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國楨

喬國楨，乳名虎兒，原名喬如楨，曾化名王拯民、高鶴令、喬幹卿、喬膠治、賀凝、蒙子學、焦復生、高成、高子香，1907年3月15日，出生在陝西省佳縣店鎮喬家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喬興斌，清末秀才。母親勤勞賢淑。國楨兄弟三人，他排行為三。

喬國楨幼年隨父讀古書，1918年入私塾，1920年入店鎮小學讀書，1922年升入佳縣單級師範，後轉到山西汾陽教會學校——民義中學，1924年夏考入綏德陝西省立第四師範三班。在綏師，喬國楨在校長李子洲（共產黨員）、教務主任楊明軒、國文教員王懋廷等師輩的關懷和引導下，孜孜不倦地學習，並閲讀進步書刊，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同年冬，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

寒假前夕，喬國楨因抗議思想頑固保守的算術老師王漢斌而帶頭抵制考試，被陝北鎮守使井嶽秀威迫而離開學校。他受團組織派遣赴北京，與陝籍學生劉天章接上關係。不久，劉天章根據李大釗的指示，到開封國民軍第二軍辦學兵隊，喬國楨赴開封入學兵隊學習，後任班長、排長。學兵隊成立中共支部，劉天章任書記，國楨先後任黨小組長、黨支部幹事。1926年3月，國民二軍與直奉軍閥作戰失利敗退豫西，喬國楨赴北京向黨組織彙報。為了培訓陝西農民運動骨幹，中共北方區委派喬國楨等十幾名陝西籍青年到毛澤東主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同年九、十月農講所第六期結業，喬國楨被派回陝西從事農民運動。那時，西安、三原等城正處在直係軍閥劉鎮華的重兵包圍之中。馮玉祥率領國民軍聯軍在五原誓師分兵兩路援救西安，於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圍。喬國楨隨着在廣州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駐陝辦事處，就落腳在三原縣的渭北中學。

喬國楨先在富平縣莊裏鎮，後又去三原縣武字區，搞農民運動。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給娃娃們唱《打倒列強》歌。遇到農民，銅鈴一搖，等農民圍上來看熱鬧時，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開始宣傳講演。他從農民缺吃少穿，講到土豪劣紳壓迫剝削；從反動官府橫徵暴斂，講到成立農民協會的好處；從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講到自己在廣州和海陸豐地區的見聞。他大聲疾呼：“工人有工會，商人有商會，農民要生存，就要成立農會。”農民聽後，都感到新鮮，知道了農會是莊稼漢的組織，是為老百姓辦事的，於是奔走相告，躍躍欲試。喬國楨見農民已發動起來，便吩咐積極分子刻公章，制紅旗，籌備建立農民協會。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飛舞，三原縣武字區的農民手持梭鏢、鐵叉、木鍁，打着旗幟，從四面八方湧向大寨南漢聖母廟。喬國楨站在一張桌子上，宣佈農民協會成立。他掄着胳膊説：“農民協會是咱們農民自己的組織，是為地方羣眾辦事的，要想不再受軍閥的欺壓，不遭土匪搶劫，保護地方，我們就得組織起來，扭成一股勁，起來鬥爭。”大會選舉喬國楨為農會主席。

在這次大會上，喬國楨還代表農會宣佈解散當地的民團，撤銷王厚庵的團總職務，成立了農民自衞隊。後來，國民軍聯軍旅長、共產黨員史可軒，派人送來十支馬枴子步槍，以示祝賀。從此，農民揚眉吐氣，土豪劣紳聞風喪膽，要求加入農會的人越來越多。

1927年初，陝西革命運動處於高潮。喬國楨十分注意在農會骨幹中發展黨員。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講黨的性質與綱領。當肖德印表示願意入黨時，他又説：“參加了共產黨鬧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敵人把刀擱在脖子上也不能動搖。”肖德印入黨後，當了農民協會武裝委員，鬥爭很堅決。喬國楨先後發展了農民黨員17人，組成三個黨小組，後成立了黨支部。

國民黨陝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農民運動報告決議案》，接着成立了省黨部農民運動委員會，喬國楨被任命為省黨部農委渭北區辦事處負責人。1927年1月24日，渭北地區農民運動辦事處召集會議，喬國楨報告了武字區農民運動的情況和經驗。隨後，他還為三原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由於喬國楨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組織才能，在渭北地區享有很高威望。農民親切地稱他為“農運大王”、“辦好事的喬國老”。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原國民軍聯軍改稱）總司令馮玉祥也稱讚説：“人們還説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場的還不及喬先生領導的農民的百分之一。”

喬國楨領導農民運動的事蹟家喻户曉。土豪劣紳恨之入骨。幾個豪紳密謀派人在樓底坡地暗殺喬國楨，搗毀農會，但沒能得逞。

1927年6月，三原駐軍奉命實行“清黨”，到武字區包圍農民協會，擊傷肖德印，逼問喬國楨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喬國楨聞訊後，和唐亦民看望受傷的肖德印，不幸被捕，關押在三原縣城駐軍田玉潔部的軍法處。

武字區農民獲悉喬國楨被捕，紛紛到縣城探監。有的帶上自己家裏打的“幹饃餅”，有的帶上在街上買的西瓜，有的寫信抗議，有的聯名寫保狀，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動地説：“像喬國楨這樣的人，過去還從來沒有見到過。”

敵人見喬國楨在老百姓中影響很大，感到驚慌，連忙把喬、唐兩人單獨關在獄神廟，支了牀板，換了乾淨衣服，不敢怠慢，甚至開始尊稱他“先生”。

不久，許權中率部路經三原，得知喬、唐二人被押獄中，幾經努力，始將喬、唐二人營救出獄。

11月，喬國楨到西安，向中共陝西省委彙報工作後，被派到長安縣負責軍事鬥爭。12月，他奉命去華縣高塘，化名王拯民，公開職務是高塘民團教練，黨內任中共華縣縣委委員。

在高塘，喬國楨和民團團長、共產黨員趙錫琰（即趙和民）一起嚴格地抓軍事操練，還派人到許權中旅帶回一些子彈和手榴彈。這期間，他帶領民團鎮壓土匪頭子，打擊土豪劣紳，繳獲不少槍枝彈藥，還為省委籌集了部分資金。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潘自力到高塘檢查工作時，表揚了喬國楨等同志。

國民黨當局對高塘農民武裝的蓬勃發展十分仇視。1928年2月，華縣縣長段紫光和縣公安局長李鎮山撤銷了趙錫琰的團長職務，委任惡紳王文鳳、姬捷三為高塘民團正副團長，企圖奪取民團的領導權。

3月7日，喬國楨巧施妙計，召集了四五百名武裝農民與六七百名徒手農民、二百餘名學生集會，歡迎“新團總”。大會開始後，喬國楨突然命令將王、姬兩人捆綁，押上台鬥爭。羣眾質問：“花了多少錢當上團長?”王文鳳裝死，姬捷三被嚇呆，羣眾紛紛要求槍斃這兩個惡紳。喬國楨見目的已經達到，勸住羣眾，把王、姬押送縣城處置。

段紫光惱羞成怒，立即電告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師長田金凱奉命率兵一營突然包圍高塘小學、谷堆小學和高塘民團。由於民團早有防備，敵人撲了個空；喬國楨攜帶手槍，亦機智脱險，來到種金耀（即鍾師統）家中隱蔽。當晚，他和縣委負責人陳述善、趙錫琰商量對策，決定以種金耀家為臨時指揮部，繼續開展鬥爭。

一天，喬國楨前往縣委駐地，路經南堡龐家園附近時再次被捕。不久被釋放。中共陝西省委改派他去中共洛南縣特支，負責宣傳、農運和軍運工作。

1928年7月，渭華起義失敗後，喬國楨化裝脱險到達天津，找到黨組織，擔任中共順直省委平漢、平綏鐵路秘密交通，不久被中共順直省委任命為井陘縣縣委書記，後又任唐山市委委員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喬國楨到林西礦開展工運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楊永福家中，白天下礦勞動，晚上與工人促膝談心。一天，他從礦井剛上來，聽説工人正在與黃色工會頭子辯論，臉也顧不得洗，馬上趕到現場，挺身而出，駁得對方啞口無言。他用大量事實揭露黃色工會每月收工人千元會費、不給工人辦事的騙人把戲，提出應由工人查帳、進而改組黃色工會的主張，得到工人們的擁護。這場鬥爭的勝利使林西礦工人更加團結一致，向礦主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喬國楨注意在鬥爭中培養工運骨幹，從工人中發展了20多名黨員，建立了中共林西礦支部。

1929年12月，喬國楨在工人賈永發家中召開會議，被敵人發覺，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監禁在國民黨市黨部。喬國楨化名焦復生，據理堅持鬥爭，七天後的一個深夜，乘敵人警戒鬆弛，機智翻牆脱險，伹雙腿跌傷，忍痛拄着棍子離開唐山，回到天津。黨組織安排他隱蔽養傷，半個月後被派到下邊區任區委書記，不久又調任中共順直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河東、河北、租界和下邊四個區委，都歸中共順直省委直接領導。下邊區工人比較集中，黨的秘密機關設在河東，喬國楨則住在租界，不論去機關開會還是到工廠巡視，往返都有30里路程。他有時坐人力車，有時手中沒錢便拄着枴杖步行，從未因自己腿傷而耽誤工作。經費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兩個燒餅或一個窩窩頭，有時身無分文，餓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鐵忠，請她熬點稀飯喝。戰友們關心他，他説：“我餓點不要緊，我的工作比你們輕，你們要下車間幹活，餓了是不行的啊!”

喬國楨派周鐵忠到寶成紗廠工作，並通過周鐵忠指導工人運動。有天晚上，他在下邊區工作到深夜，無法回市區，在叫紗廠工人張玉的門時，被警察發覺。一剎時，警笛直鳴，情況危險。喬國楨急中生智，打開周鐵忠的家門，躲避追捕，才化險為夷。第二天早晨，周鐵忠下班後見喬國楨在屋內，覺得奇怪。喬國楨説明了夜間的險情，周鐵忠深為感動，決定與國楨結為革命伴侶。他們結婚後，在鄭莊子海河對面小劉莊找了一間房子，既是秘密住處，也是黨的秘密聯絡點。

三星期後，周鐵忠不幸被捕。喬國楨一邊通過組織積極營救，一邊堅持鬥爭，利用小劉莊秘密住處達半年之久。

1930年4月29日，喬國楨在天津楊莊子32號開會時，因叛徒出賣第四次被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

他化名高子香，一身農民打扮，用關中話巧妙地回答敵人説：“我是從陝西鄉下來找親友謀生的。”敵人嚴刑拷問，他始終不改口供。敵人無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關河北省第三監獄。

當時，三監內已有中共秘密支部，書記是傅茂公（彭真），委員有郭宗鑑、詹大權、葉玉文、盧福坦（獄中名韓振明）。喬國楨入獄後，擔任了支部的組織工作。獄中難友的思想比較混亂，有人提出“奪取武裝，暴動出獄”的冒險主張，有人則消極地提出停止活動，等“刑滿出獄後再講鬥爭”。喬國楨積極協助傅茂公等獄中黨的領導人，作難友們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風的機會，對那些持冒險主張的同志説：“監獄外邊還有垛高牆，暴動出獄一定會造成嚴重損失。我們黨員是戰鬥員，要抓緊一切時機進行合法鬥爭”；對個別思想消極的難友，則鼓勵他們提高鬥爭勇氣，使黨支部制定的監獄鬥爭任務和策略，得以貫徹，落實。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腳鐐、白天放風、改善醫療條件、允許購書購報等八項書面要求，催促獄方答覆。中共三監支部提出：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絕，就進行絕食鬥爭，並強調了絕食後的三條紀律：不許單獨復食，不許超出規定範圍砸門毀物和亂喊亂鬧，不許向監獄泄露政治犯內部情況和鬥爭計劃。接着，黨支部通過寫密信和親屬探監兩條渠道，將獄中鬥爭計劃上報省委，爭取社會輿論和各界力量的聲援。

6月中旬，獄中難友魏振華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療而逝世。噩耗傳開，同志們異常氣憤。黨支部因勢利導，一面向獄方要求開追悼會，儘快答應八項要求；一面向難友做思想工作，使全體政治犯認識到只有團結鬥爭，才能生存下去；並決定絕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獄方示威。十多天過去了，監獄方面對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覆，監獄黨支部遂決定7月2日開始絕食。喬國楨組織孫振武等書寫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訊社、報館和部分大學，呼籲社會各界聲援第三監獄的絕食鬥爭。

絕食的第一天，監獄長把一部分政治犯關入單人牢房，將傅茂公、葉玉文、李運昌、李光漢等20多人轉往陸軍監獄，妄圖用分散轉移的辦法達到破壞絕食鬥爭的目的。黨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監獄各監房的負責人做好難友思想工作，擊破敵人的陰謀。喬國楨利用上廁所、打水等機會，向大家傳達支部要求，鼓勵大家堅持鬥爭。

敵人的陰謀被挫敗，絕食鬥爭堅持進行。第五天，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曾延毅害怕事態擴大，急忙帶隨從到第三監獄同政治犯談判，表示答應政治犯提出的八條要求。喬國楨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陸軍監獄看望傅茂公等人，並徵求他們的意見。經過爭執，喬國楨等終於坐上汽車來到陸軍監獄。傅茂公等聽了彙報，認為八項要求警方基本答應，可以復食。隨之，第一次絕食宣告結束。由於絕食鬥爭的勝利，政治犯去掉了腳鐐，吃到細糧和蔬菜；白天牢門不關，政治犯可以互訪交談，做操，跑步；家屬探望次數增加，報刊、書籍檢查放寬。

因傅茂公等仍關押在陸軍監獄，三監的中共支部改選，喬國楨任書記，張明遠（高子林）、金城、劉慎之（劉振邦）等為委員。黨支部總結了絕食鬥爭勝利的經驗，同時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應付敵人反撲。

9月初，典獄長更換，敵人果然尋找機會報復。16日，共產黨員張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療，慘死獄中。政治犯悲憤交加，推舉代表同獄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遺體告別，儘快實現許諾的要求。獄方竟悍然宣佈取消各種待遇，把代表關入單人牢房。17日晨，牢房門不開，政治犯重新帶上腳鐐，飲食也恢復到極壞水平。

喬國楨和張明遠商議後，決定即日起開始第二次絕食鬥爭，提出：“反對監獄虐待”、“恢復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時將這一決定秘密上報省委，還投稿《大公報》，揭露獄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敵人陰謀敗露，被迫於第四天重新打開牢房，送回單獨監禁的同志，恢復了上次絕食鬥爭後得到的各項待遇。

黨支部十分重視獄中難友的學習，設立了政治理論、文化、外文班組，個人根據自己的水平和愛好，選讀馬列著作，學習文化知識；請懂軍事的同志講解軍事常識和作戰要領。喬國楨還帶領大家做早操，進行簡易操練。黨支部先後發展了幾名新黨員和幾名新團員，還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羅章龍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二省委”，並通知第三監獄黨支部歸他們領導。喬國楨立即召開支委擴大會議，作出堅決不承認“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決議。喬國楨密寫了一份報告，交給高子林出獄後帶給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轉了這一報告，表揚三監黨支部做得好。

在獄中，喬國楨飢病交加，瘦得皮包骨頭，還染上了肺病。但他從不考慮個人得失和身體好壞，經常樂呵呵地指着牢房牆壁上那幅用鉛筆畫的列寧像説：“你們看，列寧活啦!他要下來指導咱們鬥爭啦!”

喬國楨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感染着每一個難友。大家看他個子高，臉黑，又有一雙炯炯發光的大眼睛，便親切地給他起了個綽號——大黑塔。他的鬥爭精神和藝術，給難友們以很大的鼓舞。

1931年5月15日，喬國楨刑滿出獄，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彙報監獄鬥爭情況並要求分配工作。河北省委為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革命運動的指導，派他以省委特派員的身分去內蒙古工作。正當喬國楨籌集路費、準備出發時，黨內出現叛徒，使省委、省軍委、團省委三個系統和北平市委遭到極大破壞，省委書記殷鑑和薄一波、喬國楨、劉瀾濤、楊獻珍、張友清、趙鎛等200多同志被敵逮捕。

喬國楨被關押在奉系軍閥管轄的東北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地點在北平鼓樓後門橋北的帽兒衚衕。

敵人妄圖徹底破壞中共的北方組織，審訊時，讓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審，廖化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等新叛徒在旁作證；並施用“指以勸降”、“嚴刑拷打”、“槍斃恐嚇”三項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殘被捕的共產黨人。喬國楨在敵人的法庭上大義凜然，怒斥叛徒。劊子手們將他的手腳捆綁，用槓子壓腿肚子。他仍堅貞不屈。當無計可施的敵人用槍斃威脅他時，他視死如歸，面不改色，始終堅不吐實。

不久，憲兵司令部對60多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喬國楨被押上卡車，送到設在府右街南口的國民黨海陸空副總司令行營軍法處，與薄一波、劉瀾濤、張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關在一起。在這裏，喬國楨與薄一波等利用行營軍法處和憲兵司令部的矛盾，乘叛徒留在憲兵司令部還沒有到軍法處對質的機會，便在審訊中把問題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認暴露了黨員身分、但敵人還沒有搞到證據的人，全部翻供；被敵人抓到證據的人，判了重刑的爭取減輕；被判死刑的爭取改為有期徒刑。經過機智的“翻供”鬥爭，不少同志減了刑。喬國楨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嵐子監獄。

草嵐子監獄牢房陰森潮濕，衞生條件極差，飲食極壞。喬國楨戴着幾斤重的腳鐐，被折磨得肺病復發，由於得不到醫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監獄長怕肺病傳染，怕喬國楨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醫，條件是隨傳隨到。

在陝西同鄉的幫助下，喬國楨先到北平德國人辦的醫院診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醫院拒絕收留；後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去北平西山卧牀休養。養病期間，他情緒樂觀，時刻不忘黨的工作，利用他的病人身分和條件，為黨組織接轉各種重要關係和文件，併為培養黨的青年幹部盡心竭力。1933年，當他得知楊虎城將軍有意讓南漢宸從日本回國的情況後，曾讓趙和民致函南漢宸，催其迅速回國做楊虎城的統戰工作。南漢宸回國後，喬國楨專程拜訪，商討如何在西北軍中開展工作等問題。

1934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又遭破壞。憲兵在香山四府南鮑家窯丁家花園五號養病處搜捕到喬國楨和蒙仲穆，將他們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將喬國楨和蒙仲穆押回西山養病處派一名巡官和兩名警察日夜看守。

7月26日深夜12時左右，兩名警察正在酣睡，喬國楨在病友的協助下，吃力地從後紗窗鑽出逃走。他身體虛弱，三個小時才艱難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經精疲力盡，躺在地裏休息了一會，直到凌晨5時才艱難地走到萬壽山南窯後村。他在村子裏僱了一頭驢，騎到清華大學找黨的關係，適值學校放暑假，沒能找到相識的同志，又坐人力車繞德勝門進入市區，新市委的關係也沒有接上。他心急如焚，手中五元錢花完了，向友人段澤生老太太借了五塊大洋，坐火車趕到天津找省委接頭。但省委已經搬遷，暗語變更，仍未如願，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喬國楨考慮再三，決定回陝西尋找黨組織。他向朋友馮素梅借了25塊錢，乘火車到西安，經同鄉知己輾轉介紹，終於在楊虎城憲兵營找到中共地下組織。他喜出望外，將被捕和脱險情況寫成密信，向上海軍委留滬辦事處作了彙報，並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級黨組織指示期間，他曾在西安郊區南五台山休養。

11月，上海來信，派喬國楨赴天津執行聯絡任務。不料，抵天津剛下火車，因疲勞過度，肺病再次復發，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黨組織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傢俬立醫院治療，後轉往北平西郊羅道莊休養。

1937年6月，喬國楨的妻子周鐵忠來北平，要求留在丈夫身邊照料。喬國楨説：“你應該到黨的工作崗位上去。我患肺病，會傳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邊。”他看到周鐵忠時常流淚，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淚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養在湖南的小女兒，但每當周鐵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時，卻總是説：“革命勝利再談吧!”

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喬國楨於7月9日移居北平市區，抱病投入救亡運動。北平淪陷後，日本警察於9月25日突然搜查了喬國楨夫婦的住處，黨組織決定他們撤離北平。他們繞道天津、青島、濟南、徐州，於10月抵達西安。接上組織關係後，喬國楨仍去南五台休養。夫妻分離時，喬國楨對妻子説：“共產黨員，就是燒成了灰，也仍然是共產黨員。”

經八路軍駐陝辦事處安排，喬國楨於1938年3月5日到達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組織部寫了書面報告，彙報自己的經歷和北平地下黨組織的情況，同時要求黨組織送他到蘇聯醫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線去工作”。

1939年8月，喬國楨乘飛機經阿拉木圖抵達莫斯科，住在“苦極樂”松林別墅療養，後在莫斯科醫院作肺切除手術。躺在病牀上一年，他讀了不少書。1940年，喬國楨轉到克里米亞的肺病療養院休養，身體恢復較快。

1941年1月，喬國楨與馬明方、張子意、李握如等從蘇聯回國，2月初回到迪化（即烏魯木齊）。由於國民黨以重兵封鎖了陝甘寧邊區，喬國楨等暫時難以返回延安，經陳潭秋請示中共中央同意，決定他們留在新疆，協助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辦請談話”為名，把陳潭秋、毛澤民等秘密軟禁在邱公館；喬國楨等也被軟禁在八户梁大院的一個臨時“招待所”。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闖進八户梁大院，把喬國楨等用繩子捆綁起來，推入用帆布遮蓋的汽車，關進新疆第一監獄。

入獄第二天，喬國楨和楊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黨小組，李握如任黨小組長；大家商定了監獄鬥爭四條原則：“堅持黨性，遵守立場，保養身體，努力學習。”

喬國楨為了不使他的肺病傳染給其他難友，再三要求獄方將他“隔離關押”。獄方遂將他轉押到第四監獄，後又關在養病室。名曰：“養病室”，實際是摧殘室。四五個病號關在一起，沒有醫生，沒有藥品。但可以利用病號進出比較方便的機會，與一、二、三、四、五監和女監聯絡。為此，監獄黨組織決定以養病室為聯絡中心，指揮監獄鬥爭。

喬國楨根據多年監獄鬥爭經驗，秘密寫下萬餘字的監獄鬥爭意見稿，經養病室的同志詳細改閲後，用不同的方式，轉遞給當時可能轉達到的同志，使同志們瞭解監獄秘密鬥爭和公開鬥爭的原則、策略和方法。他還經常對難友們説：“時間是寶貴的，我只要活着，就應當學習、戰鬥。”他還注意蒐集重要新聞，將報紙剪集下來，秘密傳到別的牢房，使同志們得知國內外大事，以鼓舞鬥志。

1945年春，喬國楨除肺病外又患了腸胃病，食慾大減，身瘦如柴，終日咳嗽不止，説一句話都要換幾口氣。他對難友李宗林説：“我一生的光陰多半是在監牢裏折磨過去了。在牢裏一次絕食鬥爭後，得了肺病，在牢裏又將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點死，少受一點罪。我反省一生，對黨對事業無愧於心。然而我恨監牢和疾病剝奪了我太多的時間，使我對黨不能盡什麼力量!”

5月，一同由蘇聯回國的李握如住進養病室，照顧喬國楨。此時，他吃飯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個月後，獄方強迫李握如離開養病室，喬國楨深情地對李握如説：“我不行了，監獄生活這麼長，請轉告同志們：一定要堅持鬥爭勝利回延安。”分別時，喬國楨贈給李握如一把小剪刀留念，並託他返回延安後，打聽妻子和兒女的下落。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監獄黨組織彙報喬國楨的病情。難友劉護平聽後，堅決要去照顧喬國楨。黨組織同意後，劉護平裝病裝傻鬧了幾天，敵人只好把他送進養病室。

劉護平走進養病室，看到喬國楨蓬頭散發，眼珠凸出，躺在牀上一動也不動，高燒39度，滿屋是屎尿的慘狀，禁不住大哭了一場。接着，他將房間打掃乾淨，用大家捐贈的錢買來牛奶、雞蛋，為喬國楨補養身體。喬國楨説：“大家那樣苦，我特殊吃好的，心裏難受吃不下去了。”

病重期間，喬國楨給監獄黨組織負責人張子意、馬明方寫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雖無愧於黨和人民，但大部分時間，消磨於反動派獄中，不能為黨做更多的工作深為遺憾。唯望牢內全體同志必須團結一致對敵，堅持鬥爭。”誰知，這封信竟成了他的遺言。

1945年7月31日，在敵人的殘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共產主義戰士喬國楨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時年38歲。

1956年7月1日，新疆人民政府將喬國楨的遺骨和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吳茂林等人的遺骨安葬在烏魯木齊烈士陵園。1986年2月，彭真為佳縣“國楨圖書館”題寫了館名。 ^{[1]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