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通志

陝西的史志事業源遠流長、久負盛名。周代即有“記言”、“記事”的左史、右史，以及“掌道方誌”的誦訓、“掌邦國之志”的小史、“掌四方之志”的外史等專職史官；漢代有《三秦記》、《三輔黃圖》等名著問世；唐代有朝廷主持編纂的全國性地理總志《括地誌》、《元和郡縣圖志》等；宋代有呂大防《長安圖記》、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元代有駱天驤《類編長安志》、李好文《長安志圖》等中國方誌史上有影響的著作播行於世；至明代成化年間，由時任陝西巡撫馬文升（字負圖）主修，提學副使伍福（字天錫）主持編纂的《陝西志》三十卷，於成化十一年（1475）刻成，這是陝西曆史上第一部通志性質的省級地方誌書。

明嘉靖十八年，趙廷瑞（字信臣）出任陝西巡撫，考索陝西舊志，發現成化《陝西志》“顧今閲七十年，板佚其半，即秦城巨家，亦罕有其書矣”。作為陝西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趙深感沒有一部系統、完整記述省情的地方誌書所帶來的種種不便，遂於嘉靖二十年早春“行縣”期間，前往三原，與著名學者馬理（字伯循，號溪田）談及纂修《陝西通志》事宜。馬理贊同並向其推薦好友、高陵籍著名學者呂柟（字仲木，號涇野）共襄此舉。趙即往高陵，“請於涇野，可之”。隨後，在趙廷瑞安排下，馬理、呂柟二人“卜竹林祠為館，各率從遊之士，載所藏羣書，肇纂述之事”。未幾，呂柟以母病辭歸，後又身染疾痾，“竟傷不起”，於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日病逝。“是志也，蓋多出溪田先生之手雲”。

《陝西通志》的編纂自嘉靖二十年三月六日諸位參與編纂人員“就館”着手開展工作，至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編纂完成並“散館”，歷時約一年九個月。志稿完成後，經反覆斟酌，乃“效之當路諸大君子，求斤正雲”，後經校正付梓。

此書一經面世，即受到當時及後世學者關注並給予了高度評價。趙廷瑞稱讚此書“考索之精，雖史傳宿訛，亦多是正。藝文無繁富之嫌，政教貽官師之則”。“足以完既廢之典，以詔方來。繼自今生於斯、宦於斯者，取而觀之，全秦之故，畢陳於目前。其於民俗政體之助，豈其微乎！”對其“資政”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參與該志纂修的周文翰亦稱：“茲志也，搜採人物，閲極經史及古今諸志、名世之集，雖斷碣殘碑，罔敢輕棄，其隱德幽貞，或遺於文人辭士之外者，又率得於先生（指馬理）之見聞，取善可謂廣矣；紀述事類，則凡舊志訛且漏者，皆考訂增入，綱舉目張，紀事可謂詳矣；簡帙則省舊志之半，而事則倍之，編敍可謂博且約矣”。邵國秀先生為《中國西北稀見方誌續集》（1997年5月）所寫的序言中，對明代陝西三部省級志書——成化《陝西志》、嘉靖《雍大記》和嘉靖《陝西通志》做了比較，認為“嘉靖《陝西通志》，無論體例之嚴謹，或記事之詳確，皆遠在前兩志之上。”“此書保存了陝、甘兩省大量明代及其以前的史料，實為陝西明代最有價值的一部省志”。 ^[1]