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景範

劉景範，幼時受祖父劉士傑(清未拔貢)的啓蒙教育，勤奮好學，12歲時喪母，輟學在家協助父親劉培基挑起全家八九口人生活的重擔。勞動之餘，認真閲讀長兄劉志丹從外地帶回來的一些革命書刊，瞭解社會的變化，嚮往革命。

1928年秋，渭華起義之後，劉志丹回到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劉景範在其長兄劉志丹的帶動下參加了革命，次年隨劉志丹在陝北從事兵運工作。

1930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夏，協助劉志丹在南梁地區組建游擊隊，同年冬天，任西北反帝抗日同盟軍第二支隊一大隊副隊長。

1932年3月返鄉開展農民運動，1934年2月任保安遊擊支隊支隊長，率領游擊隊在保安、安邊、延邊、慶陽一帶開展遊擊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10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42師2團團長，率部參加了陝甘革命根據地反“圍剿”作戰。

1935年4月後，歷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陝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兼軍事部長，中共陝甘寧省委書記，指揮地方武裝配合主力紅軍反“圍剿”和清剿土匪，為陝北革命根據地和陝北紅軍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9月上旬，劉景範和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王生玉、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得知紅25軍長征到達永寧山的消息後，當即召開黨政軍幹部會議，動員幹部和廣大人民羣眾熱烈歡迎與慰勞紅25軍將士。會後，又親自與習仲勳帶着保衞分隊和交通員去永寧山迎接紅25軍。9、10月間，在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影響下，陝北錯誤“肅反”，使劉景範和陝甘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遭受迫害，直到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才被黨中央解救出來，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5年12月，劉景範任中共三邊特委委員兼軍事部長，平叛了因錯誤肅反造成的“三邊事變”和“赤安事件”徹底地消滅了幾個縣內千餘名叛匪，為紅軍順利東征和西征掃清了障礙，為中共中央遷駐保安創造了條件。

劉景範不到18歲就參加了革命活動，19歲隨兄長劉志丹從事兵運工作。

1930年，劉志丹初創紅色武裝南梁游擊隊，劉景範是最早加入的游擊隊員，他吃苦耐勞，作戰勇敢，很快就擔任了班長、中隊長。

1931年底，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隊在甘肅正寧橋子村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劉景範任第二支隊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協助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支隊長劉志丹做了許多工作，有效地制止了一些違犯羣眾紀律、開小差逃亡的情況，第一大隊的戰鬥力因而得到明顯提高。

1932年3月，劉景範返回保安家鄉，發動農民運動。經多方努力於1933年領導組建了保安游擊隊，任保安游擊隊隊長。

1934年2月，保安游擊隊擴編為保安遊擊支隊，劉景範擔任遊擊支隊支隊長。他率領這支新建的紅色武裝轉戰陝北保安、靖邊、定邊和甘肅慶陽一帶，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鞏固和擴大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4年10月，為發展以甘泉下寺灣為中心的南梁根據地東區，壯大正規紅軍，陝甘邊特委和軍委決定抽調慶陽、合水、保安游擊隊各一部，在南梁閻家窪子組建紅26軍42師第二團，劉景範任團長。

1932年12月，以陝甘游擊隊為基礎創建的紅26軍只編有第二團，陝甘邊的老同志們親切地將這支西北第一支正規紅軍稱為“紅二團”。可惜這支部隊在南下渭（南）華（縣）地區的軍事行動中，被兵力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最終失利。劉景範任團長的新的第二團也稱為紅二團，雖只轄兩個步兵連、一個少年先鋒連，卻被陝甘邊的老戰士們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希望他們像老的紅二團一樣英勇善戰。

新的紅二團在劉景範的指揮下果然不負眾望，在與國民黨17路軍、84師、35師等部的戰鬥中打出軍威，在紅26軍的軍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幾筆。

1935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及紅26軍、紅27軍。在隨後進行的反擊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的作戰中，劉志丹把主要用兵方向放在陝北，劉景範接受的任務是：在陝甘邊率紅26軍紅二團與紅一團等部協同作戰，拖住“進剿”陝甘邊的國民黨軍35師、42師、61師，使其不能進入陝北合擊紅27軍和紅26軍第三團。劉景範指揮紅二團以南梁為依託四方出擊，死死拖住了從寧夏趕來的國民黨軍35師，有力地配合了劉志丹部署紅27軍和紅26軍第三團，在陝北集中兵力打擊國民黨晉綏軍和高桂滋部84師。國民黨軍35師系寧夏馬家軍首領馬鴻賓的部隊，以騎兵為主，戰鬥作風極其強悍。

1935年8月，紅25軍長征路過馬鴻賓的地盤時，在甘肅涇川遭35師騎兵部隊208團追襲，紅25軍政委吳煥先就是為擺脱險境在率部反擊敵35師208團的戰鬥中犧牲的。35師並不好對付，一旦這支部隊進入陝北，會為反第二次“圍剿”作戰增添許多麻煩。劉景範為牽制35師，付出了許多心血。1935年3月中旬，劉景範指揮紅二團在南梁地區以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打法，阻擊了35師近一個月。以微小的代價完成阻擊任務後，紅二團轉移至陝甘邊的西北區、東北區，繼續與35師周旋。1935年4月，劉景範接替劉志丹擔任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月下旬，他看準戰機，指揮紅二團在楊清川伏擊警三團騎兵連獲勝。接着，他又於5月中旬指揮紅二團奔襲寧塞川、五城鎮，殲滅當地民團200餘人。隨後，劉景範和繼任紅二團團長孔令甫率紅二團乘勝奔襲吳起鎮，殲滅了吳起鎮民團，解放了吳起鎮，為幾個月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準備了一個寶貴的落腳點。

在緊張的反“圍剿”戰鬥的間隙，劉景範還建議創辦一所軍事學校，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通過此建議後，軍事學校在王家坪開辦，輪訓基層軍事幹部。這所學校為提高紅26軍和紅27軍軍事幹部的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5年8月，西北紅軍反第二次“圍剿”作戰取得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2000餘人，解放6座縣城。劉景範在陝甘邊指揮紅二團等部牽制了10倍於己的敵兵，為這次反“圍剿”作戰的勝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1935年9月，紅25軍軍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率紅25軍自鄂豫陝根據地長征進入陝甘邊。奉劉志丹之命，劉景範與陝甘邊蘇維埃主席習仲勳一起，前往保安縣瓦子川熱情迎接，引導紅25軍東進至西北軍委駐地延川縣永坪鎮，與紅26軍、紅27軍勝利會師。

劉志丹是中央軍委確認的36位軍事家之一，在指揮陝甘邊、陝北的革命戰爭中，經劉志丹、劉景範和戰友們共同努力，逐漸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

一是實事求是、先打弱敵。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弱小的紅軍不能與強大的國民黨正規軍硬拼，而應先打戰鬥力相對較差的地主民團，奪取武器、壯大實力、獲得戰鬥經驗後，再打國民黨正規軍。劉志丹是這樣將陝甘游擊隊、紅26軍發展起來的，劉景範領導的保安游擊隊和保安遊擊支隊也是這樣發展起來。從在照金、南梁打民團，到第二次反“圍剿”成營成團地殲滅敵正規軍，證明了這一軍事思想的正確。

二是集中兵力、打殲滅戰。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也是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指揮作戰的要則。1935年西北紅軍反第二次“圍剿”作戰中，劉志丹集中了能夠集中的所有兵力圍攻靖邊縣城，而暫時置其餘敵軍於不顧，以紅軍3500餘人對靖邊守軍600餘人作戰，結果一舉殲滅了靖邊守敵，解放了靖邊縣城。

三是避實擊虛、聲東擊西。1932年5月底，劉志丹率陝甘游擊隊東進，兵鋒原本指向東北方向，從鄜縣（今富縣）牛武鎮出發後卻突然折向東南，突襲宜川縣的英旺鎮，重創沒有防備的國民黨軍86師一個營，繳槍300餘支。劉景範任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之初，指揮紅二團明裏擺出阻擊35五師主力的架勢，暗裏卻集中兵力在楊清川打伏擊，將警三團騎兵連殲滅。

四是重視黨的領導、政治工作。1931年，“左”傾錯誤的推行者們下令在全國各路紅軍中取消了黨委制，代之以所謂的“政委最後決定權”制，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卻沒有執行這一錯誤的決定，在陝甘游擊隊、紅26軍中繼續實行黨委制。為加強政治工作，每個連除設指導員外，還增設一名專職的黨支部書記。西北紅軍能夠屢次遭遇失利後迅速恢復，能夠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發展壯大，正是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高度重視黨對軍隊的領導、重視政治工作的結果。

劉景範在創建和鞏固陝甘邊、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中，堅決支持劉志丹等同志，根據西北的具體情況發展紅色武裝，指揮作戰避實擊虛，在保存紅軍的前提下打擊敵軍；他善於排兵佈陣、帶兵打仗，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在嚴峻、複雜的情勢下，他顧全大局，維護各路紅軍的團結。他是一位既有軍事謀略，又有政治頭腦的指揮員。應該説，西北革命根據地能夠成為全國土地革命戰爭中唯一保存下來的紅色根據地，能夠成為紅軍長征的最終落腳點，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都是與陝北紅軍的英勇戰鬥分不開的。

曾任司法工作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等職，在邊區政府工作，他是林伯渠主席的得力助手，對民政、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有着許多建樹，深受林伯渠主席的讚許。特別是協助林伯渠實行“三三制”，執行精兵簡政，堅決落實精簡、節約、統一、效能和反對官僚主義，有力地促進與鞏固了邊區的政權建設。他還為邊區的基層政權建設，同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一定貢獻。

曾任西北野戰兵團和西北野戰軍後勤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等職。組織動員邊區羣眾支援前線，曾參加保衞延安、沙家店、瓦子街、陝中、蘭州等戰役戰鬥的組織指揮工作，為保衞陝甘寧邊區，轉戰陝北，消滅國民黨胡宗南匪軍，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建國後為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人民監察體制，監督國家政策、法令和經濟計劃的正確執行，查處官僚主義及違法失職行為，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順利進行，做出了突出貢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迫害，被入獄長達7年之久。但他剛直不阿，堅持真理，對黨忠貞不渝。

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為劉景範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先後擔任民政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平反後，他為撥亂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我國救窮救濟工作費盡了心血。1990年8月9日，病逝於北京，終年80歲。

劉景範，1910年9月20日生，陝西省保安（今志丹）縣金鼎鄉樓子溝村人。字子忠。知識分子家庭出身。12歲喪母並輟學參加勞動。1928年7月參加革命活動，在其兄劉志丹的影響下，參與組織陝甘邊革命力量發動武裝起義。

1930年初受黨組織派遣到國民黨雜牌軍中從事兵運活動。9月回到家鄉協助組織革命武裝。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夏協助組建游擊隊。同年秋冬任南梁游擊隊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同年冬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第二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1932年初離開部隊返回家鄉，秘密開展革命鬥爭。1933年3月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委員。同年秋率30多名貧苦農民參加保安縣紅軍游擊隊，先後擔任隊長、陝甘第二路遊擊大隊第二支隊隊長兼政治指導員等職，領導遊擊隊打擊反動地方武裝，建立人民政權。

1934年5月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團長。參加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鬥爭。1935年2月至11月任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年春至11月任中共陝甘邊特委軍事部部長。同年九十月間，在“左”傾冒險主義執行者錯誤的肅反中被關押。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獲釋。11月任中共三邊特委委員兼軍事部部長。1936年1月任中共赤安（志丹）中心縣委委員。6月至12月任赤安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兼中心縣委軍事部部長（至同年9月）。同年任三邊游擊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任陝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省委軍事部部長。1937年4月至9月任中共陝甘寧省委書記。同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陝甘寧特區委員會執行委員。參加領導鞏固和發展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同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同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當選為邊區政府委員。同月至1940年10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廳長。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常務委員。1940年10月至1948年4月任陝甘寧邊區民政廳廳長、保健委員會委員（至1945年8月）。

1941年5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團委員。1941年8月任陝甘寧邊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1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副秘書長（至1946年4月）、邊區整編委員會主任。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教育委員會委員。1942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土地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羣眾工作研究委員會成員。在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上，與高崗保持一致，宣傳高崗關於西北紅軍歷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觀點，積極揭發並參加對閻紅彥和吳岱峯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和重視，是因此受到表揚獎勵的22名領導幹部之一，毛澤東親筆為其題詞以示褒獎。1943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精兵簡政委員會成員。同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司法委員會委員。1943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各地財經機關統一領導委員會成員。參與鞏固建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組織領導工作，特別是邊區政府的民政、經濟、法制建設工作，組織人民羣眾支援抗日戰爭。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參加中共七大。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組常務幹事。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秘書長。協助主席林伯渠領導發動陝甘寧邊區廣大羣眾支援自衞戰爭，進行土地改革。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1946年12月至1947年初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審計處處長。1947年4月至1949年2月兼任西北野戰軍前委常務委員、後勤部司令員及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黨委委員，全面負責西北野戰軍的後勤工作。1948年12月起任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黨組書記。1949年2月至9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務委員、西北財經分會委員、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其間：2月至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後勤部司令員、中共第一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1949年11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分黨組幹事會書記（至1953年）。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務委員。1951年12月至1955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屬機關委員會第二書記，1955年4月至1956年6月任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第二書記。1953年至1954年10月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黨組書記、監察部副部長。致力於建立和健全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民監察體制。曾兼任中央貫徹婚姻法委員會主任。1955年5月至1965年4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副部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給予平反，恢復名譽 。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1983年至1984年任中共中央整黨聯絡組組長，為黨的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十三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平反後，他為撥亂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我國救窮救濟工作費盡了心血。

1990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2010年9月4日，當年陝甘邊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創始人之一劉景範誕辰100週年紀念會在北京舉行。 ^[1]  老紅軍、謝覺哉夫人王定國，高崗夫人李立羣，劉景範戰友、曾任廣東省委常委與副省長的黃靜波，秦力生夫人閻佑西，曾在陝甘寧邊區和監察委員會與劉景範一起工作多年的彭達，劉志丹妹妹劉榮，科學院院士、地礦部原總工李庭俊，民政部原副部長鄒恩同、李寶庫，原謝覺哉秘書吉世霖，工人出版社原社長鬍甫臣，某集團軍軍史館館長劉國輝，中共延安市志丹縣委常委、組織部長蔡孟亨等數百人，參加了紀念會。

劉景範的女兒劉米拉首先在紀念會上發言，簡要介紹了父親18歲參加革命、工作62年、“一生坎坷，但忠貞不渝地為革命工作”的經歷。她在談到之所以要舉辦這次紀念活動時説：“這是為了保存歷史的記憶，是為了緬懷我們的父輩這一代人，緬懷這一代人打下的江山，緬懷這一代人艱苦奮鬥、一心為民的精神。我們緬懷張邦英叔叔、張秀山叔叔、習仲勳叔叔、張策叔叔等等。這些與我父親一起戰鬥、一起工作的前輩們，他們是打斷骨頭連着筋的革命兄弟；緬懷被無辜迫害致死的賈拓夫伯伯，緬懷至今蒙冤的高崗伯伯；緬懷在戰爭中犧牲的我們的劉志丹伯父、楊琪伯伯、楊森叔叔等大批革命先烈。這個國家、這個事業，不是一個、兩個、幾個人創建的。是一個有頑強意志的羣體創建的。我們要記住這段歷史，並傳給下一代。”

劉米拉在發言中還介紹了她父親在回憶陝甘寧邊區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回顧當年在延安工作和學習的情景：“吃的是小米，少肉少菜；穿的粗布衣服，單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住的是自己打的土窯洞，只有一牀、一桌、一凳，出門下鄉靠兩條腿，餐風宿露，艱苦備嚐；工作之餘，還要自己動手種地種菜，紡線線，還有一定的上繳任務。然而，大家充滿革命的樂觀主義，一心一意撲在工作上，不顧個人身家性命、榮辱利害和安危得失，這是什麼精神？這就是延安精神，共產主義精神！我們的政權建設，沒有這樣一大批不謀私利、一心為公、一心為人民的人，是不能成功的。” ^[1] 

劉米拉深情地説：“這是我父親的原話，這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像現在的賣官鬻爵、貪官污吏，怎麼能跟這種精神相比？我們緬懷老一代，記住這些歷史，希望能把這種精神傳下去。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劉景範當年的戰友、曾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的黃靜波，年高93歲，今天特意從醫院抱病出席紀念會，並委託兒子黃少南在會上發言。黃少南説：“景範伯伯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勞大貢獻的人。一、他是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和陝甘紅軍創建時重要的組織者和開創者。二、他為陝甘寧邊區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陝甘寧邊區是黨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黨領導的解放區的首府。邊區是新中國的雛形，邊區政府建設經驗，對後來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有着巨大意義。三、在保衞延安、轉戰陝北、解放大西北的戰爭中，景範伯伯任西北野戰軍一年（後改稱第一野戰軍）的後勤司令。他領導後勤，並以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身份，動員邊區數百萬人民之力，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有力地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不僅保衞了黨中央、毛主席，而且在經濟落後，自然環境惡劣，地域遼闊，人煙稀少，生產力低下，物資極為匱乏的作戰地域，後勤裝備落後，全靠人背、驢馱馬拉的情況下，演繹了一出以窮戰勝富、以弱戰勝強、以小戰勝大的歷史壯劇，有力地詮釋和體現了毛主席領導的英明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黃少南接着説：“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景範伯伯在政治上遭遇厄運，蒙冤受屈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景範伯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卻一以貫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