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

尊崇儒學、通習儒家經書的人。漢以後泛指一般讀書人。

《墨子·非儒下》：“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荀子·儒效》：“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史記·五帝本紀》：“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

《史記·孝武本紀》：“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

《史記·淮陰侯列傳》：“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為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

明·葉盛 《水東日記·沈孟端》：“沈孟端先生方學，雖本世醫，而通知古今，有儒者風。” ^[1]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一回：“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 ^[2] 

清·范陽詢《重修袁家山（袁可立別業）碑記》：“夫儒者得用於傳世，以行科道而成為聖賢也，幸矣。”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 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 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 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 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 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 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 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 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 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幹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 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上 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 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 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 忠信之美，優遊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闢親，外舉不闢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 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皆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 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翹之，又不急為也； 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 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 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 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 之施也。儒者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 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 為戲。”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跡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主枝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嘄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修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遍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視磽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貨財，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樽，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説，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説。事行失中，謂之奸事；知説失中，謂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説，明其闢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圓迴天下於掌上，而辯黑白，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此之謂也。

故能小而事大，闢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慾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照照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泛而泛，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旦厭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説畏之，眾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其言議談説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作；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雲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畏，雲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積，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並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

人論：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污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后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廷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説，不及后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偉大的儒者所起的作用是：周武王去世時，成王還年幼，周公旦擁護成王而繼承武王之位來統轄天下，是因為他擔心天下人要背叛周家王朝。他登上了天子之位，處理天下的決策，心安理得地就像他本來就該擁有這樣的權力似的，而天下人並不説他貪婪；他殺了管叔，使殷國國都成了廢墟，但天下人並不説他兇暴；他全面控制了天下，設置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出於周王家族的姬姓諸侯就佔了五十三個，但天下人並不説他偏私。他教誨、開導成王，使成王明白禮義之道，從而能踏着文王、武王的足跡繼續前進。周公把周家的天下和王位歸還給成王，而天下人並沒有停止事奉周王朝，然後周公才回到臣位上，北面而朝拜成王。天子這種職權，不可以讓年幼的人掌管，也不可以由別人代理行使。能負擔起這個重任，天下人就會歸順他；不能，天下人就會背離他。因此周公擁護成王而繼承武王之位來統轄天下，是怕天下人背叛周王朝。成王行了冠禮，已經成人，周公便把周家的天下和王位歸還給成王，以此來表明他不滅掉嫡長子的道義。於是周公就沒有統治天下的權力了。他過去擁有天下，現在沒有天下，這並不是禪讓；成王過去沒有天下，現在擁有了天下，這並不是篡奪；這是君權更替的法定次序受禮法節制而正應如此。所以周公以旁支的身份來代替嫡長子執政並不算超越本分，以弟弟的身分誅殺兄長管叔也不算殘暴，君與臣變換了位置也不算不順。周公憑藉天下人的同心合力，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業，彰明瞭庶子與嫡長子之間的關係準則，雖然盡權變之能事，但天下卻安安穩穩地始終如一。除了聖人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可以説是偉大的儒者所起的作用。

秦昭王問荀子説：“儒者對於人世間的國家沒有什麼益處吧？”荀子説：“儒者，是效法古代的聖明帝王、崇尚禮義、要使臣子謹慎守職而極其敬重他們君主的人。君主如果任用他們，那麼他們位在朝廷而合宜地處理政事；如果不用他們，那麼他們就退身歸入百姓行列而謹慎老實地做人；無論如何，他們一定做一個順從的臣民。他們即使貧窮困苦、受凍捱餓，也一定不會用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財利；即使沒有立錐之地，也深明維護國家的大義；即使大聲疾呼而沒有人能響應他們，可是他們精通管理萬物、養育人民的綱領。如果他們的地位在別人之上，那就是當天子、諸侯的幹才；如果在別人之下，那就是國家的能臣、國君的寶貴財富。即使隱居在偏僻的里巷與狹小簡陋的房屋之中，人們也沒有不尊重他們的，因為治國之道確實掌握在他們手中。孔子將要擔任魯國司法大臣的時候，沈猶氏不敢再在早晨喂自己的羊喝水了，公慎氏休掉了自己的妻子，慎潰氏越境搬走了，魯國賣牛馬的也不再漫天要價了，這是因為孔子總是預先用正道去對待人們的緣故。孔子住在闕黨的時候，闕黨的子弟將網獲的魚獸進行分配時，有父母親的子弟就多得一些，這是因為孔子用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道理感化了他們。儒者在朝廷上當官，就能使朝政完美；在下面做個老百姓，就能使風俗完美。儒者做臣民時就像這樣的啊。”

秦昭王説：“那麼儒者當了君主又怎麼樣呢？”荀子説：“儒者當了君主，影響就廣大了。他在內心意志堅定；於是在朝廷上，禮節就會整飭；在官府中，法律準則、規章制度就會公正不阿；在民間，忠誠、老實、仁愛、利人等美德就會蔚然成風。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而能取得天下，他也不幹。這種做君主的道義被人民相信了，傳遍了四面八方，那麼天下的人就會像異口同聲地歡呼一樣來響應他。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尊貴的名聲明顯卓著而天下得到了治理的緣故。所以近處的人歌頌他而且熱愛他，遠處的人竭力奔走來投奔他。四海之內就像一個家庭似的，凡是交通能到達的地方，沒有誰不服從。這可以稱作是人民的君長了。《詩》雲：‘從西到東，從南到北，沒有哪個不服從。’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啊。儒者做臣民的時候像上述那樣，他當了君主就像這樣，怎麼能説他們對於人世間的國家沒有什麼益處呢？”秦昭王説：“講得好。”

古代聖明帝王的政治原則，是仁德的最高體現，因為他們是順着中正之道來實行它的。什麼叫做中正之道呢？我要説：禮義就是這種中正之道。我所謂的原則，不是指上天的運動規律，也不是指大地的變化規律，而是指人類所要遵行的準則，是君子所遵循的原則。

君子的所謂賢能，並不是能夠全部做到別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君子的所謂智慧，並不是能夠全部知道別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的所謂善辯，並不是能夠全部辯明別人所辯論的一切；君子的所謂明察，並不是能夠全部觀察到別人所觀察的一切；君子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啊。觀察地勢的高低，識別土質的貧瘠與肥沃，安排各種莊稼的種植季節，君子不如農民；使財物流通，鑑別貨物的好壞，區別貨物的貴賤，君子不如商人；使用圓規和矩尺，彈劃墨線，完善各種器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顧是與非、對與不對的實際情況，互相貶抑，互相污辱，君子不如惠施、鄧析。至於評估德行來確定等級，衡量才能來授予官職，使有德與無德的人都得到應有的地位，有才能與沒有才能的人都得到應有的職事，使各種事物都得到適宜的處置，突發的事變都得到相應的處理，使慎到、墨翟不能推出他們的言論，惠施、鄧析不敢販賣他們貌似明察的詭辯，説話一定符合道理，做事一定符合要求，這些才是君子所擅長的。

凡是事情和行為，有益於治理的就做它，無益於治理的就不做它，這叫做正確地處理事情。凡是知識和學説，有益於治理的就確立它，無益於治理的就廢除它，這叫做正確地對待學説。事情和行為不得當，就叫做奸邪的事情；知識和學説不得當，就叫做奸邪的學説。奸邪的事情、奸邪的學説，是太平盛世所拋棄的，卻是混亂的社會所依從的。至於天地間盈和虛的互相轉化，“堅白”、“同異”的分辨，這是耳朵靈敏的人也不能聽懂的，是眼睛明亮的人也不能看清楚的，是能言善辯的學者也不能説明白的，即使有了聖人的智慧，也不能很快地將它們點明。但是，不知道這些學説，君子還是君子；懂得這些學説，小人還是小人。工匠不瞭解這些，無害於掌握技巧；卿大夫不懂得這些，無害於從事政治。帝王、諸侯愛好這些學説，就會亂了法度；老百姓喜歡這些學説，就會把各項工作搞亂。但是那些狂妄糊塗、愚蠢淺陋的人，卻率領着他們的一夥門徒，辯護他們的主張學説，闡明他們的比喻引證，一直到自己衰老了、兒子長大了，也不知道厭惡那一套。這可以叫做極端的愚蠢，還不如愛好鑑別雞狗的優劣倒可以出名。《詩》雲：“你若是鬼是短狐，那就無法看清楚；你的面目這樣醜，給人看就看不透？作此好歌唱一唱，用來揭穿你的反覆無常。”説的就是這種人啊。

“我想由下賤變成高貴，由愚昧變成明智，由貧窮變成富裕，可以嗎？”回答説：那就只有學習啦。那些學習的人：能遵行學到的東西，就可稱為士人；能勤奮努力的，就是君子；能精通學到的東西，就是聖人。最高可以成為聖人，至少也可以成為士人、君子，誰還能阻止我上進呢？過去嘛，渾渾沌沌是個路上的普通人，一會兒就可以和堯、禹這樣的賢君並列在一起，這難道不是由下賤變得高貴了嗎？過去嘛，考查他對門外和室內的禮節有什麼分別，他也糊里糊塗竟不能判斷，一會兒就能追溯仁義的本源，分辨是非，運轉天下事於手掌之中就像辨別黑白一樣容易，這難道不是由愚昧變得明智了嗎？過去嘛，是個空無所有的人，一會兒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都在他這兒了，這難道不是由貧窮變得富裕了嗎？現在如果在這兒有這麼一個人，他零零碎碎地收藏着價值千金的珍寶，那麼即使他靠外出乞討來餬口，人們也還是説他富有。他的那些珍寶，穿它吧，又不能穿；吃它吧，又不能吃；賣它吧，又不能很快地出售。但是人們卻説他富有，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最值錢的寶器的的確確在他這兒嗎？這樣看來，那知識廣博的學者也就是富有了，這豈不是由貧窮變得富有了麼？

所以君子沒有爵位也尊貴，沒有俸祿也富裕，不辯説也被信任，不發怒也威嚴，處境窮困也榮耀，孤獨地住着也快樂，難道不是因為那最尊貴、最富裕、最莊重、最威嚴的實質都聚集在這種學習之中了嗎？所以説：尊貴的名聲，不可能靠拉幫結派來爭得，不可能靠誇耀吹牛來擁有，不可能靠權勢地位來劫持，一定要真正地在這學習上下了功夫，然後才能成就。爭奪名譽就會喪失名譽，讓掉名譽就會得到名譽；遵循正確的原則就能積累名譽，誇耀吹牛就會落個一場空。所以君子致力於自己內在的思想修養而在外謙虛辭讓，致力於在自身積累德行而遵循正確的原則去處理一切。像這樣，那麼尊貴的名聲就會像太陽月亮升起，天下人就會像雷霆那樣轟轟烈烈地響應他。所以説：君子即使隱居也顯赫，即使卑微也榮耀，即使退讓也會勝過別人。《詩》雲：“鶴在九曲沼澤叫，聲音直傳到雲霄。”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啊。

鄙陋的人與此相反。他們拉幫結派而黨羽越來越少；卑鄙地去爭奪而名聲越來越臭；盡心竭力去追求安逸與私利，而自身越來越危險。《詩》雲：“小人總是不善良，互相怪怨另一方。爭取爵位不謙讓，直到自己被滅亡。”説的就是這種人啊。

所以能力小而做的事大，拿它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力氣小而擔子重，除了壓碎骨頭折斷腰，也就沒有別的下場了。自己不賢卻妄稱賢能，這就好像是駝背卻喜歡升高一樣，指着他的頭頂而笑話他的人就會更多。所以英明的君主評定各人的德行來安排官職，是為了不亂加任用；忠誠的臣子確實有能力勝任，然後才敢接受官職，是為了不陷入困境。在君主一方，職分的安排不亂來；在臣下一方，有能力勝任而不致於陷入困境：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詩》雲：“左右臣子很能幹，遵從君命不違反。”這是説君上和臣下的交往不互相錯亂啊。

把順從習俗看作美德，把貨物錢財看作寶物，把保養身體作為自己最高的行為準則，這是老百姓的德行。行為合乎法度，意志堅定，不因為個人的慾望而歪曲所聽到的東西，像這樣，就可以稱為正直的士人了。行為合乎法度，意志堅定，喜歡修正自己所聽到的東西來矯正自己的性情；他的言論多半是恰當的，但還沒有完全説明白；他的行為多半是恰當的，但還沒有完全穩妥；他的考慮多半是恰當的，但還不周密；上能發揚廣大尊崇的禮義，下能開導不如自己的人：像這樣，就可以稱為忠誠厚道的君子了。學習歷代眾多帝王的法度，就像分辨黑白一樣清楚；應付當時的變化，就像數一二一樣容易；奉行禮法遵循禮節而習以為常，就像平時伸展四肢一樣自如；抓住時機來建立功勳的技巧，就像預告四季的到來一樣準確；治理政事、協調百姓的妥善，使億萬羣眾因而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像這樣，就可以稱為聖人了。

整整齊齊啊他做事有條不紊，威風凜凜啊他能使自己受尊敬，堅定不移啊他有始有終不變更，心滿意足啊他能長久得安穩，滿腔熱忱啊他堅守道義不鬆勁，洞察一切啊他運用智慧多英明，一絲不苟啊他實施禮法嚴格遵行，安泰自若啊他掌握禮儀制度有根本，温和快樂啊他喜歡別人的善言善行，憂心忡忡啊他怕別人不守名分：像這樣，就可以稱為聖人了。

這種聖人的道德品質產生於專一。什麼叫做專一？就是：保持神明與穩固。什麼叫做神明與穩固？答案是：能使天下盡善盡美通體皆治叫做神明，世間的一切都不能夠使他傾斜叫做穩固，做到了神妙與穩固就叫做聖人。

聖人，是思想原則的樞紐。天下的思想原則都集中在他這裏了，歷代聖王的思想原則也統一在他這裏了，所以《詩》、《書》、《禮》、《樂》也都歸屬到他這裏了。《詩》説的是其心意；《書》説的是其政事；《禮》説的是其行為；《樂》説的是其和諧心情；《春秋》説的是其微言大義。因此，《國風》之所以不失於流蕩的作品，是因為以此去節制它的緣故；《小雅》之所以為小雅，是因為以此去潤飾它的緣故；《大雅》之所以為大雅，是因為以此去發揚光大它的緣故；《頌》之所以成為登峯造極的作品，是因為以此去貫通它的緣故。天下的思想原則全在這裏了。順從它的就會有好結果，背離它的就會滅亡。順從它而沒有好結果、違背它而不滅亡的，從古到今，還不曾有過。

有個客人説道：“孔子説：‘周公可偉大啦。他身份高貴而更加謙遜有禮，家裏富裕而更加節約儉樸，戰勝了敵人而更加戒備警惕。’”荀子對答説：“這大概不是周公的行為、也不是孔子的話吧。武王去世時，成王還年幼，周公擁護成王而繼承武王，登上了天子之位，背靠屏風而立，諸侯在堂下有禮貌地小步快跑前來朝見。在這個時候，他又對誰謙遜有禮了呢？他全面控制了天下，設置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出於周王家族的姬姓諸侯就獨佔了五十三個；周族的子孫，只要不是發瘋糊塗的人，無不成為天下顯貴的諸侯。誰説周公節儉呢？武王討伐紂王的時候，出發的那天用了兵家禁忌的日子，向東進軍，衝犯了太歲，到達汜水時河水氾濫，到達懷城時城牆倒塌，到達共頭山時山岩崩落。霍叔恐懼地説：‘出兵三天已遇到了五次災害，恐怕不行吧。’周公説：‘紂王將比干剖腹挖心，還囚禁了箕子，飛廉、惡來當政，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於是挑選了良馬繼續前進，早晨在戚地吃飯，晚上在百泉宿營，等二天黎明來到牧地的郊野。擊鼓進攻，紂王的士兵就掉轉方向倒戈起義了，於是就憑藉商王朝的士兵而誅殺了紂王。原來殺紂王的並不是周國的人，而是依靠了商朝的人，所以周國的將士沒有首級、俘虜的繳獲，也沒有因為衝鋒陷陣而得到的獎賞。周國的軍隊回去以後不再動用鎧甲、頭盔與盾牌三種皮革製品，放下了各種兵器，會合天下諸侯，創作了樂曲，從此《武》、《象》興起而《韶》、《護》被廢棄了。四海之內，無不轉變思想，因為這種教化而歸順周王朝。因此，家家不必關閉大門，走遍天下也沒有什麼邊界。在這個時候，他又對誰戒備警惕了呢？”

造父，是天下善於駕馭車馬的人，但沒有車馬就沒法表現他的才能。后羿，是天下善於射箭的人，但沒有弓箭就沒法表現他的技巧；偉大的儒者，是善於整治統一天下的人，但沒有百里見方的國土就沒有辦法顯示他的功用。如果車子堅固、馬匹精幹了，卻不能用它來到達遠方，日行千里，那就不是造父了；弓調好了，箭筆直了，卻不能用它來射到遠處的東西、命中微小的目標，那就不是后羿了；統轄百里見方的領土，卻不能靠它來整治統一天下、制服強暴的國家，那就不是偉大的儒者了。

那些偉大的儒者，即使隱居在偏僻的里巷與狹小簡陋的房子裏，貧無立錐之地，但天子諸侯也沒有能力和他競爭名望；雖然他只是處在一個大夫的職位上，但不是一個諸侯國的國君所能單獨任用，不是一個諸侯國所能單獨容納，他的盛名比於諸侯，各國諸侯無不願意讓他來當自己的臣子；他統轄百里見方的封地，那千里見方的國家也就沒有哪一個能與他爭勝；他鞭撻強暴的國家，統一天下，也沒有誰能推翻他：這就是偉大的儒者所具有的特徵。他説話合乎法度，他行動合乎禮義，他做事沒有因失誤而引起的悔恨，他扶持危險的局勢、應付突發的事變處處都恰當；他順應時世，因時制宜，即使採取上千種措施，遇到上萬次變化，但他奉行的原則是始終如一的：這是偉大的儒者的考核標準。他窮困失意的時候，庸俗的儒者譏笑他；他顯達得志的時候，英雄豪傑都受到他的感化，怪誕鄙陋的人都逃避他，持異端邪説的人都害怕他，一般民眾都愧對他。他得志了就統一天下，不得志就獨自樹立高貴的名聲。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不能把他埋葬，桀、蹠的時代不能污染他，不是偉大的儒者就沒有誰能這樣立身處世，仲尼、子弓就是這樣的人。

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者，有雅正的儒者，有偉大的儒者。不學習請教，不講求正義，把求取財富實利當作自己的最高目標，這是庸俗的人。穿着寬大的衣服，束着寬闊的腰帶，戴着中間高起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聖明的帝王而只夠用來擾亂當代的政治措施；荒謬地學一些東西，雜亂地做一些事，不懂得效法後代的帝王、統一制度，不懂得把禮義置於最高地位而把《詩》、《書》置於次要地位；他的穿戴行為已經與社會上的流俗相同了，但還不知道厭惡這一套；他的言談議論已經和墨子沒有什麼兩樣了，但是他的智慧卻不能分辨；他稱道古代聖王來欺騙愚昧的人而向他們求取衣食，得到別人的一點積蓄夠用來餬口，就得意洋洋了；跟隨君主的太子，侍奉君主的寵信小臣，吹捧君主的貴客，提心吊膽好像是終身沒入官府的奴隸而不敢有其他的志願：這是庸俗的儒者。效法後代的帝王，統一制度，推崇禮義而把《詩》、《書》降到次要地位；他的言論和行為已經符合基本的法規了，但是他的智慧卻不能補足法制教令沒有涉及到的地方和自己沒有聽見看見的地方，就是他的智慧還不能觸類旁通；懂就説懂，不懂就説不懂，對內不自欺，對外不欺人，根據這種觀念而尊重賢人、畏俱法令、不敢懈怠傲慢：這是雅正的儒者。效法古代的聖明帝王，以禮義為綱領，統一制度，根據不多的見聞把握很多的知識，根據古代的情況把握現在的情況，根據一件事物把握上萬件事物；如果是合乎仁義的事情，即使存在於鳥獸之中，也能像辨別黑白一樣把它辨認出來；奇特的事物、怪異的變化，雖然從來沒有聽見過，從來沒有看到過，突然在某一地方發生，也能應之以道而無所遲疑和不安，衡之以法而如同符節之相合：這是偉大的儒者。所以，君主如果任用庸俗的人，那麼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也會滅亡。如果任用了庸俗的儒者，那麼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僅能保存。如果任用了雅正的儒者，那麼就是擁有千輛兵車的小國也能安定。如果任用了偉大的儒者，那麼即使只有百里見方的國土也能長久，三年之後，天下就能夠統一，諸侯就會成為臣屬；如果是治理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麼一採取措施就能平定天下，一個早晨就能名揚天下。

沒有聽到不如聽到，聽到不如見到，見到不如理解，理解不如實行。學習到了實行也就到頭了。實行，才能明白事理，明白了事理就是聖人。聖人這種人，以仁義為根本，能恰當地判斷是非，能使言行保持一致，不差絲毫，這並沒有其他的竅門，就在於他能把學到的東西付諸行動罷了。所以聽到了而沒有見到，即使聽到了很多，也必然有謬誤；見到了而不理解，即使記住了，也必然虛妄；理解了而不實行，即使知識豐富，也必然會陷入困境。不去聆聽教誨，不去觀摩考察，即使偶爾做對了，也不算是仁德，這種辦法採取一百次會失誤一百次。

所以，人要是沒有老師、不懂法度，如果有智慧，就一定會偷竊；如果勇敢，就一定會搶劫；如果有才能，就一定會作亂；如果明察，就一定會搞奇談怪論；如果善辯，就一定會大言欺詐。人要是有了老師、懂了法度，如果有智慧，就會很快通達事理；如果勇敢，就會很快變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會很快成功；如果明察，就能很快理解一切；如果善辯，就能很快論斷是非。所以有老師、懂法度，是人們的一大寶物；沒有老師、不懂法度，是人們的一大禍害。

人要是沒有老師、不懂法度，就會推崇發展本性了；有了老師、懂了法度，就會注重增加學習的積累了；而老師、法度，是從合乎禮義的高尚情操中得來的，並不是稟受於先天的本性，所以也不能夠獨立地得到完善。本性這種東西，是我們所不能造就的，卻可以通過教育來改變；學習的積累，不是我們固有的，卻可以造就。對人的安排措置以及習慣風俗，是用來改變本性的；專心致志地學習而不三心二意，是用來造成知識積累的。風俗習慣能改變人的思想，安守習俗的時間長了就會改變人的本質；學習時專心致志而不三心二意，就能通於神明，與天地相併列了。

所以，堆積泥土就成為山，積聚水流就形成海，一朝一夕積累起來就叫做年，最高的叫做天，最低的叫做地，空間之中朝六個方向延伸出去叫做極，路上的普通老百姓積累善行而達到了盡善盡美就叫做聖人。這些都是努力追求以後才得到的，努力做了以後才成功的，不斷積累以後才高超的，盡善盡美以後才聖明的。所以聖人這種人，實是普通人德行的積累。人積累了鋤草耕地的本領就成為農夫，積累了砍削的技巧就成為工匠，積累了販賣貨物的經驗就成為商人，積累了合乎禮義的德行就成為君子。工匠的兒子無不繼承父親的事業，而國都裏的居民都安心習慣於本地的習俗，居住在楚國就像楚國人一樣生活，居住在越國就像越國人一樣生活，居住在中原各國就像中原各國的人一樣生活。這不是天生的本性，而是後天的積習和磨鍊使他們這樣的啊。

所以人懂得謹慎地措置自己，小心地對待風俗習慣，加強德行的積累和磨鍊，就成為君子了；如果放縱本性而不重視學習，就成為小人了。成為君子，就經常會得到安寧與光榮了；成為小人，就經常會遇到危險和恥辱了。凡是人沒有不希望安寧、光榮而厭惡危險、恥辱的，但是隻有君子才能得到他所喜歡的，小人卻是天天在招致他所厭惡的。《詩》雲：“有了這些善良人，你不訪求不進用；那些狠心殘忍者，你卻照顧又看重。民眾一心想作亂，難道甘願被殘害？”説的就是這個。

人的類別：思想沒有脱離偏邪自私，卻希望別人認為自己大公無私；行為沒有脱離污穢骯髒，卻希望別人認為自己善良美好；非常愚昧淺陋，卻希望別人認為自己聰慧明智：這樣的人是一般的民眾。思想上剋制了私心，然後才能出於公心；行動上抑制了本性，然後才能善良美好；聰明而又喜歡請教，然後才能多才多藝：去私為公、行為美好又有才幹，可以稱為小儒了。思想上習慣於公正無私，行動上習慣於善良美好，智慧能夠精通綱紀法度；像這樣就可以稱為大儒了。大儒這種人，能當天子的三公；小儒，可以當諸侯的大夫或士；民眾，只能當工匠、農夫、商人。禮制，是君主用來鑑定羣臣等級的標準，人的類別用它來鑑定就能包羅無遺了。

君子説話有界限，行動有標準，主張有專重。説到政治的要求，不低於使國家安定和生存；説到思想的要求，不低於做一個有德才的學士；説到道德的要求，是不背離當代的帝王。談論政治原則時古得超過了夏、商、週三代便叫做放蕩荒誕，談到法度時背離了當代的帝王便叫做不正。使自己的主張或高、或低、或小、或大，都不超越這個原則範圍，這就是君子能使自己的思想活躍奔放而又保持在一定的界限、範圍內的原因啊。所以諸侯詢問政治，如果不涉及如何使國家安定而存在下去，就不告訴他；一般人來求學，如果不涉及如何做一個有德才的學士，就不教他；各家的學説，如果不涉及當代的帝王，就不聽它。這就叫做君子説話有界限、行動有標準。

首先，“儒者”有深厚的歷史根基。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史，儒道釋墨法等流派各有起伏、紛爭、交融、發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都對中華民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如果要説哪一個是主要流脈，特別是在道德領域，非儒學莫屬。“文以載道”、“知行合一”，數千年的儒學發展史，就是儒者前赴後繼踐行人格準則的奮鬥史。儘管其中有許多彎路、岐路，甚至是倒退之路，將原本活潑、生動的孔儒僵化、教條化，造成許多禍害和遺毒，但是誰都無法否認，儒者的精神早已滲進民族的血液，根植於國人的心中。世世代代都有我們稱為“仁人志士”者便是明證。

其次，“儒者”有廣泛的心靈共鳴。“五四”之後，我們與傳統開始割裂；“文革”之後，我們與傳統形成斷裂；20世紀80年代，西方思潮湧進，我們對傳統“欲理還亂”。但到上世紀末期，社會各階層對道德滑坡、道德失範現象的擔憂漸趨強烈，迴歸傳統、重拾傳統的呼聲日漸高漲。上至中央高層，下至草根民眾，開始反思傳統文化和道德的價值，反省我們的態度和做法。至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可謂時代之最強音，振聾而發聵。孔子學院設立於國內外，經典注讀重上書架案頭，學校備頌道德經典，社會熱議儒學復興等等，潛在於人們心中對傳統的懷念逐漸喚醒，共鳴正在形成並趨幾何級強化。

第三，“儒者”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儒者”大有可為。其一，有人説，共產黨是大同理想的領導者、小康實踐的執行者以及人民生活和民族命運的擔當者，幾代領導集體的執政思想與理念，“比任何狹隘的形式儒學都更符合儒學的精神實質。”此言當真，則儒者能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並可作出重大貢獻當非謬論。其二，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有具體的內容。“八榮八恥”、《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都有具體的規範、準則，其意義當然深遠。但仔細分析，兩者主要針對人際的關係和個人的外在表現，於個人的內在品格規定甚少。道德發於心而形於外，沒有內在的自律，他律的作用要打折扣。儒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途徑和自我要求，更注重自律的錘鍊，正可作一極為有益的補充，並且幾乎就是現成的。重樹“儒者”，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