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漢合流

國民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主要有蔣介石的“寧派”，汪精衞的“漢派”和西山會議派(“滬派”)。其中，寧、漢兩派各有一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西山會議派則有一個“中央黨部”。寧、漢、滬三方都打着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奉行“三民主義”的旗號，為爭國民黨的“正統”並控制中央大權而互相角逐。

當時國民黨各派的紛爭，最突出的是寧漢之間的對立。汪精衞憑藉自己在國民黨中央的合法領導地位與蔣介石抗衡，企圖以武漢派為中心統一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蔣介石則以“反共先進”自居，堅持把汪派排斥於國民黨中央之外，圖謀由寧方繼承國民黨的“正統”，統一國民黨各派在自己的監護之下。儘管寧、漢、滬三個右派集團之間存在着激烈尖鋭的利害衝突，但在反共問題上他們是一致性的，因此．最後合流是必然的。 ^[1] 

早在四一二事變前後，寧方曾與西山會議派接觸，一度商談寧、滬合作問題。滬派時以反共先進自居，與寧方搞對等合作，提出寧、滬“統一黨務”的四條建議。與此同時，滬方也派專人赴漢，協商漢、滬合作問題，漢方亦表同意。但當時由於種種分歧，任何兩方的合作都未能實現。

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與馮玉祥國民軍會師鄭州，雙方在隨後召開的鄭州會議上，就反共的問題取得了共識。馮玉祥“力勸武漢繼續北伐為重，停止寧、漢之爭”，寧漢合流的趨勢開始顯現。此後，馮玉祥數次通電調停寧漢對峙，主倡寧漢合流。

7月12日，馮玉祥電告寧、漢兩方，要求停止攻擊，聯合北伐。聲稱，“凡有礙北伐者，即是反革命”。16日，馮再電寧漢，力言“內訌妨害對外”，主張“贛、皖停止徵調，共圖和平”。不久，馮又提出解決寧漢對立的四項辦法：(一)“武漢所定分離共產黨，解除鮑羅廷職，應請明令宣示”；(二)“現雙方俱覺本黨須由本黨同志主持”，“請即恢復舊日局面，統一中央，或按原議政府遷寧或設南京政治分會，指導東南等省黨務政治”；(三)“各領袖在開封開一預備會，決定此一黨潮，孰應下野?孰應繼任?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任免之。並即取消通緝，及開除黨籍各命令”；(四)“未解決前，停止軍事行動，以江西、安徽為緩衝地，仍繼續北伐”。馮玉祥的調停，寧漢雙方均表示接受，唯在開封開會不允。

同月18日，胡漢民、吳稚暉、鈕永鍵等聯合復馮電：一面為蔣介石辯護，一面指斥汪精衞反蔣是出於個人恩怨，把分裂的責任歸之於汪精衞。此電轉達漢方後，汪精衞、譚延闓、孫科、唐生智於24日電馮，提出四點聲明：一、反共是漢方自己決定的，並非迫於寧方的壓力；二、三月份中央遷往南京之議不變；三、召開中央會議應在首都舉行；四、寧漢雙方如有和平統一的辦法，漢方不堅持武力解決。又稱，汪與蔣只有“公憤”而無“私怨”，堅持不妥協的立場。28日，汪、唐發佈《武漢國民政府宣言》，抨擊蔣介石“挾持黨軍，遂進而挾持黨部。個人獨裁之結果，使國人知有蔣中正，不知有黨，此實為黨所不容。”強調“務使黨的威權高於一切”，以黨的獨裁製施於全國行政之域”；要求“以黨治軍，使一切軍人，皆在黨的指導之下。其有異志者立除之”。8月3日，汪、譚、孫、唐再聯合電馮，表白漢方已徹底反共，提出“商討共黨，北伐奉魯”的口號。通電還表示，如果寧方同意，“個人問題無關重要”。同日，寧方以胡漢民、吳稚暉等人的名義電馮，告知蔣介石已赴徐州前線指揮軍事，表示贊成放下黨爭、一致北伐的意見。 ^[1] 

在寧漢雙方漸趨接近的情況下，馮玉祥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爭端，結束黨爭。6日，馮又致電蔣介石，謂：“寧、漢雙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請速進行合作。”8日，蔣介石由徐州前線返抵南京，即與胡漢民，吳稚暉、鈕永鍵、李烈鈞、李宗仁等聯合電馮，對漢方反共一舉表示諒解。認為寧漢雙方“糾紛即已消盡”，只有黨務善後問題待四中全會解決。軍事方面，贊成各方共同出兵“直搗幽燕”，完成“北伐”任務，並望漢方“來柄大政”，l0日，汪精衞覆電李宗仁表示合作，但堅持武漢政府與中央黨部為黨國之正統。電曰：“武漢之中央黨部及政府，實為黨國之最高機關，萬不能以不慊於供職之個人之故，遂並機關而否認之”。至此，寧漢基本達成“諒解”。

汪精衞集團雖然同意與寧方合作，但並未放棄承認武漢國民黨中央“正統”地位以及推倒蔣介石“個人獨裁”兩項條件。為此，蔣介石曾多次派與汪精衞關係很深的褚民誼赴漢疏通，然毫無結果。為逼蔣下台，武漢方面兵分三路東征討蔣。8月9日，唐生智在通電中歷數蔣介石以軍馭黨，以黨竊政，自立政府，擅開會議，屠殺異己，阻撓北伐等罪行。11日，唐又發出《為討伐蔣中正告黃埔同學》。與此同時，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等許多部隊也發表了討蔣通電。唐生智甚至派其第八軍副軍長葉琪遊説李宗仁一致倒蔣，並通過蔣百里的關係與孫傳芳商妥，擬將蔣介石之嫡系部隊壓縮在京、滬、杭三角地帶加以解決。武漢方面的反蔣聲浪大有“勢難甘休”之勢。

這時，南京方面蔣介石與桂系以及何應欽的矛盾也進一步激化。蔣介石只得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於8月13日發表辭職聲明，提出“寧漢合作”、“反共”、“北伐”所謂三項希望，宣告下野。隨後，支持蔣介石的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也宣佈辭職，先後離寧赴滬。 ^[1] 

蔣介石的去職，掃除了寧、漢合作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桂系大權在握，加速寧漢合流的進程。蔣下野的當天，李宗仁、白崇禧致電武漢，希望“武漢政府趕快遷到南京去”。次日，白等又電汪精衞、譚延闓，稱：蔣的總司令職權已交軍委會接收，原來雙方爭執不下的問題都好解決，並建議漢方派代表到九江協商寧、漢合作問題。漢方應允。

1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擴大會議。經過討論，以黨政名義聯合發表聲明如下：“四月中旬，蔣介石等在南京自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陷本黨於分裂。今蔣解除兵柄，聽命於黨。李宗仁等復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茲經中執會擴大會議議決，即日遷都南京”。同時提出：“剷除一切封建思想，剷除一切地盤觀念，束身於軍紀，尤東身於黨紀”。汪精衞企圖以黨的化身和正確的代表自居，在寧漢合作中佔據優勢地位。

8月20日，汪精衞、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程潛、顧孟餘等漢方委員前往廬山，與寧方代表胡宗鐸面商，並電請李宗仁、白崇禧、何應對孫傳芳作戰，雖明知汪精衞等自居於合法馮玉祥也派劉驥與會。 ^[1] 

在8月22日至23日的廬山會議上，李宗仁代表寧方“歡迎諸同志東下，共商大計”他認為武漢反共之後，“雙方最大的隔閡已除”，會議決定：第一，武漢政府於九月三日以前遷往南京，與南京政府合併。武漢改設政治分會。推派譚延闓，孫科先期赴寧，部署遷寧事宜；第二，武漢東征軍，以程潛的第六軍開赴南京以西，協助第七軍作戰；唐生智部江左、江右兩軍向皖北出擊，會同寧方軍隊先肅清津浦南段的孫魯軍，然後合力進攻山東。廬山會議由於寧方讓步，雙方妥協成功。但這只是寧方的權宜之計。

譚延闓、孫科至南京後，即不再聽命於汪精衞。他們在寧方的策動下，出面撮合各方勢力，拼湊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9月5日，譚、孫專程赴滬與胡漢民、吳稚暉、張靜江等五委員商談棄嫌合作的問題，並邀請他們參加四中全會，但遭胡漢民拒絕。

6日，汪精衞同漢方代表朱培德、顧孟餘、陳公博、徐謙等到達南京。此後，汪極力運用政治手段統一國民黨各方勢力，進行政治分贓。為與寧方作進一步的爭奪，汪、唐即使是在剛剛結束的與北洋軍閥的作戰中也並未用心，而是着意經營自己的根據地。寧方的李宗仁、何應欽在龍譚大捷後也無意北進，一味積極擴軍，以準備繼續與武漢爭雄。由此可見，寧漢合流剛剛拉開序幕卻已潛伏着分裂的危機。

在寧漢合流的過程中，為爭取胡漢民的配合，汪精衞決定親自赴滬與胡面商。9月11日至13日，寧、漢、滬三方代表在上海召開淡話會，商討黨務及寧、漢政府合作改組辦法。汪本擬在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但胡漢民、吳稚暉以反共“先進”的身份，反對汪以“正統”自居，藉口武漢“清共”無誠意，不與汪會面。西山會議派更以反共“先進之先進”的資格，強調必須重新佔有國民黨的重要席位，高喊汪精衞必須下野的論調。在桂係指使下，由孫科提議，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中央臨時機構，特委會由寧、漢、滬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組成，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部職權，並籌備召開國民黨“三大”。這樣，汪精衞企圖操縱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計劃落空。汪不得不以“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為山，通電下野，自請處分。至此，蔣、汪兩敗俱傷，桂系聯合西山會議派及原為漢方的譚延闓、孫科、程潛等，控制了南京政權。

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 ^[2]  寧、漢、滬三方各推委員6人，共推委員14人，共計32人組成，包括未出席會議的汪精衞、蔣介石和胡漢民。同時，改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推丁惟汾等47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等67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17日，發表《中國國民黨特別委員會宣言》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告國民黨“統一”完成。

寧、漢、滬三派合一的特委會是在繼續“清共”的共同目標下拼湊而成的。由於政治分贓不均，形式上雖使國民黨“統一”起來，實際上並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國民黨各派的矛盾和爭鬥。不久，寧漢合作就為新的分裂所替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