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純才

1905年3月5日，出生於湖北省大冶縣道鎮（現黃石市）的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家庭。

1910—1911年，在家中由母親教識字，已認識1000多個字，並學習背通詩歌。

1912—1914年，先後在家塾和西塞鄉武聖公廟私塾讀書。

1915—1919年，在武昌教會學校三一堂小學和中學讀書。“五四”運動期間，在武漢積極參加學生遊行、示威、請願，受到愛國主義的啓蒙教育。在三一堂中學和十多名同學發動了反對教會學校奴化教育的學潮，後憤而退學。

1920—1924年，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參加了反對山東主權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的鬥爭，還參加了上海學生抵制日貨的活動。

1925年初，考入南方大學教育系讀書。“五州”慘案發生後，參加募捐援助罷工工人的活動。下半年，轉入國民大學教育系學習。

1926—1927年，在光華大學教育系學習，他在這所大學學到大學三年級，已經學完大學本科的主要課程。

1928年2月，父親失業，家庭失去生活來源，舉家遷回武昌居住。當月，考入南京曉莊鄉村師範試驗學校半工半讀，為該校的第3期學員，被分配擔任生活指導員楊效春的助手，協助管理學校的教務工作。當年，奉命在秉志、姚文采先生的指導下組建曉莊學校的生物研究室。

1929年春，被派往浙江省湘湖師範學校擔任生活指導員，並教生物課。秋，返回曉莊學校，擔任指導員，繼續主持生物研究室的工作。

1930年2月，參加曉莊學校內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支援南京英辦和記蛋廠工人罷工的鬥爭。春，曉莊學校成立勞山中學，被任命為該校的生活指導員，並繼續主持曉莊學校生物研究室的工作。4月5日，參加中共南京市委發起組織的反帝大遊行。4月12日，積極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的護校運動。一個多月後，國民黨政府再次下令封閉曉莊學校，其與學校的另一位指導員一起將生物研究室的大部分儀器和圖書安全轉移隱藏後，走避武昌家中。下半年，在家中暫住期間，閲讀世界文學名著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籍。

1931年1月，入南京中央大學生物系旁聽植物學課程，並翻譯法國著名昆蟲學家法布爾的作品《科學的故事》。夏，赴上海，進入自然學園參加“科學下嫁”運動。9月，在“科學下嫁”運動中參加了《兒童科學從書》的撰寫工作該套叢書共108冊。

1932年，為兒童科學通訊學校編寫《兒童生物學習指導》活頁講義三期。

1934年2月，成為《生活教育》雜誌的主要擬稿人之一。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後，與戴伯韜等自然學園的同仁一起在上海蔘加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組織的活動。

1936年春，離開自然學園，開始尋找共產黨。5月10日，列名688人簽名的《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書》。6月，與中共“左聯”黨團的負責人之一週文建立了聯繫，並向周文提出入黨要求。7月1日，列名由魯迅、茅盾等77人簽名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7月，父親在武昌病逝，回家奔喪。10月，返回上海，接受黨組織交給的其他工作。

1937年1月，開始擔任上海中共黨組織的地下交通工作，負責收發和傳遞黨內電報和文件。一直工作到“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9月3日，離開上海奔赴延安。10月初，到延安後被分配到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11月14日，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的常務委員，分管“愛科學”的工作。年底，發起成立延安國防科學社。

1938年1月，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編審科副科長、科長。主編陝甘寧邊區抗日小學的《國語》課本。春，參加中國共產黨。6月，在延安創辦《邊區兒童報》。不久，又創辦《邊區教師》。秋，為躲避敵機轟炸，隨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幹部遷往安塞縣陳家礆村，着手編寫《農民識字課本》。

1939年6月，被任命為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11月，領導陝甘寧邊區師範學校師生將該校從安塞縣吊兒溝遷回延安柳樹店。本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設教育委員會，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的委員。

1940年春，組織邊區師範部分師生在延安附近的二十里鋪開荒種地。夏，在延安南門外杜甫川建設邊區師範的新校舍。8月，主持邊區師範舉行建校一週年紀念大會。9月，發起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0月3日，延安《新中華報》公佈《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緣起》，被列名為新文字協會的贊助人之一。10月，調任中央宣傳部國民教育科副科長，負責重新編寫小學課本的工作。到1942年，圓滿地完成了陝甘寧邊區第二次編寫小學課本的任務。

1941年7月，延安馬列研究院成立後，調到該院材料編輯處擔任負責人，仍負責編寫小學課本。9月，馬列研究院更名為中央研究院，任該院中國教育研究室研究員。

1942年1月18日，陝甘寧邊區新教育學會在延安成立，被推選為該學會的理事。本年，在《解放日報》發表《談科學大眾化》一文，提出了“科學大眾化”的主張。

1943年初，調任中共西北局宣傳部國民教育科科長。國民教育科和幹部教育科合併為教育科後，任該科副科長。本年，和中共西北局宣傳部的幹部一起參加大生產運動和審幹工作。本年，在中共西北局宣傳部部長李卓然的直接指導下，着手撰寫《陝甘寧邊區簡史》。

1944年4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組織了5個文教調查組分赴邊區各地進行關於文教工作的調查研究。為召開邊區文教大會進行準備，他參加了這次調研活動。

1945年3月12日，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名義舉行座談會，紀念生活教育社成立18週年，他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11月初，任開赴東北工作的第五幹部大隊黨總支書記，率領200多人的一支幹部隊伍離開延安，在黃河封凍前乘船渡河，途經晉綏解放區，向東北行進。

1946年初，率領赴東北工作第五幹部大隊到達張家口。由於東北內戰爆發，前進的道路中斷，所以暫時留在當地，協助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工作，並在張家口參加了籌建業餘公學的工作。6月，率領赴東北工作第五幹部大隊繞道經內蒙古大草原、多倫、赤峯、白城子與齊齊哈爾等地，抵達哈爾濱，向中共東北局報到。7月初，參加西滿改工作團，到肇州農村參加地改革工作。9月中旬，返回哈爾濱。擔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不久擔任副主任委員）。11月8日，被任命為東北行政委員會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率領教材編寫人員赴佳木斯為東北地區的中小學編寫新課本。

1947年春，圓滿完成中小學課本的編審任務。8月8日—21日，在哈爾濱主持召開東北解放區第一次教育會議，會，代《東北日報》草擬了《儘量辦好中學》的社論。年底，赴遼西省白城子瞭解基層貫徹第一次教育會議精神的情況。

1948年1月下旬，主持召開東北解放區第二次教育會議。夏，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改稱教育部，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書記。8月12日—30日，主持召開東北解放區第三次教育會議。8月底，與蔣端方結婚。婚後育有九九、千千、萬萬、全全四個兒女。11月2日，遼瀋戰役結束後，隨東北黨政機關由哈爾濱遷駐瀋陽。

1949年5月，主持創辦東北實驗學校（初稱“實驗中學”）。夏，組織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部有關人員草擬中學、師範、小學的教育實施辦法等7個規章。這些規章經第四次教育會議討論修改後正式頒佈施行。8月27日，東北人民政府成立，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書記。9月26日—10月2日，主持召開東北解放區第四次教育會議。10月，赴旅順、大連視察當地教育工作，瞭解旅大地區普及教育的情況和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情況，參觀當地的蘇聯學校，瞭解蘇聯學校的教育教學方法和內容。

1950年初，主持召開東北各省（市）文教廳（局）長會議，傳達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佈置本年度的工作。5月，主持召開東北區工農業餘教育工作會議。

1951年3月，主持創辦東北教育行政學院，併兼任院長。這是我國第一所培訓中學校長和地方教育行政幹部的學校。4月，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開第一次初等教育會議，在會上作報告。

1952年9月1日，參加由政務院組織的中國文化教育考察團，途經莫斯科赴波蘭、民主德國、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考察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教育工作。11月，在國外考察期間獲悉原中央教育部已分為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三個單位。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本年，根據中共東北局的建議，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併成為該民主黨派在東北地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此後歷任民進中央委員、常委、教育改革研究會會長、參議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1953年3月下旬，正式就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書記3月，在中央教育部參加草擬有關整頓小學教育的文件。6月5日—22日，和張奚若部長一起主持中央教育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本年，親自抓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中小學教材的工作，抽調大批幹部、專家充實和加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輯隊伍，有力地促進了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工作的開展和編輯質量的提高。

1954年1月14日—27日，主持召開全國中學教育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8月5日一16日，中央教育部和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在北京聯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餘文化教育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作了總結報告。9月15日—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加了這次代表大會。會後，被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仍任教育部黨組書記。10月8日，全國人大批准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不久，國務院任命吳玉章為該委員會主任，董純才等23人為委員。12月20日—31日，主持召開中學教育工作彙報會議。

1955年會後，去山西調研有關舉辦民辦小學的問題。9月4日，主持創辦的中央教育行政學院在北京開學，兼任該院院長。12月12日一30日，主持召開全國普通教育、師範教育事業計劃座談會。本年，在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當選提案委員會委員。此後，在第、四、五次會議上仍任提案委員會委員。

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任命為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委員。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出任該會副會長。4月18日—5月25日，參加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組織領導工作，任會議的副秘書長。4月9日—14日，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文化教育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6月2日，主持召開中央教育部黨組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處。9月15日—27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八大代表，參加了這次代表大會。本年，當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第四屆中央委員。

1957年4月6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7次會議上作《關於教育工作的報告》。5月1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任教育部整風辦公室主任，主持了中央教育部的“整風”和反右派鬥爭。冬，皇甫束玉等90多位教育部幹部下放山西省稷山縣勞動，支持他們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下搞“教育實驗田”。

1958年2月，教育部與高等教育部合併為教育部，任命董純才為副部長、黨組成員。9月，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10月，赴江蘇瞭解舉辦農業中學和農村教育工作的情況，11月回到北京，仍任教育部副部長，分管普通教育、業餘教育、師範教育、《人民教育》雜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編審工作。

1959年10月25日—11月4日，主持召開農村掃盲、業餘教育工作會議。11月11日，分管新成立的教育部掃盲辦公室，通過該辦公室印發《掃盲簡報》指導全國的掃盲工作，交流各地的掃盲經驗。

1960年1月12日一23日，主持中央教育部在福州市召開的農村掃盲和業餘教育經驗交流會。4月23日一5月2日，與教育部楊秀峯部長共同主持在河南新鄉召開的師範教學改革座談會。10月，與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共同指導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審領導小組的工作。

1961年2月，在南京與江蘇省、南京市的幹部討論農村教育問題。夏，根據國務院二辦（文教辦公室）主任林楓的指示，與天津市委官傳部部長梁寒冰一起主持起草《中小學暫行工作條例》。8月5日，應邀率中國教育代表團赴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蒙古第三次教師代表大會。12月，患高血壓症和冠心病，12月27日停止工作，因病休息。冬，在北京市密雲縣進行調查研究。同當地幹部討論教育如何為山區經濟服務的問題。

1962年春，在廣州養病期間，到廣州市從化縣調研城市、農村中小學教育和農民業餘文化教育的問題。

1963年9月，帶職到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

1964年10月，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結束，返回教育部。不久，奉命向中央提出辭職養病的請求，很快就得到批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中國凱洛夫”的帽子，遭受機關造反派和紅衞兵的批判鬥爭。不久被宣佈為“專政對象”，關在教育部院內的紅星樓，又轉移到地下室，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4月5日，與其他被打倒的教育部領導一起，由教育部軍宣隊和工宣隊聯合指揮部組織在一起，參加學習和勞動。10月22日，作為“專政對象”，下放安徽鳳陽教育部“五七”幹校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批判鬥爭。這期間他主動擔任了“五七”幹校的義務天氣預報員。

1972年1月13日，被宣佈“解放”，恢復了人身自由。不久，在“五七”幹校校部擔任看門工作。因勞累和睡眠不足病倒。3月，回到北京養病。

1976年夏，自費到黃山療養。後回到北京。

1977年6月30日，恢復工作，任國家教育部顧問。

1978年6月14日，教育部辦公會議原則上通過了董純才報送的《關於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請示報告》，決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籌備處領導小組由董純才、劉松濤、宮鈞民三人組成。下設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7月，國務院批示同意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後，任該所所長及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本年，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和教育組組長。四年後又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教育組組長。本年，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組織郭笙等五位同志成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小組。

1979年4月9日，任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2年4月退居二線。4月12日，中國教育學會開成立大會，被與代表選舉為第一任中國教育學會會長7月24日一8月7日，在北京參加教育部、衞生部、全國婦聯等單位召開的全國托幼工作會議。會上成立了全國托幼領導小組，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任組長，被任命為第一副組長。不久，又擔任了中國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8月，在北京參加全國科普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正式成立了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後改稱中國科普作家協會），被選為第一任理事長。

1980年3月25日，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臨時黨組書記。本月，出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二屆常務委員。

1981年6月，應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編輯委員會主任。9月17日，與李維漢、成仿吾、周揚等聯合倡議成立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會。本年，任全國少年兒童協調委員會副主任。

1982年9月，列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本年，當選民進中央常務委員，擔任民進中央教育改革研究會會長。

1983年3月18日，經教育部黨組批准任中央教育研究所所學術委員會名譽主任。

1984年9月9日，中國老年教育協會成立，當選為會長。

1985年3月，任中國農村致富函授大學總顧問。8月，任中國社會大學董事會常務理事。9月，應聘為延安大學名譽教授。

1986年6月，參加中國科協第三屆常委會，任中國科協榮譽委員。。9月，出任新成立的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副理事長。理事長為國家副主席王震。10月，任中國科協普及工作委員會顧問。本年，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名譽所長。

1987年3月10日，抱病從醫院出來參加《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編寫工作研討會，該書導論和結語由董純才親自撰寫，並決定成立以董純才為主任的編審委員會，由董純才擔任此書的主編。冬，在廣州叢化療養。

1990年5月22日，凌晨7時15分，心臟停止跳動，與世長辭。逝世後，國家教委召開了追思會，李鐵映主任在追思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2] 

伊林是一位世界級的科普作家，他憑藉他那不可多得的才能，把奧妙複雜的事物簡單明白地講出來；他善於運用文藝的形式，散文的筆法，生動有趣的故事，形象具體的描寫，來引人入勝地講解科學。他的作品《幾點鐘》、《不夜天》、《白紙黑字》、《十萬個為什麼》、《人和山》和《五年計劃的故事》，經董純才翻譯，受到我國讀者的歡迎，多次再版。

董純才的譯作，不但達到信達雅，而且在這些作品的中國化方面匠心獨運，成效顯著。直到解放後，這6本書還多次再版。

除此之外，董純才還翻譯了英國的圖文並茂的科普讀物《動物世界奇觀》、《鳥類的勝利》及法布爾的《科學的故事》等多種科普作品。

董純才和高士其分別於1937年和1938年先後到達延安。在延安，董純才從事黨的教育事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政府開展的科學大眾化運動中，他還結合當時抗戰鬥爭的需要，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科普作品。他用説明文和記事文的體裁，在內容上注意科學常識的普及。在董純才剛剛開始進行科普創作的時候，他還是一個走出校門不久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在陶行知的培養和薰陶下，特別是在他接觸並翻譯了伊林的科普作品和閲讀了法布爾的名著《昆蟲記》以後，受到了伊林、法布爾作品的很大影響，他從模仿到創新，科普創作的手法日趨成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用文藝手法、故事體裁進行科普創作。董純才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科普作品，比較著名的，20世紀30年代有《麝牛抗敵記》、《鳳蝶外傳》、《狐狸的敵事》等，40年代有《馬蘭紙》、《一碗生水的故事》、《人和鼠疫的戰爭》等，其代表作是《鳳蝶外傳》和《馬蘭紙》。董純才通過一系列創作得出了一個結論：科學文藝作品是科學的內容和文藝的形式的結合，它是最受羣眾歡迎的科普讀物。為了使科普創作收到應有效果，使羣眾喜愛閲讀，應該提倡多寫科學文藝作品。寫科學文藝作品，在科學知識方面，不僅要掌握書本的理性知識，而且還應具有豐富的感性知識，即實地觀察自然現象或作科學實驗，這樣就可以把文章寫得生動活潑。

《鳳蝶外傳》寫於1937年。作品用生動細膩、娓娓動聽的文筆，勾畫出鳳蝶的一生。文章一開頭描寫的是鳳蝶產卵的過程。文章描寫得那樣真實生動、細緻入微，沒有深入、周密的觀察，幾乎是不可能寫出來的。董純才先生先從書本上了解到鳳蝶的知識，又花了幾乎一年的時間，對鳳蝶的生活進行觀察，才寫出瞭如此優秀的科普作品。董純才科普創作態度的嚴謹，生活積累之刻苦認真，由此可見一斑。

《馬蘭紙》創作於抗戰時延安大生產運動之中。當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給邊區的經濟和軍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邊區軍民響應毛主席"自力更生"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延安紙張缺乏，邊區人民就利用當地大量野生的馬蘭草造紙，獲得成功。《馬蘭紙》寫的就是馬蘭草造紙的故事。文章以散文的筆觸，飽含深情地讚頌了馬蘭草在惡劣環境中頑強抗爭的不屈不撓的品格，隱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不怕敵人和頑固分子封鎖、不怕日寇瘋狂肆虐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前頭的鋪墊已經牢牢地抓住了讀者，讀者自然要關心馬蘭草到底能不能造紙，能不能解決邊區的紙張困難。作者接下來用層層剝筍的手法，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怎樣做試驗，怎樣造出紙來。最後回答了讀者一直想知道的答案："由於敵人和頑固分子封鎖造成的邊區紙荒問題，從此就迎刃而解了。"

董純才在延安時創作的《馬蘭紙》等科學小品，受到邊區幹部羣眾的喜愛，得到毛澤東主席的好評。

最早提出宣傳科學精神的中國人

董純才不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普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斷追求、不斷探索的科普理論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延安科學大眾化運動時期，董純才為了推動邊區科普創作的繁榮發展，撰寫了題為《談科學大眾化》的科普論文。70年代末，他擔任了中國科普創作協會的第一任理事長，又發表了《為進一步繁榮科普創作而努力》、《從模仿到創作》、《關於科普創作的談話》、《用文藝形式來普及科學知識》、《創作有中國特色的科普作品》等一系列重要言論和文章。董純才對科普創作的方向、內容、對象研究、指導思想、特點和要求、技巧、隊伍培養和外部條件支持等，都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有十分精闢的獨到的見地。其中最主要的，是關於宣傳科學精神的問題（1983）、提倡創作有中國特色的科普作品的問題（1984），運用文藝形式採寫通俗科學讀物的問題（1942、1981、1983）等幾個方面。

1983年6月8日在中國科普作協舉辦的現實題材科學文藝徵文頒獎大會上董純才提出，把宣傳科學精神列入科普內容。他指出：“科學文藝是科學和文學結合的產物，是科普創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利用文藝的形式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宣傳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多年的實踐和這次徵文活動，都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對於在科普中宣傳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問題，高士其等科普作家早已提出，但明確地把科學精神包括在科普內容之內的提法，董純才在我國是最早的，雖然其他一些科普作家在其科普論述中也曾涉及到宣傳科學精神的問題，但沒有如此明確提出過在科普中要普及宣傳“四科”。

董純才在1984年1月19日的中國科普作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倡創作有中國特色的科普作品。這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提出的對科普創作的要求。董純才在提出這一號召時，明確指出：一要寫我國自己的科學技術的成就，從我國古代的科技發明創造到現代的科學技術成就，都可以寫；二是用民族的形式寫作，這不僅是指用本民族的語言，更重要的是用我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文學體裁來創作。堅持中國特色，早是董老的一貫主張，早在1942年《談科學大眾化》一文中他就提到了“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創作要求。

運用文藝形式來寫通俗科學讀物的問題，是董純才和高士其以及蘇聯的伊林等許多科普作家一貫倡導和身體力行的。其中，董純才的有關論述很多，他寫於1942年的《談科學大眾化》一文，除系統地論述了科普創作所必須解決的若干問題（如：科學大眾化的意義；講什麼問題；寫作通俗科學讀物的指導思想問題；寫作的技巧等問題）外，還着重就科普創作應走什麼樣的路子進行了詳盡的闡述，提出“學會用文藝形式，採寫通俗科學讀物”的主張。他強調，“要使科學平易近人，能為大眾所接受，能消化，就一定要適合大眾的需要和胃口”；“就要像高士其、伊林、法布爾等用故事體裁，講述科學知識”；“一定要用羣眾易懂的通俗語言，生動的羣眾語言，寫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這就要求作者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有文學修養，那就不難把科學和文學結合起來，創作出科學文藝作品”。

1979年，董老擔任中國科普作協領導後，反覆強調科普創作中科學和文學的相合的必要性。他説：“科學的內容與文藝的形式相結合，它是最受羣眾歡迎的科普讀物。”1981年在《模仿與創作》一文中董老寫道：“為了使科普讀物收到應有的效果，使羣眾喜愛閲讀，我們應提倡多寫科學文藝作品。寫科學文藝讀物，一是要有淵博的科學知識，二是要有文學的修養，要把科學和文藝相結合起來。”

關於如何寫好科學文藝作品，董純才有過一系列的論述。他強調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指導寫作，要注意學習和借鑑，科普作家要深入生活。他曾説：“搞一個課題，寫一部作品，要花時間。首先是掌握大量資料，要學很多知識，慢慢積累資料。但單靠資料還不行，還要調研，向工人、農民特別是專家請教。要有生活，要到現場去觀察，捨得花時間。”他的這些教導，直到今天，對於科普創作中那種浮躁情緒和急功近利的行為，仍然是一種很好的警示。

今天我們重温老一輩的優秀科普作品，無論從是內容還是形式上，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科學魅力，得到藝術的享受。

（本文部分內容引用《科普研究》2003.1中袁清林教授的“董純才科普創作的實踐和理論”一文內容）

董純才父親董昆瀛（字堯封），京師法政學堂畢業。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湖北省參議會議長、中華民國國會議員。母親賈秀文，知書達理，注意教子識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