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筠

孫毓筠15歲中秀才。後捐資為道員。因厭世閉門兩年，誦讀佛經，兼學禪宗。1902年與族人共建藏書樓於壽州城，1904年又捐產十多萬，創辦蒙養學堂，資助有志青年赴日本留學。被鄉里譽為“毀家紓難”擁護革命。1905年10月，參加同盟會。1906年東渡日本，被選充同盟會總部庶務幹事。是年冬回國後，在江蘇、安徽策動新軍起義，後在南京被捕。辛亥革命爆發後獲釋，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1911年被選任安徽都督，與柏文蔚統一安徽。1912年赴京，歷任袁世凱總統府的高等顧問、臨時參議員、約法會議議長等職。1915年參與發起“籌安會”，積極鼓吹帝制，擁戴袁世凱稱帝，後在護國運動壓力下收場。1916年作為帝制禍首之一被通緝。1918年獲特赦。1924年病死。 ^[2] 

領導組織安徽民軍,聲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3] 

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權的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發起護法戰爭。這時,孫毓筠作為帝制禍首之一,尚未被通緝,因此住在上海法界白爾部路新民裏23號。當他得知護法軍政府成立的消息後,曾與由海外歸至上海的革命黨人柏文蔚秘密赴安慶、蕪湖,運動安武軍馬聯甲的部下,反對倪嗣沖。以後,他又派人潛赴安徽,聯繫各地區的隱蔽武裝,組織民軍準備反對院系軍閥倪嗣沖,聲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3] 

安徽革命勢力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在倪嗣沖的血腥鎮壓下,凡是參加過討袁軍、淮上軍和稍有名聲的進步人士,都被迫出逃暫時隱避起來。但大大小小的起義時有發生。所以經孫毓筠派人聯繫發動,猶如一堆乾枯的柴枝遇着火星,能能地燃燒起來。11月12日,程制等首先通電護法,宣佈成立皖北討倪軍,並於23日攻佔了具有襟江扼準重要位置的壽縣,打響了皖省護法第一槍。次年1月26日,李雨春、陳紫楓等人集合院北一帶"忠義子弟”編成一軍,號為“安徽護法討倪軍”與倪嗣沖部接戰,殲倪軍數百人。隨後,院省護法討倪勢力迅速發展,壽縣、霍邱、懷遠、鳳台、定縣、和縣、來安、含山等縣先後成立民軍,其中僅壽縣就有槍支一萬餘。這些組織雖散居各地,尚未集中,但聲勢極為浩大。正如孫毓筠致宮崎滔天函禮,所云:"第(孫毓筠)已陸續派人佈置停妥,北民軍業經舉事,雖目下尚未能大有發展,然潛勢力已磅磺準水流域。南至(指南方護法軍)一下異州 美湖，安慶必有動作,皖南北屆時必可聯合大舉。” ^[3] 

1918年2月初,直系要員，孫筠的同鄉陸建竟,因與皖系矛盾加深,以“養”為名,攜眷抵滬 ,住法租界霞飛路。不久,陳章、孫毓筠、柏文蔚及皖南北已組織起來的各部民軍首領在孫寓開會,共同分析了護法戰爭開始以來的形勢,一致認為:西南護法勢力“可望達至長江”皖省討倪事“亞宜發動”。同時,決定立即發動各地民軍,利用馮玉祥在武穴通電主和的機會，一舉消滅倪嗣沖。會上,共推陸建章為“安徽討倪軍”總司令,並擬以陸建章、孫毓筠、柏文蔚3人名義,發佈“逐倪迎馮(玉祥)之宣言”。 ^[3] 

會後,各地區首領分頭回皖,組織武裝,準備舉事。孫毓筠派杜幼泉赴武穴,和馮玉祥接洽,請其率部南下,協助安徽民軍驅逐倪嗣沖。 ^[3] 

3月初旬,孫毓筠與陸建章、柏文蔚等34人聯名發表過倪軍通電。3月12日拂曉,民軍在含山附近與倪軍激戰,打敗倪軍,攻上含山,並釋放囚犯。至3月底4月初,五河、天長、盯胎、靈壁、英山、霍山、霍邱、壽縣、鳳台、定遠、穎上等縣,均在民軍勢力範圍之內。同時,經聯繫接洽,倪軍勢力分化,太平、宣城、廣德、寧國、南陵、建平各縣的警備隊都暗中與民軍聯合,安武軍第一、第七、第八各路亦多半與民軍通氣。皖省護法討倪勢力如火如茶,只待南方護法勢力會攻武漢,馮玉祥率部南下,即攻打蕪湖、安慶,消滅倪嗣沖。 ^[3] 

這時,南方護法軍繼岳陽失守後,重新部署，一面在廣東進攻龍濟光,以除去側後隱患,一面派川滇黔聯軍由重慶東下，進取等西。對此形勢,孫毓筠十分樂觀。4月上旬,孫毓筠和院南北民軍首領決定分兩路南下，路由舒城入霍山,與鄭大鵬、韓成錦會合,共圖安慶;一路由含山、和縣渡江而南,與太平、南陵、宣城各地民軍共攻蕪湖,其在五河、盯胎、天長、靈壁、定遠、懷遠等處的民軍,則與宿縣及豐、沛一帶的民軍聯合進攻蚌埠。遺憾的是,由於南方護法軍內部矛盾加深,孫中山的護法計劃無法實現。馮玉祥也因段祺瑞逼迫率部離開武穴,開赴湘西。由此,安徽民軍分路南下計劃落空,希望趁馮軍進兵安慶而一舉消滅倪嗣沖的計劃遂成泡影,而花費心血艱難組成的討倪軍隨之無形解散。 ^[3] 

克服困難,居中聯絡,為民軍籌款 ^[3] 

院省討倪軍組織發動起來後,資金缺乏是個重大困難。當時孫毓筠的經濟狀況相當拮据。除經濟上困難外,還有被北洋軍閥逮捕的危險。安徽民軍是在在滬皖籍黨人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倪嗣沖仇恨刺骨,派軍署副官鄒煥聲帶領偵探吳得標等人至滬,偵察滬上皖籍黨人舉動,相機緝捕。同時，北洋政府特救帝制，復辟犯的論對毓筠也很不利。上海《民國日報》報道説,帝制案內的楊度，真壽田等、復辟案內的康有為等，經冬外代為陳説“元首慨分領恩產赦。惟帝制案內之孫毓筠因謀擾亂安徽,另犯他罪....當在例外”。對於這一切,孫毫不理會,為“達討逆護法之目的”“險阻艱難不敢稍避”。 ^[3] 

孫毓筠為安徽民軍籌款,主要是通過宮崎滔天的介紹,向日本商人、資本家、礦務部等借款,或出賣抵押煤礦、鐵礦、銅礦及其他物品。出賣抵押的主要有蕪湖安正鐵路公司所存鋼軌、轉盤,駱駝山煤礦、窯頭嶺煤礦以及瓷器等。孫本人並不是礦主和物品所有者,所得款項不能全部用於民軍活動,常常為無款支付民軍“心急如焚”。為接濟民軍款項,他自己的“產業早經售盡”衣物均已當盡賣盡”。 ^[3] 

借款也“非常艱難”。日本寺內內閣的方針是全力支持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對於“南方派切望之借款及軍需品的供給,帝國政府拒絕為之斡旋,且勿予以鼓勵或後援。"安徽民軍準備乘機進攻蕪湖和安慶,以響應南軍時,經宮崎滔天介紹,有一筆青島借款，專門用於蕪湖、安慶兩處革命事務。不料借款合同已經簽字,借方頓然變計,提出只匯交5000元。當時蕪湖、安慶“亞待發動,事機萬急,同志諸君羣來索款,急於星火”,孫毓筠已答應即日交款。另一方面,孫派杜幼泉赴武穴與馮玉祥聯繫,馮已同意“同時動作”。借款頓挫,孫毓筠不得不向宮崎滔天喊道:若明日再不能交款,弟除死外,決無他法。1918年4月初,孫毓筠和陸建章共同聘任回日之宮崎滔天擔任“對日借款交涉事宜”希望由宮崎滔天直接向日本資本家借款,“皖中軍事得以迅速進行,達討逆護法之的”。 ^[3] 

隨着安徽討倪的停頓,倪嗣沖瘋狂鎮壓參加過發難之人。這樣,皖省各地民軍來滬避難者“絡繹不絕”,達400餘人。他們的房、吃飯需孫毓筠設法解決,且許多人"衣履不完",或身受重傷,也需孫毓筠負責料理。另外,還有因參加民軍而被捕或戰死者的家屬,亦需孫負責寄錢撫卹。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孫毓筠積極設法籌措款項,盡力安排,避免革命者“衣食斷絕,流落無依”。 ^[3] 

如前所述,借款和出賣抵押礦產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款項緊張不能滿足的情況下,難免出現一些誤會和謗毀。孫毓筠在1918年7月29日致宮崎滔天夫人的函札中寫道:"弟不幸罹心臟弱症,旋愈旋發。最近因慪氣過甚,病發益烈,日前赴醫院,甫下人力車,兩眼陡昏,全身無力,幾至暈絕,西醫為我打藥水針三次,亦不甚見效。而同鄉中人尚疑我為裝病,不肯見客,有謂弟宗旨改變者有謂弟心跡不明者,謗毀之聲日騰於耳,而要錢索米之書日必十數起,逼迫萬分,無法應付”。傾訴他盡力革命了,卻不被革命者理解的苦衷。於是他妥協了,動搖了。他為“避騷擾”,典當天津寓所的衣物,作為川資,於7月29日夜離滬東渡日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