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

1878年10月1日（清光緒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鎮內史第，早年父母雙亡。

1887年隨外祖父發矇，接受傳統教育。迫於生計，年未弱冠，即在家鄉任塾師。

1899年時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

1901年入南洋公學，選讀外文科，受知於中文總教習蔡元培。

1902年後又中江南鄉試舉人。

1903年返鄉興辦小學堂。期間，開始接觸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新學書籍。次年在鄉辦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獄，在江蘇巡撫“就地正法”批文到達一小時，由基督教外籍牧師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後事息歸國，繼續興辦學校。

1905年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先後創辦和主持廣明小學和師範講習所、浦東中學，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等新教育團體和學堂中任教，並參與發起江蘇學務總會。辛亥革命後，任江蘇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後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省教育會副會長，上海申報館旅行記者。

1908年與童世亨等共同創辦浦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為浦東最早的供電設施。

1913年發表《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提倡教育與學生生活、學校與社會實際相聯繫。

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隨中國遊美實業團體在美國考察了25個城市52座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

1915年4月，隨農商部“遊美實業團”赴美報聘，考察教育，撰寫《旅美隨筆》。黃炎培還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記錄，並結集出版。他認為辦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開好藥方，做到對症下藥。“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國內考察，尋病源也。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從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察。

1917年赴英國考察，同年5月6日，聯絡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中華職業教育社。次年，創建中華職業學校（現中華職業學校、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 ^[1]  此後數十年時間的教育和社會活動主要通過中華職業教育社來展開。

1921年被委任教育總長而不肯就職。曾參與起草1922年學制，進行鄉村建設實驗和籌辦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籌備主任（現河海大學）、國立東南大學、上海商科大學（現上海財經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黃炎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創辦《救國通訊》，宣傳愛國主義；組織上海市民維持會（後改為上海地方協會），支持淞滬會戰。

1941年，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

（圖1）為1945年7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宴請國民參政員飯桌上僅4菜1湯。

1945年又與胡厥文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同年7月應邀訪問延安。寫成《延安歸來》一書，如實介紹延安。

1946年在上海創辦比樂中學，探索兼顧升學和就業雙重準備的普通中學。至1949年前，先後又創辦重慶中華職校、上海和重慶中華工商專校、南京女子職業傳習所、鎮江女子職校、四川灌縣都江實用職校等。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1965年12月21日病逝於北京。骨灰安放於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維鈞的骨灰也安放於此。

曾創辦有“人文圖書館”，1933年，籌建新館，實業家葉鴻英捐款40萬元，改名“鴻英圖書館”。收藏以社會科學、歷史及關於近代史料為主。至1946年，藏有報紙136種、雜誌3604種、圖書5萬餘冊。私人藏書豐富，古籍法帖珍品不少。所藏魏晉、唐、宋碑帖數種，名人書畫等，毛澤東曾借過其收藏王羲之書法真跡。 ^[2] 

黃炎培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羣。筆歌墨舞、酣暢淋漓。詩初學温、李，繼復寢饋李、杜。思力沉厚，趣味雋永，章調鏗鏘。興到落筆，雖語必工，富於著述。

著作有《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新大陸之教育》、《東南洋之新教育》、《中國商戰失敗史》（合作）、《中國教育史要》、《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海環遊記》、《斷腸集》、《蜀道》、《抗戰以來》、《延安歸來》、《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黃炎培教育考察日記》、《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八十年來》、《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之基本理論》、《中國關税史料》、《對外貿易史料》、《淞滬抗日史料》，詩集《斷腸集》、《苞桑集初稿》、《紅桑》等。

天地示人真善美；

山河還我北南東。

（抗日戰爭期間自題春聯）

公樸為民主而死；

民主為公僕而生。

（黃炎培挽李公樸）

聚以成仁，民之主也；

青天白日，人可殺乎。

挽李公樸、聞一多

大量容人，小心處事；

正身率物，屈己為羣。

（自題）

死生以之，為中華民主奮鬥；

知行合一，是先生教育精神。

（代民盟中央挽陶行知）

向以愛國主義為教育中心，今後當結合國際主義；

向以一般青年為教育對象，今後應特重工農青年。

（題廈門集美鰲園）

毋忘孤苦出身，看諸兒繞膝相依，已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過分，聞到處向隅而泣，試問你獨樂何心。

（自題書齋）

名理孕異夢，髫年抱秋心

（對聯贈喻的痴）

蒿目時艱，痛公等罹難，已成社會國家之悲慘損失；

傷心永別，感吾儕後死，應為團結民主而加倍辛勤。

（黃炎培挽葉挺、王若飛等“四·八”死難烈士）

生平多蓮幕文章，立功在定國先，惟吳下雲陽尤不朽；

餘事作枌鄉教育，下筆盡驚人語，開江南風氣而非師。

（黃炎培挽鄒芸巢）

學生在學校裏座談，暴徒在羣眾中擲彈，是誰指使那個兇手；

最高學府何等尊嚴，青年生命何等寶貴，請你捫着自己良心。

（黃炎培挽昆明“一二·一”慘案遇難烈士）

幾百青年，三間老屋，如此鞠躬盡瘁，到死方休，為人可以師矣；

廿年朋友，萬方風雲，回憶亡命歸來，望門投止，道義何敢忘乎。

（黃炎培挽原上海城東女校校長楊白氏）

物則棉鐵，地則江淮，蓋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遠處着眼，近處着手，凡在後生，宜知勉矣；

早歲文章，壯歲經濟，所謂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覺，尚可憾乎。

（黃炎培挽張謇）

四十年交好，到老猶壯，最難赤手成功，萬方衣被，付與兒曹好模範，惟自力乃獲生存，由來富厚場中，幾見飛黃上進；

五千裏流亡，相依為命，不意剛腸招禍，永別塵緣，處分家事尚從容，信暴敵必然敗復，料定凱旋門外，會看扶櫬東歸。

（黃炎培挽穆藕初）

鎖銅煙塵白日昏，端陽風雨叩圜門。長城萬里梅千樹，隨意揮毫見國魂。

（1937年5月5日，黃炎培不顧風險，到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國民黨逮捕的“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不僅與他們合影，還賦詩一首）

千山萬水我何曾，解放追隨愧此生。雙鬢斑斑知未晚，大羣改造作新人。

（1961年，84歲的黃炎培於5月1日參加天安門廣場晚會時）

長征隊伍未身參，解放來歸我自慚，卅六週年建軍節，何曾共苦只共甘。

（1963年8月1日，黃炎培賦詩以紀念八一建軍節）

黃炎培生在一個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塾師家庭。家道中落，13歲失母，17歲喪父。其父黃叔才，本地庠生，先在鄉設塾授徒，後到吳大澄（曾做廣東、湖南巡撫，東河道總督）幕府當秘書，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匯地主孟蔭餘之女，1891年病故。

9歲起到外祖父家讀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韻家豐富的藏書廣讀博覽。1898年讀了嚴復翻譯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初步接觸了西方文化，瞭解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後，為生活所迫，他作過百貨店的臨時售貨員、塾師，一面勞作，一面讀書和習作詩文。由於詩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鎮王筱雲賞識，王將女兒嫁給他為妻。

1901年秋，黃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首屆），選學外交科。特班總教習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學生讀書、作文，還教學生日文和練習演説。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給黃很大影響。1902年秋，黃炎培到南京應鄉試，中了舉人。不久，學校發生風潮，學校總辦將南洋公學解散。黃遵照蔡元培的教誨回川沙辦學。

1903年春他主辦的川沙小學堂開學。他在家鄉一面辦學，一面作“喚醒民眾”的工作，每週舉辦公開演説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還時常到別處講演。1903年6月18日，黃炎培等應邀到南匯縣新場鎮演説，由於地方痞棍誣告他們毀謗皇太后、皇上，南匯縣知事於6月23日將黃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營救，在6月26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聯署“就地正法”的電令到達前被保釋出獄，隨即乘船離開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亡命歸來，經由中國同盟會上海分部主盟員蔡元培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後，黃炎培接任蔡元培的職務。1906年出任上海浦東中學校長。在他的努力下，浦東中學很快成為一所知名的新式中學，黃炎培在教育界嶄露頭角。1907年，有人舉報黃炎培“運動辦學，鼓動排滿革命”，兩江總督端方命令江蘇提學使毛慶蕃徹查。提學使愛惜黃炎培的才學，又有鄉紳擔保，此案遂得以了結。

1909年，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黃炎培當選為江蘇省諮議局常駐議員，後又任上海工巡捐局議董、江蘇省地方自治籌備處參議。辛亥革命爆發後，江蘇巡撫程德全宣佈獨立，並出任江蘇都督，黃炎培任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次年升任教育司長，江蘇省議會議員。他任江蘇省教育司長近三年時間，在江蘇全省創辦師範學校9所，普通中學11所，還辦了許多工校、農校、商校等職業學校。他先後參與創辦及改造東南大學、河海工程學校、暨南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當時的江蘇教育事業，名列全國之冠。1914年，張勳任江蘇都督，黃炎培“恥與附羶之徒為伍”，辭官離南京返滬任《申報》記者。他潛心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説，考察教育狀況，以《申報》記者的身份，先後考察了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平、天津等地。後又隨中國遊美實業團體赴美國考察了幾十個城市和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特別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後又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他每次考察都詳細記錄，並結集出版。每次考察總從中國教育的實際出發，尋求改革的辦法。他認為，中國的教育純乎紙面上之教育，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改良之道不只需從方法上研究，更需在思想上研究。他提倡採取實用主義，發展職業教育。1915年參與發起成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任江蘇教育會會長。

1916年，黃炎培在江蘇建立職業教育研究會，次年又在上海成立中國近代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他被推為辦事部主任，宣佈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學校無不用之成才，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為了宣傳和實施職業教育，他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誌。1918年又在上海南市募款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設木工、鐵工、琺琅、鈕釦四科，並設附屬工廠。後又增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範、商業等科。學生實行半工半讀。

1920年，美國哲學大師杜威博士應邀來華，五月黃邀杜威在上海舉行講座。佈告一發出，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聽講。杜威推崇實用主義，而黃則主張教育要務實，因此，倆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處。黃在講演中極力抨擊傳統教育的問題，根據自己掌握的數字，每百名中學畢業生中，升學的有多少、失業的有多少，數字詳實、有理有據，説明了傳統教育已與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聽眾中就有毛澤東。這場講演給27歲的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25年後在延安機場，毛澤東迎接來訪的黃炎培，握着黃的手説：“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疑惑不解，毛講述了1920年這段往事。

1937年抗戰爆發後，黃奔走國事，往來於上海和南京之間，三個月中竟往返9次。那時車舟不便，路途很費時間，黃便途中閲讀，他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毛澤東向斯諾口述的《毛澤東自傳》等等，對這位早已聞名遐邇的中共領袖，有了較詳細的瞭解，心中很是嚮往。與黃自己一樣，毛也是長在農村，家境貧寒，倆人雖都學歷不高，但資歷頗深，都屬於經驗型的政治實行家，長於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時好文擅詩，兼有詩人氣質，黃從這位未曾謀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強勁的吸引力。

二十年代，黃炎培並未見過毛澤東，但認識陳獨秀、李大釗。中共成立前，陳獨秀常來中華職教社訪黃求談。到了1921年，黃耳聞中共即將成立，友人沈肅文建議他去聯繫李大釗，於是黃專程北上，到北京拜訪李大釗先生。倆人相談甚洽，談到形勢、談到各自的做法，相約今後密切合作。之後，黃編輯的《申報》特刊上發表了李的長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內戰中，黃埋頭於教育，對共產黨知之甚少，但是與當時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對敢於反抗社會黑暗統治的人們寄予同情。抗戰中的重慶，反共高潮迭起，黃應沈鈞儒之請，參觀有其子沈叔羊畫作的畫展，沈的畫上有一把酒壺、幾隻杯子，寫着“茅台”二字，沈老請黃題詞，黃忽然想起，前幾年社會上傳説，長征中紅軍路過貴州在茅台池中洗腳。針對此傳言黃題了一首七絕諷喻：“喧傳有人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沈自己稱此畫僅為其父“畫以娛之”。然而由於黃題上這首詩，這幅畫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澤東手中，最後掛在延安楊家嶺接待賓客的中共會客堂裏。

1952年，陳毅在南京設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視察的黃，還提起這首茅台詩，動情地説：“當年在延安讀任之先生茅台詩，十分感動，在那艱難的年代，能為共產黨人説話的空谷足音，能有幾人！”陳當場作詩答謝。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國內外各界多方奔走，要求當局釋放笪移今、朱宣鹹等《觀察》被捕人士。次年元月，李宗仁代理總統，派張治中到上海請黃炎培出面進行和談。黃提出釋放被捕《觀察》人士。張治中回南京後李宗仁電囑上海警備司令部開釋。後由我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保釋了包括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笪移今、美術家朱宣鹹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黃炎培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始於1937年12月28日在長沙會見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漢口會見周恩來。徐特立是黃炎培的學生，是毛澤東的老師。1938年，徐特立在武漢拜訪黃，第一次恰黃不在，徐留下字條，自稱是江蘇省教育總會講習班學生。第二次又訪，二人相見如故。

1938年4月，抗戰烽火正濃的武漢，當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剛開始，周恩來、董必武等代表共產黨加入國民參政會，黃炎培等作為社會賢達也被聘為國民參政員。從那時起，黃與共產黨人開始配合，力促抗日。

從1939年10月起，各小黨派負責人鑑於國共兩黨關係緊張，經常一起研究時局。黃炎培提議在適當時機，邀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共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勸各黨派竭誠合作，任何不同意見在法律常規上解決。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黨派有實行統一的必要。11月23日，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光升、張瀾等十多人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信約》12條。一年以後，國共關係更加緊張，各小黨派負責人認為“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緊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來提出兩條建議：（1）希望中共在與國民黨利害不衝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2）以所有實力盡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以所有實力為國家民族表現切實偉大之貢獻。7月1日同蔣介石談中共問題。蔣囑其以公正人資格參與。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黃炎培就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事，數次見蔣及周恩來，力圖以在參政會中組織特種委員會予以解決。在抗戰與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黃炎培逐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萌生了親赴延安考察的願望。

於是從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黃炎培等人經多次商談，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公推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大約在8月間，黃炎培因個人處境關係辭去了主席職務，由張瀾接任。11月16日，張瀾、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四人出面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舉行招待會，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組織。11月25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張瀾、黃炎培等23人聯名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實際表達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的主要精神。但這一提案未被參政會主席交大會討論。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決定取消“政團”二字，改名中國民主同盟。黃炎培作為民盟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始終參與民盟的活動，對民盟的成立和發展是盡了心力的。從抗戰後期起，發起民主憲政運動和調和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成了黃炎培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黃炎培認為，中國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1943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提出“實施憲政，還政於民”，黃聞之甚喜。他被蔣指定為11月12日成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常務委員和召集人之一（另兩個召集人為王世傑、孫科）。他在工作中強調人民與政府合作、各省與中央合作、各黨派彼此合作。

1940年，周恩來從延安到達陪都重慶長住，不久，在黃創辦的中華職教社組織的星期講壇上，請周恩來作講演，聽眾人山人海。這場講演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如同一聲霹靂，轟動山城。之後，黃受到了陳立夫來信詰問，黃回答，此論壇向各方開放，如君有意，也可來一試。陳無可奈何。

民國之後，黃炎培兩次拒絕出任教育總長，早已有不肯當官的美名。創辦職教社後，面對各方資助，黃從不據為己有，甚至自己不領工資，只取生活費，他的收入只相當於當時上層文化人收入的幾分之一，黃的兒女們從小隻能穿着舊的衣服到不收取學費並管吃住的公費學校去上學，後來黃不願斂財的名聲漸起，與不肯做官的美名相併一身。或許為此，實業家們願意把財產捐給黃。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蕩路邊的六層樓房，就是當年黃生日時友人的禮贈，這在當時的上海灘是屈指可數的最高建築之一。抗戰中，黃被推舉為國民參政會的抗日募捐委員會秘書長，也不是偶然的。黃六下南洋，向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各國的華僑商賈們化緣來大筆資產，援助抗日鬥爭。相見延安，共探“週期”。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黃炎培等人發表的《民主勝利獻言》和《為轉捩當前局勢獻言》，表達了國民黨統治區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聲。

1945年夏，為恢復陷於停頓中的國共和談，黃與其他五名參政員一起飛赴延安。毛澤東率領在延安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赴機場迎接黃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熱誠接待，見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學生、老朋友，如周揚、王明、張仲實等，范文瀾向黃深深地鞠躬，説他自己是42年前浦東中學第一期學生，黃親自教過他。陳毅等來相見，告知留法出國前夕，黃曾開歡送會送行，這些黃自己是早已記不起來了。

目睹瞭解放區嶄新的氣象和軍民的精神風貌，黃深感這似乎是與自己的理想境界不遠了，尤其是與毛澤東進行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促膝談話，返回重慶後由夫人姚維鈞整理和執筆，發表了《延安歸來》一書，記述下了至今被人們不時提起，或被稱作“黃氏週期率”的黃、毛對話。

“一柱天南百戰身，將軍本色是詩人。”在黨的軍事鬥爭舞台和新中國外交舞台上，陳毅都曾留下過光輝的身影。陳毅是身經百戰的元帥，是揮灑自如的外交家，同時也是熱血激情的詩人。

陳毅元帥喜詩、好酒，性情奔放，與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曾以詩論酒，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交往故事。

那是紅軍長征期間，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加緊軍事上的圍追堵截，一方面大肆進行輿論上的造謠誣衊，謠傳共產黨人在途經貴州茅台鎮時，縱容官兵在著名的茅台酒池裏洗腳。

然而，民主人士黃炎培對此謠傳卻不以為然，為此，他特意作了一首七絕《茅台》：

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後來，這首詩流傳到了延安。

中共的領導人在讀了這首詩後都頗感欣慰。性情激昂的詩人元帥陳毅更是非常感動，將從未謀面的黃炎培引為知己。

1945年7月，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議員赴延安訪問。到延安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陳毅就專程前來看望。一見面，陳毅就説：我們二十五年不見了！黃炎培愕然：我們是第一次見面啊！陳毅説：1919年我去法國勤工儉學，在上海交通大學操場開歡送會，你代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演講共三人，另二位為蔡廷斡和朱少屏，還記得嗎？黃炎培大悟，連説“好記性，好記性”。

隔日，毛澤東宴請黃炎培，桌上擺着茅台酒，周恩來、陳毅作陪。席間，陳毅提議飲酒聯句，大家贊同。毛澤東率先作曰：

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來續道：瓊漿玉液酒之最。黃炎培接句：天涯此時共舉杯，陳毅舉杯一飲而盡，收句曰：惟有茅台喜相隨。吟罷，眾人不禁相視撫掌大笑。1952年冬，黃炎培到南方視察。途經南京時，陳毅特地以茅台酒宴來歡迎他。席間，陳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詩，並感慨曰：“當年在延安，讀任之先生《茅台》一詩時，十分感動。在那個艱難的年代，能為共產黨説話的，空谷足音，能有幾人！”

陳毅即席步原韻和詩二首，以答謝黃炎培。其一曰：

金陵重逢飲茅台，萬里長征洗腳來；深謝詩筆傳韻事，需在江南飲一杯！黃炎培聽了也很感動，端起茅台酒，緊緊握着陳毅的手，當場亦和詩一首：

萬人血淚雨花台，滄海桑田客去來；消滅江山龍虎氣，為人服務共一杯！一個是元帥詩人，一個是民主人士，以文會友，以詩傳情，共同譜寫了一曲統戰佳話。

1949年6月，黃炎培作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被推為負責草擬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小組副組長（組長董必武）。8月，組織民建成員批判美國公佈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9日當選為常務委員）。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在1954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委員長。1959年、1964年繼續任此職。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委員。他又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隨着民建中央機構的演變，先後任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召集人、總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任職期間，黃炎培勤政廉潔，努力為人民服務。他和毛澤東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坦誠相見，時有書信往還。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亦時有建議。如，關於土地改革的實行，他主張先試點後推廣，1950年6月與李濟深、陳叔通、沈鈞儒聯名提出“請先就各大行政區，各擇若干縣或鄉實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討論憲法草案時，提出了國家元首仍稱主席不稱總統、以中央人民政府為最高執行機關、中央以下各級一律稱人民政府的建議；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費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會談話會上提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要變動的意見，等等。

20世紀20年代，隨着川沙經濟的發展，陸上交通已經明顯不適應。1921年1月，黃炎培、張志鶴、凌雲洲、顧蘭洲、陸竹坪、陸蓮溪等發起組織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籌劃修條鐵路。3月擬定招股簡章，總股金50萬元。後因工程浩大，決定分段實施。先募股金15萬元，每股20元，在上海市區和川沙城內分別設立了股金收款處，認股者踴躍，很快募集到所需資金。1925年10月，慶寧寺至龔家路口一段工程竣工通車。沿線設慶寧寺、金家橋、新陸、邵家弄、曹家路、龔家路6站，每日乘客達千人，許多在滬的外國人也三五結伴乘火車來浦東郊遊。這時，川沙城的居民可坐小輪船到龔家路再換乘火車。翌年1月，上川公司按原定計劃，又募集股金15萬元，修築龔家路至川沙線路段，7月10日通車，增設大灣、小灣、暮紫橋、川沙站。1934年5月，上川公司與川沙縣政府訂立租用川欽縣道合同，將上川鐵路向東延伸至小營房。原在四灶港北的川沙站搬至川沙鎮北重建。1936年3月，又從小營房向南修築至南匯縣的祝橋鎮。至此，上川鐵路全長達35.35公里。上川鐵路促進了浦東地方經濟的發展。直至1975年11月，上川鐵路在經營了50年後被拆除。

晚年的黃炎培雖為國家領導人，仍念念不忘家鄉。1963年他視察川沙毛巾工業後，寫信給當時的紡織部副部長榮毅仁，説：“上海川沙是我國毛巾生產的發源地，但到目前還是原始的手工生產方式，要改變這一落後面貌。”紡織部很快撥出了一批自動織機裝備川沙各廠，使川沙的毛巾工業設備從木機、鐵機時代跨越到自動織機時代。毛巾的品種、質量和產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展。

參考資料 ^[3-6] 

川沙辦學是黃炎培教育生涯的開始。1904年亡命歸來後，先在上海南市城東女學和麗澤小學任教，後應愛國實業家楊錦春（斯盛）之聘辦廣明小學和廣明師範講習所。1905年與張騫等人組織江蘇學務總會（江蘇省教育會的初名），任常務調查干事。1906年得楊斯盛出資銀12萬兩在浦東六里橋創辦浦東中學和浦東小學。他認為“要救中國，只有到處辦學堂”，“教育為救國唯一方法”。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在省教育司長任上，擬定了《江蘇教育行政五年計劃書》，其中不但規劃了各縣小學、師範學校、中學、農校、工校的校數和辦學地點，而且還有關於大學、留學生、圖書館、博物館設立。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黃炎培不負期望，考入南洋公學特班，受知於蔡元培、張元濟。不久，因學潮退學，臨別蔡元培先生贈言：“你們應該組織起來更好地進修，願回鄉辦教育的也好。”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公佈《高等中小學堂章程》，令各省把書院改辦學堂。年底，黃炎培、張志鶴等聯名呈文川沙廳，請將觀瀾書院改為川沙小學堂，川沙從此有了公立小學。初創時辦學極為困難，黃炎培自己每天兼任3教時課務，卻不領薪金，靠分送考中舉人時的文章所得酬金維持生計。每天安排體育課，以強健學生體質。他還與張志鶴、邵力子等一起編譯了7萬字的《支那四千年開化史》，作為中學歷史教科書。首列歷代大事年表，次地理、人種，再按各歷史階段分章敍述，簡明扼要，極便省覽。據説學校質量當時在江蘇省名列前茅。1947年，黃炎培和表弟孟徵祥夫婦商量，把自己幼時就讀的東野草堂辦成蔭餘小學，紀念外祖父孟蔭餘先生。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上海知縣裴大中在浦東楊家渡鬥姥堂（今浦東南路）創辦楊家渡義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黃炎培等改辦新學，易名震修學堂。1961年改為黃浦區第二中心小學。

1916年9月，黃炎培在江蘇省教育會內設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會。經多方聯絡，得到工商界鉅子及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資助（從1917年起5年內，每年1000元）。

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被推任辦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實業界名流馬相伯、蔡元培、張元濟、宋漢章、聶雲台、穆藕初、黃炎培等48人聯名發表的《宣言書》、《組織大綱》中提出：“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問題，厥惟生計。曰求根本上解決生計問題，厥惟教育。曰吾中國現時之教育，不惟不能解決生計問題，且將重予關於解決生計問題之莫大障礙。”“而求根本上解決此問題，舍溝通教育與職業，無所為計。”“同人認此為救國家救社會唯一方法。”同時宣佈，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學校無不用之成才，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

職教社在城市辦了職業補習學校，在鄉村也辦了職業學校。1926年6月與其他單位一起在江蘇崑山徐公橋試辦了鄉村改進試驗區。但1927年4月國民黨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職教社遭受打擊。5月19日，黃炎培以“學閥”罪名被通緝，避居大連。後經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蔣介石説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辭去職教社辦事部主任職。

1917年10月25日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誌。

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陸家浜創立了中華職業學校，設木工、鐵工、琺琅、鈕釦四科，並附設工廠。後來又添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範、商業等科。學生實行半工半讀。黃炎培親訂了“勞工神聖”、“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辦學方針和“敬業樂羣”校訓，並進一步明確説明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黃炎培是第一個提倡“增加生產從教育入手”的人。

1921年，旅滬同鄉劉鴻生先生捐資銀行23.2萬元，創辦定海公學（即今舟山中學）。創辦時，劉鴻生先生聘請黃炎培、陶行知、陳鶴琴為辦校顧問，在籌建過程和教學期間，負責規劃設計以及延聘師資等有關事宜。陶行知先生還介紹多名有名望的進步教師如鍾悌之等人到該校任教。抗戰勝利後，劉鴻生先生在上海國際飯店邀請黃炎培、陶行知、陳鶴琴，商議舟山中學恢復和發展大計。當時，袁仰安和我也應邀列席，劉先生説：“我當年捐資創辦定海公學，出於遊子思鄉之情；但自己是搞實業的，對教育才疏學淺，因此聘請了我國教育界的三位權威指導辦學，才使舟山的教育事業得以很好的發展。”

經三位教育家的具體策劃，該校的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在當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如校長董景安，留學美國專攻教育，原為上海著名的滬江大學副校長；文史教師曹馥山，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等等。此外，為了提高外語水平，該校還從美國聘請美籍教師兩名。學校師資陣容之強在當時確為全國同類學校所罕見。

黃炎培、陶行知、陳鶴琴三位教育界權威對舟山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確是值得舟山人民崇敬與懷念。

1925年10月創刊的《生活週刊》，經鄒韜奮接辦後，逐漸關心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由每期印數只有2000份的刊物變成了很受讀者歡迎的發行數萬份的刊物。

1924年7月，黃炎培與史量才、馬士傑等人發起創辦了專門蒐集史料、編輯圖書雜誌索引的人文類編輯出版機構甲子社。從甲子社成立起，即注重收藏過去和當時的重要報刊，編制報刊要目索引，以供參考。

1930年甲子社編印出版以現代經濟史料為中心的《人文月刊》和叢書，《人文月刊》是全國首創的檢索刊物。

1931年甲子社第六屆年會議決，改名人文社，設人文圖書館籌備處。1932年計劃建築館舍，經該社第七屆年會議決，如有私人獨力捐助購地建築費及基金者，即以其人之名名此圖書館。

1932年6月25日，黃炎培與蔡元培、史量才、穆藕初等123名著名人士聯名發起籌建上海圖書館公啓。

1933年4月3日，上海實業家葉鴻英（1860～1937）捐款100萬元，設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專辦圖書館和鄉村教育，蔡元培為主席，穆藕初等為副主席，黃炎培、錢新之等為常務理事。董事會決定人文圖書館全部圖書歸入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所擬辦之鴻英圖書館。

1931年12月23日，職教社創刊《救國通訊》（1934年1月改名《國訊》），刊頭揭示了“幹救國工作須有四種根本上之修養”：高尚純潔的品格，博愛互助的精神，俠義勇敢的氣概，刻苦耐勞的習慣。

1944年1月創辦《憲政月刊》，在第二號發表《願全國上下盡力奉行約法來練習奉行憲法》一文，主張政府先訓練一批守法人員。由《憲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實業界人士及參政員參加的憲政座談會。1944年9月以後，這種座談會擴展為有成千上百人蔘加的講演會。成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講壇。

黃氏不以書法專門，長期從事文教政事工作，儒雅過人。擅行楷書，結體略參碑學，個別字不時拓橫引豎，以求勢態，但總體仍以端穩平正為基調；用筆則圓筆內斂，純為帖學路數。

1945年黃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講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説，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他説：“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後，毛澤東對他説：“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金衝及：《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第719-720頁

這段對話也被稱為“窯洞對”。

黃炎培在《實施實業教學要覽》中給職業教育下的定義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獲得生活的供給及樂趣，一面盡其對羣眾之義務，此教育名曰職業教育。”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乃純乎為紙面上之教育。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改良之道“不獨須從方法上研究，更須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結論是採取實用主義，發展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的作用——“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職業教育的地位——職業教育在學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應是一貫的、整個的和正統的。

為“勞動者文化、業務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識分子”服務。

社會化——強調的是職業教育須適應社會需要。

科學化——用科學來解決職業教育問題。

“手腦並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並行”、“知識與技能並重”。

教育與生活聯繫。黃炎培在職業指導上的要求就是“幫助個人選擇、預備、決定及增進他的職業”，使他們能夠做到“敬業樂羣”和“裕國利民”，教育與勞動結合。黃炎培把“尊重勞動”作為職業教育所奉行的重要信條，把“勞工神聖”“敬業樂羣”作為中華職業學校的校訓。注意學和用的聯繫。黃炎培反對勞心勞力分離，注意學和用的聯繫，主張手腦並用，“要使動手的讀書，讀書的動手，把讀書和做工兩下聯繫起來”，只有手腦兩部聯合才能產生世界文明。

1917年，黃炎培聯合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啓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脱離生產勞動、脱離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職志，成為中國職業教育的一面旗幟。是我國開展職業教育實踐活動，進行教育理論創造，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黃炎培在一生的活動中，服務和倡導“與時俱進”的理念和精神。他認為：社會在不斷髮展，經濟在不斷髮展，人類在不斷髮展，職業教育必須不斷前進，不斷髮展。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也確是實踐了“與時俱進”的理念，發揚了“與時俱進”的精神。

對於“與時俱進”，他不只常在各種場合説講，還在1939年1月24日專門給中華職業教育社諸同志、同事和同學寫了一封《公開信》，介紹“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的基本理論。”這封“公開信”立刻在《國訊》雜誌上發表。他在《公開信》中説：“吾人既深信世界的萬事萬物，因天然的演變與人類的要求，而日日在前進的途程中，我不求生存利己，否則思想與行為不可不隨時隨地把自己痛加鞭策。方法怎樣呢？其一，求友。深切注意別人的言行，拿來和我的言行比較，立刻發現彼我間長處和短處出來。其二，讀書。苟為我所不及見不能見的人，他的思想行為，既成文的寫在那裏，而指給我以正面的對照，或旁面的參考的良好資料的，我必儘量吸取的。求學時須讀書，辦事時，尤須讀書。其三，我的行動，事前必須經嚴密的考慮和計劃，事後必須虛心檢討。而尤有效乃在集合同志，為互相的檢討。尤其希望我諸同事同學，利用集團生活，多方求益。如果不斷地用力，有生一日，前進一日，眼前既不辜負這空前大時代，即未來世界，任何演變，因思想之不斷前進，亦且從容應付而有餘。”

黃炎培説：這個“與時俱進”的理念，是他17歲讀了赫胥黎的《天演論》而萌動的。就是按照這個“與時俱進”的理念，是他從一個清代的舉人，到新中國政府的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他的一生和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就是實踐了這個“與時俱進”的理念的。並貫穿到中華職業教育社和他倡導的職業教育事業之中，成為職業教育不斷前進發展的重要資源。

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經驗，反思中國自辦新教育以來的問題和教訓，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經過洋務教育和維新教育的相繼推進，促成20世紀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是兩個熱點。但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逝去時，普通教育發展速度遠高於實業教育，兩者比例極不相稱。大批受過普通教育的學生湧向社會，給社會帶去怎樣的影響？黃炎培於1913年在《教育雜誌》上發表《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對“癸卯學制”頒佈以來中國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發展中的問題作了考察，指出學生在學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識、技能訓練，走上社會後毫無用處。這就從理論上論證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強學校教育與個人生活和社會需要之間聯繫的必要性。文章發表後，在民國初年的教育界激起強烈反響，形成早期實用主義教育思潮，引發人們教育觀念的變化。

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發表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標誌着以黃炎培為代表的職業教育思潮的形成。

自此起，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不斷髮展、成熟。反映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和改革普通教育的需要，黃炎培早期職業教育思想更多以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為重，認為職業教育的要旨有三：“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20年代起，黃炎培把職業教育的目的概括為“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即既強調個人謀生，也重視服務社會；既強調職業技能訓練，也重視職業道德教育；既強調一技之長，也重視全面發展。更多地探討了職業教育內部的規律問題。

20年代中後期，黃炎培總結近十年職業教育發展的經驗，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觀念，認為“（一）只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二）只從教育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三）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即辦職業教育必須聯絡和溝通所有教育界和職業界，參與全社會的活動和發展，更多地探尋了職業教育外部環境的適應問題。至此，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基本成熟。進入30年代後，民族危機加甚，黃炎培積極投身於民族救亡事業，職業教育思潮逐漸消退，但其職業教育思想繼續影響着此後年代中國的職業教育實踐。

家鄉故居建有紀念館。

為了表達歷史和人民對愛國民主人士的永久紀念，原郵電部於1993年5月15日發行一套《愛國民主人士》紀念郵票，當中面值1元的是我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黃炎培的肖像。郵票設計者採用橫式票幅，正面角度，突出刻畫了黃炎培的頭部形象：那微笑的嘴唇，那慈祥的雙目，生動地展現了黃炎培和藹的性格特徵，平易親切，呼之欲出，具有較強的感染力量。

2024年3月4日，講述黃炎培的大型人物傳記紀錄片《百年巨匠・教育體育篇》在中國教育電視台一頻道（CETV-1）播出。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