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汝霖
鎖定
- 中文名
- 曹汝霖
- 國 籍
- 中國
- 民 族
- 漢族
- 出生日期
- 1877年
- 逝世日期
- 1966年8月4日
曹汝霖人物生平
幼年入私塾,後入漢陽鐵路學堂讀書。
1900年東渡日本, 先後入早稻田專門學校、東京法學院讀書。留日期間, 鼓吹君主立憲, 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904 年回國, 被派任商部商務司行走,併兼商律館編纂。不久考中進士, 授六品奏任官主事, 歸商部候補。
1911 年春任外務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後改當律師。
1913 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同年8 月任外交次長。
1917 年7 月任段祺瑞內閣的交通總長,
1918 年3 月又兼任財政總長。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 通過日本人西原龜三的關係向日本財團進行大宗借款, 由他直接經手的款目公開數字達一億多日元,
1919 年五四運動中, 他與陸宗輿、章宗祥一同被斥為賣國賊, 其住宅趙家樓被羣眾火燒。6月10日被罷免。後又擔任一段時間的交通銀行總理, 不久被他所投資的井隆正豐煤礦公司推為董事長。
抗日戰爭時期, 先後被聘為偽華北臨時政府顧問、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從北平遷居上海。
1949 年全國解放前夕逃往台灣。
1950年經香港赴日本, 在東京等地居住。
曹汝霖人物軼事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衚衕。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衚衕,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衚衕,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衚衕。“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燬。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衚衕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着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人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説風起,有漏電失火説,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説,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采用此二説。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説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運動”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前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嚮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衚衕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系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衚衕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醜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説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卧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1]
曹汝霖個人評價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裏足不出户,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裏當差的抱着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便僱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説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説:“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説:“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裏,我不能不頂着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説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説:“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2]
- 參考資料
-
- 1. 朱小平.歷史臉譜 晚清民國風雲人物:中國工人出版社,2017
- 2. 劉仰東,“五四”以後的曹汝霖,各界,2017年第二期
- 3. 李景田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 1921一2011 ) 》人物卷,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1年4月,第469頁.
- 4. 曹汝霖 .辭海[引用日期2021-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