就簡，外人往觀之，重輕之，等於蒙養學堂”，實質上仍是一所封建書院。因此，百熙廢寢忘食、嘔心瀝血，開創基業，物色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摺中説：“大學堂應法制詳盡、規模宏遠，不特為學術人心極大關係，立即為五洲萬國所共觀瞻。天下於是審治亂、驗興衰、辨強弱。人才之出出於此，文明之繫系於此。是今日再議舉辦大學堂、非徒整頓所能見功，實賴開拓以為要務，斷非固仍舊制，敷衍到觀所能收效者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8月，張百熙吸取西方先進辦學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親自主持擬定了一套學堂章程上奏，經清廷批准頒佈執行，這本章程被稱為《欽定學堂章程》，也是中國第一個以政府名義規定的完整學制，稱“壬寅學制”。

章程包括從蒙學（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各級學堂章程，統一了全國各地各級學堂的教育體制。其中有京師大學堂章程八章八十四節，對大學堂的辦學綱領、科目設置、課程安排、招生辦法、畢業分配、聘用教師、領導體制和教學紀律都做了詳細規定。其宗旨是：“京師大學堂之設立，所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以及“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辦學之綱領。”章程規定：大學堂分大學預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大學預科又分為二科，一曰政科，設經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財等目；二曰藝科，設聲、電、化、農、工、醫、算等目。預科三年畢業，本科三年畢業考試合格相當於現代本科，下面所設的科，相當於現代大學下面的學院；科下又分目，相當於現代大學的系；大學院相當於現代大學的研究生院。當時的分科大學共設7科35目。然而，清政府對張百熙存有戒心，加上這一學制本身的不完備，因此並沒有實行。

為了辦好大學，張百熙十分注意延攬人才，他選定直屬知州“桐城派”著名領袖吳汝綸為大學堂總教習。當時海內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雲集門下。如陽湖古文家張筱浦任副總教習；于式枚為大學堂總辦，李家駒、趙從蕃為副總辦；李希聖為編書局總纂；著名翻譯家嚴復任譯書局總辦，林紓任副總辦；知名人士楊仁山、屠敬山、王瑤舟擔任國學老師，孫治讓、蔡元培擔任史學教習，網羅名流、薈萃高等學府。經過招生，大學堂共錄取學生182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2月17日，大學堂舉行入學典禮，宣佈正式開學（解放前，北京大學即以12月17日作為校慶日）。

同時，張百熙設立了速成科，分為二館：一是仕學館、二是師範館，還辦了醫學館、譯學館、實業館、報館和書局等。以後的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即由師範館、醫學館與京師大堂中的醫學科演化而來。我國各省派官費留學生留學東、西洋也是從此開始的，從而基本改變了過去的科學制度。

由於張百熙在籌辦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較開明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引起了守舊勢力的仇恨和反對，他們對京師大堂進行了惡意攻擊和造謠誹謗，張百熙則首當其衝。清廷終以張百熙“喜用新進”，有改良主義思想，不夠可靠為由，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加派滿人榮慶為管學大臣，對他進行監督。同時“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並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釐定”。他們在張百熙原定章程基礎上“考求增補”，擬成各級普通學堂、師範學堂、實業學堂和仕學館、譯學館、進士館等各類學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員章程》《實業學堂通則》《各學堂管理通則》《學務綱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學堂章程》之名頒佈。這就是後來成為全國興辦各級各類學校的依據，並對我國近代學校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癸卯學制”。這個學制將學校教育分為三段七級，第一段為初等教育：蒙養院四年、初等小學五年、高等小學四年；第二段為中等教育，中學堂五年；第三段為高等教育：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與高等小學堂並行的有初等實業學堂，與中學堂並行的有初級師範學堂、中等實業學堂，與高等學堂堂並行的有高等實業學堂。此外，仕學館、譯學館、進士館都是屬於高等教育性質。雖然“癸卯學制”相比於“壬寅學制”，主要框架沒有大的變化，但以加了經史課的比重，恢復了進士館，將辦學思想改為“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

張百熙致力於教育改革的目的無疑是為了穩固清王朝的統治，但他的努力客觀上有利於近代教育的發展。經過張百熙的苦心經營，儘管當時的京師大學堂與現代大學相比，尚有較大差距，但畢竟在中國辦起了第一所有諸多現代因素的大學堂，開了現代大學的先河，因此得到了“大學之父”的稱號 ^[15-16]  。

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百日維新中，張百熙奉旨議改變武科章程，奏上十二條：編團籍、別軍省、開製造、頒定式、設學堂、延教習、籌經費、嚴限制、考輿地、習測繪、勤操練、定考試。又奏薦康有為應經濟特科，但反對康有為“用孔子紀元及七日休沐等名目”，請降旨嚴禁，“以維持名教”。 ^[19] 

張百熙學問淵博，擅詩工書。沈曾植在《退思軒詩集序》中稱其詩風“從容夷雅”， “賦景抒懷，瑰麗而情遠”，不乏憂國之作。有七律雲：“戎氛逼近姬週日，黨禍分乘趙宋年。憂極真思蹈東海，時危忍見哭伊川。乾坤擾擾事未己，風雨瀟瀟秋可憐。萬里敢忘心報國，諸君應有力迴天。” ^[19]  其思想及藝術傾向與清末的同光體相類。 ^[23] 

張百熙從小攻讀經史，學習八股文；又多次擔任鄉試主考與副主考，提督學政、國子監祭酒，這説明他的八股文水平是不俗的。在擔任國子監祭酒時，他還編過《成均課士錄》第九集等八股文選本。因為對八股文的認識透闢，他深刻感受到了八股選士的弊端，所以又積極推動廢除科舉。 ^[23] 

從尚存的作品來看，張百熙的八股文以善於闡述題中義理見長，且能融會義理以己意出之，這説明他對儒家經典的熟悉與理解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他的八股文有晚明之風，善借題以道世事，頗有現實感。從文風來説，其文氣勢沉雄，議論精譬，對抑揚開合的技法運用自如，故文章能波瀾迭起，無平板的感覺，有使人一氣讀下的魅力。 ^[23] 

張百熙的書法多工整內斂，神清氣秀，潤朗清暢 ^[11]  ，為娟秀嚴謹的館閣體，墨跡散見於頤和園排雲殿、宜芸館等處。 ^[7] 

張百熙籌建京師大學堂時，注重藏書樓的建設。其私人藏書亦豐，在山東任學政期間，曾收有王士禎的“池北書庫”、劉喜海“味經書屋”、馬國翰“玉函山房”等藏書家的舊藏多種。家有“聖澤園”，收藏明刊本500餘種。其子張振鍠繼承張氏藏書，在抗日戰爭中，劉承幹的“嘉業堂”藏書散出之時，張氏收藏了不少。後來張氏經商失敗，欲將藏書出讓抵債。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以建樓鉅款購置而歸。其中善本書有數百種。 ^[2] 

張百熙逝世後，當時任教於京師大學堂的林紓在輓聯中説：“舍零星圖史無餘財，可想我公貧況，送銘旌南下，一江湘水動悲風。” ^[7]  文人三多撰輓聯道：“神州大地，旭日方升，賴公力主開通，興學育才功最偉；憲政初基，文星頓隕，嘆我夙蒙陶鑄，感恩知己痛尤深。”此外還有許多開明官吏和知識界人士均撰聯悼亡。 ^[9] 

曾任郵傳部參議的陳毅則撰詩三首，以示悼念：

趙爾巽等：“自變法議興，凡新政特設大臣領之。（張）百熙管學務，（沈）家本修法律，並邀時譽。” ^[6] 

李肖聃：“其所為奏議，削切明白，雜以儷偶之體，以撼其忠愛之意，有似唐之陸贄。其詩本隱之顯，詞淺意深，而字字出自肝腑，有如宋之蘇軾。晚清湘籍京寮，瞿張並稱，鴻禨智術深沉，慎於接物，非百熙所及；而百熙宏獎英俊，維護善類，沒而門人故吏，謳頌不衰，京師岳雲別業之公祭，京朝官懷德慕思，有泣下者。清臣由翰林起家，得諡文達者，紀昀、阮元、裘曰修暨百熙才及五人，其譽望之重可知。” ^[21] 

張百熙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開始兼任管學大臣，並主持京師大學堂。上任之初張百熙就將原美國籍總教習丁韙良辭去，改聘著名學者吳汝綸為總教習，並請清廷加封吳汝綸五品卿銜。據傳，開始吳汝綸堅辭不就，張百熙備辦好五品銜官服官帽親自登門拜訪，吳汝綸感其誠，應允出山，並要求去日本考察學務 ^[22]  。一説他親自到吳汝綸的住所跪請其出山，但這種説法被後世研究者認為不符禮制，只是人們崇尚尊師禮賢過殷願望產生的誤解，屬於虛構情節。即使是《桐城吳先生日記》所記的“吾固辭，則拜跪以請”，也只是指“如果我（吳汝綸）再堅辭，張百熙就要跪拜以請”，並非真的下跪。 ^[4] 

張百熙的政治主張和教育思想主要散見其奏摺，《清史稿·藝文志》有《張百熙奏議》四卷。又有《退思軒詩集》六卷、《補遺》一卷。又編有《弘正四傑詩集》，輯明代李空同、何大復，徐迪功、邊華泉四人詩作。 ^[19] 

張百熙去世後，其靈樞由北京長途跋涉運回湖南長沙，1908年8月葬於長沙縣春華鎮洞田村泉井衝。張百熙墓今存石碑三通，上圓下方，有邊框。2005年被公佈為長沙市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被公佈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14] 

張百熙去逝後，其門生痛悼恩師，捐款七千兩銀子，擬於京師大學堂鑄銅像以作紀念，後因看到張百熙身後家境清貧，遂將此款存於北京商號義善源生息，以養其遺屬。不久，義善源倒閉，此款亦被乾沒。京師大學堂還在陶然亭闢地建立一座紀念館——岳雲別業，館內懸掛張百熙巨幅遺像，並陳列其各種文物和遺物 ^[21]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京形勢緊急，此館的房地產全部交給了北京大學。

《清史列傳》卷61 ^[19] 

《清史稿》卷44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