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杜甫遠祖為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 ^[3]  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祖籍襄陽（今屬湖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於唐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於鞏縣。 ^{[1]  [66]}  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着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5]  ，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6]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薰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脱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範宅裏，遵化裏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裏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啓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 ^[7] 

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遊郇瑕（今山西臨猗） ^[8]  。二十歲時，杜甫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

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嶽》，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遊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

天寶四載（745年），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範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説：“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説：“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面。

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着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9]  。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衞率府兵曹參軍。（一説任右衞率府胄曹參軍，但杜甫在《官定後戲贈》題下原注曰：“時免河西尉，為右衞率府兵曹。”而唐代文學家元稹及《新唐書》卻提及杜甫為“胄曹參軍”，故其官職尚存爭議） ^[67]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陝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10]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為肅宗。

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説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他時刻注視着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11-12] 

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

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

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台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之戰爆發，唐軍大敗。

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脱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13]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14]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

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説：“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

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説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父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着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

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飢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樂山）、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

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僱了幾個僱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一些勞動。

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佔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成為千古絕唱。 ^{[13]  [15]} 

大曆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岳陽，泊舟岳陽樓下。

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洞庭湖，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於是寫下了《登岳陽樓》 ^[16]  。

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曆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

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 ^[13]  時年五十九歲。 ^[17]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 ^[18]  ，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

楊倫説：“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脱去前人窠臼” ^[19]  。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裏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

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

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20]  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説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

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敍，而又着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着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鬥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註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

後世註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註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註》、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後，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

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説》。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彙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

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敍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2]  [21]}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讚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法家了。

同時，他對於唐代隸書家的讚揚、對於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説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23-24]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 ^[25]  ，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26]  。

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27]  ，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27]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 ^[28]  ，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説：“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事物，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兩軍州，能説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29]  。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30] 

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 ^[31]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

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32]  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敍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

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33]  。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34]  。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35]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説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 ^[36]  。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説。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説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

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 ^[37]  ，故號詩史。此説可取。

另一説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38]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攽《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説，“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説，“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説，“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説，“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

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醖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着“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是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衞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峯。

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

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

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着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説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着“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説：“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玠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着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大曆五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 ^[40] 

（參考資料來源於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三節）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裏，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着崩潰的徵兆。終於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

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後，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於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後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於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52] 

高祖父杜魚石（隋獲嘉縣令）→曾祖父杜依藝（唐鞏縣令）→祖父杜審言（膳部員外郎）→父杜閒（唐奉天令） ^[68] 

杜甫的祖父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後轉洛陽丞。

武后聖歷元年（698年），坐事貶吉州司户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並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後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峯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閒，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後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

杜甫於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遊，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築就陸渾山莊，然後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年間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

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户對。妻子小他十多歲。遺憾的是杜甫並沒有為愛妻立傳，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多處提及她。

長子杜宗文（小名熊兒）、次子杜宗武（小名驥子） ^[53] 

另有一幼子，天寶十四年餓死。

至少有二個女兒 ^[69]  ，有一女鳳兒。 ^[54]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杜甫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脱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在世時關於他的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儘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衞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杜甫就像孔慶翔説的一樣是“中國唯一影響隨着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 ^[55]  。這一個時期，中國颳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啓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峯，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裏説：“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56]  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讚賞。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裏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對於杜甫的死因，文學、史學存在五種觀點：

關於杜甫的死，莫礪鋒、童強在《杜甫傳》一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57] 

此説最早出自於託名唐朝李觀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説法自提出後，後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説進行批駁，並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於寶應元年（762年）。

此説源於偽託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説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提出此説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説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於個人的文學創作。

杜甫的死和飢餓有着斬不斷的聯繫，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於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説是連續餓了5天）。

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17]  [24]  [58-59]} 

杜甫晚年窮困潦倒，代宗大曆三年（768年），全家經今湖北入湖南，溯湘江而上，經沅湘以登衡山。大曆五年去郴州探親，因耒水暴漲遇阻，寓居耒邑，耒陽聶令禮為上賓。是年，杜甫因貧病交加，死於耒陽至衡陽湘江舟中。聶令治葬築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欄，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年）環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樓房，土木結構。正中主殿設杜甫檀香木雕像，東、西廊房十數間，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書院。

杜甫遺願要歸葬首陽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窮困無力做到，只好暫時掩埋於耒陽。在詩人死後四十三年，方由其孫杜嗣業扶柩歸葬於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現在首陽山下也有杜甫墓。

杜甫遺蹟(10張)

堂凡有數處，自成都﹑耒陽、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劍門諸祠。今耒陽有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橋、杜陵書院等遺址，在杜甫遺址的基礎上闢有杜甫公園。今陝西省西安城南長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為明代創建，解放後全面修整，闢為“杜甫紀念館”。

位於河南鄭州鞏義市站街鎮南瑤灣村 ^[60]  。佔地34畝，座北向南，主體建築有大門樓、杜甫大型雕像、雙層亭、詩聖碑林、杜甫墓、吟詩亭、望鄉亭、草亭、獻殿等組成。整個景區種植花木3000餘株，奇花異草點綴、綠樹成蔭、松柏輝映，巍偉莊重，各種設施具有園林建築風格，已成為邙嶺上閃閃發光的一顆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紀念館，陳列歷代杜詩版本和研究杜詩的論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別”詩意畫等。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湘江中路二段，屬於園林仿古建築，為紀念唐朝詩人杜甫所建。與橘子洲、嶽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閣不足一千米。

江閣園林區佔地6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3800多平方米，主閣共分四層，高18米。2002年長沙市政府決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個建築全面建成並通過專家驗收，隨後向市民進行試開放。

成都杜甫草堂(12張)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為杜甫所建草堂，後經五代前蜀時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經宋、元、明、清多次修復而成，其中最大的兩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規模和佈局，演變成一處集紀念祠堂格局和詩人舊居風貌為一體的博物館。歷代僅杜甫墓、杜公祠題詠多達六十餘首。 ^[61]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列傳第一百四十》 ^[62-63]  、《新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64-65]  、《唐才子傳·杜甫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