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在陝西綏德縣城關鎮。祖父和父親都是銀匠，收入微薄，家境艱難，李子洲直到十五六歲才上了私塾。他發奮攻讀，成績優異，被私塾先生贊為“寒門才子”。

1912年李子洲為了深造，徒步單裝從綏德出發，共走七八百里，歷時20多天，來到西安，考上三秦公學。他的老師是受三民主義思想影響的進步知識分子，李子洲在其影響下，閲讀了一些反封建、宣揚民主思想的新書，開闊了眼界，開始關心民族命運和國家前途。 ^[1] 

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子洲和劉天章、魏野疇、楊鍾健等同學，投入反日反袁的鬥爭。

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入哲學系學習，參加了李大釗創建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五四運動中，任北大學生會幹事，被推舉為五四遊行大會主席團成員，積極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等革命活動。 ^[1] 

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李子洲積極參加示威遊行，被舉為學生代表。李子洲和學生們一起衝破軍警的阻撓，包圍了賣國賊曹汝霖住宅，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1920年與魏野疇、劉天章、楊明軒等創辦了《秦鍾》及《共進》刊物，發表文章，喚醒民眾積極奮起。他提出革新教育，改革政治，改造社會，打倒統治台階級，剷除貪官污吏等口號。次年10月，《共進》改為政治性團體——共進社，鬥爭鋒芒直指陝西反動軍閥和封建勢力。李子洲為《共進》的出版發行和發展共進社會員做了大量工作，被譽為共進社的“大腦”。

1920年1月，為使全國瞭解陝西社會情形及黑暗狀況，李子洲與旅京陝西學生創辦了《秦鍾》月刊。次年10月更名為《共進》。1922年10月又成立了陝西旅京青年進步組織共進社，他既是共進社的領導人，又是《共進》半月刊的撰稿人和發行人。 ^[2] 

1923年初，經李大釗、劉天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夏，從北大畢業回陝，先後在三原渭北中學、榆林中學任教。1924年秋，李子洲任綏德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在他的指導下，綏師成立了學生會，組織了進步團體共進分社、陝北青年社，創辦了進步刊物《陝北青年》，引導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3] 

"二七"慘案發生後，中共北京地方執委會和勞動組合書記部鐵北方分部組織追悼會悼念被北洋軍閥殺害的林祥謙，施洋等京漢鐵路大罷工領導人。李子洲寫下了《施、林“二七”被害諸烈士追悼會感》的輓詩發表於《共進》。同年夏天，李子洲北大畢業後回陝，先後在三原渭北中學、榆林中學任訓育主任和教務主任。 ^[3] 

1924年秋李子洲任綏德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引導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李子洲到任後，先後聘請王懋廷、王復生、田伯英、楊明軒、常漢三等進步知識分子來綏師任教，同年底，綏德成立陝北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

在榆林中學時期，對保安的劉志丹，綏德的賈春霖、霍世傑、張肇勤，清澗的王懷德、白作賓，延川的曹必達，定邊的蒙嘉福，子長的營爾斌、楊國棟，橫山的高崗，米脂的馬濟川，榆林的楊爾瑛等，積極教導培訓，介紹他們加入“共進社”，組織起榆中學生會。這些人在李子洲的教導下，思想大大進步，要求參加校務會議，但被拒絕。時值學校放寒假，劉志丹、霍世傑、賈春霖等來綏德向李子洲請示辦法。李子洲為了提高學生鬥爭情緒，指示實行罷課鬥爭，提出不達目的誓不復課，終於使校方允許學生會派代表參加校務會議。從此，學生們從學校走向社會，鬥爭形勢逐漸發展，榆林黨團組織在此時期建立起來。 ^[1] 

1924年5月，李子洲接任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李子洲接任四師校長前，學校死氣沉沉，學生除上課讀書外，國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聞問。他到任後，陝北23個縣有志青年聞知十分仰慕，爭先恐後前來投考。遠自富縣的學生李承文、洛川縣的孟祖興、中部縣的李瑞才、劉櫥基、白水縣的石介等，更有從山西汾陽銘義中學來的學生任國樑、趙博、李臨銘等也轉到四師上學。李子洲先後聘請楊明軒任教務主任，常漢三任訓育主任，聘請王懋廷、田伯英、韓叔勳、王復生、劉尚達、李致煦、蔡楠軒、關中哲、羅端先、何寓礎、雷五齋、王漢屏、趙秉彝、趙少西等作為學校教員。他們有的是“共進”社員，有的是共產黨員，思想很進步，工作又積極，全校教職工團結一致，和衷共濟，一心為革命辦好學校貢獻全力。教員中只有王漢屏一人，既非社員也非黨員，學生一度提出驅走王漢屏。李子洲説：“王漢屏雖然未參加組織，但他從來不泄露我們的機密，對我們並沒有不利之處。如果把他趕走，反動派藉口説我們排除異己，對我們是不利的。”同學們對李子洲的遠見卓識十分欽佩。

李子洲平易近人，善於處人，學校上下團結一致，革命形勢蓬勃發展，盛極一時。四師原來圖書、雜誌一無所有，李子洲到任後，新購《中國青年》、《響導》、《政治生活》、《共進》等圖書、雜誌2000多本，供學生自由選讀。王懋廷負責領導陝北青年社、四師青年社、工會、農民協會、腳户自保會、學生聯合會等，進行各種活動，每月開遊藝晚會，備有茶點水果，會上談笑風生，暢所欲言，凡路過綏德的共產黨員和知名人士，一定請他們講話作報告，如劉味東、王子休、徐夢周、王陸一。教員田伯英、劉尚達、關中哲每週領導學生召開講演競賽會，自由選題，教員核定，公佈於眾，到時講演，全校教職員會後評定優劣，練習宣傳組織及鼓動工作的能力。最能引人感興趣的是李致煦、王漢屏指導排演新劇，每月必演一次或兩次，在學校大操場，歡迎各界人士參觀。劇目有《復活的玫瑰》、《一隻馬蜂》、《孔雀東南飛》、《木蘭從軍》、《結婚前的一吻》、《大罷工》等。開幕前和演完後，青年社、學聯會指定專人講話，擴大宣傳，喚醒羣眾關心國家大事，工農羣眾認為四師學校是他們的樂園，來去自由，毫無隔閡。 ^[4] 

1925年初，擴大為黨團混合支部。李子洲受命在陝北發展黨組織，派遣王懋廷多次到榆林中學，將劉志丹、王子宜等人吸收為黨團員，成立了榆林中學黨團支部，又協助呼延震東在省立延安中學發展黨組織，領導成立了陝北學生聯合會。1925年春，組織了陝北國民會議促進會，創立了國民黨陝北特別黨部和陝西臨時省黨部，幫助建立了綏德、榆林、延安等國民黨縣黨部，選派一批強有力的共產黨員充實各縣黨部。 ^[5]  1925年秋，李子洲組織成立榆林中學黨支部、榆林女子師範黨小組和榆林街道黨小組，在延安省立第四中學發展黨團員，建立了黨支部，使黨的力量在偏僻的陝北地區逐漸發展起來。到1926年冬，綏德師範全校400名學生，八成都加入了黨團組織，綏師成為陝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動中心。 ^[1] 

五卅慘案消息傳來，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即開聯席緊急會議，通電宣言“要求政府允許國民武裝，組織國民救國軍；聯絡綏屬各校、各團體全體出發向各地講演，喚醒一般國民起而救國；派代表赴榆（林）、米（脂）聯絡各界各校，聯絡河北各軍一致作救國運動”。四師本校組織學生救國軍，學生全體加入，借得來福槍二百餘枝，每日練習兵式體操，至少有一小時，以培養學生的軍事素養。李子洲領導下的陝西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時廣為傳誦的：“若要強，上學堂；強中強，扛鋼槍。”正是民眾醒悟的真實寫照。

李子洲與楊虎城相識較早，個人交往甚密，經常向楊宣傳革命道理，希望他做新時代的革命軍人。楊虎城在耀縣創辦三民軍官學校時，李子洲動員了一批黨團員和學生前往學習軍事。不久，又選派劉志丹等去黃埔軍校學習，並在經濟上予以資助。他重視黨在軍隊的統戰工作，派黨員進入連隊做黨的工作，利用共產黨員李象九、謝子長在石謙團任連長的有力條件，幫他們開辦青年軍事訓練班，向官兵宣傳革命道理。到1926年底，石謙團有近百人加入了黨團組織。 ^[5] 

同時，李子洲對地方軍閥井嶽秀各部隊的情況動態十分關注，他給北方局的報告中説到：“井嶽秀全部不過有槍2300多支，其部下有的傾向革命，有的思想很反動。石謙旅有我們的同志李象九、謝子長、李瑞成、王有才、史唯然等數十人。我們計劃還派李致煦、白明善、柳長青、馮景翼、馬瑞生等人去宜川、清澗等地進入該部工作，石謙本人亦可以接受我們的指揮。高雙成部、賀爾介營經我們宣傳，可以同情革命。高部參謀李仲仁同我們很接近，將來可以發展為共產黨員。賀爾介本人住在李明軒家院內，我們已指示李同志多與賀聯繫，抓緊宣傳工作。惟姜梅生團頑固不化，十分反動，我們必須隨時提防。”

1926年，李子洲和綏德黨團地委遵照上級黨的指示，派黨團員到綏德義合鎮、西川等地成立農民協會，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的。陝西省立第四師範被譽為“陝西的上海大學”，成為陝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活動的指揮中心。一批黨員和進步師生深入到農户和勞動者中去，宣傳革命道理，成立了綏德縣手工業工人工會，會員達300餘人。延長石油礦無故開除工人，引起工人強烈反對，李子洲和黨團地委以綏師的名義發出《告人民書》表示聲援，得到各界響應。他還派人深入榆林地毯廠，組織工會，領導個人罷工，反抗資本家剝削。

1926年間，李子洲和綏德黨團地方執委會還派出黨團員和學生到綏德、榆林等地幫助成立農民協會，組織工會，建立婦女協進會，開展羣眾運動；派黨團員到陝北駐軍石謙團(不久擴編為旅)做兵運工作，在石部成立了黨團組織。到1926年底，石團有百餘名官兵加入共產黨和共青團，不少連排長都由黨團員擔任。

1927年1月，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成立，李子洲當選為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出任西安中山學院副院長兼總務長，和院長劉含初一起確定了以“培養指導農民運動，辦理黨務及軍隊中的政治人才”為教學宗旨。中山學院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幹人才。

1927年2月，中共陝甘區執行委員會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執委委員，分管組織工作，在他和戰友們的共同努力下，陝甘40多個縣市成立了黨團組織，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李子洲和陝甘其他領導人一起，組織了西安人民討蔣遊行示威，還通過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向全國發出通電，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2] 

1927年6月，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在陝西進行“清黨”，並電令留守陝西的石敬亭逮捕李子洲等共產黨人，他被迫轉入地下堅持鬥爭。7月，中央撤銷陝甘區委，成立陝西省委，李子洲當選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同年9月，兼任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參與了省委對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的領導決策工作。 ^[2] 

8月27日，張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見陝西代表，向李子洲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

9月上回陝後，李向省委常委傳達了中央對陝西的指示，主持並起草了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軍事運動決議案（九二六決議），明確指出：

"中國革命已到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短兵相接作殊死戰，以爭中國革命領導權的時候，本黨的軍事行動已經是迫不容緩了。但就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形勢觀察，我們的軍事根據地，除去東南，即以西北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目前重要任務之一，更是黨在陝西的特要任務。

根據中央的新政策與指示，對於今後的軍事運動是，在反馮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對於一切反馮的勢力都應有相當的注意與聯絡。但是陝甘所有反馮的軍隊，除一兩小部分外，不僅是與馮同樣的仇視我們，壓迫民眾，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除反馮之外，別無希望，如能打入他們的任何部分，故應對其領袖作相當的應付，獲得他的下層羣眾，實行分化作用。如有發展組織的可能，即儘可能的發展之，以樹立黨的基礎。並運用我們所能影響的農民有組織的加入改變其成份，實行奪取其武裝與破壞的工作。" ^[4] 

1927年7月25日，井嶽秀部支持革命的旅長石謙被暗殺。

9月，井嶽秀部旅長高雙成命令李象九營到延安改編為騎兵團;命令謝子長連到宜川換防，藉機消滅這兩支“赤化”部隊。在此關頭，中共陝西省委軍委給石旅軍隊支部發出:“敵人妄圖借整編、換防之名消滅李、謝部隊，李、謝部隊不能坐苷敵人消滅，應立即舉行起義”的指示，唐澍、白明善、李象九、謝子長組成了起義領導小組，以原李象九、謝子長的兩個連為骨幹，聯絡其他受共產黨影響的6個連近千人，

10月12日，在清澗縣發動起義，打響了西北革命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新軍閥的第一槍。

1928年6月，馮玉祥調集3個師及渭華一帶的民團對起義中心區域實行“圍剿”，經過數次激戰，工農革命軍、陝東赤衞隊終因寡不敵眾，退入秦嶺山區。

7月，工農革命軍在洛南保安鎮又遭李虎臣部進攻，唐澍、李大德等犧牲。

8月，許權中旅在進入河南鄧縣後被打散，起義失敗。渭華起義雖沒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但在創建中國共產黨自已的武裝部隊，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的鬥爭中，總結經驗，記取教訓堅持不懈，勇於探索。

1928年11月，省委書記潘自力被捕，李子洲代理陝西省委書記。他認真總結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失敗的教訓，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鬥爭。1929年初，由於叛徒出賣，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李子洲和其他負責人先後被捕。在獄中，國民黨新軍閥獄警、獄吏對其進行了殘酷的折磨，李堅貞不屈，與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使中國國民黨反革命派一無所獲，1929年6月18日，在獄中病逝，時年36歲。 ^[2] 

李子洲在入獄前就已積勞成疾。入獄後，國民黨新軍閥和獄警、獄吏的殘酷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傷寒引發肺病，身體十分虛弱。難友們勸他用濟難會的經費買些滋補藥品，他婉言謝絕。通過看守和獄外友好人士的幫助，李子洲給在家鄉的妹妹李登嶽寫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個人犧牲了，還有更多的人活着，將來的社會是光明的，不要為我傷心掉淚。 ^[4] 

1919年5月，李子洲被推舉為學生代表參加了“五四運動”示威遊行，被推舉為學生代表。他和學生們一起衝破軍警的阻撓，包圍了曹汝霖住宅，參加了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正義鬥爭。並且一面設法營救被捕同學，一面繼續組織愛國演講活動。

1919年秋，李子洲與魏野疇、劉天章、楊明軒等創辦了《秦鍾》月刊雜誌。

1921年10月，李子洲和魏野疇、劉天章、楊鍾健、楊曉初等人又創辦了《共進》雜誌。

1922年10月，《共進》改為共進社，鬥爭鋒芒直指陝西反動軍閥和封建勢力。

1923年，由李大釗、劉天章介紹，李子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領袖林祥謙和總工會律師顧問施洋等四十餘人慘遭殺害．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中共早期黨員李子洲，借鑑十月革命的經驗明確指出：“階級戰爭開始了，我們要鼓舞起奮鬥的精神，一定了犧牲的決心，用手槍，炸彈，前僕，後繼，爭我們最後的勝利！我們更應知道：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革命的平民；因此勿愁不能成功；勿懼犧牲性命！拿起手槍，炸彈，前進，衝鋒，殺盡那無惡不作，禍國殃民的軍閥！那才能使社會平等，為爭我們的自由幸福。前進！前進！一齊前進！！！”

1926年12月，奉調到西安參加籌建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和改組中國國民黨陝西省臨時黨部的工作。

1927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

1927年2月，出任西安中山學院副院長兼總務長，和院長劉含初一起確定以“培養指導農民運動，辦理黨務及軍隊中的政治人才”為教學宗旨。

1927年7月初，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李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他受省委派遣，到武漢向中共中央彙報請示工作，代表省委起草了《關於陝西工作開展問題向中央請示》，請求中央選派有能力的幹部來陝西工作。

1927年8月27日，張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見，李子洲詳盡彙報了陝西黨組織的狀況。不久，攜帶中共中央發給陝西黨組織的八七會議文件和對陝西工作的指示，離開武漢。 ^[4] 

1927年10月12日至次年五月李子洲先後組織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 ^[4] 

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病逝獄中。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42年 李子洲烈士靈柩由西安移回綏德城，安葬在北門坡下大路旁，墓前矗立起一座由花欄牆圍起的塔式紀念碑，朱德為墓碑題寫了碑名：李子洲烈士之墓。毛澤東主席在墓碑上題了詞，陝北共產黨奠基人。

1941年5月，聳立在無定河畔的李子洲紀念石碑竣工落成，紀念碑上鐫刻着朱德親筆寫的墓碑:“陝北共產黨發起人李子洲之墓”

1942年8月，綏德縣參議會呈請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將縣立圖書館易名為子洲和圖書館，毛主席、朱總司令為子洲圖書館題寫了匾額。綏德專署制了一塊大木匾後被破壞，1948年林伯渠重書館名，到如今仍沿用這一手跡。 ^[5] 

1943年，習仲勳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後，為紀念革命元老李登瀛（李子洲）同志，12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原綏西辦事處成立縣政府，命名為子洲縣。

李子洲故居(5張)

1944年春，由董純才擬稿，經習仲勳、張秀山、王世泰、劉景範等同志逐段作過訂正的《陝甘寧邊區歷史》中：“李子洲，綏德人於1923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於1924年春回陝北；……幾個月後，回綏德接任綏德師範校長聘請共產黨員王懋廷和其他進步人士當教員，積極提倡新月文化運動。同年秋，王、李就在校內創立了共產黨的支部”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設子洲縣，以志紀念。1945年7月，中共綏德地委決定設立子洲文化獎學金，在子洲誕辰日召開綏德分區文化工作會議，以十石小米，獎於模範的文化工作者及其成績或作品。

1957年，李子洲陵園擴建為綏德革命烈士陵園 ^[2]  ，羣眾稱為“子洲陵”。

1991年11月，陝西省綏德師範學校成立“李子洲獎教獎學基金委員會”

1993年中國農工民主黨陝西省委員會，設“李子洲助學金”

李子洲才能出眾，見識高明。他除注重學校一切事務外，特別關心培養人才。他每月的薪資盡數接濟同學，先後向黃埔軍校輸送賈春霖、劉志丹、楊國棟；向農民運動講習所輸送霍世傑、李波濤、喬國楨；向上海大學輸送張肇勤、李維勤、柳長青；向甘肅軍校、耀縣三民軍官學校輸送丁廣智等學員。他積極熱情，竭盡心血培養革命人才，而他本人則非常儉樸，從來不浪費一文或儲存一文，在學校的開支方面，廉潔奉公一塵不染。

李子洲作為陝西革命革命武裝力量，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奠基者，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在四師辦學、中山學校執教和陝西省委工作中撒播的革命火種，激勵着武裝工農羣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工農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至1935年2月，西北革命根據地人口超過100萬，根據地的範圍東起黃河，西至環江，南到淳耀，北迄長城，革命政權遍佈20多個縣。游擊區擴大到30個縣，主力紅軍已擁有2個師9個團，共9000餘人，各路游擊隊和遊擊縱隊發展至4000餘人。西北革命根據地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毛澤東在李子洲墓碑上題詞：陝北共產黨奠基人。 ^[6] 

在八十年代初，中國產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羅章龍曾經這樣評價李子洲：“李子洲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拓荒與播種者、奠基者；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裏，足跡遍十一個省區，最後得以在陝北落腳，站穩腳跟。僅此一點，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