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效春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真誠篤信學堂神聖的教化功能，以及“師哉！桐子之命也”的信條。特別在有“小鄒魯”之稱的義烏，勤耕、好學，耕讀之風由來已久，尊師重教也歷來是義烏人的傳統美德。正是受這種氛圍和環境的影響，楊效春一生矢志教育，且為之不懈奮鬥。

楊效春自幼穎悟，孜孜以求，好學不倦。初進柳滸（柳村前稱）學堂讀書，一些宿儒就視其為奇才，認為“日後將成大器”。16歲時被金華府中學堂破格錄取（按規定須18歲），成為官費就讀者，深為同齡人豔羨。五年後畢業，學業成績名列前茅，但由於家境窘迫，無力再供其繼續升學，只得到本縣廿三里學堂任教。

任教期間，他身體力行，提倡身教重於言教。因而一直布衣蔬食，自奉勤儉，埋頭工作，誨人不倦，且不抽煙、不酗酒，常謂“以誠待人，人不以城相待，這是教育不力感化不夠之故”。

1917年，得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在杭州招生，而且師範專修科不收學費和膳費，這對貧苦人家子弟頗具吸引力。於是毅然趕去報考，並被錄取。

為減輕家庭負擔，楊效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邊學習邊在附中兼課，半工半讀。這樣，除了能如期交納學校雜費，還略有盈餘貼補家用。與同學相比，雖然學習時間少了，但由於天資聰穎，加上自身努力，因而成績優異，畢業後得教育學碩士學位。

與楊效春入學的同時，陶行知先生從國外留學回國，應邀到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

陶行知先生之所以能成為偉大的教育家，主要在於他主張把城市平民的教育先辦起來，於是，會同一些好友組織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這其中，楊效春不僅是支持者，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城市平民教育開展起來了，他又想興辦鄉村教育，提出了宏偉設想：“教育必須下鄉，知識必須給予農民!我們希望能經過努力，培養一百萬個鄉村教師，辦一百萬個鄉村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為了實現這個偉大計劃，他先在南京辦了試驗學校，校址就選在南京和平門外的曉莊。這就是在中國教育史上著名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後稱為曉莊學校）。

試驗學校開學前，首先要物色管理人員及招聘教師。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曾任教育科主任，自然對師範專修科的高材生了如指掌，於是，他首先想到了楊效春。

楊效春大學畢業後，巴先後在安徽休寧女子師範學校、安徽二中任教，如今陶先生召喚，自然沒有二話，立即應聘。

1927年3月15日，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正式開學。楊效春不負眾望，為華校教學工作竭盡全力，勞心勞神，加之業務精通，辦事有魄力又幹練，深得校長信賴。所以，陶行知先生將他與金海觀（後長期任浙江省立湘湖鄉村師範學校校長）視作自己的左右手。在他們共同努力下，學校發展迅速，後又相繼創辦了7所小學、1所中學，其中4所學校還附設幼稚園。

陶行知在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實行教、學、做合一，提出“教育與實際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口號，培養學生的目標要有健康的體魄、農人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味和改造社會的精神。其校門懸掛的對聯就是：

與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

向稻梁菽麥黍稷下功夫

在此期間，除搞好教務工作，楊效春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成為“少年中國學會”一員。曉莊學校停辦後，他到四川成都大學任教。

文化教育是立國之本。國民黨愛國將領張治中想通過辦教育振興民族、拯救國家。1934年，他要在家鄉安徽巢縣洪家疃黃山之麓創辦黃麓簡易鄉村師範學校。

張治中雖是行伍出身，但1928年起就在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擔任教育長，所以他對興辦教育富有經驗。他十分注重對校務主持者的遴選。經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的推薦，邀請楊效春擔任該校校長。

楊效春治教有方，當時的安徽省立黃麓簡易鄉村師範學校名重一時。不到三年時間，一所原只有2個簡易師範班、學生不到百人的學校，發展為培養鄉村教育和為農村經濟服務的多種人才教育中心（即著名的“黃麓教育實驗區”），常設四年制簡易師範3個班、二年制普通師範2個班，及農村青年服務班等十多個班級。

除了常規教育，楊效春還受安徽省教育廳的委託，為全省推行短期小學教育培訓師資；為了充分挖掘教師潛力，又在學校周圍舉辦短期小學和中心小學。

1930年，楊效春因父親病故回鄉治喪，縣城教育界和鄉紳要求他參與整頓創辦不多年的義烏縣立初級中學。經與義中校長和縣長章松年磋商後，他與樓良相兩人來到義中瞭解情況，並提出一些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見。

自宋代慶曆年間以來，義烏就以文廟建縣學，“廟以祀先師，學以育賢才”。1927年籌辦縣立初級中學，也將校址選在孔廟。按舊規，縣人除了新科狀元祭孔，文廟不開正門。為了方便師生進出，楊效春提議拆開正門，要求學生“心身並用，手腦雙健，能思想也能工作，會勞心也會勞力”，並主張將文廟前的廣場改為學校操場，將操場西南面的湖塘荒地給學生開墾種植蔬菜。

回故鄉期間，為實踐自己提倡的“要打破死的教育，創辦活的教育；打破假的教育，創造真的教育；打破階級的教育，創造全民的教育；打破書本的教育，創造人生的教育”。他在農村發動民眾開展識字教育。為此曾多次編寫通俗識字讀本，柳村老農至今還記得：

一人拿不動，兩人真容易，三人便輕鬆，四人省力氣。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人生天地間，哪有不合羣。

人人是兵，村村是營，村村自衞，世界大平。好男要當兵，好鐵要打釘。中國人，中國兵，合起來打日本。

他在黃麓鄉村師範主張“有山皆種樹，有塘皆養魚”。並創建黃麓教育示範區，計劃用十年時間，在巢湖周圍十縣區建成教育與農村經濟建設聯合網絡。這一計劃在教育部的“庚子賠款”教育基金的資助和張治中的支持下，從1936年起已陸續得以實施。

黃麓師範學校及教育實驗區的開創性工作，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一時名聞遐邇，參觀考察者比肩接踵。當時教育部督學周邦道在視察後大加讚賞，特在《中華教育雜誌》撰文，題為《一個異軍突起的鄉村師範》，由此黃麓教育經驗在教育界推崇備至，楊效春也以其出色的工作成就而成為教育界的一顆明星。

楊效春的教育改革之舉，既得到上級教育部門的充分肯定，也受到民眾的歡迎與支持，可是在無形之中也得罪了當地封建遺老遺少。再加之3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門户之見非常嚴重，排外思想盛行，除了有國民黨的派系之爭外，還有地方勢力各樹一幟，相互攻訐。爭權奪利之醜事也時有發生。楊效春作為外籍人士，自然成為一些舊的地方封建勢力的眾矢之的，他置身逆境，危機四伏。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任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利用淞滬前線卸職回家休養之機，曾常到黃麓師範學校各教學點視察，一個多月後，他即赴湖南任省政府主席。此時，傳聞日本鬼子即將渡過長江攻佔和縣。和、巢兩縣相鄰，受謠傳影響，一夕數驚，搞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屋漏偏遭連夜雨。此時，楊效春又因操勞過度，染傷寒病卧牀不起。

面對戰火蔓延，謠言四起，學校究竟何去何從，校方展開激烈爭論，莫衷一是。其中一方認為，趁戰亂之機遷往湖南，在那裏有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作靠山，背靠大樹好乘涼，即使有問題也能迎刃而解。

可是，搬遷學校畢竟不是小事，牽一髮而動全身。況且，學校雖是張治中將軍創辦，可它又屬省立師範學校之一，重大行動須請示安徽省教育廳才能定奪。再則，楊效春大病初癒，尚未恢復元氣，不宜長途跋涉勞頓。鑑此，他提出抗日不分前方後方，堅持後方，保家衞國，同等重要。因而主張留在田家疃繼續辦學，並組織民眾，宣傳抗日。

面對校長的決定，部分人當面不敢反駁，背地裏卻大造聲勢，聲稱“不到湖南去，就想當漢奸”。並在學校圍牆、過路涼亭等四處塗寫，還稱楊效春是漢奸，目的是脅迫其遷校湖南。

地方宵小，見有機可乘，即以“莫須有”罪名向當地游擊隊誣告。

面對兇險的謠諑，攪得楊效春心力交瘁。他的心在滴血。

1937年底，正是萬木凋零、凜冽蕭條的嚴冬，天幕低垂，整個皖中地區格外清冷。在滴水成冰的一個清晨，楊效春拋妻別子，隻身趕往合肥，擬商請省教育廳後，趕赴長沙與張治中主席會晤。可沒曾想到厄運正悄悄地向他襲來。當他到合肥時，皖中游擊司令宋世珂會同桂系駐軍某部，趁機合謀將其逮捕。

在獄中，他一面上書張治中主席，一面向當地軍政當局辯誣，詳述歷年來宣傳抗日、募集經費、救治難民、犒勞前線將士等實情。其言鑿鑿，條分縷析，字句鏗鏘。

雖知告發之情節全屬子虛，然而，當局對楊效春的陳述根本不予理睬。沒幾天，在毫無口供與旁證情況下，被宣判死刑。

1938年1月15日，陰雲密佈，寒氣逼人，在皖中大地籠罩的一片血雨腥風的恐怖氣氛中，楊效春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執行當局唯恐他在行刑途中喊冤，競用蔑片橫卡在口中（一説棉花），使其無法出聲。

隨着軍號的嘀嗒聲，囚車後面，跟隨着許多民眾，不少人都為楊效春的蒙冤暗自飲泣。

在刑場上，劊子手令其跪下，只見楊效春兩眼圓瞪，凜然不屈。當彈穿其頭部倒在地上時，他仍兩眼不閉，怒視這不平世界。

楊效春被殺後，輿論譁然。不少人紛紛撰文為其鳴不平。如知情者六家畈中學校長吳煥文就寫了《楊效春先生被害經過》。陶行知、黃炎培、梁漱溟、張治中等50餘位知名人士，也將其蒙冤受誣經過刊登在《大公報》上，公諸於世，以澄清事實。

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是滿懷悲憤與痛惜之情撰文的。

誠如他的學生所言，“楊先生之被冤而死，不僅是他個人短暫一生的可悲結局，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中教育戰線上的一大損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