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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趙家樓

鎖定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列強將德國佔領的山東及其權益轉交給日本。為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宰割行徑、迫使北洋政府拒絕簽字,北京各校愛國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北京高師、高等工業學校等13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聚集,要求北洋政府懲處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三人。遊行示威的學生隊伍走到東交民巷使館區時,受到軍警阻撓,於是轉向趙家樓衚衕曹汝霖的住處。曹汝霖逃竄,遊行的學生痛打章宗祥,並將屋內易燃物品點燃,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 [1]  趙家樓的烈火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2] 
中文名
火燒趙家樓
外文名
Fire Zhao Jialou
發生時間
1919年5月4日
發生地點
北京

火燒趙家樓事件背景

1915年,日本乘歐戰方酣,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
1919年,歐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日本又有強迫中國代表追認“二十一條”的行動,中國的外交形勢十分嚴峻。 [5] 
和會期間,梁啓超以學者的身份在巴黎考察。據《梁啓超年譜長編》記載,梁到巴黎後,“少留觀察和會情形,並代表中國為輿論之鼓吹。”後來梁啓超探聽到消息,英、美、法諸國決定同意日本的方案,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梁啓超建言總統徐世昌,絕不能接受這樣的和約,但中國首席代表陸徵祥卻主張簽字。梁啓超隨之又致電北京外交協會,建議政府“嚴責”全權大使,一定不能簽字:“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1919年5月2日,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物主任、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書》,將這一內幕公之於眾。林長民此文短小精悍,僅300餘字,但內容豐富,慷慨悲壯: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略謂:青島問題,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頗為所動,聞將直接交於日本云云。
嗚呼!此非我舉國之人所奔走呼號,求恢復國權,主張應請德國直接交還我國,日本無承繼德國掠奪所得之權利者耶。我政府我專使非代表我舉國人民之意見,以定議於內折衝於外者耶。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於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逕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7] 
五四運動前夕,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勝利而結束的消息傳來,“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染着了一點狂熱”“一時‘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聖’‘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絃,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地翻身了”。正當北京的青年學生及全國社會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會能夠實現“公理戰勝”的夢想時,卻傳來了“強權”戰勝“公理”的“晴天霹靂”。這個巨大的落差讓熱血青年難以忍受。強烈的危機感使他們痛心疾首,進而產生出非表達不可的內在衝動。 [6] 
北京各校學生經過秘密籌劃,於5月4日舉行示威運動,用猛烈的方法懲警親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5] 

火燒趙家樓事件經過

火燒趙家樓秘密集會

1919年5月3日晚,國民雜誌社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開會,做出了次日大遊行的決議。
與此同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操場角北端的西花廳裏,也正在舉行一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都是剛剛成立的北京高師工學會的成員。5月1日,北京各專門學校已經決定在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市民大會,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正是為了響應7日的大會,商討4、5、6三日中聯絡各校學生的事項。
在討論遊行的方式時,會員中出現了辯論,“有些人只主張一種普通的示威遊行,有些則主張非參加暴動不可”,主張暴動最力的,是數理部學生匡互生。會後,匡互生和幾名意氣相投的會員又留下來密議,一直到4日天明。“大眾都認為,血鐘不響,民眾是不能從酣夢中醒來對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於是決定“作一度流血大犧牲”。
其實,匡互生等人對借遊行之機實施暴動早有準備。自巴黎和會消息吃緊以來,匡就和校內外的易克嶷、熊夢飛羅漢羅章龍等二三十人時常集會,討論政治。在5月2日的會上,匡互生被公推為負責人,組成秘密行動小組,準備暴動或暗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賊。小組有專人負責“探查賣國賊的住宅,查明行動的門路,進出的路線”,如曹汝霖的住宅,就是從高師附小曹汝霖兒子處探聽到的。為了認識曹、章、陸等人,“大家想了一個辦法,北京有個廊房頭條衚衕,是幾家照相館的集中地,當時政府的一些官員為了顯耀自己,將各人的照片都陳列出來,我們就到照相館去對認”。據説,當時有位同盟會的老會員答允為小組提供一把手槍,但終於沒有搞到。
哪知事情有變,各校準備7日開會的消息,被警方知悉,預備於當日禁止。於是北大學生會議決定將行動時間提前到4日下午,並於4日晨將改動通知了北京高師。匡互生等也就改變計劃,派人聯絡各校的激烈分子,準備“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由此可見,衝擊趙家樓是有所預謀的,並非像有人説的是示威學生一時衝動的結果,只不過這一預謀是小團體的秘密活動,“大多數學生是沒料到會演出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和毆傷章宗祥等暴動事件的”。
由於事起倉促,小組成員只帶了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機利用。 [4] 

火燒趙家樓示威抗議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彙集,宣讀《北京學生界宣言》,並遊行示威、散發傳單、高呼口號。這次運動,有隊伍、有指揮、有旗幟、有口號。在匆促的時間內居然有這樣的組織,是羣眾運動行動上的進步。 [5] 
北京大學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北京大學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10]
當天在廣場聚集的人數説法不一。北大學生範雲説,當天上午十點吃飯,北大集合的學生約一千人,到廣場後約五六千人。北京高師學生俞勁則認為,當天人數在六七千,而同校學生夏明鋼認為,人數在萬人左右。也有認為少於此數者,如當年出版的《章宗祥》一書中稱各校學生總數約三千以上;北京法專學生王撫洲則認為:各校整隊到達天安門多在二時以後,“天安門集合開會時的人數,有人記載二三萬人,有人記載為一萬多。據我當時的估計,最多不過二千人。”官方文件中記載的人數也比較少,如警察總監吳炳湘在致直隸軍務幫辦王懷慶的密電中稱學生“二三千人”,而陸軍部駐署憲兵排長白歧昌在呈文中報告稱,當日午時二點時,天安門處“聚集學生約千餘人”。
《晨報》記者報道説:“至天安門,見有大隊學生,個個手持白旗,頒佈傳單,羣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佔滿。……見中間立有白布大幟,兩旁用濃墨大書雲:‘賣國求榮早知曹瞞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頭’,末書‘學界淚挽遺臭萬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書‘復我青島,不復青島毋寧死’‘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勿作五分鐘愛國心’‘取消二十一款條約’‘取消中日賣國協定’‘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種種激昂字樣記不勝記。”
據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回憶,北大學生代表事前買了許多竹布,“費了一夜功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個個有旗子外,其餘還可以送給旁的學校。”此外,羅家倫用白話文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總共印了兩萬份,這也是當天唯一的宣傳品。
據北大學生朱一鶚回憶,京師警察廳事前即得知學生的行動,並於當天上午派員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廳的意見,是認為學生示威運動大可不必,如有意見,儘可由書面呈請政府辦理,但其提議被拒絕。
據《晨報》記者報道,學生在廣場聚集後,教育部也派司長某君前來勸阻,後者請學生們從速解散,如有事可舉代表,由其傳達。對此,學生們當然不予理會。
接着,步軍統領李長泰也很快率隨從趕到。據報道,李長泰還險些與學生髮生衝突,但在瞭解了學生的用意之後,也並未攔阻,而是任學生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
據北大學生楊亮功回憶,學生在廣場聚集後,並未再有演講等節目,只是宣佈遊行的目的和路線,並希望大家維持秩序,不可凌亂。之後,遊行隊伍以北大為第一隊,法專為第二隊,由天安門出發,南出中華門,經棋盤街向東轉,朝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學生手持傳單,沿途散發。
王統照回憶,在學生隊伍前進後,警察兵士盡力將看熱鬧的人往後趕阻,不讓他們與學生大隊接近。而在大隊左右,每十來個人的距離就有穿黑灰衣服的軍警持槍隨行,他們並沒橫衝遊行的大隊,對大家高喊口號也沒怎麼幹涉。楊振聲也回憶,警察始終跟隨在他們周圍。
然而,學生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牌樓下面並通過美國兵營後,為外國守衞隊攔阻,不準再行前進。各校總代表臨時急議,推羅家倫等四人為代表進入美使館求見公使芮恩施,但因後者不在而只能留下説貼。這時,不僅外國守衞隊不準學生前進,中國軍警也開始圍住東交民巷入口,企圖強迫學生退回。
使館區請願受阻後,學生們激憤異常,當時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當時,這次遊行的總負責人傅斯年擔心途中會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經無法阻止學生運動的洪流。
王撫洲回憶,當時各校總代表又集議一次,之後叫傳遞消息的隊員告訴各同學,因為使館區不能通過,現決定改往東城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並且再三叮嚀同學們,“到了曹宅,一齊高呼三聲‘打倒賣國賊’,然後將手執旗幟,拋在他門前地上,我們即整隊回頭解散。最要緊的是千萬要嚴守秩序,不可與警察衝突。”王撫洲特別強調説,因為他是消息傳遞員,要向本校同學重複説上幾遍,因而至今記得最清楚,不會有錯。
之後,學生隊伍遂掉頭退出東交民巷,轉向北方,沿户部街、東長安街到東單牌樓和石大人衚衕,曹宅就在離外交部不遠的趙家樓二號,距石大人衚衕東口約二里之遙。
參加遊行的北大學生田炯錦回憶説,學生遊行時,態度沉重嚴肅,步伍整齊,絕無談笑喧譁者。許多外國人在學生經過時,停車脱帽,表示同情。等快到東單牌樓,忽然有人高喊“打倒賣國賊”,不少人跟着喊叫,大家愈喊愈加憤激。到曹宅大門時,真是人聲鼎沸。
據楊亮功回憶,學生隊伍大約在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曹宅,人數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當時學生將白旗紛紛投入曹家庭院,還有人用竹竿搗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頭擲向窗口或屋中。
據楊振聲回憶,到趙家樓後,已有警察在保護曹宅。田炯錦也回憶説,當遊行學生逼近曹宅大門時,有警察數人站立兩旁,但態度非常和氣,他們説,曹宅大門緊閉,大約主人不在,勸大家不必強求破門而入。 [8] 

火燒趙家樓點火焚樓

警察説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謊,其實不僅曹汝霖在家,就連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 [8]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總統府設宴為回國述職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洗塵,出席作陪的有國務總理錢能訓、交通總長曹汝霖和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宴到中間,警察總監吳炳湘來電話説,天安門外有學生千餘人遊行示威,攻擊曹、章、陸等人賣國,請諸位在總統府暫歇,不要出府回家。
曹、章、陸三人都是晚清留日學生,回國後參加對日交涉,在北京官場素有親日之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曹汝霖和陸宗輿都身當交涉事宜,後又經手日本西原借款;章宗祥則與日本簽訂了膠濟鐵路及青島問題換文等一系列文件,並且在青島問題換文中使用了“欣然同意”一語,成為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緣故,曹、章、陸當時被國人視為賣國賊,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子。 [7] 
曹、章兩人不以為然。三點左右,兩人回到曹宅。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和日本記者中江醜吉也來拜訪。 [8] 
四點左右,大批學生來到曹宅門口,儘管警察已嚴陣以待,但學生們高呼“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聲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內的人膽戰心驚。
很快,一些學生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出來見我!”一邊將手中的白旗等扔進曹宅。混亂當中,有學生繞屋而走,尋找其他入口。突然,只聽“譁”的一聲,曹宅大門被打開了,外面學生一下就衝破了警察的阻擋蜂擁而入。
據田炯錦回憶,學生們開始以旗杆搗門不開,乃搗屋瓦,並撿起瓦片向院內拋。不一會,有人從窗爬入,將大門打開。於是很多人紛紛跑入曹宅,警察們此時仍未乾涉,只勸大家務必遵守秩序。
衝進屋後,學生們首先發現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們並未對兩人動手,而是繼續尋找曹汝霖。但是,學生們找了半天,也沒發現曹汝霖的蹤跡。據曹汝霖的回憶,他當時倉促間躲進其婦及其女卧室中間的一個箱子間,但學生們並未細細搜查,進屋之後只是噼噼啪啪砸門窗玻璃,然後扔擲屋內的瓷器,亂嚷了一陣後,他們又出去了。
前來做客的章宗祥長得肥胖,又穿着禮服,一下就被人認出,結果被痛毆了一頓(學生以為他是曹汝霖)。有個學生拿鐵桿敲了章的腦袋,後者順勢倒地,學生們以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開,另一些人聽了卻紛紛趕來看,要證實這個消息。
趁着這個間隙,日本記者中江醜吉將章宗祥連抱帶拖出後門,並將章推進了對面的油鹽店。學生們見“曹汝霖”沒死,隨後跟蹤而至,並要將“曹汝霖”拖出毆打,但中江醜吉拼死護住,結果也被打得頭破血流。
起火之後,大批巡警趕來,最終將學生們和看客們驅散,並當場抓捕了許德衍等32人。隨後,消防隊趕到現場將大火撲滅,但此時曹宅已燒得只剩下門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着火起時偷偷溜走。 [8] 

火燒趙家樓事件結果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後,一貫認為鬧不出大事來的當局意識到事態開始向失控的方向發展。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帶領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來。先前在曹宅“裝裝樣子維持秩序”的警察一見上司駕到,立刻來了精神,他們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幾槍,開始大肆逮捕學生。
據當時的親歷者回憶,軍警到達曹宅以後,見人就打,見人就抓。北京大學的學生許德珩與抓他的警察扭在一起,雙方僵持不下,滾翻在地,最終被警察捆了起來。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幾個學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學生。最終有32名學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廳去。檔案中這32名學生是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驥、牟振飛、梁穎文、曹永、陳聲樹、郝祖齡、楊振聲、蕭濟時、邱彬江紹原孫德中何作霖魯其昌、易克嶷、許德珩、潘淑、林公頓易敬泉、向大光、陳宏勳、薛榮周、趙永剛、楊荃駿、唐英國、王德潤、初銘音、李更新、董紹舒、劉國幹、張德,其中北京大學20名學生,北京高等師範大學8名學生,工業學校2名學生,中國大學1名學生,匯文大學1名學生。
北京學界歡迎出獄學生 北京學界歡迎出獄學生 [10]
1919 年5 月7 日,北洋政府為緩和羣眾鬥爭怒火,將逮捕的學生釋放。 [9] 
5月23日後,政府態度漸趨強硬,嚴令禁止集會講演,步兵統領王懷慶還故意將十餘名盜匪綁赴刑場,繞道經過各校門口,以此示威。這種形勢下,一般羣眾多有退縮之意,匡互生對此很擔憂,對同學説:“如此下去,以壯烈始,而以畏怯終,於國事無益,宜衝破網羅,繼續運動,與軍警決鬥,獲最後之成功!不成,則以死繼之。”於是聯絡各校同學,共同促成了“六三”遊行的爆發。
6月以後,匡互生離京南下,任教於湖南第一高等師範,但仍關注北京的學生運動。他對運動後期的發展有些失望:“七月後純潔之民羣運動,漸為投機者藉以出風頭,失卻大眾信仰,而政府亦頗知應付之方,舊調不可復彈矣!” [4] 

火燒趙家樓歷史評價

趙家樓的烈火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2] 
“趙家樓火,萬眾一心;燒盡腐惡,與民維新。”當年參加火燒趙家樓的許德珩這樣評價五四運動中愛國學生們的壯舉。
這場震動全國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將北京學生點燃的革命火種,在中華大地迅疾燎原。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進行了聲援北京學生的大規模罷工。隨後,全國各地的工人、學生、商人紛紛以罷工、罷課、罷市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台,站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前列。在巨大的壓力下,北洋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並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彪炳史冊的五四運動,是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羣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10] 

火燒趙家樓歷史疑問

五四運動期間被逮捕的北大學生 五四運動期間被逮捕的北大學生 [10]
過去談“五四”,很少涉及是哪一位學生首先進入曹宅,很多當事人回憶也語焉不詳。因為遊行的學生們不同校,即便同校也未必相識。而且説法不一。
羅家倫是“五四”參與者,後來做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他在回憶錄中言之鑿鑿説:“首先進去的人,據我眼睛所見的,乃是北大的蔡鎮瀛,一個預理科的學生,和高等工業學校一個姓水的。”許德珩的回憶則説:“……高師的學生名叫匡日休,他的個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兩個窗户底下。……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臨街的窗户打開跳進去,接着打開了兩扇大門,眾多的學生蜂擁而入。”匡日休即匡互生,字人俊,“日休”是他的別號。匡互生自己也寫過回憶文章,只説“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把鐵窗沖毀”,進入曹宅。後又説是“五人”。金毓黻則回憶“當有東北籍學生某君為首,從旁面廚房破窗而入”。陳藎民回憶是他自己“踩在高師同學匡互生的肩上,爬上牆頭,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賊院內”。範雲回憶是“一個陝西口音的同學上前打破了窗户,鑽進去打開了大門”。尹明德回憶“有五個學生不避危險,由後門旁的窗子爬進去,把門打開,大隊學生即一擁而入”。何思源回憶説“一位高個子同學在學生人梯支撐下爬過牆,跳進院內,打開了大門”。“高個子”則符合匡互生的特點。羅章龍回憶“派幾個人搭人梯從事先探明的窗子裏爬進去”。張國燾回憶説是“北大同學鍾巍所預先約集好的十幾個同學,率先翻越窗户進入曹宅,打開大門”……回憶中以周予同最為肯定:“一位數理科四年級同學匡日休,也就是畢業後以字行的匡互生同學,他首先用拳頭將玻璃窗打碎,從窗口爬進去,再將大門從裏面打開。關於誰首先打開大門,後來社會上有不同傳説,但就我的瞭解,確是匡互生,因為我們傍晚回到學校,我在學生洗臉室碰到他,看見他的手上流着鮮紅的血。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説是敲玻璃敲破的。”而且他指明是從大門旁邊,上角兩扇子小玻璃窗門進入,窗是供門房採光用的。但匡互生是湖南邵陽人,與“東北籍”、“陝西口音”有出入。“大門”、“後門”,描述亦不相同。  
這些經歷者的回憶各有不同,大多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所寫,時間流逝,有所誤記,情有可原。現在來看,“五四”運動非自發,而是事先有預謀、有組織。羅章龍回憶:“在關於五四運動的書中,我看過一本日文書《昭和八年年鑑》,書上寫道,五四運動的指導者是北京馬克思學説研究會,該書附有年表,我認為他的話是有根據的”,“……從思想上同時也從組織上領導和發動了五四運動。”北京大學當時雖無校學生會,但各班、系、院皆有學生會組織存在。其它各校均有各種學生組織,以北大為中心,漸成核心組織。據羅回憶,事先已擬定“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打倒賣國賊”等口號,並一致認為“要採取暴力的行動,制裁賣國賊”,“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擬定了負責人匡互生等具體部署工作”。其後分別探明曹宅行動進出路線,曹、陸、章三人相貌等,還從北大擴展到其它八校進行動員。行動小組還具體規劃了遊行的各種措施,“除了小組外,誰也不知道這次遊行主要去打趙家樓”。周予同則回憶:少數同學“分別帶些火柴、小瓶火油”。  
現在看來,遊行路線最終拐向趙家樓曹宅,也並非一時激憤,而是事先早已規劃好了。匡互生記述在五月三日工學會全體會議上,大多數人主張採取激烈手段,“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次日遊行總指揮傅斯年“極力阻止勿去”,但已“毫無效力”。誰第一個從窗户翻進曹宅打開大門?當事人回憶有蔡鎮瀛、陳藎民、匡互生等不同説法。而匡互生自己未談,可能不便明説。但綜合當事人回憶,匡互生首先跳窗進入曹宅而後打開大門的過程甚為詳細,比較可信。而匡互生出生地邵陽,豎立“邵陽曆代名人塑像”,其中有匡互生,在塑像下嵌有人物介紹:“……五月四日凌晨,他第一個衝入曹汝霖住宅趙家樓……”是否根據周予同的回憶,不得而知。匡互生後來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 [3] 

火燒趙家樓後世紀念

趙家樓的歷史可追溯至明穆宗時期,其為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的宅邸。因後花園假山上的亭子似樓,故名趙家樓。曹汝霖在此居住時,院內共有房50多間。院內建築中西合璧,分東院、西院、中院三個院落。今天,趙家樓南側稱前趙家樓衚衕,北側稱後趙家樓衚衕。走在附近衚衕裏,時而老宅平房,時而又是現代樓房。嚴格來講,已沒有太多“衚衕”的味道了。原來闊綽的趙家樓遺址已經不存,代之而起的是一家招待所,大門開在北總布衚衕上,招牌十分醒目,叫“趙家樓飯店”,大門還是近代西洋式的。由於趙家樓的烈火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所以趙家樓飯店也有了一塊特殊的牌匾——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塊牌匾提醒着過往的行人,別看建築其貌不揚,小巷也那麼普通,但這裏卻可稱得上是百年中國鉅變之開端。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