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1886年出生於湖南安福（今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一個普通的鄉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範學堂。

1904年春，經選拔考試，被師範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

1905年8月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清朝留學生規則》，他在極為憤慨之下，毅然回國。

1906年春天回國後，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

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才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後被袁世凱通緝，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受命回國後，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政務廳長等職。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林伯渠參加了護法之役，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民部長和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盡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勳。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出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林伯渠珍貴照片集(19張)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後，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受黨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翌年三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出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後任財政部長調任農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 ^[1]  。這期間，他注重發展農業生產，廣泛開展節約儲糧，保障了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為解決蘇區的財政困難，他一面成立沒收徵收局，向地富籌款借款；一面適當增發紙幣，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開展節約運動，基本保證了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

在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領導邊區軍民，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派他常駐西安，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繫廣、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廣泛團結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由此朝着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出現了新的高漲。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8年冬，12月12日，他告別延安，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並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雖是63歲高齡，仍不辭勞苦，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為勉勵自己，他在日記上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一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斗爭，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

“十一”以後，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商談、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為加強正副主席、各個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繫，傳達貫徹各項指示決定，他批閲大量文件，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線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縣許多單位，找基層幹部交談，瞭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取得發言權。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後去廣東、杭州、上海、南京、內蒙、山西、遼寧、寧夏、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視察。

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這期間，他以古稀之年，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記有“我們的不足”是“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平衡）”，其不足之處，一部分是發展中的困難，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如“刮共產風”、“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這是“脱離羣眾的”。7月13日寫成《廬山即景》一詩，詩中寫有“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羣眾作結論”之句。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國訪問。

1960年5月，他病情惡化，在大家的勸説下，才去北京醫院治療，29日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變法影響，思想開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師範學堂，1903年考取公費生，赴日本留學，1904年入橫濱弘文學院，1905年8月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年底罷學回國。

1906年，奉命前往長沙辦理振楚學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撫朱家寶隨員身份前往東北，預謀聯絡當地馬匪反清，失敗後仍留東北管理學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隨即前往湖南西部爭取當地駐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林伯渠在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任嶽州要塞司令部參謀，失敗後逃往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受到孫中山的賞識。

1916年護國戰爭爆發，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護國軍參謀長，林伯渠任湖南總司令部參議。袁世凱退位後，林留任湖南政務廳長。

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參與發動湖南南部衡陽、零陵駐軍參加護法戰爭的行動，10月17日，林被委任為勞軍使，赴前線激勵士氣。11月20日，護法軍攻佔長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財政廳長。

1918年3月，長沙復為北洋政府攻佔，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廣州。

1919年底，南北議和，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軍將領被迫離開湖南，護法戰爭在湖南結束。此時，林伯渠參與了協助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的工作。

1921年1月，林伯渠經李大釗和陳獨秀介紹，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黨小組，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此後林伯渠奉命南下廣州，任孫中山軍政府參議，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於廣州。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總務部副部長，積極推進國共合作，大力吸收共產黨人士加入國民黨。

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農民部長，後前往漢口負責當地的國民黨支部活動，6月失敗返廣州。同年底，林伯渠隨孫中山北上，次年孫中山病逝於北京，林伯渠又隨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雲寺。

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7月1日，林伯渠出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8月，廖仲愷遇刺後，林伯渠出任代理中執委常委，兼理秘書處，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

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伯渠再次當選為中央執委，並擔任財務審查委員會主席，兼農民部長。他在任內聘請毛澤東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林伯渠被迫辭去農民部長一職，轉而全力投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參加北伐。9月20日，蔣介石邀請林前往北伐軍總部工作，林伯渠遂隨軍先後至南昌、九江。

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漢口，其後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軍委秘書長。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謀發動政變，逮捕蔣介石，不料被南京衞戍司令程潛拒絕。

不久，蔣介石、汪精衞先後在南京和武漢宣佈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國民黨，前往廬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參加了南昌起義。1927年部隊，前往香港，後經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託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學進修。

1933年，林伯渠回國，前往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民經濟部部長兼任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參加長征，任總沒收委員會主任，負責為中國工農紅軍籌集軍餉，後又擔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

1935年，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結束，林伯渠轉而擔任當地政府財政部長。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負責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為中共代表團一員前往西安，與國民政府展開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後，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陝甘寧邊區主席。

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年10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專注於邊區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擔任了陝甘寧邊區學習指導委員會主任一職，負責在政府系統中開展整風運動，他反對康生發起的搶救運動，爭取到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這次搶救運動沒有大規模發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慶，與國民政府重開談判。11月，談判無疾而終，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伯渠被選為中央委員，其後又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調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一職。

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為中共談判團一員，在北平與張治中率領的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結束內戰的談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維漢負責全國政協的籌備工作，9月30日，林伯渠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次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

“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銘；“為人民服務的老勤務員”是百姓對他的讚譽；“只見公僕不見官”是他參與領導培育的延安作風；“你的生日，將是中國人民最歡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給他的壽誕賀詞，盡顯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林伯渠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自1937年9月起，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達13年之久。他經常説，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人員從鄉幹部到邊區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他率先垂範，身體力行，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典範，帶動形成了延安時期“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僕不見官”的良好風尚。

據陝西省檔案館館藏陝甘寧邊區政府檔案記載，1944年至1945年間，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了多種形式的檢查會、座談會，專門討論機關作風問題。1945年6月13日，在邊區政府各廳、處、院、局負責人蔘加的邊區專員聯席會議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義政權作風就是，我們各級政權的負責人員，都是廣大人民的勤務員，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權工作的本體就是這樣：邊府的各廳、處、院負責同志，他們以什麼為對象？就是以邊區150萬人民為對象。”在6月19日的會議上，他再次重申：“一個政權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務員”，“邊區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階級覺悟”，要從最大多數羣眾的最高利益來決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時刻了解羣眾情緒，關心羣眾的事情，甚至是最瑣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縣考察。在10多天時間裏，他召開了縣議員和紳士參加的縣政座談會，幫助政府改進工作，走訪羣眾，處理有關婚姻、土地糾紛等民事案件40餘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愛國將領續範亭曾賦詩讚譽：

林老奇逸人中龍，風流瀟灑有大度。

勝任愉快政多寬，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顏鶴髮非導引，公餘且作長征賦。

漫天風雪巡洛富，懷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爭識林老頭，親切有如家人父。

燈前細談幾件事，米麪油鹽棉花布。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銘曾就國民黨軍抓捕佳縣居民張鳴儒事件，專門致函時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肖勁光，詳細地講述了事件經過，要求轉告國民黨第二十二軍軍長高雙成迅速釋放張鳴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頃據綏德分區專屬呈稱，有佩帶二十二軍符號武裝隊伍五人，於一月十三日突然來至佳縣古本鄉聯保所屬一保石圈峯村，將正在該村學校計算村公賬目之居民張鳴儒、張鳴盛、張保兒、張買地、張候娃、張富有等六人，捆綁拉去。據該隊伍等聲稱，是緝捕逃兵。但張鳴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並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緝捕逃兵，也應該持具公文，通知當地行政機關，如此任意逮捕，蹂躪人權，擾亂秩序，殊非善鄰之道等情。據此，請速電榆林高軍長雙成飭令部屬速將張鳴儒等六人釋放並制止今後再有此事發生為盼。

延安時期，林伯渠多次手拄枴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層走家串户，每到一地都要詳細瞭解當地羣眾生活、生產、支前、土改等情況，幫助解決問題。為發展邊區生產、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他親率農業技術人員勘察南泥灣，認定這裏是開荒生產的好地方；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綏德等縣發生特大水災，他親自趕往災區視察災情，慰問羣眾；1945年為了抗旱保秋，他帶領邊區軍民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為解決邊區難民移民的就業吃飯問題，他指示開辦難民工廠；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他堅決留下來同陝北人民共渡難關，轉戰陝北一年多時間，為保衞黨中央、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作出了貢獻。

1945年是林伯渠虛齡60壽辰，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為林伯渠的壽辰祝詞。祝詞稱讚説：“你是我國革命老戰士，自辛亥以來，在歷史進程中，你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中國人民的解放快要勝利了，你的生日，將是中國人民最歡喜的一天。”

當天下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林伯渠祝壽。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負責人都親臨祝賀。林伯渠在致辭中，以戰鬥的激情回顧了自己60年的征程，並説：“在這條戰線上，我只是一員戰士，一個老兵。如果説有什麼足以自慰的，那就是無論什麼時候，自己總是跟着進步的方向走，毫不顧惜地把那些註定了要衰亡的東西拋在後面，同時在危難的關頭，總是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從他們中間吸取戰鬥的力量。這並不是個人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是羣眾教育了我，是黨培養了我，是革命實踐引導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這條道路。”“今天大家在這裏替我祝壽，我在這裏給一切革命者祝壽，祝同志們在鬥爭中鍛鍊得更健康，為千百萬人民增添福壽和康寧。”

1954年，林伯渠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八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歲。

林伯渠同志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作出過許多貢獻，特別是在革命統一戰線、政權建設和財政經濟方面，尤為顯著。

林伯渠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主張與孫中山合作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重要的組織者之一。１９３５年瓦窯堡會議之後，他就積極擁護中共中央再次爭取與國民黨合作的方針。抗日戰爭開始時，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他曾隨周恩來等同志一起同國民黨中央進行談判。他在任中共駐陝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同汪精衞等投降派和蔣介石等頑固派進行過許多鬥爭，廣泛地團結了各界的抗日人士，為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１９４４年，他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代表中國共產黨首先在國民黨參政會上提出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後，林伯渠同志為籌備召開新政協、組建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同各界民主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商談，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他晚年，還懷念在台灣與海外的許多舊友，期望能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

由於林伯渠同志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對黨外朋友一貫以誠相待，關心他們的政治進步，在生活上儘可能給以關照，對那些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人，總是按照黨的政策予以安排、照顧，許多黨外朋友都把他當作和藹可親的長者，能夠信賴的朋友。林伯渠同志這種善於團結黨外廣大朋友一道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林伯渠同志曾長期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在政府工作中，林伯渠同志一貫主張政府的機構應該精幹，具有高效能，他經常教育幹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須十分珍惜民力，切不可使民力過於疲竭。他指出：“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不應干涉和包辦代替”；“黨團（黨組）是説服而不是強制參議會和政府委員進行工作，如果經過説服通不過，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他認為，在政府工作中團結黨外人士一道工作，關鍵是要使他們有職有權，知道各種有關情況，參與指示、命令等的決定與實施。林伯渠同志這些正確的思想和主張，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讚揚。

林伯渠同志長期擔任根據地財經方面的領導工作。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中和到達陝北以後，他一直擔負着理財的重任，對支援革命戰爭、活躍根據地經濟生活、建立財政金融制度、培養財經幹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光輝的貢獻。

林伯渠同志在領導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工作中，歷來都反對那種什麼都想搞壟斷性國家公司的不切實際的思想，而積極主張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揮商人和商業資本的作用，在延安時他就提出：“幫助民間遊資轉入有利可圖的私營或合營企業，尤應儘可能爭取邊區外面的資本，到邊區來從事有利可圖的工業建設，他們可以單獨經營或與政府合營，都給以法律的保障與可能的協助。”他還提出，“儘可能地爭取邊區外面的各種科學技術人員到邊區來參加工農業建設，他們來後，都給以必要的優待”。

建國後，林伯渠同志雖不再管財經，但對這方面工作仍然給予很大關注。他曾提出：“徹底摧毀反動政權，鞏固和發展人民政權，首先依靠的是武裝鬥爭的勝利，但還須依靠社會制度的改革，特別是經濟制度的改革”。１９５９年他還提出，編制計劃“不從指標講起，要從材料分配提出問題，先保證生產，後安排基建”。他的這些遠見卓識，是切中時弊的。

林伯渠同志直到１９６０年逝世前，還在唸念不忘黨和國家的事業，時刻關心人民的疾苦。他一生所以能夠始終站在革命的最前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許多卓越貢獻，就是因為他抱有真誠的救國救民的願望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人生觀。他以“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為座右銘，無條件地為解放和造福廣大人民而貢獻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始終與人民同命運，共呼吸，艱苦奮鬥，勇往直前。 ^[3]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林伯渠同志詩選》：

（鄂達裏在敦化境內，相傳系清始祖起兵誓師處）

故老爭傳鄂達裏，

登臨卻趁大寒時。

西來峻嶺連天白，

北走長江入海遲。

十里炊煙控朔漠，

三邊狗盜越雷池。

和戎盡有諸公策，

滿眼孤烏雨雪詩。

（195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伯渠到包鋼視察，賦詩一首。）

黃河之北青山南，

包鋼融融火燭天。

五百萬噸如反掌，

鼎足武漢與鞍山。

邁街相約看花市，卻倚騎樓似畫廊；

束立盆栽成列隊，草株木本鬥芬芳。

通宵燈火人如織，一派歌聲喜欲狂，

正是今年風景美，千紅萬紫報春光。

（原西路師範）

今昔情況已不同，正須師友滿堂紅。

幹勁鼓足勤教學，滾滾桃源始潤東。

林深微霰菊花黃，尊酒平樓意未央。

卅載心期原不負，十年戎馬獨何傷。

劫來待整金甌缺，此去莫愁錦水長。

三户僅存能復國，共看子弟滿湖湘。

春風作態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跡新。

垂柳如腰欲漫舞，碧桃有暈似輕顰。

恰似現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須趲行。

待到百花齊開日，與君攜手共芳辰。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

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

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

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

到處楓林壓酒痕，十分景色賽天蓀。

千山灑遍杜鵑血，一縷難消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錦繡，頻將淚雨洗乾坤。

蘭成亦有關河感，不信沉沙鐵已深。

六柳依然未改顏，誰憐零涕濕欄杆？

流傳勳業方朝日，新漲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為鹽米累，一棺猶陰道途艱。

卅年兄弟師兼友，審撫遺篇墨未殘！

林伯渠故居坐落在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始建於清光緒年間，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築。林伯渠同志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故居由於年久失修，僅存一道封火牆。

為紀念跨越二個世紀的革命家林伯渠誕辰100週年，臨澧縣委縣政府於上世紀80年代動工修復。故居坐北朝南，為三進，每兩進之間設一天井，有正房14間，雜室5間，建築面積857平方米。磚木結構，硬山頂，兩側封火牆造型，室內門、窗、壁、望板、地板均用木板拼合，並刷塗桐油成深褐色，後堂屋“九牧世家”之匾牌，高懸樑上。整個建築古樸典雅，且“詩禮伴家”之氣息濃厚。故居內開設六個陳列室、陳列林伯渠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圖片、照片和文物資料。故居前有稻田，後有茶山，左曬場，右池塘，腰圍約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於前曬場中央，一派莊重肅穆的氣象。

經中央批准，中國革命“五老”之一林伯渠同志的骨灰由北京遷回家鄉常德臨澧修梅鎮。今天，骨灰安放儀式在林伯渠銅像廣場隆重舉行。

7時左右，林伯渠同志的骨灰在其親屬護送下，從林伯渠故居緩緩遷出，安放於林伯渠銅像廣場後的墓地。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許又聲，中國農工民主黨湖南省主委龔建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盧雍政等出席儀式並敬獻花籃。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和中共“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之一。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同志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作出了卓越貢獻，建立了不朽功勳。

許又聲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軍區和7100萬湖南人民，向林伯渠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林伯渠同志的親屬表示親切慰問。許又聲説，林伯渠同志是三湘兒女的優秀代表，是湖南人民永遠的驕傲。當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全國兩會精神，要把對林伯渠同志的緬懷之情化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際行動，為建設更加美麗富饒的湖南而努力奮鬥。

人社部原副部長、林伯渠長子林用三在儀式上動情地説，父親對家鄉人民始終懷着骨肉相連的深厚感情和難以割捨的赤子情懷，家鄉人民對父親也始終懷有發自內心的敬仰、血濃於水的親情。父親骨灰迴歸故里安息，這既是他的遺願，也是家鄉人民的期盼。

中央和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林伯渠同志生前好友及當地幹部、羣眾代表參加安放儀式。 ^[2] 

林伯渠是中國共產黨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嚴以律己、廉潔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記中醒目地寫到：一、遵守黨章黨紀。二、戒驕傲自滿。三、必須有系統地進行監督。四、加強馬列思想教育。

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總是跟着進步的方向走，在危難的關頭，總是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羣眾由衷的敬仰和愛戴。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致悼詞説：“他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5年3月28日，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負責人親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在這裏向一位“自辛亥以來……總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的“革命老戰士”的六十壽辰表達了最真誠的祝賀。這位老戰士，就是正逢虛齡六十，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